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同时，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这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
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更长的生命周期中保持单身的生活状况，且这一进程在西方国家发展得更早。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与北欧就开始出现单身比例上升或未婚同居现象增多的情况，并逐渐扩展到西欧、南欧以及亚洲[1]。以瑞典为例，2020年男女两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提升至37.5岁和34.8岁，20~49岁的一人户占比为50.15%，而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达到28.78%[2]。
相较而言，与我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虽然进程稍晚，但发展速度更快。日本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4岁，45~49岁未婚率为17.0%，在20年间分别增长了2.4岁和10.73%[3]。韩国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0.8岁，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则从2000年的1.74%上升到2020年的9.8%[4]。
“单身社会”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现象[5]，其崛起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青年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去标准化。大量研究从婚姻观念变迁、经济动荡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多个路径对此提供了解释[6]。第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以及都市生活支持体系的形成，使得单身生活更为人所接受且更具吸引力[7]。
二、单身青年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单身常常被污名化，并与孤独空虚、偏离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文化下沉重的家族期许和婚姻规范与青年的社会经济现实产生了张力，单身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平衡自我需求的选择，其性质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8]。经由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梳理，总体而言，我国单身青年呈现出如下4方面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1．单身青年总体规模逆势增长，女性35~49岁组增幅最大
根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估算，2020年20~49岁单身青年规模持续扩张，在同年龄组青年总体规模下降6.31%的情况下逆趋势上涨，达到1.34亿人。如果说青年总体规模的下降是出生率降低所导致的，那么单身青年总体在规模和趋势上的增长则是初婚推迟以及结婚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如表1所示，35~49岁组单身青年规模增长明显，男性相较2010年上涨30.80%，女性上涨122.42%，总规模达到1370.47万人。然而，尽管35~49岁组女性涨幅最大，但人口比重依然较低，仅为同龄男性的35.98%。
使用生命表技术计算20岁青年在20~49岁区间的单身预期寿命（青年在该年龄区间处于单身状态的平均年数），并比较1990—2020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可以定量地刻画出青年单身时长随时期增长的路径。结果发现，男女两性的单身预期寿命在2020年分别达到了9.18岁和6.55岁，较30年前提高了4.25岁和4.27岁，且近10年增加的幅度更大，总体增幅达到31.97%。不同时期各年龄段的单身比例中，在20~30岁这一传统的高峰结婚年龄段，单身青年的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则进一步提高，20~30岁年龄段的单身人口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5.67%，同时保持20~49岁各单岁组不同幅度的增长。这表明，随着我国初婚进程的不断推迟，单身现象在青年的各年龄段中逐渐普遍。上述现象的背后是青年向成年期过渡模式的变迁。
2．单身青年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极化程度加深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迈入大众化时代，青年总体的教育水平快速提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第三次人口普查起，单身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依然长期优于青年总体，且教育结构升级幅度也领先于青年总体。
截至2020年，单身群体中超半数者（51.96%）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30.56%。就最高学历而言，单身青年内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者的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1.98%，同样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增量（1.15%）。既有文献指出了单身青年内部较强的异质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教育分布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晚婚乃至不婚，与其更少被父系社会家庭主义文化的约束有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更可能面对结构性的困境，如不稳定就业、贫困等，从而处于婚姻市场的劣势地位无法进入婚姻[9]。
