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云南元素为主的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一经上映便享誉全国，还在国际上拿下大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多年过后，这些老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依旧被人津津乐道，电影插曲仍被人传唱。这是属于云南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今天，在揭秘电影《为国而歌》背后故事的同时，我们还将带您一起走进云南经典电影的台前幕后。
走近有温度的聂耳：《为国而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国歌旋律，在46秒雄浑的音符背后，是一个名叫聂耳的云南青年，他用一种特殊的力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硝烟散去的今天，由团中央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电影《为国而歌》于今年10月18日上映。这部“云南电影”，为国人讲述了这首歌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走近有温度的聂耳
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2号，后来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考入明月歌剧社、结识戏剧家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将生命定格在了23岁。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其《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等成为时代烙印之曲，《义勇军进行曲》更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战歌。
这样一位传奇音乐家的感情却是一个谜。在《为国而歌》中，导演通过梳理资料，首次把聂耳与他不为世人所知的意中人袁春晖之间的爱情呈现在大银幕上。
1928年，17岁的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小他一岁的袁春晖。因音乐相识的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聂耳伴奏，袁春晖唱歌跳舞。
袁春晖家有棵缅桂花树，她常摘下缅桂花用棉线串着挂在身上，聂耳每次和她见面，都会把花要去夹进书里，并一直把这些花带在身边。聂耳溺水身亡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还发现不少干枯的缅桂花瓣。
在聂耳的日记和信件中，也可以看到他与袁春晖的感情。在那个战乱年代，分隔两地的他们依旧通信20多次，可见情深意笃。
“侄外孙”3年打磨剧本
《为国而歌》创作团队从台前到幕后都堪称“全明星阵容”，总顾问是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女儿、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作曲家聂丽华女士，以及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而身兼编剧、导演双重身份的青山，正是聂耳的侄外孙。此外，担纲策划的是《战狼》系列电影总策划李洋。
《为国而歌》的视角是独特的。“影片中除了聂耳这样的精神引领者的故事主线外，我还安排了一条国歌践行者的故事线。”在青山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由这两类人建立起来的，两条线一文一武并行，既有前方战场战士们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又有后方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时代悲歌。无论是音乐家聂耳还是热血战士张润武，都是那个年代典型青年的缩影。
影片也并非聂耳的个人传记，而是围绕聂耳的亲情、爱情、师生情、友情等方面，刻画了袁春晖、夏衍、鲁迅、艾思奇、李国柱、吴澄、田汉等多个角色，展示了一幅有志热血的时代群像。“正因为有这群人，创作国歌才具备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导演青山表示。
热血音符绝世回响
个性化的传奇历史人物，实力与偶像兼具的演员阵容，加上电影中西山、滇池、聂耳墓、会泽院、讲武堂等昆明景观，让《为国而歌》拉近了与观众，特别是与云南人的距离。
对于该影片，导演青山最初的期望就是让青年一代不要对历史名人题材“敬而远之”。“正如那个时代的聂耳一样，我希望在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的当下，年轻人能有更多反思精神，具备更多民族自信。《为国而歌》的主创团队肩负起这份社会责任，传递出属于献礼片应有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青山说。
除了正在上映的《为国而歌》
提起云南电影
许多人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唱着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
的《五朵金花》
今天
我们为你揭秘这部经典影片
幕后的故事
纸蝴蝶翩翩起舞：《五朵金花》
剧本：“五朵金花”的由来
1959年，全国上下掀起了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热潮，文艺界也拍摄了不少优秀献礼片。但周恩来总理看过一些样片后，指出这些电影政治口号太多，气氛过于沉重，缺乏电影的美感和艺术魅力。周总理询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你之前去过大理，能否写一部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片？”夏衍马上推荐了正在勐海县工作的军旅编剧赵季康。赵季康恰好赶过大理“三月街”，对“三月街”的赛马等风俗比较熟悉，便决定以赛马作为电影的开场戏，并以此为基础，写成电影剧本初稿《十二朵金花》。
夏衍看过剧本后，认为人物过多、故事太长，难以对每个人物进行准确塑造，要求赵季康对剧本进行大幅删改，从“十二朵金花”删成“七朵金花”，最后又改成“五朵金花”，保留了“副社长金花”“炼钢厂金花”“拖拉机手金花”“畜牧场金花”和“积肥模范金花”。夏衍对最终的剧本极为赞赏，决定调用刚从法国回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担当重任，并再三叮嘱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接到剧本后，王家乙又和赵季康等人反复研究讨论，最终确定以爱情作为贯穿全片的主线，通过白族青年阿鹏找寻恋人金花过程中的一系列误会，引出“五朵金花”陆续登场。巧妙的情节铺排，不仅展现了大理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并且如实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场景。在当时，像《五朵金花》这样没有说教、不喊口号的电影十分少见，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选角：一眼相中杨丽坤
找到五名既美丽聪慧又能歌善舞的“金花”，是电影《五朵金花》获得成功的关键。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选拔，“四朵金花”都名花有主，唯独女一号“副社长金花”的人选一直悬而未决。
电影开拍在即，王家乙专程来到云南省歌舞团（今云南省歌舞剧院）寻找女主角。看完在场的所有姑娘，王家乙觉得她们都与“副社长金花”的形象定位不符，正当他往外走时，一个站在排练厅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人和姑娘打了个招呼：“杨丽坤。”“哎。”姑娘应声抬头，晶莹的汗珠挂在清纯质朴的脸庞上。“就是她！就是她！”王家乙惊喜地叫了起来。正是这偶然的一回头，改写了杨丽坤的一生，那年她16岁。
