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对“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专家研讨会的观点摘要介绍，与会专家分别从青年与中国社会转型、教育体系改革、共青团工作的关系，以及青年价值观与政治态度、青年与互联网、青年与社会稳定等不同方面分别阐述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和前沿成果，既包括对现实中青年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包括青年研究的理论反思和方法探索。
关键词：青年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研讨会
一、研究背景：青年研究的社会转型视角
二、大学生、教育与青年问题
(一)社会转型下教育和就业体系的发展要求
团中央学校部杜汇良副部长介绍了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是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是青年群体中在学校里成建制、成批次的最主要群体，他将教育和就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与国家政策和宏观布局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议性的意见。
总结来说，教育和就业系统稳定的发展要求是：第一阶段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二阶段培养高技能人才，第三阶段要统筹协调合理的、科学的布局和结构，第四阶段要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和人才分布的结构。
(二)教育的三个转型建议
《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谢湘根据自己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三个转变的建议：
一是教育的观念应该由过去的重点校、重点人的教育转到面向人人；二是教育管理的方式应该改变；三是教育政策应该调整。谢湘认为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借鉴对于记者开展工作很有帮助，并希望学术研究能对国家的青年政策产生影响，促成更好的效果，使这个群体更好地发展。
首先，高等院校依然习惯于按照上级指示对学生进行卓越人才的选拔，这种重视少数而忽略大多数的教育方式付出成本极大而社会收益很小并且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而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被中央领导或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教育观念亟需转变，教育公平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过去由国家买单的精英教育现在已经逐渐转变成人们自己花钱，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其次，教育部门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围绕升学这个指挥棒在做事，教育部门应该放开职业教育，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抓好，注重在基础教育中培养职业态度、奠定精英人才的基础。目前重点大学的教育管理和设置无法满足不同层级、类型学生的需求，会为将来的就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从基础教育阶段就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将来的工作接轨，高考独木桥造成的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会给社会造成很大问题。
再次，教育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将人才过多地向研究型大学引导，会对教育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世界经合组织(OECD)认为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实际上会对青年就业问题带来一种损伤，因此我们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事情既没有强有力的保障，也没有后续的跟进，这会给就业带来新的问题。谢湘到广西河池地区对免费师范生所做的实地调查发现，国家的很多政策如工资、编制、社保等一系列保障都不到位，那些年轻人本来是满怀一腔热血到下面去，而现在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就业政策应该有完整配套的措施，而且还要有人不断监督，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学生村官政策。如果群体性的期待得不到实现，可能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意识上的不满。
因此，要把青年当作一个社会的积极相伴而行的力量，应该从最基础的教育政策开始，消除教育的不公，去面向人人，而且通过后续的职业技能的培养，使青年发现自己所长，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对社会、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信号。
(三)共青团组织与青年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书记季为民以多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整个国家这几亿青年人口的真正状况，他们的根本需求、缺失、问题和困难；国家、社会和各种青年组织能够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做什么———建立机制、提供政策或是项目支持。
近几年来，时代变迁给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团中央针对流动人口等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新举措。季为民介绍了针对社科院的中青年知识群体的青年工作，包括政治及价值观引导、辅助其科研成长、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需求三个方面。此外，团委一直与团工委协作进行一些研究项目，如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国际上青年游行的研究及青年角色塑造的研究等，主要是针对中央国家机关，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模，分析对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角色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以便之后对机制及政策措施提出一些科学性的工作方法。
杜汇良认为，从整体来说，党、团的系统在现在的发展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除了在传统部门如学校、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能保持着原来的态势，在其他系统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团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的改变围绕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包括基层团建融入到人才培养中去。在很多高校就业方面，团的工作做得很多，如就业培训项目、就业岗位实习等。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团组织，很多省都有驻外团工委，确实要保证找到人、给他们做培训，关心日常生活、关爱他们的子女、开展系统的培训、申请小额贷款等等。另外还包括通过微博、网上建团，多种形式并举。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引导学生到西部基层就业、开展村官项目，也通过创业基金、创业培训，进行“思想引领、成长服务”两方面并重的工作。谢湘认为共青团组织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管理部门，所以经常要联合其他部门和单位一起来做各种工作。再有，相比妇联和工会在保护女工利益等方面时常能听到一些声音，而团的组织更多的是偏重青年思想教育，其实在青年人的利益维护方面、在反映青年人本身的需求和政策建议上，有很多内容是可以让团组织出彩的。