七普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情境的存在。以35~49岁有晚婚与不婚倾向的单身青年为例，可以发现他们占同龄青年人口的比重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群体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群体中达到峰值，并且较10年前均有所增长。这表明，推动我国单身青年占比增长的动因不完全是西方文献所指出的个体化进程，在相对保守的文化转型之下，婚姻市场中的弱者同样面临被挤出的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城镇化率保持着高速增长。青年人口相较于全年龄段人口的城镇化率更高，彰显出青年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紧密性[10]。在20~49岁青年群体内部，单身青年的城镇化率则更高，但是在35~49岁年龄段中出现了性别模式的分野。就女性而言，无论是在20~49岁年龄组，还是在35~49岁年龄组，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同龄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更是高达83.17%，远高于同龄青年女性总体的67.98%。但35~49岁同年龄段的单身青年男性仅58.49%居住在城镇，低于青年男性总体的67.12%。上述结果反映了影响婚姻进度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性别差异，这一差异在35~49岁组体现得更为明显。
3．单身青年内部存在“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双重情境
为进一步观察与确认单身青年内部的分化情况，本文计算了单身青年分年龄、城乡及教育结构的性别比，以体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单身青年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强度差异（如表2所示）。
可以发现，“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两大情境确实存在于当前的婚姻领域。首先，就“被动单身”而言，婚姻挤压的严重性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比。最严重的婚姻挤压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单身群体中，且相较2010年整体有所恶化。就20~49岁的单身青年而言，城乡性别比分别从2010年的242.8与288.3上升到了2020年的297.0与474.5，性别失衡情况加剧。与此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婚配竞争提前，20~34岁的性别比较10年前进一步提升。相较于城镇青年，婚姻挤压在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
与之相对，20~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性别比则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情况。为了排除近年来女性受高等教育规模超过男性的因素干扰，本文使用七普数据，进一步比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性别比上的差异。
可以发现，在城镇35~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农村20~34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中，均出现了单身青年性别比低于青年总体性别比的情况，表明排除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后，单身青年女性的比重依然高于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城镇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最低（81.7）。“女多男少”的性别比体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婚姻市场失衡。不可否认的是，从梯度婚姻的视角上高教育女性似乎受到更强的婚姻挤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全然是被动接受单身。
婚姻匹配中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被用以解释两性在单身状态上的差异。一方面，传统的婚配模式，即“男高女低”的向上婚，使得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完婚的他们被视为“经济失败”，其家庭也会承担连带的社会压力[11]。而在这一传统婚配模式下，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也会面临择偶圈层受限的困境。
4．单身青年地区分布的两极分化
我国单身青年的空间分布同样契合当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人口转变特征，呈现出在西部地区与“北上广”大都市地区的两极分布，背后的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口性别比失衡、“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和女性婚姻梯度迁移的共同作用，女性流入经济发达地区以弥补婚姻市场失衡，留下偏远、经济条件贫困的男性陷入更严重的婚姻挤压[16]。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激烈的工作竞争与高企的生活成本，生活的便捷与社会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包容相辅相成，这些因素从不同维度共同推迟了青年人生命历程的转变。
三、单身青年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变化趋势
1．经济状况对于婚姻的筛选作用有所弱化
（1）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就业情况上的差异
就业不仅能带来即时性的经济保障，还预示着长期的经济前景，为婚姻所看重。由于婚姻被视为一项资源密集型的长期承诺，失业及其暗含的经济不安全感会降低青年人对自身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期望，从而影响青年生命历程的转变[18]。但随着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青年人面对有所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与缺乏福利保障的家庭政策，出现了风险规避的转向，即优先投资看得见回报与受益的职场，而非家庭[19]。随着婚姻观念的变迁，个体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有所上升，一旦无法满足情感与物质的双重条件时，青年人可能不会草率地进入婚姻，而是选择继续等待。
