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丨东楼书院诗经讲师团赴福建屏南开展研学考察和公益文化交流活动

2023年9月1日,东楼书院和东楼剧社在沧州市荀慧生大剧院揭牌,为东楼书院讲师团研学考察活动拉开了序幕。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淳化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沧州国学院东楼乡贤书院杨宝霞、魏新河、杨传宇、董杰、贾学礼、王亚中、刘丽颖等一行赴福建屏南开展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公益文化诗经研学活动,福建丰景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给予全程支持。

走进屏南双溪古镇

屏南龙潭村是宁德市政协委员联系点

——《诗经·大雅·板》

屏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

在屏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

陆氏宗祠大堂对联

周宅——天锡纯嘏

周宅——聿求多福

张宅——学术交流座谈会

【小贴士】

【背景资料】朱熹与《诗集传》

南宋朱熹撰《诗集传》是为《诗经》作训诂兼剖析义理的著作,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年),凡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此书杂采《毛传》《郑笺》,间取齐、鲁、韩三家《诗》说,而以己意为取舍,旨在探求《诗经》本义。它全面批判了《毛诗序》,冲出了两汉以来以“美”“刺”论《诗》的窠臼,指出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对许多诗篇做出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解释。此书是宋儒研究《诗经》的一大成果,自宋以后流行甚广,影响甚大。《四库全书》《五经四子书》《十三经读本》《四部丛刊》(三编)、《四书五经》等丛书皆收入。

朱熹画像

9月5日,东楼书院诗经讲师团董杰、刘丽颖、王亚中冒雨走进福建省宁德市屏南二中,董杰老师为高一新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诗经课,“泮水皆诗意,芹香有礼容”。

先讲了诗经与河间的渊源,为什么诗经在河间?为什么毛诗独存?

也说惟毛诗独存

与此同时,“四家诗”中的《毛诗》,在河间国王刘德的热心呵护下,方得以激流涌动,传《诗》热情高涨,有赖于“小毛公”。毛亨(大毛公)作《毛诗故训传》,与诗一并授给其侄毛苌(小毛公)。虽然历经“秦焚”,但《诗三百》已全部装在毛亨的脑子里(和济南伏生与《尚书》一样)。可以这样说,《诗经》得以流传,“大毛公”功不可没,《毛诗》是刻在大毛公脑子里不朽的《诗》,他又在河间作大序和故训传。其侄毛苌的主要任务是“诂诗”和“传诗”。

在河间诗经村一带至今流传着这样的几个小故事:“大毛公”携其侄来到河间尊福乡崇德里,恐将《诗》遗忘,便挖了一个地窖,在窖的四壁将一部分诗刻其上。边刻边教给其侄毛苌。而且“大毛公”将《毛诗》分三部分进行传授,即《毛诗故训传》、《毛诗序》和《毛诗》文本。“小毛公”聪明过人,博闻强识,皆烂记于心。其叔父去世后,便在诗经村授徒诂诗传诗。至今三十里铺一带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毛苌遗风贯长虹,荒冢依依伴春风。人才济济复多士,历代妇孺颂毛公”。

又有毛亨在“秦焚”后,带着侄子毛苌赶着牛车寻找福地传诗的故事:当时自南往北走,恰好遇到尊福乡崇德里(就是现在的三十里铺村)。因此地有“福”字,心中暗喜——这正是自己的所寻之“福”地,便定居于此。就这事,在河间民间传说得有枝有叶,令人不可不信。

在毛亨死后,毛苌不仅收贯长卿为徒,以传《诗》,还为其长女毛文倩传《诗》。文倩继承祖业也曾也在诗经村一带传诗。她为方便传诗,且嫁给尊福乡崇德里的赵家为媳。其父,老年患有眼疾而失明,文倩继承父业担负起三代传诗的重任。

