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显然上了年纪，神态安详，步态迟缓。一件样式很老的黑色短大衣里，是一件看起来年头更久的旧军装。当记者询问“先生贵庚”时，他含蓄地回答，“我属鸡”。
这位今年已经67岁的老学者透露，新《婚姻法》建议稿起草小组的成员里，没有年轻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保守，”他立刻补充说。
离婚难度，难说是加还是减
这都是误解。而且不客气地说，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学者对此的误读和误导。
我举个例子，比如，“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是离婚的一个依据，这句话就被误读了。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谁想要离婚，就一定要分居满两年。这难道不是增加离婚难度了吗？
这种理解是错的。
实际上，离婚的条件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问题是，法官怎么判断他们的感情是不是“确已破裂”了呢？我们当然不限制离婚，但也希望尽量避免草率离婚。离婚应该是夫妻双方自由而且成熟的选择，尤其在有了孩子时。
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规定，很笼统。所以，离婚是不是“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结果，跟法官本人的主观判断很有关系。如果碰上一个老法官，他可能会苦口婆心，一次两次劝他们两口子好好想想，但要是碰上一个年轻点的，可能问两句，一抬手，就给办了。
我们修改离婚条件这部分，不是增加了离婚的难度，而是希望把“感情破裂”的依据给具体化了，规范了，好操作了，减少法官个人的主观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化的依据有多少？
杨：在草案中，规定了7种。包括：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一方重婚或有其他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行为的；一方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的；一方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婚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一方被宣告失踪的；以及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
只要符合“感情破裂”的任何一种条件，都可以离婚。“分居两年”只是其中一条。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如果没有前6种理由，而夫妻间确实已经“感情破裂”，就一定要“分居满两年”吗？
所以，绝不能理解成凡要离婚者，就必须分居满两年。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有关部门曾经提议过具体的离婚依据达14条？
杨：如果法律粗疏，将来可以完善，越来越严密。重要的是：现在开始，要搭好一个制度的框架。
离婚对比率13%，仍属健康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舆论认为，《婚姻法》修改草案有限制离婚之嫌，是跟中国近几年上升的离婚率以及政府对社会稳定的担心有关？
杨：我从来都反对把离婚率作为修改婚姻法的出发点。《婚姻法》要保障的不是稳固的婚姻，而是幸福的婚姻。
1978年时，我们做过一次调查，全国离婚对比率(当年结婚和离婚的比例)是3.4%，也就是说那一年，100对结婚的夫妻中，有3.4对离婚。到了1997年，这个比率上升到了13%。
开放20年，离婚对比率涨了10%。这样，有些人就说，中国人的道德败坏了，社会不稳定了。
我的观点是：离婚率的增长，主流还是健康的。它其实反映了现代人对婚姻质量的期望大大高于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那倒是，从前中国的离婚率低，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凑合了。
杨：就是呀。
那时候，结婚不是自由的选择，离婚也一样。更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还把离婚率低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指标，谁家要是有人离婚，被认为是丢人的事。
其实，离婚率与社会制度的优劣没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离婚率很低的。意大利、希腊在70年代以前，甚至都禁止离婚，他们认为婚姻是神作之合，人不得拆散。
而前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它70年代的离婚率比日本都高。
就是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离婚率低的国家，仍然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最重要的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婚姻质量比父辈提高了。
法律不问“第三者”
杨：第三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复杂，它牵涉到不同人的不同感情经历，没有一条普遍的准绳。甚至有些人认为：第三者这个词本身怎么定义都需要讨论。夫妻之外的第三个人是第三者呢，还是感情之外的第三个人是第三者呢？
这个问题不好说。
我个人的倾向是：第三者的问题，还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在法律上，没有“第三者”这么一说。
中国新闻周刊：那就是说，不会因为一个人是所谓的第三者，就要在法律上受到惩罚。
杨：对。
第三者要不要受到惩罚？还是要看这个第三者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没有。如果他出于嫉妒杀了人，那么有刑法惩罚他；如果他伤害了第二者，但不构成犯罪，那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总之，违犯哪条按哪条惩罚。
如果是导致了夫妻双方感情破裂，那么它可以作为受害方的离婚理由。
“新婚姻法”管不住“包二奶”
中国新闻周刊：第三个焦点问题是：“包二奶”会不会被扩大到“重婚罪”的范畴里？