表3展现了自2011年以来，不同年龄段青年总体与单身青年的就业情况对比。可以发现，受就业形势与择业观念的影响，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十年间都经历了就业率的整体下降。
但相较而言，单身青年的就业情况存在两方面的特点：首先，青年总体的就业率持续高于单身青年。这体现出就业和经济因素对青年进入婚姻的筛选作用，即工作更稳定的青年更有可能进入婚姻。其次，重点观察35~49岁区间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就业情况差异，以排除高等教育普及下婚姻的推迟效应。可以发现，尽管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就业状况仍然存在差异，但差异随年份发展不断缩小。这说明，工作状况对单身青年婚姻的筛选作用不断弱化，单身已经成为部分青年的自主选择，而非全然地被动接受。
（2）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工作质量上的差异
工作质量承载了一个社会对于“好工作”的想象，从另一维度展示了单身青年的就业特征。本文选取文献中常用于衡量工作质量的指标，如工作收入、劳动合同签署状态与养老、医疗等工作保障内容，考虑到我国经济转型下青年就业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重构下对人力资本要求的提升，也控制了年龄（出生世代）与教育程度，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工作质量的对比如表4所示。
CSS2021年的数据表明，不同年龄段单身青年在各工作质量维度的表现总体低于青年总体，但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同样存在。可以发现，在20~34岁年龄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单身青年，在工作质量各维度均不及青年总体的平均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表现则与青年总体较为相似。
这一情况在35~49岁年龄组出现了逆转。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工作质量各维度的差异快速缩小，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工作质量水平则差距扩大。以劳动合同为例，35~49岁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35.06%，远低于相同情况下青年总体的50.57%。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分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工作质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好工作”对及早进入婚姻的保障与促进作用，但也说明了单身青年内部，尤其是35~49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主动单身”现象的存在。
2．单身青年在财富与经济保障上的相对弱势
当前，以住房、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日益成为衡量个体经济情况的重要指标。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家庭财富对青年人婚姻行为的影响，并强调了财富区别于工作，在建立个体身份认知、缓冲人生负面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各场域内最为根本的生存资本所具有的交换价值[20]。从家庭财富入手，能够更好地认识单身青年的经济状况，厘清单身状况的本质。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财富状况进行了比较。该数据以经济依存关系为核心判定家庭成员，避免了因工作等离家事宜造成的家庭财产计算偏差，结果如表5所示。
可以发现：第一，在以经济依赖为纽带的家庭中，青年总体的财富情况整体优于单身青年，婚姻与财富的关联得到进一步肯定。第二，在不同财富类型的内部，房屋、存款与耐用消费品等稳定性较高的财富在单身青年中的劣势更大。既有文献指出，婚姻中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双方的生活成本，同时在情感和制度上促使个体进行共同投资与长期的经济规划，更可能保障双方大额的投资，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收益
。
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家庭更偏好无风险性资产，房产更是占决定性主导。第三，单身青年内部的财富由高到低排序情况依次为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与农村男性。相较而言，单身农村男性的财富状况同比最低，凸显了其相对劣势的经济境况。
3．单身青年主观感知相对脆弱
首先，就历时维度而言，青年总体的主观感知均有一定下滑，且单身青年对未来预期的下降更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城市单身青年的身上。其次，就截面维度而言，单身青年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青年总体，体现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自我感知。在单身青年内部，女性相较于男性、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均呈现了更低的未来信心与主观感知。
四、单身青年的家庭与私人生活
1．青年单人立户水平显著上升
如果将单人户比重的上升视为社会趋于个体化的表征，那么在最近20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明显加强，尤其表现为青年群体的个体化。从六普到七普，全国一人户在各家户规模中的占比从14.56%上涨到26.80%。其中，20~34岁组的涨幅高于平均，达到3187.77万户。一些有关家庭结构变化的讨论曾指出，单人户家庭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标准核心家庭的解体导致的[24]，而这一解体中最主要的代表之一，无疑就是青年子女因就业等原因离开父母，以独居形式探索成人初显期的生活。
进一步观察一人户内部在性别与城乡上的分布，可以发现：在20~34岁组中，城乡女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小幅上升，分别达到32.48%与7.25%，展现了女性独居实践的兴起；在35~49岁组中，城镇青年的单人立户水平进一步提升，男女两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在10年内分别提升了2.13%与6.83%。总城镇化率达到73.88%，表明城镇单身青年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与之相对，35~49岁农村青年一人户的占比却有所下降，体现出对原生家庭的依赖增加。
