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乡的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当农村青年拥有了婚姻家庭的“退出权”，自主离婚已经不可回避。归根结底，缺乏考量地走入婚姻才是不幸的源头。
此后“头婚的找不上，二婚的不甘心”，小王至今没有成家。父亲认为，“就是这一个月的婚姻坑害了一家人”。
当闪婚闪离还是都市传说的时候，大家都戏称“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转眼间，“快餐式”婚姻也成为了农村婚姻的新典型。
年前说媒，初三见面，初五下婚帖，初七办酒席。在农村，愁死人的终身大事，只需七天就成了。
传统相亲市场上，只要门当户对彩礼合适，就可以结婚了。仪式前，男女主人公甚至都没有见过几面。
如今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但家里的父母仍以早日操办孩子的婚姻为生活目标。根本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就这样不容拒绝地匆匆走入未经考量的婚姻。
年底相亲热，年后闪婚潮，到了来年，可能就是排队闪离的景象了。
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同时是传统习俗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边缘人，闪婚的现象是这种矛盾的结果，却又是闪离的原因。
《礼记·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可见，家族意义和子嗣繁衍才是传统婚姻的目的。结婚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公众事件。
本世纪以来，一向重视家庭稳定的宗族农村却出现了普遍的闪婚现象。一项在赣南村落的调研显示，148人的村民小组，在2000年到2010年间，娶亲的14户中有11户是闪婚。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今天上午见了面，晚上就可以把女孩子带走”。
村主任表示，2007年以后村里从见面到结婚一般是7天到15天，见面、看院落（可免）、过彩礼、结婚，婚都闪结了流程还不简化吗。
“闪婚”虽然听着是个新潮的词，但农村闪婚的根本原因仍显得似曾相识。
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是农村人一生中重要的使命。就算省吃俭用、债台高筑，也要尽力完成，不然不仅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宗族精神”。
甚至自己孩子多快能娶上媳妇，都是村里的攀比资本，一位村主任认为，“你有钱有势才能这么快娶上媳妇咯”。他不主张儿子在外面找媳妇，“不稳定，走掉了，名声不好”。
有了极愿意为孩子安排本地婚姻的父母们，专业的媒人自然嗅到了商机。因为利益而出现的他们，“只要结婚，才不管合不合适呢”。
当地婚姻的质量和可信度受到巨大冲击，也给一个个家庭埋下了危机。
进城务工永远地改变了这一代年轻人。英克尔斯有云，“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从此，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不得不在传统和现代中来回兜转。
这里有一个结论或许令人惊讶，农村闪婚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流动所致的。
城市是慷慨的，它的光鲜、多元向所有人敞开，但是能享用多少，每个人的处境却大不相同。
多数情况下，农村务工青年在城市里社交范围狭窄，工作的“同性聚集”程度较高。比如男性主要集中的建筑行业，女性主要集中的轻纺、食品加工或家政行业。
工作环境性别比例的失调限制了他们的择偶范围。
对于既不固守传统，也仍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他们而言，接受父母的安排，在过年时回家相亲闪婚，是无奈也是一种选择。
工厂的假期在腊月二十到正月初十之间，预备结婚的年轻人们，要在这20天里完成结婚所需的所有步骤，可不就是彻头彻尾的闪婚。
对传统婚姻模式的路径依赖，加上城乡“双重边缘人”的身份，构成了农村闪婚的大致基础。从这个并不稳固的起点出发的婚姻，很可能只通向快餐式的体验。
“闪离”的增长，
暗示着女性主导婚姻的新秩序
川西平原西北部的城郊，有一个主要种植蔬果的村庄。自2010年以来，这里的离婚案例增至19例（截至2019年）。
鲁西北一座典型北方农村，村民的宗族认同和日常行走都在五服之内。2010年后，离婚案件达12例（截至2016年），甚至不乏诉讼至人民法院的决绝方式。
还有河南、陕西、山西，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2006-2013）显示，离婚率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以年轻夫妻为主，他们的婚姻大多只维系了十年以下。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村民们都戏称“离婚潮”来了。
多少让人意外的是，这些闪离大多数都是由女性提出的。关中某村的17起离婚中，13例由女方提出；鲁西北某村的12起离婚中，10例由女方提出。
可以说，女性主导了农村离婚的新秩序。
即使在农村，离婚也越来越成为了个体化的事件，社会、家庭的约束不再犹如桎梏。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在两代人对待不幸婚姻的态度上最为明显。
