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5月，中国已有31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大数据，其中11个省份的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5个省份首次转负。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763.6万对，创下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1987年，荷兰学者Dirkvande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下称《报告》)发布，揭示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轨迹与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某些关联。
该《报告》抽取了9775份受访者样本，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0.3岁，来自全国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22个省份的26个城市，受访者中女性占比50.95%。对受访者的调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恋意愿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观以及大学生互联网参与五部分。
李婷及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从总体数据来看，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但她强调，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发现是，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她说。研究同时指出，年轻人面临的婚育阻力呈现出性别差异。“住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李婷解释：“这提示我们要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那么乐观。同时，网络上弥漫着低生育的情绪。如果低生育欲望还将持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可能还没见底，还要持续走低。
生育之外，在婚恋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普遍需结婚生子)的国家。从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来看，已经差不多完成婚育轨迹的人，确实呈现出普婚的趋势，结婚率很高。但李婷及研究团队想知道，随着代际更迭，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维，人们对婚育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叠加低生育欲望，人口形势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因此在人口学角度，李婷认为，很有必要关心年轻人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
再者，基于社会学角度，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个体主义兴起，人们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在中国，家庭一直作为社会运作、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李婷及团队想观察，当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家庭文化转向崇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们对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信念，是否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人口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李婷及团队选择研究青年人的婚育观。
“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报告》发现，有61%的大学生表示会结婚，有30%表示不确定，真正明确表示不结婚的只有7%。研究对象是最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
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家对婚姻的期待没有太大动摇，也就是说，目前婚育观念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
青年对于婚姻观念的主流不是“反婚”，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婚姻制度也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革，年轻人并没有抛弃婚姻。但研究发现，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发展性的变化，也可以说，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以前，很少人问为什么要结婚，是因为自然觉得要有个伴儿。但现在的年轻人中，这样的观点已经淡化。他们觉得结婚生育不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恋、生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在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要恋爱”这个问题，排名第一的答案选项是：“恋爱可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与进步。”“为什么要结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及情感的交流。”“为什么要生育”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陪伴孩子成长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男女在结婚意愿上有何分别
李婷觉得，男女在结婚意愿上的差别主要出于对自身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不同。男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更在意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是，你只有足够成功，才能养得起一个家庭，这也是男性对自己的定义和要求。
从女性角度来说，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重要改变，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照料者，或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她们渴求并愿将自己定位为breadwinner(注：给家里挣面包的人)。现在一些年轻女性不愿婚育，并不是因为不想要家庭，而是面临着延伸到公共领域的歧视，她们只能这样选择。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婚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不因为他们传统，也不能说这是阻碍进步的观念。男性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潜在成本其实远高于女性。如果一名女性事业发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顾得很好，人们不会觉得她失败。但如果一名男性失业，只负责照顾家庭，社会对他的苛责会更多。要改善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在制度上怎样保证女性在市场上不受歧视如何激励，才能使男性进入家庭领域市场、制度和个体的多方面协作，才能改善或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报告》中提到，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1.36个。如何理解这一数据李婷解释，在研究中设置理想子女数这个指标是为了呈现生育观念的转变。如果大学生理想子女数在两个以上，可以说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没有发生大幅度转变。如果理想子女数低于二，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倾向于少子化，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发生了变化。
当把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两个指标放在一起，研究看到两者的差异，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比如，在他的理想中，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情况，但现实中，他只想生一个。理想的生育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阻碍人达到他的生育意愿。从政策角度来看，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中间的差距，就是政策可以发力的地方。
通过研究，李婷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育阻力更大，女性明显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生育的冲突，相比之下，男性在这方面感受到的冲突更小。同时，研究也发现，在风险社会，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阶层分化。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抱有更高期望，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大，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APP使用习惯影响大学生婚育意愿
《报告》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即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程度，研究其与大学生婚育观的联系，这部分的研究发现能否带来启发，甚至改善当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认为，很多人说，研究发现，习惯使用某个APP的人普遍生育意愿低，那国家是不是就要把这个APP关停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把这作为治理手段。而是想探讨，传播技术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人的婚育观，又实际对人的婚育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这部分研究想呈现的是，在不讨论因果的前提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圈层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