2．单身青年“弱家庭、强自我”的生活观念与婚恋行为的延迟
（1）单身青年在生活观念上的特征
考虑到态度与主观规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数据，从婚姻家庭观念与婚恋行为两方面进一步探索单身青年的特征。
在观念部分，作为对比，本文选取了包括婚姻、家庭观念在内的不同维度，具体而言可分为如下五组：（1）“与配偶关系亲密”“家庭美满和睦”合并为夫妻取向；（2）“死后有人念想”“传宗接代”“子女有出息”合并为亲子取向；（3）“有钱”“有成就感”合并为事业取向；（4）“不孤单”“不被人讨厌”合并为人际取向；（5）“生活有乐趣”为生活取向。单身青年在不同维度上的偏好，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活观念。按单身与青年总体分组，对上述各维度取均值并加权后，得到表7。
正如既有研究所发现的，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男性延续了对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视，而作为婚育主体的女性，则更担忧自我发展与家庭事务的平衡[25]。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两性观念的转变并不同步。单身人群内的两性差异，实则是被放大了的青年总体的状况。
（2）单身青年向成人过渡进程的延迟
单身青年的婚恋行为受其观念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婚姻变革，初婚年龄推迟且不婚风险增加[26]。为进一步了解当前不断扩增的单身青年的情感进程，本文使用2018年CFPS数据，选取恋爱、同居与理想初婚年龄为测量指标。由于CFPS仅在“同居”一项中询问了青年总体的情况，在“恋爱”与“理想婚龄”上则单独询问了单身青年内部的情况，本文将首先以同居为例，探讨单身青年相较于青年总体在生命历程上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
如果将同居视为婚姻的前奏，相较于青年总体中21.97%的同居率，单身青年的婚恋进程则相对滞后（10.15%）。在以城乡、性别划分的组别中，与青年总体差异最大的是城镇女性。相较于城镇女性总体21.82%的同居率，单身城镇女性的同居率仅为3.49%，或体现了婚恋观变化下其进入同居关系的艰难与审慎。就单身青年内部而言，同居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非线性，符合既有文献所指出的，同居正在向“劣势模式”所转变，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无法进入婚姻时的权宜安排[27]。农村、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有着较高比例的同居经历。
3．单身青年在闲暇生活的自我平衡
闲暇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深刻的个人发展意义。有研究指出，单身青年能够依靠充实的日常生活安排和丰富的情感支持体系来实现自我平衡，以达成舒适的个体生活状态[28]。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网络模块，从单身青年的闲暇活动与社会交往两大方面探索单身青年闲暇生活的主要特征。
就整体而言，单身青年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繁程度要高于青年总体，但都钟爱上网。相较而言，单身青年在偏家庭性活动的项目上（如看电视/碟片、做手工等）投入程度低于青年总体，更偏好自我提升与放松的项目（如参与体育锻炼），以及常见被用以界定个体文化资本的活动（如参与音乐会、展览、读书等）。丰富多元的闲暇活动是单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对隐私和独立的单身生活也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
对单身青年而言，承担独身生活的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生活和社交上的挑战。本文聚焦于单身青年所能获得的情感支持，以个体在有需要时能够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为操作，探索其社会交往情况，结果如表8所示：一方面，相较于青年总体，在参与社交活动、心情低落需要陪伴等情况下，密友对单身青年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与西方的单身或独居现象相似，背后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29]。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的单身状况与社会交往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很难辨识青年是因为处于单身状况所以与朋友交往更加紧密，还是因为单身青年的朋辈支持网络更加强大从而降低了其进入婚姻的意愿，抑或是二者都有。然而，考虑到家庭作为一种强社会关系支持对于单身青年的重要意义，上述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单身青年在未来随着父母年纪渐长，家庭支持功能有所弱化时，个体生活的潜在脆弱性。
五、结论与讨论
1．结论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型调查数据，本文从人口、社会经济与家庭生活三大领域入手，描绘了我国20~49岁单身未婚青年的特征及演进态势。基于社会与人口模式的探讨以及趋势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历程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晚婚、不婚以及独立居住，使其处于单身的时长在生命周期中不断拉长，但影响个体化进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强度不同，差异性与共性并存。
具体而言呈现出如下七大特征：一是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其中35~49岁年龄段增长幅度最大。这是婚姻不断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结果。
二是单身青年总体的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下逐渐分化，呈现出“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并存的情境，且极化加剧。
三是单身青年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体现了就业对婚姻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中。35岁以上单身青年就业质量存在两极分化，但整体水平逐渐接近于青年总体，表明“主动选择”型单身青年比重的增加。