三、青年政治态度
(一)青年价值观以及政治社会化研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吴鲁平教授首先回顾了80年代以来他对青年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历程，同时介绍了国内外不同角度的探索成果：如早期社科院以现代化角度切入的“75一代人的价值变迁”问卷调查和分析研究；1997－1998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日本、韩国合作进行的东亚文化变迁研究，主要是看儒家文化在社会的变迁中的保存以及三个国家的对比；1997年至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后现代理论为范式，从调查晴雨表中发现，欧洲的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注重民主，经济稳定安全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近年来后现代理论注重精神层面的幸福，研究因此提出“奋斗层面是怎样”的问题，研究发现，日本是高享乐主义、低奋斗精神；韩国是高享乐、中等奋斗精神；新加坡的享乐意识是不太明显的，奋斗精神还很高；而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此外的其他理论视角如消费主义的视角、全球化的视角以及代际价值变迁等理论，都为国内青年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青年对待共产党执政的态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周拥平教授择要介绍了项目背景和具体工作设计，“共产党执政基础指数”是问卷调查用于测量青年人对共产党执政到底怎么看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赋值为0－100分，综合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党员干部是否持正面评价、自身有否加入意愿这几个变量，以此完成对某群体对共产党执政态度的测量。从结果上看，各社会群体的评价大都处在中间的基数。在测量和实施上，研究推进的关键是要结合调查方法。因为较长的问卷往往很难实施，信息量和质量通常成反比；所以调查基本上是在公开场合、问卷尽量控制在两页之内，在某些问题上再作追问，尽力保证获得被访者的第一反应。该研究主要定位在对真实态度的掌握。
从研究发现上看，2005年调查显示的总指数是60多分，2011沿用原来的方法再次调查，通过两次数据比较，总指数下降1%，下降速度不如原来预期。按周教授的分析，这几年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数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推测这与就业难是有关系的，因为入党有利于获得体制内职位。周教授还介绍了今年展开的新调查———“青年阳光指数”调查，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评价、对自我生活的评价，也涉及到一些对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评价，保留了原问卷中某些问题以便做长期对比，另外增加了大量对社会的评价，包括对社会道德水平、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对爱情观的评价。
最后，周教授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监测青年群体，最重要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态度，比如将执政基础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指标，看它到底怎样变化；二是就业指标，监测失业、就业情况；还可以附加上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因为，青年人即使失业，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下降，很多人还可以获得父母的资助。假如统合观察，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持续上升，即失业了、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发生青年上街的事件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周教授进一步解释为中国社会现在的基本矛盾或者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两个局面，一是制度成本太高，具体表现在税收高和灰色成本支出大；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这个矛盾会持续积累直至最后爆发。所以现在应该着重监测这几个指标。
四、青年与互联网
(一)网络社区的力量和青年网络文化
祝华新还提供了一个研究青年文化非常便捷的角度和辅助手段———网络流行语，可以用来解读今天的社会矛盾和现在年轻人比较敏感的心理。这些流行语是网民的语言，网民借此来辨别对方是同类还是异类，经常和社会事件、电影、娱乐节目相连，借题发挥或围观起哄，以此来疏解内心的压力。比如，“淘宝体”更多的是倾泄一种感情，“高铁体”主要是倾泄对政府的质疑，“轻度体”也同样是倾泄对社会的质疑，“hold住”更多的是表现年轻人面对社会的从容、洒脱的心情，“自嘲体”等未必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就是年轻人在网上的自我减压，“咆哮体”看似张牙舞爪、实际上冲击力很弱，是一种集体的减压和宣泄，最新的“甄体”，看似文质彬彬、非常儒雅，但显得格局非常小，这与今天青年人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有关。
他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把网上的批判能量变成现实中的正面能量？应该将其引导到正确的决策参与、建设性参与。与其打压民众的参与热情，不如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才能釜底抽薪地保证社会稳定。三是鼓励年轻人用好网络学习的充沛资源，如网络公开课、维基辞典、互动百科等。四是警惕微博毒性，提高媒介素养，主张微博时代要鼓励链接、避免微博局限性，鼓励从微博回到博客以助于逻辑梳理，最根本的是鼓励回到读书。五是鼓励各阶层上网对话，官民、政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多元互补、相互制衡，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希望年轻人养成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希望政府更加包容、努力推进信息公开、恪守执政底线，才能涵养合理社会心态、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二)青少年群体与互联网研究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卜卫研究员回顾了中国从1996年开始参与的世界互联网调查，对以互联网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用定量的方法可以了解青少年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对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定量研究默认了背后的一些理论预设，包括：一是传播学理论中的效果理论，假定这是一个强效果———互联网彻底改变青少年生活或者改变社会，现在对效果理论有很多争议，还有其他的理论与之竞争；二是假定整个用户只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且这个阶层是社会主流，而非主流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是大多数，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没有考虑；三是技术决定论，认定媒介中心和社会中心两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四是认同国际标准，也就是会用一些国外的概念来测量国内青年，这个结果是不对的；五是比较认同主流的媒介素养标准。因此，这样的研究忽略和排除了某些方面。
