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提出讨论婚姻的未来的人，都必须去分析一下目前比较明确的婚姻发展方向，回顾一下早期的婚姻形式。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我就要被迫忽略好些重要的问题，只满足于谈谈比较简单却又非常主观的想法。例如，尽管在我尝试着去讨论婚姻的未来状况的过程中，离婚统计数据显得很重要，但在这里我不想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一夫一妻制只是今天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几种婚姻形式中的一种形式，所以，与其相应的各种道德和法律观念并不是最早的观念，虽然早在圣经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希腊—罗马时代——这种观念就同其他观念一起存在了。因此，摩尔根[2]和其他学者一直都认为，兄妹之间的性关系在早期人类社会一定是经常发生的。即便在高等文明里，这种关系也一直得到了称赞，而没有受到谴责。在古埃及，妇女(至少是在统治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财产权，兄妹联姻被认为是最好的婚姻；如果婚姻双方是兄妹联姻的后代的话，这桩婚姻就显得尤为神圣了。甚至浪迹街头的人也认为这种婚姻是最合情合理的。许多研究者发现，这种婚姻在过去是一种“普遍情况，而不是例外情况”。[3]在谈到埃及人时，弗雷泽写道：“出于缓解土著人的成见这个明确的目的，马其顿征服者(如托勒密父子[4])似乎特别小心谨慎地从被征服的埃及人那里借用了各种风俗”。[5]他认为，乱伦之所以作为一种被认可的习俗，是因为“兄弟们都想把属于姐妹的家庭财产据为己有，否则，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陌生人、即姐妹的丈夫享用家庭财产”。[6]这种风俗和婚姻条件之间的联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消除了乱伦以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不过，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依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到处都在讨论近几十年里婚姻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由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过去，祖父祖母、叔叔婶婶、表兄表妹、甚至是长大成人的儿女都常常居住在一起，甚至在城市里也是如此；现在，他们之间大多数都只剩下松散的联系了。如果年迈的鳏夫或寡妇没有一大笔财产的话，那么除了进老人之家和妇女俱乐部之外，他们在这个婚姻作为一种法规的世界里通常是孤独的。核心家庭只是“孤独人群”的增加和在国家中心社会所产生的孤独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我们描述这种发展趋势之前，还是回到考察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积极后果上来吧，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乌托邦构建出来。
如同其他社会因素一样，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计划和其功效性来决定两性关系。例如，在尼采的时代，由于军事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口增长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他所预见到的官方措施，就是“增收额外税款，以及(在社区里)到了一定年龄的大量单身汉服附加兵役。孩子多的父亲有着各种优势：在特定情况下，这些优势远远胜过一个选民；每一桩婚姻在缔结前都要起草一份医学记录，并得到社区权威的签字认可；在其中，订婚双方和医生必须回答许多问题(如‘家史’等)；还有某些卖淫的解毒药(或其崇高化形式):合法而短暂的婚姻(几年或几月),保护孩子”。与柏拉图一样，尼采认为婚姻的社会目的是很重要的，因而他想让“每一桩婚姻都得到社区负责人的解释和认可，并作为“社区事务”来处理。[11]不管哲学发誓要多么坚定地推动自由，理性和科层制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即使不是这种哲学的原则，也是欧洲哲学的原则。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都期待着依靠历史来克服这个矛盾，但在我看来，目前历史正在掩盖这种矛盾。依靠规则的生活被说成是自由；自由被说成是对符号的可靠反应。
在过去几十年的苏联社会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形式依赖于社会目标而发展的决定性途径。革命刚刚结束的几年间，把资产阶级僵化的社会形态吸纳进高级社会形态的观念还依然存在，教会婚礼仪式和民间婚礼仪式(和离婚仪式)、甚至是正式的结婚登记都还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回想一下亚历桑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隆泰，这位苏联外交官和自由恋爱的倡导者所写的那本书吧。在列宁时代，每个妇女都可以流产，如今波兰也允许每个妻子流产。婚姻已经失去了意义；孩子的教育移交给了党和国家，以及为这一目的而设立的各种组织。
相反，中国是个家长制家庭颇为盛行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里，家长制家庭在民族生活和宗教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婚姻状况却在走下坡路。除了工作方式和高度集体主义的教育模式外，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的需要也是婚姻重要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晚婚、计划生育和流产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提倡。如果报道材料可靠的话，年轻人不仅认同政府的目标并把它看成是一种标准，而且也将它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融为一体。性行为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甚至年轻姑娘的注意力也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义结构(如生产队、公社、国家等)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婚姻方面。[13]我认为，对西方社会而言，与苏联相比，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有意义，因为苏联已经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了。可以说，人们正在跨越个人主义时代并进入到非理性世界的事实；与融入集体相比，人们认为个人之间的友谊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以现实面目出现的实用主义，领导人每一句话里所透露出来的纯粹功利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已经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尽管西方人竭力回避承认这些事实。
你们已经了解到了我对婚姻未来的一些思考。不管资产阶级的婚姻形式能够维持多久，独一无二的结合的观念、家族名望的神圣意义、夫妻共同创造自己独特生活的愿望、通过孩子赋予生活以永恒意义(如果可能的话)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消逝殆尽。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依赖性，认识到了服务于社会目标比实现个人目标更为重要，总之，正由于人们想要适应社会现状，古老的个人主义思想范畴正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妻子的平等地位和职业活动、孩子在更大程度上的解放已经给家庭气氛带来了变化。在美国，父亲常常感到自己已经被孩子抛弃了。就像生活一样，婚姻也正朝着更加理性、实用、乏味的方向发展。
注释
[1]《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
[2]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美国人种学家和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建立亲属关系系统研究和社会进化综合理论，证实美洲印地安人源于亚洲，著有《人类血族和婚姻关系》、《古代社会》等著作。——译注
[3]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1914,纽约，大学图书公司1961年版)第1卷，第215页。
[4]托勒密父子(thePtolemies):古埃及王朝的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为父子关系。托勒密一世创建了古埃及王朝，托勒密二世利用宗教，巩固了王朝统治，并使王朝处于鼎盛时期。——译注
[5]弗雷泽：《金枝》第1卷，第214页。
[6]同上，第215页。
[7]柏拉图：《理想国》,译文参见中译本《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3～195页。
[8]摩莱里：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自然法则》等著作。——译注
[9]奥古斯特·贝贝尔：《妇女与社会主义》,(斯图加特1901年版),第427～428页。
[11]尼采：《尼采全集》,第16卷，第422～423页。
[12]转引自克劳斯·梅内(KlausMehnert):《苏维埃人及其世界》,莫里斯·罗森堡姆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1年版),第52页。
[13]参见哈里·海姆(HarryHamm):《中国，七亿人的帝国》(维克多·罗森堡译)(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
[14]伊芙·德·圣阿格尼斯(YvesdeSaint-Agnes):《性革命》(巴黎，1965年版)。
[15]康定斯基(Kandinsky):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派创始人之一，作品多以“即兴”、“构图”为主题，其艺术特点对抽象主义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主要论著有《关于艺术的精神》。——译注
[16]马克斯·恩斯特(MaxErnst):1891—，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1924年曾经与布里顿一起签署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并首创“压印画法”(decal)和“擦画法”(frottage)。——译注
[17]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文学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丽小姐》及长篇小说《红房间》、《黑旗》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