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复杂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生育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各部门也相应出台了取消社会抚养费、三孩生育保险、普惠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支持生育的配套措施，然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未得到明显扭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已经位于国际上通常认为的“低生育率风险”警戒线区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新生儿数量降至1000万以下，这一历史性转折点比预期提前了约10年到来。诸多研究表明，客观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因素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育率与生育行为的转变，并且这些客观因素都需要通过生育观念这一内在动力传导至生育决策和行动。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时期是组建家庭、生育子女最为重要的人生阶段。理清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新变化、新趋势，剖析其产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深刻理解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至关重要，对于人口发展政策的及时准确调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意义。
青年生育观念的新变化、新趋势
青年生育观念不仅包括青年生育子女的意愿，也包括他们对于婚姻、家庭、养育乃至亲子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出生于中国经济腾飞年代的青年群体，其生育观念整体上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而生育观念在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化特征则呈现出与当今社会结构分化相一致的趋势。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育观念多元化，情感价值取代工具价值。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而是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在内的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也在较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经历了深刻的现代化重构，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生育观念的现代化转向并非中国青年的独特现象，而是几乎所有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的共性。对于当今的中国青年来说，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生育也不再是家庭职责和刚性任务，而是个体选择。婚姻和生育动机上的个体主义增强、家庭主义减弱，家庭责任不再具有超越个人的优先级，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平衡被视为婚姻的重要前提。
在青年进行婚姻与生育决策时，伴侣与子女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取代“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工具价值，成为影响决策的核心要素。对于婚姻，青年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伴侣，并建立基于平等、尊重和共同价值观的婚姻关系。一项面向广州市“90后”青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遇到相悦的另一半”（72.43%）是青年在结婚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而对于生育，传统的对生育子女的数量追求和性别偏好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调查数据显示，对于生育孩子的意义，排序前三位的分别是“人生圆满，见证生命伟大”（67.13%）、“工作更加努力，人生有了目标”（47.55%）、“夫妻关系更加和谐”（44.76%）。研究也发现，在不愿再继续生育的城市青年中，有相当高比例是因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并非受到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而在子女性别期望方面，城市青年已经摒弃了传统的“男孩偏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想法深入人心，甚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女孩偏好”，想生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要男孩的意愿。
青年生育观念变化的原因分析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分别从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路径解释现代社会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强调生育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则将低生育率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经济现象，认为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迁是年轻世代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内在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两种理论解释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压力与高生育成本的长期存在会潜移默化改变青年生育意愿，逐渐内化为较为稳定的生育观念，进而形塑新的生育文化；而生育观念的转变又会使经济压力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放大，形成交互效应。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宏观历史效应。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成功控制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人口素质得到明显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更加深刻的影响在于从价值观念层面重塑了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已然形成一种内在的生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和亲子互动模式，家庭对子女（尤其是女孩）教育投入持续增加，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1年达到57.8%，为多元化人生价值和生育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对于生育观念的影响普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从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历史效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持续存在。
互联网时代伴随的信息杠杆效应。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大量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当代青年比前几代人都更早获知成为父母的“代价”，也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对育儿中性别分工的不均衡有了更明确的感知。“恐婚”“恐育”等婚姻观念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形成信息杠杆效应，对更多青年的生育观念造成负面影响。
构建生育友好社会文化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育政策适时调整，配套措施相继出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并将其上升至“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高度，为青年婚育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低生育率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附加政策变化而产生的长期结果，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想要改变低生育率现状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尊重现实，重视生育文化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构建积极生育文化，将家庭友好的生育观念融入整个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中，才能真正提高育龄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生育信心。倡导新型生育文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健康与卫生疾控文理交叉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23PDPC）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洪明、石佳欢、杨鑫：《从婚恋观到家庭观：提升生育意愿的视角转换》，《青年探索》，2023年第2期。
②李婕妤、王璋：《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南方人口》，2023年第3期。
③李永萍：《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
④刘金东、王佳慧、唐诗涵：《面包与孩子：青年失业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⑤石晶：《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国家治理》，2023年第9期。
⑥陶涛：《教育焦虑传导机制下的低生育意愿及应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⑦吴丹：《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生育意愿——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