五、青年与社会稳定
(一)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和认同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任《蚁族》的主编廉思副教授分析了国内外群体性事件与“蚁族”利益诉求之间的关联，总结出“蚁族”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几个特征：首先，参加者与事件的起因没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参与事件的人都是表达自己的不满；二是集中的领域往往是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三是事件的突发性强，没有精心预谋和组织的过程，既无组织也无领导；四是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都是由小事引起的，发展方向无从预期，容易导致政府误判，事态不可控制；第五是参与主体为“蚁族”，但实际上没有固定边界。例如突尼斯骚乱开始的参与者是“蚁族”，是底层知识青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实业界人士、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底层艺术家都参与进来了，尤其是持异见分子的加入，使骚乱事件后来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意图；六是虚拟影响现实。
研究拓展的第三部分是即将开展的新生代(80后、90后)海归调查，同时准备开展青年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虚拟社会运动研究。在后续讨论中，他进一步谈到2010年的调查发现“蚁族”的一些新变化：一方面“211”大学的毕业生数量在增多，超过了专科职业院校的比例；另一方面研究生“蚁族”和30岁以上的“蚁族”在增多，说明“蚁族”改变自己的境况越来越困难，这涉及到如何给青年人树立一个合理的奋斗预期。他强调不能就“蚁族”而谈“蚁族”，要把“蚁族”放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结合知识分子的脉络重新制定政策。因为我们党历来都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关键是让体制外的年轻人如何认同现有的体制。原来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都能进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能参与国家管理，现在面临着如何让大部分未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认同这个体制的问题。
(二)独生子女调查与城市青年就业稳定性研究
该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是职业声望理论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假设有两个：一个是低端职业稳定性更差，二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职业稳定性呈现U型变化。核心概念是城市青年和职业稳定性的概念。职业稳定性是指在从业过程中，劳动者是否进行了工作变动以及变动的次数或频率。在3000多份样本中，除掉了从来没有进入过职场的300多份样本，最后剩下2700多个样本。因变量采用泊松回归。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青年的职业稳定性确实比较差。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年都换过三次以上工作，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越是低端职业稳定性越差。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就业最终能稳定下来的拐点是10年左右。假设二也得到证明，刚开始的时候职业稳定性差，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工作逐渐稳定下来，呈U型分布。另外一些有作用的控制变量是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年龄来看，35岁以下的青年人跳槽的经历越多，他们选择工作的资本就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工作稳定性更好一些，初职会是比较高端的职业，转换成本也更高一些。子女状况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有子女的人工作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六、总结与讨论
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80后”或“90后”这一说法已经不足以揭示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分化，不少研究者都更加重视青少年研究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注重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层及内部分化。随着青年走向工作岗位，他们自身已经出现各种阶层分化。“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80后城市白领”显然有着巨大的阶层差异和社会距离；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青年人在收入与消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方面也有所不同。同时，青年内部分化不仅是体现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等经济指标)意义上的，还体现在生活方式和风格、消费模式和态度、亚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各种被标签化的、非学术意义上的“一族”概念，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Logo)、“乐活族”(LOHAS)、“穷忙族”、“尼特族”(NEET)、“飞特族”(Freeter)、“快闪族”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细化。虽然这里的不少概念源自于西方发达社会，它们在中国的现实对应体或许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和价值观的传播速度往往会超越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青年人更容易先从思想上受到外部影响进而结合自身状况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青少年“族群”倒是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社会结构”的另类图谱。
