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7日下午，由南京大学、河仁慈善基金会主办的《德旺大讲堂》第十二讲在线上开讲。
《德旺大讲堂》第十二讲由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翟学伟教授作题为《爱情与姻缘--关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释》的演讲，吸引了线上200多位大学生、市民朋友前来聆听。
翟学伟教授的演讲从关系向度理论的角度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婚姻与爱情的关系的不同在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他首先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西方社会中的人走向了爱情，而中国社会的人走向了姻缘？
翟学伟教授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疑惑，提示大家思考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并强调如何做文化比较研究。他认为：文化比较是用来寻求线索和模式的，模式建立后，也不应当作区域性实践或者地区分割性的结论来看待，更不必做标签化的处理。婚姻关系的男女结合一定具有其生物、生理和社会上的共同要素。但即使婚姻存在许多共同的要素，不同人对这些共同要素的排序也会有差异。
翟学伟教授对于爱情的普遍性与亲密关系的文化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人的生理（青春期）和感情（激情）的角度来讲，爱情是人类社会与各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从各个社会文化中的诗歌与民歌就可以看出爱情的普遍性。我们研究婚姻模式，不只是讨论其中是否有爱情的存在，还要讨论为何不能私定终身,或者该模式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翟学伟教授提出了婚姻在关系向度中的位置的问题，他认为：关系向度的建立可以很好地区分人类社会中不同交往类型以及各自所面临的交往问题。关系向度理论还能解释婚姻关系吗答案是可以，只要我们把婚姻关系放入各向度的中心位置，就可以发现此种关系的实质，这体现了婚姻的张力是强大的。
婚姻关系所走过的历程应该是把两个原先不相识的独立个体用契约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友爱的基础上成为一家人。这样看来，婚姻似乎在各向度中画了一个圈，兼顾了所有向度的特点。如果男女双方最终将婚姻进行到底，那等于说他们最终实现了彼此的固定关系;如果男女双方没有将婚姻进行到底，那等于说他们最终回到了松散关系。当婚姻兼具四种关系向度的特征时，是否可以止步于婚姻具有跨文化的现代文明共性这样的结论呢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对婚姻模式做一次比较。
翟学伟教授提出了亲密关系的文化偏重的问题。婚姻模式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存在时代差异。作为社会学研究，本研究所要限定的时代性是指延续至今并对今日婚姻产生影响的时段。这个时段大约有九百年左右。它们分别主导着中西方婚姻的各自特点，而中国原有的婚姻则因受新文化运动，开始引入西方婚姻观念。追溯各自这段传统，原本的中国婚姻偏重“姻缘”,而西方偏重“爱情”。爱情在西方的含义中具有“浪漫”的意味，这是西方爱情的一个传统，在民国伊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婚姻本身也被说成“婚配”，婚姻行为亦叫“许配”，而真成了一对则叫“配偶”，由此还演化出“元配”等概念。其间尤为理想的表达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金童玉女”，“郎才女貌”等。婚姻中的“配”既有命理上的意味，也有自身及家庭条件相当的含义。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高比例的征婚行为。因为征婚主要是谈条件，这在配的意义上是完全可行的，但在爱情上则很难做到。即使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均有征婚，但内涵却有所不同。西方男女的婚姻无论如何结识，仍偏重交际的感受。而中国意味的“配”更多地指外在性的或条件上的合适。
通过上述讨论，总体而言，所谓爱情婚姻是指由个体的自主性与彼此的吸引力所建立的夫妻关系，所谓缘分婚姻是指由外在的天然性所构成的般配而建立的夫妻关系。
翟学伟教授指出了爱情与姻缘理论模型对于现在的生活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重视的是它的内在性，也就是爱情来自于个人的内在性驱力。而由缘分所实现的亲密性虽然对个体内在性并不排斥，但始终要加以抑制。其内涵是外在性的，即它将人们所发生的亲密遭遇交由其外部因素（命理、父母、媒人等）去处理。或者说，人自身的婚恋遭遇和质量不需要做内归因，而应做外归因。
婚姻的内归因和外归因会带来不同的认知模式。婚姻的内归因会导致处于爱恋中的人对自己有要求。西方人的爱情婚姻是做加法；而中国人姻缘婚姻则是做减法。前者的动力来自激情、冒险与爱欲，其中蕴藏的是个体的内在体验;而后者则来自对生活安逸的追求，其中蕴藏的是“终生平静”。
从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看，爱情婚姻有高度的内在性和紧张性，由此带来了婚姻质量的提升，但也很容易导致离婚率的提升;而缘分婚姻则有明显的外在性和松懈感，由此引出了夫妻双方的平淡、安定与闲适。前者具有高风险性，后者具有高稳定性。前者需要展示个人的交际能力和个人魅力，后者需要借助双方外在条件的匹配。于是，前者内含浪漫体验，后者讲究相依为命。且当一桩婚姻面临解体时，不同婚姻模式下的人们为解决问题所持的态度与方法也有所不同。
翟学伟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共鸣，演讲结束后，听众热情提问，翟学伟教授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