与寻找女主角时的“踏破铁鞋无觅处”相比，敲定男主角颇为顺利。当年王家乙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选角时，外形俊朗、气质干净的莫梓江由他的老师推荐到《五朵金花》剧组。虽然当时莫梓江只是一名大二学生，但因其从小在海边长大，水性极佳，正好符合剧本对阿鹏的角色定位。经过王家乙的一番考察，莫梓江最终成为阿鹏的扮演者。
在影片中，王家乙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两位“长春电影制片厂来的客人”：深入边疆采风的音乐家“胖子”和画家“瘦子”。他们作为贯穿全片的引线，将零散的情节勾连起来，亦是剧中笑料不断的角色，这份源自法式电影的幽默也让影评人和观众津津乐道。
幕后：纸蝴蝶翩翩起舞
随着电影《五朵金花》的热映，大理蝴蝶泉受到游客追捧，驰名中外，并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但鲜为人知的是，60年前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蝴蝶泉”，其实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
《五朵金花》拍摄时，全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当王家乙前往大理蝴蝶泉取景时，发现现场只有一个小水洼，根本不见蝴蝶踪影。情急之下，王家乙只好带领剧组工作人员在摄影棚里搭出了一个“蝴蝶泉”。“蝴蝶泉”有了，蝴蝶上哪里找？在那个没有电脑动画技术的年代，要让人工制作的蝴蝶“飞”起来并非易事。王家乙先请美工师用彩纸剪出精美的蝴蝶，然后串上细细的铁丝，轻轻拉动，利用纸蝴蝶营造出翩翩起舞的效果。
电影《五朵金花》上映后，获得空前成功，也对一代代中国电影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一级编剧甘昭沛就是其中之一。受《五朵金花》的影响，甘昭沛首个被搬上大银幕的剧本《相约在凤尾竹下》便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该电影也是王家乙导演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1989年，在电影《五朵金花》上映30周年之际，由甘昭沛担任编剧的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们》开始拍摄，莫梓江、王苏娅、谭尧中等《五朵金花》的演员均在剧中出演角色原型，再续“金花”缘。
如果说《五朵金花》
让人们认识了大理
那么《阿诗玛》
则让世界看到了石林
在许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阿诗玛》和《五朵金花》一样
是关于云南电影的记忆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
由云南民间传说改编电影的台前幕后
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阿诗玛》
从民间传说到经典电影
在石林彝族撒尼人中，有着诸多关于“阿诗玛”的民间传说，它用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撒尼姑娘阿诗玛和阿黑哥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该故事深入人心，在云南广为传颂。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法国传教士记录阿诗玛的故事并传播至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得以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之后，这首叙事长诗被改编为电影，并在1964年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声电影。遗憾的是，直到1979年这部尘封了15年的电影才得以在全国公开放映。
电影《阿诗玛》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彝族撒尼姑娘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与勇敢智慧的撒尼小伙阿黑倾心相爱，头人之子阿支看上了阿诗玛，前去逼婚时被阿诗玛拒绝，于是阿支趁阿黑去远方牧羊之机，派人将阿诗玛劫走。阿黑闻讯赶来救援，阿支被阿黑和其神箭慑服，只得将阿诗玛释放。在两人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阿支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箭，并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此后，阿诗玛化身成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长留人间。
“长诗《阿诗玛》本来有多个版本，后来编导请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原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为文学顾问，成功改编了这一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民族艺术研究》杂志副主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史”课题主持人彭慧媛说，阿诗玛由此成为人们心目中对爱情坚贞和英勇反抗强权的永恒女神形象。
1982年，电影《阿诗玛》获西班牙桑坦德第一届国际音乐最佳舞蹈片奖，享誉海内外。
艰苦环境下完成配唱录制
“这部片子虽然是1963年拍摄的，但思想超前。导演刘琼和作曲家罗宗贤想打破说一句唱一句的形式，从头到尾用音乐来表现，于是开始寻找为阿诗玛配唱的人。”回想当年选角的事儿，今年86岁的杜丽华至今难以置信自己会被选中。“这是一种巧合，当时他们来到昆明，偶然听了我演唱的歌剧《草原之歌》，就决定更换之前定好的配唱人选。”
但杜丽华采取的是西方唱法民族化的方式，为电影女主角配唱对她来说是一种挑战。“之前我从没试过电影配乐，也没有经验可借鉴，更要命的是，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是在山西长大的。于是我去石林体验生活了一星期，跟着当地两个姑娘学唱撒尼人的哭调等。”杜丽华说。
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杜丽华听闻这部片子要走向国际市场，为国家创收时，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来了。“我记得当时作曲家罗宗贤老师给我提的要求：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坐公交车，8点准时到他那儿排练。一天排练十来个小时，肚子也吃不饱，回家时已是筋疲力尽。”杜丽华说。
“但这还不算难，最难的是录音。”杜丽华说，当时是同期录音，且录音棚很简陋，隔音效果也差，不像现在这么先进，错半个字都能补上。为了录立体声效果，录音师做了若干试验，如在棚内到处悬挂木头板子、麻包片、铁板等，麦克风也是高高低低摆放着。
△与电影《阿诗玛》词曲作者留影（右起：葛炎、杜丽华、罗宗贤、黄琼英·1963年·上海）
《阿诗玛》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杜丽华在忙配音时，主角杨丽坤等也没有闲着，跟在现场一起学习。“当时我跟杨丽坤住一个宿舍，经常沟通配音问题。比如这一段要如何唱更合适，又如何换气等。杨丽坤很用功，每天都会唱给我听，常常问我她的唱法合不合我的想法，并要我对她严格要求。”杜丽华说，用民族音乐来表现内容很不容易，但用西方技巧又没有办法表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以只有不断揣摩、磨合。
电影拍完了，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映。直到多年后，在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放映厅里，杜丽华才第一次看到影片《阿诗玛》，也是她第一次完整地听到自己的配音，而这已是15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