离婚的污名化已经得到了改善。陕西某村一位50多岁的女性说，她年轻的时候也过得不幸福，丈夫脾气暴躁，夫妻之间经常打架，无数次都让她失去了过下去的信心。
“但八九十年代离不了，顾脸面、顾家、顾老人，现在的娃什么都不顾，说走就走，把娃都抛下”，年轻人离婚的心理成本已经不像从前。
一方面，换婚、买办婚姻已经无法把年轻人拴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父母媒人强扭的瓜，成了随时触发闪离的根源。
另一方面，女孩的家人也能接受婚姻不睦的孩子离婚。甚至还出现了娘家人为再次获得彩礼教唆女儿离婚的极端案例。
“以前娘家母亲都会教，在家要勤快一点，什么活都要干。现在娘家人都不这样了，都只看钱，条件不好就让女儿分手（离婚）”，男性村民们将此归结为“娘家人心术不正”。
从这种道德指责中可以看出，女性主导的离婚获得了亲属网络的支持，日益走高的彩礼也助推了这种改变。
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不可逆转地异化，最重要的变革驱动就是外出务工。
以前的农村生活是静止的，当打工经济改变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城市的精神理念成为农村年轻人的参照系，原来的乡土规则就失效了。
有村民指责他外出务工的妻子，“心野了，看不上农村，回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就和外面比，光给你寻事、吵。当初就该让她一直在家带娃。”
原本，女性是农村的边缘劳动力，打工让她们的经济价值得到了直接的体现。女性的依附地位改变了，她们完全可以离开丈夫独立生活。
打工经济的普遍，确实让不少女性将婚姻视作向上流动的手段。她们在婚姻和家庭中逐渐拥有“退出权”，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只是暂时多发的“闪婚闪离“也增加了农村婚姻的道德和社会风险。
对于农村来说，婚姻市场已经永久地发生了改变。
原本22-23岁的初婚市场是地域性的，人们对婚姻和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兴起，地方性通婚圈被打破，婚姻资源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的内部流动。
以“闪离”来结束没有期待的生活，就是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再次校准。
一旦婚姻越出了传统村社的边界，婚姻市场就是无规则的。竞争不再仅存于本地，还拓展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
由于我国失衡的性别比例，2020年将形成3000万光棍。女性在结构上成为了稀缺性资源，彩礼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西部河镇，结婚彩礼大约是六七万元，加上建房，置办家具，三金和酒席，总花费不会少于20万元。
一旦婚姻失守，就会面临经济贫乏的巨大风险，因此导致的社会影响，实在不容小觑。
半月谈曾报道了盐池县农民王建国（化名）的小儿子一个月的短暂婚姻。女方提出离婚后尽管退还了彩礼，但王建国一家还是损失了10万元左右。
婚姻秩序的突变，让农村贫困群体面临着难以估量的地位焦虑，“娶个媳妇掏空了一家子，不心疼人也得心疼钱”。一旦男性“重返光棍”，他们将无法再次承受婚姻的支付成本。
河镇和平村就由此发生了一起悲剧。村民刘洋在妻子提出离婚后，一起去乡政府办理手续。路上两人因为孩子抚养费产生了纠纷，刘洋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刺死了妻子，而后自杀。
在同村另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当儿媳提出离婚，公婆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形下，婆婆选择以投入水库自尽的悲壮方式，最后挽回这段婚姻一次。
再婚困难、高价礼金的焦虑缠绕着农村男性，由此发生的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暴力、赌博成性迫害着囿于婚姻的女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未成年人的犯罪几率也将大大增加。
一个月的“快餐婚姻”，三代人的伤痕累累。
为缓和此类问题，不少观点将希望寄托于减少农村闪离、劝和夫妻矛盾上，但任何治标不治本，都不可能是降低社会风险的途径。
当城乡的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当农村青年拥有了婚姻家庭的“退出权”，自主离婚已经不可回避。
归根结底，缺乏考量地走入婚姻才是不幸的源头。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的地位差异，反而加剧了男性择偶时的随性。“随便找个人过日子”很可能是出于现实处境下的无奈，但它的另一种说法依然是，心思不在“过日子”。
“快餐式”婚姻的增长本就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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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快餐式婚姻：以前离婚丢人，现在见怪不怪《界面新闻》2019-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