这些虽为传说也足以证实:毛苌在河间传《诗》与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

西汉时期“四家诗”中,除《毛诗》外,其三家都薪火相传、兴盛一时。而属古文经学的《毛诗》,虽经河间国王刘德公献给朝廷,再三推举,终归倍受冷落,其诗未列入官学,其传诗人未封为汉博士。毛苌被刘德封为河间国博士,《毛诗》只能在河间一带,作为一种知识和学问,以民间授徒的方式为有志者传《诗》。据《隋书·经籍志》云: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保存较久远,但几乎搁置,也终亡于宋,现仅存《韩诗外传》。而毛诗却大行天下,今本《诗经》即为《毛诗》。

对于三家诗的先后亡佚、毛诗独传,前人也曾作有过多人解答,如宋人郑樵云:“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先与之合。诗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宋程大昌《诗论》云:“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全篇。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对于这些说法,清人魏源在《诗古微》里已经驳过了,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到了东汉时期为何《毛诗》又被封为官学,成为登上仕途的“敲门砖”?而后来其三家诗逐步失传消亡,惟《毛诗》独存呢?原因有以下四种:

一、《毛诗》是正门正传,并得到河间国王刘德的重视,且传承脉络清晰:孔子传子夏(卜商),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子,荀子传毛亨,毛亨传毛苌。《毛诗》未被立为“官学”,毛苌只能在“诗经村”(从隋代的一块碑上,即有“诗经村”这一名称,西汉时叫什么已无从考)一带以民间的形式传诗授徒。后来,毛苌传诗被河间国王刘德知道了。刘德修学好古,此“古文经学”正为其所喜好,便封毛苌为河间国博士,并为其传诗北建“君子馆”。在建馆同时,毛苌曾于“日华宫”传诗。在毛苌公的弟子中,贯长卿(河间人)是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一位,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毛诗》传承人。

二、《毛诗》经河间国王刘德推荐虽未立为“官学”,但“毛派”传《诗》殚精竭虑、热情不减。传诗队伍不断壮大,授众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弟子贯长卿“贯公”又传解延年(河间人),解延年传徐敖,徐敖传陈侠,而陈侠是王莽的讲学大夫。这时,立《毛诗》为官学,学习的人才真正多起来。谢曼卿善《毛诗》。为之作注,传东海人卫宏,卫宏作《毛诗序》,郑众、贾逵等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而通过这些传人分门别类地不懈努力、苦心钻研、精益求精,到了郑玄(从师马融),《毛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打破了古今诗学的界限,在保持《毛诗》的基础上吸收了今文诗学的研究成果,郑玄可谓是《毛诗》的集大成者。他对《毛诗》的注释进行加工、补充、整理、提高,对前人、当代人,以及所有诗学成果兼收并蓄,不固守己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使《毛诗》的注释、时代背景和主题不断地深化,这是《毛诗》融合贯通,受人热捧,后来者居上,得以流传的又一原因。

一是《毛传》对《诗经》作了全面系统、正确简要的训解,贯通了每首诗的意旨,是学习、研究《诗经》必须参考的经典著作。这在诗解史上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重大贡献。尤其故、训、传的体例,不仅为“诂诗”提供了“传诗”的内容,也提供很好方式方法。二是《毛传》体现了空前完备的诗解体系,示法于来哲,促进了诗解和中国训诂学的发展。这个解诗体例的建立,标志着《诗经》训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开始向着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方面发展。三是《毛传》中记载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为古史研究者所取用。

例如,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毛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此诗序列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有郭沫若将其定为旧家贵族伤己破产而作,余冠英则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其忧思,还有蓝菊荪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程俊英难舍家园说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而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也是值得细品的。从诗教与史实角度视之,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之正统。《黍离》是家国情怀之佳作,家国难分。无家何谈国,无国家不存。家国情怀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心境,是诗经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是诗人一种高尚品格和襟抱。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首诗可谓是后世爱国诗词及“乡愁诗”的鼻祖。“留得住乡愁”是人性的基调,是人生的梦想,是人格的讴歌。传承、传播“禾黍之悲”这一类精神文化遗产,也是河间人对《毛诗》的一种态度。