杨：这方面，的确有呼声，尤其在妇女界，不少人确实要求扩大对“重婚罪”的解释。
可我看这很难行得通。如果“包二奶满半年，就按重婚处理”，那么到了第五个月时，换一个二奶不就规避了你的规定了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仔细讨论了，也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建议稿中，是这样表述的：如果“包二奶”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的，那么，按重婚罪处罚。如果不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的，那就不能解释为重婚罪。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这个界定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呀？“包二奶”，是很少用夫妻名义的。
杨：对。现在的人哪有那么傻！把二奶改叫小秘，公关经理，办公室主任不是更好，这样一来还是为了工作要经常在一起，冠冕堂皇，名正言顺。
所以，怎么说呢，“修改草案”在惩治“包二奶”方面其实没有什么突破。
如果有关方面真决心惩处“包二奶”的话，我倒建议他们不如干脆在刑法中加一条，叫“已婚非法同居罪”好了。
我们不年轻，但也不保守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很关心：就是起草建议稿的专家组成员，性别与年龄状况是怎样的？
杨：(皱眉)我觉得这与婚姻法的修改没什么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起草修改案的人都是老年人，那怎么保证反映出了年轻人的声音呢？如果都是男士，怎么保证考虑了妇女的要求呢？
杨：专家组嘛，都是北京法学界的学者。男女都有，而且女的还多一点，年轻人嘛，确实没有，中年人最多。
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不影响草案的公平性。法律不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在有舆论认为，这次《婚姻法》修改草案比较保守。
杨：我不认为我们保守，起码我就不保守。我说了，这部法只是规定得具体了，不是严了。很多人不明白，其实法律越笼统才越容易严，而且是人为地搞严了。
国外的《婚姻法》有几百条，法国有500多条。而我们现行的《婚姻法》，只有37条。这次修改草案增加了一些，也不过近百条，而且，我们建议的一些条文拿到全国人大时，还被删减了。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被删减了？
杨：比如，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规定，包括亲属的种类，亲属的亲疏等级。这是基本的很重要的通则。因为它关系到许多方面，举个有趣的例子。现行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通婚。这是按照血缘关系规定的。
有一位外国记者就问我，你们不允许“近亲”通婚，那么是不是允许“姻亲”通婚(指儿媳妇和公公，女婿和丈母娘之类的联姻)？我们的《婚姻法》显然没有禁止这个，既然法律没禁止，那就是可以做的。但这又不符合人们的伦理观念。如果法官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判？
这还是一个少见的极端的例子，其他比如遗产分配、涉外移民等都与亲属等级有关。
所以，我认为，这次《婚姻法》修改，应该确立一些框架性的通则。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现在它偏重了实际社会问题？
从1950到现在，《婚姻法》只修改过一次，坦率地说，1980年《婚姻法》补充修改的幅度并不大，今天甚至还可以依稀看到50年代，甚至30年代苏区“婚姻法”的影子。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小二黑结婚，刘小二退婚”的水平？！
要真正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首先使法律具体完善，制度化系统化。我们目前的法律还是太模糊、太粗疏了。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刚才关于保守的问题。我想知道您对儿女们感情纠葛或者婚姻的态度。
杨：我基本不管，随他们去。
众口难调，偏重多数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婚姻法》修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是民意调查、还是学界主张，或者政府意志？它最终体现了哪些人的观念？
杨：这还用说，当然是大多数人的观念。
中国新闻周刊：您怎么知道大多数的观念是什么？
杨：妇联在全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我们取了很多样。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婚姻法》确实关系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之间相差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个时代。它跟年龄，性别，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个人经历，地区差异，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说，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众口难调，各执一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立法很难做到人人满意。
我个人以为，《婚姻法》之所以修改，不仅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而且变化程度不同的婚姻观念，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婚姻质量。
中国新闻周刊：这会不会导致法律滞后，而不具前瞻性？
杨：我只能说，中国的法制建设要逐步完善。
杨大文还表示，《婚姻法修正(草案)》初审没有通过，是很正常的。“像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应该好好审议。”他同时很肯定地说，到明年春季全国人大会议，这部炒得沸沸扬扬的法律就一定会尘埃落定，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