第三，青少年群体作为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与网络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在互联网的发展中，青少年群体体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青少年不仅是网络技术的运用者和网络新媒体的被动受众，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多自我约束的责任。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消费、学习、交友、娱乐，也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并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中去。我们不仅要考察新媒体对青少年发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更要重视青少年对新媒体的积极推动作用。所谓的“社会化媒体”(SocialMedia)和“自媒体”(WeMedia)即反映了随着网络发展出现的草根性、平民化和个性化的新特征，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失真、良莠不齐以及网络表达的情绪化、民粹化问题。
再者，青年一代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观转变，这一转变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他们对爱情婚姻的、对父母养老及下一代教育；对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以及对党和政府的职责、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看法和态度。
正是在上述时代转换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主要载体和先导群体。正如米德所说的“未来就是现在”(“TheFutureIsNow”)，青少年不应该仅仅被家长、老师、社会和政府看作是幼稚不成熟的和接受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和学习对象。青年研究因此已超出了其自身范畴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我们尝试着简单列举未来青年研究可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几个方面：首先，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和历史性研究。青年问题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密切关联。一方面，当代青年本身受到社会转型的直接影响并且自身也构成转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不再是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因此，为了更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当代青年的境遇与态度，我们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力度。且从历史性视角来看，目前的国内青年研究在开展和加强跟踪性研究。美国学者格伦·埃尔德(2004)的经典之作《大萧条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成长阶段，而且贯穿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整个生命历程，甚至影响到其下一代，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国民性格。
其次，青年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结合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内针对青少年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逐渐从早期的青少年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成瘾等问题扩展到对青少年网络交往和参与、青少年网络社区、青少年网络语言和各种网络亚文化等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年轻人心态的独特窗口，网络流行用语和网络舆情往往折射出青年价值观和态度。虽然“数字鸿沟”在全社会范围内(如城乡、代际、阶层之间等)应该比青少年群体内部要大得多，但我们也要注意网络分析手段的代表性问题，因为网络上的发声者并不能“代表”或替代“沉默的大多数”的境遇和看法。
再者，青年研究与消费和文化研究之间可以有更为密切的结合。青少年群体不仅是消费社会的“晴雨表”，而且也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影响群体和参与创造者。在“文化”成为“产业”的今天，消费研究和文化研究在青少年群体身上找到了直接的结合点。对青年文化消费或消费文化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供出台有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政策的依据。从学术的角度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或是对“文化产业”的肯定，反映出不同理论脉络对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艺术的自主性和批判性与迎合市场需求的感官化和娱乐化之间、资本－市场控制与民众自主性之间、官方意识形态和传统权威与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普通百姓之间多种关系的不同看法。
当代青少年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时又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浪潮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确受到更多宏观力量的综合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的“万花筒”和“放大镜”。同时，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随着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和主角。因此，我们认为青少年研究应该更有潜力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内在机制和长远趋势，相应地，这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融合。
参考文献：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格伦·埃尔德，2004，《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陆玉林，2009，《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尔塞拉等主编，1991，《跨文化心理学》，肖振远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1987，《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1988，《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娜奥米·克莱恩，2009，《NO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徐诗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约翰·费斯克，2006，《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11，《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