再有《关雎》一诗,《毛诗序》以为“后妃之德”。我读《关雎》认为这是一首婚礼赞歌,是一曲“周南”歌谣。是采诗者录之,经太师之手润色定为婚歌,或用之乡人,或用之邦国。孔子删《诗》,以《关雎》列为风之始,绝为圣人的良苦用心:夫妇之道,人伦之始,王化之端,天地之基。由是观之,君子求淑女,未得而辗转反侧,已恋而琴瑟友之,既得而钟鼓乐之,亦或诗人之义。不必将“君子”和“淑女”确指何人,若有教化之义,此诗是夫妇之道的典范。其时婚礼用乐以成常制,以诗化育以作常规,礼仪之邦岂不美哉?删《诗》之义易明,采《诗》之义可解,或拨之弦,吹之管,歌之辞以为乐章,可为婚礼所用。而作《诗》之义何如?或为房中之乐,或为周南之俗,或为祝婚之歌等等,不可以一费他。总之,孔子论诗:“《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性情之正。《关雎》以赞“后妃之德”,信而有征。《关雎》为所有世人所用,具有广泛性,作为所有世人之婚姻模板。邦国所用是“后妃之德”的标准,以“后妃之德”为榜样;民间所用,是平民妇德的标准,也要以“后妃之德”为榜样。孔子为我们人类树立这么一个标杆性的典型人物,不为过。这也正是此诗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

《毛诗序》所定主旨大多数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有少数篇目的主旨有待深入探究。《诗序》在毛诗发展传播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低估的。三家诗虽也有古序,却早已失传。而毛诗序却得以保留,而且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先秦诗学的主张。尤为重要的一点,它严格地按照“风雅正变”的原则,把《国风》中的“二南”,《小雅》的自《鹿鸣》到《菁菁者莪》,《大雅》的自《文王》到《卷阿》都解释为周文、武王时或西周盛世诗;把《国风》的《邶风》以下,《小雅》的《六月》以下,《大雅》的《民劳》以下都解释为周夷王以后的诗。各诗都尽量按照周王或王侯的世次排列,比起较为凌乱的三家诗显得整齐可信,真的好像经过孔子的编次删定一样。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读《黍离》若没有《毛诗序》,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才好。

四、《诗》之“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其三家诗对“兴”体,只是泛泛一提并无深究,而《毛传》独标“兴”体,详加解析,标出116范例。因此“兴”对后世诗歌影响很深。

《诗经》中的“兴”体,以朱熹语:“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中这一“兴”法,就是通常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先描写景物造成相应的气氛,然后引出诗中要写的对象。李仲蒙说:“触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兴”在《诗经》这部特定的诗集中,是以每个诗章整体之立意、构思为基础,以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辞为步骤,是通过意境来表达情思的常用方法。“兴”的基本含义是借助于其他的事物为诗“起兴”。它是诗人在接触到某一事物时,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借物寓情,因事起兴的意思。它之所以往往用于开头,无非为了起到引人,欣想的作用。对于诗篇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常常起着比喻、象征、烘托、暗示等作用,并有助于创造动人的形象和美好的意境。“兴”这种艺术手法,在《诗经》的“国风”和“小雅”里运用较多,但没有通篇纯用“兴体诗”,这是由于“兴”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只是“先言它物”而没有其后的“所咏之辞”,也就不成其为“兴”了。

从《诗经》运用这种手法来看,“先言他物”的起兴与下文的“所咏之辞”的关系,大致有四种关系:

一是纯用兴体。

有些兴句只做发端词,或只从韵脚上引出下文,与正文并无意义上的联系。朱熹解释说;“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意。”尽管朱熹的定义并不完全确切,但是这样“不取其义”的起兴,在《诗经》中也有。如《秦风·黄鸟》中:“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叽叽叫的的黄雀在酸枣树上栖息,这与秦人对三良殉葬的惋惜并无内在的联系,只是从韵脚上起引起下文而已。

