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围绕“新东北文学”和“东北文艺复兴”（也包括“新南方写作”或“新南方文学”）等概念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危险，即如果陷入一种过于文学史化—学科化的话语权之争中，将极大地削弱或抵消这些概念所内蕴的能动性与把握现实的潜能。对笔者而言，这些概念主要是提示词，提示我们寻找新的方式把握新的现实，或是一种吁请，吁请我们寻找贴切的言辞和线索，以便理解新的文学书写之中的社会内容。
笔者想围绕“融合文学”“伤痕记忆”与“代际危机”这三个关键词对“新东北文学”展开散点透视，这些语词分别涉及当下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和历史经验的处理，以及新的现实与历史的纠缠如何形构了“80后”的代际危机。最终，笔者希望能够尝试触及和反思“新东北文学”和“东北文艺复兴”及其讨论所呈现的我们当下的文化经验，以及这些文化经验所蕴藏的新颖性与危机。
一
作为“融合文学”的“新东北文学”
早已有理论以媒介融合来表述当代社会各种新旧媒体的高度频繁且迅捷的联动，媒介融合被视为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5）。为了凸显融合媒介中的用户或消费者参与和使用各种新旧媒介的能动性，以及这种集体能动性所生成的共同文化，亨利·詹金斯进一步使用“融合文化”来表述。在詹金斯看来，在融合文化中，“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力相互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6）。笔者想进一步从媒介融合和融合文化的概念中引申出“融合文学”这样一个临时性概念，以便策略性地描述“新东北文学”在当下所处的这种媒介文化生态。
二
历史的反复与“伤痕”的回忆或延宕
与新旧媒体融合于当下相呼应的，是历史记忆幽灵般地不断重返现实生活，“新东北文学”和当下东北影视剧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在一种“普遍性怀旧”（9）中回忆1990年代东北的悲剧性衰落，特别是回忆下岗潮所带给普通东北人的落差、挫折乃至伤痕。这种对集体伤痕的回忆或重述，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想以历史回应历史，将“伤痕文学”作为透视“新东北文学”下岗伤痕书写的参照。伤痕文学是改革时代的文学开端，它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展开方式的表现，也是文学批评的能动性重新被激活和确立的时刻，进而，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共同建构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新方式的探索。因此，笔者在此尝试将伤痕文学视为改革时代的原点性的观测位，以之远读“新东北文学”。
历史似乎总是反复的。伤痕文学与“新东北文学”确有相似之处。首先是，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所关切的是“下岗潮”中父辈的伤痕，这种伤痕同时也是“子一代”的精神创伤，这几乎是在这些小说及其批评概念出现的最初时刻就被指认的。如黄平所说：“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10）的确，“下岗”背后的经济转型、社会剧变和政治危机，带给东北工人群体及其后代无法愈合的“伤痕”，正如“文革”带给老一代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后代无法愈合的“伤痕”。强调“新东北文学”中的“伤痕”与伤痕文学一样，具有相似的历史深度和集体性，这并不是牵强附会，恰恰相反，这两种“伤痕”都反映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结构性症候。“新东北文学”是可以也需要在结构性的反复中被赋予历史意义的。
另一少为人提及的相似之处，是伤痕文学与“新东北文学”都将“伤痕”悬疑化。如前所述，悬疑叙事是“新东北文学”乃至整个“新东北文艺”的重要特征，如刘岩所论，“在新语境下对老工业区历史记忆的对话性重建是悬疑的直接起源”（11）。有趣的是，伤痕文学中也隐伏着悬疑的因素。伤痕文学早期代表性作家王亚平（按照今天“铁西三剑客”的说法，王亚平与刘心武、卢新华可以说是“伤痕文学三剑客”）的成名作《神圣的使命》与《班主任》《伤痕》同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也是以悬疑的形式表现伤痕，小说中的“伤痕”所指涉的历史剧变和集体创伤复杂难言，需要以悬疑的形式被寓言化才能被触达和揭示。这与《平原上的摩西》何其相似。“文革”与“下岗”被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伤痕”文本以悬疑之名并置一处。就此而言，包裹着悬疑的伤痕文学并非是遥远的历史他者，而是“新东北文学”的镜像，它们处在同一个曲折反复的历史进程之中，从“文革”之悬疑到“下岗”之悬疑，从置身其中的悬疑到置身其外的悬疑，当代史时常因天翻地覆的剧变和难以索解的事件而寓言化为一出出历史悬疑剧。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集体记忆是以“向前看”的方式被构造以便有机地参与塑造改革共识的话，那么这种方式在今天似乎仍在积极运作。在今天，这种方式依然既高度活跃地参与着维系和再生产新中国前30年的集体记忆，也同样持续地参与形塑着1990年代以至于今日的集体历史。它已经沉淀为一种稳定的文化记忆机制。这种机制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伤痕”的历史记忆不断降格，使之压缩为边缘的、碎片化的乃至无意识的存在，既用于缝合历史连续性叙事中的裂缝，也为了凸显未来的重要性，从而在我们的集体历史意识之中召唤或植入一种未来性的向度。这种文化记忆机制呼吁我们放下作为悬疑的过去，呼唤我们愈合乃至遗忘伤痕。
