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式夫妻关系，经济功能大于精神伴侣。
关于婚姻，这里先提两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婚姻在我们已知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许多人把成年、结婚、生子当作人生的理所当然。但在经济学家看来，结婚首先是一种“成本—收益”博弈后的选择。
然而这些经济效能均可诉诸其他形式（比如通过商业合伙）来实现，并且多数情况下其收益难以补偿人们为婚姻付出的各种代价，尤其是在迫使一个人改变兴趣和计划去适应另一个人的兴趣和计划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是爱情的延续吗？
1973年，在经历4次婚姻之后，55岁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拍出了电视剧《婚姻生活》。在这部电视剧里，伯格曼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婚姻故事：律师玛丽安与精神学讲师约翰结婚十余载，育有二女，玛丽安发现自己怀孕，没承想约翰竟倾向于打胎。有一天约翰突然向玛丽安提出自己爱上了一名叫宝拉的女子，二人痛苦分居。在协议离婚的过程中，二人的愤懑不满纷纷爆发，直到多年后，玛丽安与约翰才终于体会到爱情是什么。
《婚姻生活》播出之后，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伯格曼又将这部时长5个小时的电视剧剪成2个多小时的电影，并排演了话剧。
《婚姻生活》对人类婚姻内在危机的揭示——爱情转瞬即逝、婚姻又无比绵长，这注定了这两样事物的痛苦平衡和艰难调和——使它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芝加哥太阳报》资深影评人罗杰·埃伯特称赞它为“有史以来最真实、最夺目的爱情故事之一”。
萨菲·奈布在13岁那年跟着母亲一起看了这部《婚姻生活》。多年后，已经是法国著名话剧导演的他也把《婚姻生活》改编为话剧，再次点燃了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对婚姻、爱情的思考。“我们总是奉劝观众，看这部话剧需要坚强的神经。那些已婚的、正在同居的男女，最好不要结伴来看戏。”萨菲说。
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当代婚姻制度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短暂的习俗。在唯物主义大师恩格斯看来，婚姻家庭的历史变化与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是相对应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了几乎3/5的篇幅研究了人类婚姻形式的演变及其与早期人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婚姻形式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从历史发展长期过程来看，婚姻家庭经历了三种形式的发展，分别是群婚、对偶婚和专偶婚。
其中，血缘家庭是群婚的一种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则是群婚的高级发展阶段。随着婚姻规则的增多，群婚制被对偶婚所代替，出现了对偶婚家庭。专偶婚制的出现意味着男性家长取得了统治权，并且子女拥有确定的财产继承权。
恩格斯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并且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正如19世纪英国作家、艺术家奥斯卡·王尔德曾指出的那样，这种疗法假定克服渴望和诱惑最快捷的路径，就是即刻屈服于它，并尽快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坠入爱河，有时甚至爱上自己的亲属。但婚姻从根本上说与爱情无关。作为一项经济和政治制度，婚姻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仅仅以爱情这种不理智的东西为基础。”从古巴比伦的婚姻密谋，到维多利亚时代情侣们的性苦闷，再到当前关于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的争论，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用真实、丰富的婚姻故事，粉碎了诸多关于婚姻生活的神话。
孔茨的历史考察显示，到了19世纪，当妻子成了“家庭的天使”而丈夫成了“养家者”的时候，婚姻才成为人们感情生活的重要依托。
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一段短暂的婚姻的“黄金时代”。
节育技术的进步和女性争取平等、自主事业的迅速推进，一方面使婚姻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也侵蚀着其稳定性的基础，由于为了生存必须结婚或者不得不结婚的被动状况减少，年轻人中选择自由结合形式的人数增加，晚婚现象出现，结婚率逐渐走低，离婚率日益攀升，婚姻外出生率激增。
到20世纪70年代，从前婚前试婚式的同居关系，越来越多地发展为不具有婚姻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一场影响广泛的婚姻革命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