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将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叔本华的意见也算在内，就会发现，在19世纪头几十年中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它不再把爱情语义学当作是给定的或当作是某种认识来接受，而是试图将其当作一种三阶段的调控关联(Steuerungszusammenhang)来把握。在文学、小说、idéologie[意识形态](在此我们称之为语义学)的层面上，影响个体性情感塑造的引导性表象被固定下来。这些表象重又在某种“对于类的天赋的沉思”(MeditationdesGeniusderGattung)中，调控着人们的生殖行为。关于再生产，也就是关于“下一代的组成”的决定，就在一种完全个体化的、获准自由然而又被暗中调控的选择程序中作出。自由和制度合而为一。恋爱者根据小说塑造了种种表象，然而表象的目的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此功能。不管它们以多么悖论、不受控制、难以捉摸的方式产生：它们将配偶选择个体化，乃是为了在组合中培育人类种族，唯有透过此一功能，才能认识到所有甜蜜与伤痛，所有焦虑和困窘，所有狂热不羁的深层意义。
在此“意识形态”的语境中，18世纪的自然概念解体了。科学上可供研究的、在文明中被编码的质料(Materie)，取代了由自身规律而贯彻自身的力(Kraft)。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在数十年后出现的生物学感伤主义，蒲鲁东赋予了它不太清晰然而简明扼要的表述。爱情和婚姻的统一被预设为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人的再生产是这一安排的功能性目的，诸多理想参与到其实现过程中：“l’influencedel’idéalétaitnécessaireauxgénérationsdel’humanité[理想的影响对于人的生殖是必需的]”，另：“l’amourestdonc...lamatièredumariage[爱情因而是……婚姻的质料]。”引导性差异因而就是：形式和质料以及理想和实在。因为在这个差异中人们无法决定赞成某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它就表述了基于性的爱情和婚姻的统一，而扬弃了所有早先的形式区分。浪漫主义历经了19世纪后半叶的自然主义和进化论潮流而存活下来——然而丧失了所有的深层张力，且形式上采取一种貌似严肃的幻觉主义(Illusionismus)，它总是旋即就会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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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简为少数几个标志的浪漫派复合体分化而出的趋势，仍然为该世纪上半叶的消遣文学所重构、过度提升和陈套化，与此同时，对符码的反身性更强的加工似乎已经引发了变革。另有经验性数据表明，不同于消遣文学以及对消遣文学的兴趣所传达的形象，浪漫主义热忱在爱情表象中蔓延并不太广；而这些事实自然会反过来对语义学起到降温作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一种偶然给出的解释是，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更大容忍度，以及两性角色差异的日益消失，无法和浪漫主义爱情的表象相结合；浪漫派以苦修禁欲，以满足的延后为前提。可就算情形如此，最多说明了浪漫主义爱情表象的可信度在陷落，却并未道出，它们作为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是朝着哪个方向被转化的。
19世纪的人们鉴于工业革命给市民阶层制造的诸种情形，会假设问题仅仅涉及男性。只有男人在家庭之外工作。只有他需要去应付世界的种种不如意。只有他会直接面对周围人的冷漠、无情和恶意，而女人用爱情来修复他的创伤。
Lesoir,ilarrivebrisé.Letravail,l’ennuideschosesetlaméchancetédeshommesontfrappésurlui.Ilasouffert,ilabaissé,ilrevientmoinshome.Maisiltrouveensamaisonuninfinidebonté,unesérénitésigrande,qu’ildoutepresquedescruellesréalitésqu’ilasubiestoutlejour…Voilàlamissiondelafemme(plusquelagénérationmême),c’estderefairelecurdel’homme[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工作负担、事情的无聊及周围人的恶意重重地击打他。他在受难，他在衰退，他回来时已经不像人样了。但在他的家里，他能找到无限的善良，如此之宁静，简直要怀疑整个白天经历的残酷现实是否真实……这就是女性的使命(超过了生育本身)，即修复男人的心灵]。
在这个社会理论前提之下，男女的人类学差异首先必须加以保持，甚至推至极端——在它被完全放弃之前。
如果非人格性和人格性关系之差异的这一基本经验成为共有知识财富，如果它独立于阶层划分、独立于性别而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必然会将对于人格性关系、对于充分的人际间互渗入的愿望安置于更深层面，同时又增强到不可实现的地步。其间，和一种物资短缺经济(相互帮助)以及一种勤勉为生道德的关联尚未完全消失。这些承载了传统友谊伦理的要素始终很重要，但它们被降格为最低限度条件：它们不可或缺。恰恰因为这些要求寓于非人格性关系领域，在那里能得到实现，故而对于人们在亲密性关系中指望从对方获得的东西来说，它们才不能构成出发点。爱情和友谊的理想无法顺着它们攀援而上，这类理想并不在于和短缺资源打交道、勤勉为生、不吝付出、乐意投入一类抬得过高的要求，然而又在于什么呢？
人们会猜测，在一个给每人都提供了高度复杂环境(有着随时转换的关系)的社会，婚姻或者类似婚姻的关系反而会被进一步强化，因为它们至少能够以一种持久关系的形式为整个人格提供支撑。经验性研究也表明，比之于各自角色被同时固定于环境中的家庭，在一个高度复杂、变化不定环境中的家庭会更趋向于弥散而亲密(diffus-intim)的内部联系。然而，由这种对于亲密关系强烈的、可以说代偿性的兴趣，却很难推断出相应系统的稳定性。恰恰是那些想找到某种失落之物，实现某种未实现之物的希望和预期，也可能树立起根本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的标准。尤其是当缺少了社会层面上被标准化的语义学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人们评估前景和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皆依赖于这样的语义学。
本文节选自《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德]尼克拉斯·卢曼著，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