四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处于单身状态，单身青年的财富状况整体较青年总体差，对应着其较低的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彰显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社会心态。
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单人立户水平上升，但存在城乡分化。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
七是单身青年社交网络与朋友绑定更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为代表的强社会关系支持的潜在脆弱性。
2．讨论
基于对上述特征的归纳，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中国单身社会的演化进程及其背后的演化机制。
（1）中国是否已经滑入“单身社会”？
如果纵向对比，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性的证据，例如，我国单身青年的规模逆势增长，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单身青年比例都在上升，青年处于单身的时长翻倍，且单人立户水平也在提高。但如果横向对比，2020年我国45~49岁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占比仍然很低（仅为2.98%），即便扩充到35~49岁占比也仅有4.5%，远低于同期的欧美以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
不可否认，婚姻观念在青年群体中正在发生渐进式变化，青年开始更多审视婚姻对个体的意义，强调对婚姻精神价值的追求，但婚姻在中国仍然没有从整体上去制度化，即结婚还是绝大多数青年重要的人生选择[30]。因此，即便单身青年的规模持续上升，中国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的距离。
（2）“单身”一词下的人群异质性
中国单身群体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揭示出单身青年规模扩大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进程。无论是由于性别比失衡以及梯度婚姻造成的婚姻挤压，还是类似发达国家的“劣势模式”现象，都指向了“被动单身”情境下的单身青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天然劣势，这个群体很难达成婚配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但随着婚姻的物质门槛被不断推高，婚姻挤压还有加剧的趋势。从数据中可以看到，35~49岁的未婚男性构成了该年龄段单身青年的主体（73.54%），在2020年其人口规模超过了1000万，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30%。在这一年龄组中，又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单身男性为代表。该群体占比最高且持续增长，体现出婚姻挤压强度的持续增加。然而这些青年往往更缺乏被社会感知的渠道，规模庞大却又常常被忽视，构成了社会演进中隐蔽的挑战。
那些“主动选择”情境下的单身青年，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这也催生了他们价值观的个体化转型。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他们更加积极地建构个体的价值体系及其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或者主动推迟婚姻，或者不婚，形成多元的亲密关系和婚姻模式的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当前单身青年中的较少数。
（3）单身青年规模的不断增长会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为潜在的变革做好准备，可能是当前更务实也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单身社会”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有意愿进入婚姻却不能的单身青年。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受到婚姻挤压，面临着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负担的弱势群体，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如何解决既有的性别、年龄与单身歧视，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是面对初婚推迟、人口形势变化需要直面的问题。
二是正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人。如何避免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相互孤立，这不仅需要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还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单身青年可以依赖各类场所与多元服务展开社交，从而满足其内在的联结需求。
三是单身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既有文献指出，我国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强化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并持续抬高婚姻的准入门槛[33]。弱势群体或将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并加剧社会不公平与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
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单身青年及其在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维度的特征，仅为状态而非因果性质的描述，同时未包含离异、丧偶的单身青年，因此只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的一角。更多讨论有赖于对当前青年群体的长期观察以及面向更广泛人群的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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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博士）、郑叶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