二是兴中含比。

这是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兴关系。“比”便是隐藏在“兴”中,通过“兴”的事物进行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中含“比”,二者巧妙结合更为含蓄委婉,耐人寻味。这种手法在《毛诗》中比比皆是。像《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夭》中“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卫风·氓》两章的开头也用了兴中含比的手法:“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机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

三是兴中含象征。

象征和比喻都是将本意借助一种具体事物来表达;不同的是比喻有“临时性”而象征有“固定性”。《诗》中“玉”,兴中含有象征着“温润”的男子;“鱼”,兴中含有“年丰有余”的意义;“楚”(荆条),兴中含有人才的意义。《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为“伊人”创设了一种人们常有的境遇和“宛在水中央”的美好幻境。

四是兴中含衬托。

《邶风·谷风》中“习习谷风”是指一种温和的东风。“以阴以雨”是说天气无常,顿时就浓云滚滚,又风又雨。渲染的这一环境,就为诗中的男主人公喜怒无常,起到衬托作用。《伐檀》这首伐木之歌中的“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为伐木工人设置了波光粼粼,清澈见底,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给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愉悦。

《诗经》中“兴”的手法不仅含“比”、“象征”和“衬托”,还有寄托某种寓意,借物言志,托物抒情,以物言政,以诗寓教,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独出,既有其学术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政治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翻检和探索,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毛诗治学的特点,推进对于《诗经》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历代诗学研究的特点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再者,从《毛诗》(就是《诗经》)本身来看,自先秦以来,经过文献载体的变迁,文字的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历史仍留给了我们一部完整的《诗经》文本,直到今天仍可写、可读、可解、可传,较之三家诗的亡佚,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最后,《毛诗》、《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唐孔颍达纂述《毛诗正义》40卷(简称“疏”)成为唐代《毛诗》通行本。再有宋朱熹的《诗集传》,朱子是在批判地继承汉以来传、序、笺、疏、等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用“理学”的眼光来研究《毛诗》,但主要内容仍然继承了《毛诗》的成就。并自元至清代,《诗集传》不仅是诗教教材,还成了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朱子《诗集传》的面世,使得《毛诗》成为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经学研究体系,“惟《毛诗》独传”的局面已正式形成。说到此,河间是《毛诗》的发祥地,《诗经》的再生地,是儒学传统文化的复兴地。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将《毛诗》发扬光大,传承与传播好;我们共同擦亮这张光彩靓丽的文化河间的名片。秦进才教授有言:“本地人研究故乡名人,有地理优势,但学术研究是天下公器,不会受籍贯等因素的限制”。我也衷心希望河间有更多的人手中拿起这一“公器”来了解、研学《毛诗》,让“诗经文化”在河间大地普遍开花。

随后,董杰就学生们比较关心和熟悉的《关雎》《樛木》《蒹葭》三篇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300余学生正襟危坐,认真听讲,共同吟诵《关雎》,现场氛围热烈,学生们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知识拓展】《关雎》

【知识拓展】《樛木》

【知识拓展】《蒹葭》

以上选自董杰诗经讲义。董杰的讲座诙谐幽默、角度新颖,结合生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述诗经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对于学生学习和生活都大有裨益。二中校长和双溪镇镇长对董杰老师和讲师团表示感谢,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更多的诗经文化和传统文化讲座。董杰表示“诗经进校园”活动在河间进行得如火如荼,愿意与当地学校合作,推广河间经验,传播诗经文化,为弘扬诗经精神,促进校园传统文化共同努力。

讲座结束后,诗经讲师团一行还考察了棠窑硋瓷等非遗项目和千乘桥、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等文保项目,深入了解福建传统文化资源,探寻诗经合作项目,为诗经文化落地和“千米诗经长卷”顺利完成积累素材。

考察活动中,魏新河、董杰、王亚中等分别为张宅鹿鸣苑餐厅题写对联,把诗经元素与古宅结合起来,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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