最近10余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才得以从历史中苏醒并开始重新书写下岗伤痕，竭力地回收那些“为了忘却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这种书写当然只能是遥远的回忆，而无法如伤痕文学那样成为切近的反思，下岗伤痕也永久地失去了凝结为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新东北文学”对此也无能为力。根本重要的问题在于，使得伤痕被释放和回收的历史条件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在今天，集体伤痕似乎总是只能以遥远回忆的形式在场，一旦它准备真实在场，则又只能被压抑、延宕或逸散。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症候之一。
三
“80后”：历史新变与代际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郭敬明、韩寒作为“80后”的最初代表，他们更加疏离于体制并且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是大众文化市场上的风云人物，“铁西三剑客”则对市场和体制抱有更为现实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2023年班宇考编进入武汉市文联所属文艺单位，正式进入体制内。很难说班宇的选择究竟是个人性的，还是具有代表性。不过，从他们的作品来看，由于对父辈的致敬（双雪涛的《大师》或许最为典型）和工人阶层后代身份的明确意识，他们对体制抱有更历史也更现实的态度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在韩寒、郭敬明成名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市场虽然泥沙俱下，却也遍地黄金，他们也确实成功地搏击商海，名利双收，在“铁西三剑客”成名时，市场更加变化莫测，机遇锐减而风险倍增。因此，若“铁西三剑客”这样的“80后”对市场抱有本能的距离感，那并不令人惊讶。
这样看来，的确不存在作为统一代际的“80后”。仅就“80后”作家来说，既有通过文学期刊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成长起来的“期刊新人”（例如王威廉、文珍）（18），也有在文学市场化中一骑绝尘的韩寒、郭敬明，还有“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边界的，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影响力的”“铁西三剑客”（19）。那么，到底什么是“80后”的历史同一性呢？杨庆祥曾指出，“80后”的起源之一在于一个“生理的事实”，即“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20）。对于笔者来说，“80后”的历史同一性在于他们与父辈们相比，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起源。“80后”的父辈们是从20世纪初绵延至19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的产儿，“80后”所成长的年代则主要是从1990年代初期直至“中国崛起”热闹非凡的2008年左右，笔者称之为“漫长的90年代”（21）。“80后”作为一个全新代际的根源，正在于以全球化和市场化为基本语境的“漫长的90年代”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它截然不同于以革命与启蒙为双重变奏的“短20世纪”。
不过，与更晚的代际相比，“80后”的成长经历又具有某种过渡性。这种过渡性典型地体现在前文所说的“铁西三剑客”的下岗伤痕书写之中。“漫长的90年代”中所发生的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等，构成了生为工人阶层后代的“铁西三剑客”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迫使他们不断地回溯、追问和反思父辈们的历史及其起源。经由这一艰难的过程，他们不知不觉地穿越了“漫长的90年代”，突进到“短20世纪”的复杂性之中。与之相比，1995—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故又被称为“网生代”“数媒土著”等）（22），他们与“短20世纪”的关系基本停留在教科书、年代剧和复古游戏里。正是这种历史关系的虚化，反衬了“80后”与“短20世纪”的实质性联系。因此，“80后”被称为“转型一代”（23）有其合理性，且正是“转型一代”所内在的新旧交错构成了“80后”的独特危机。
对过去的“疑虑”与“反思”，当然是与“人到中年”的“80后”重新理解现实与未来的欲求无法分离的。伤痕记忆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机制的延续和新媒介推动的融合文化的发展，使得“80后”理解现实与历史面临着更复杂的挑战。但这并非全部，更重要的是新的历史情势和代际进程，在在逼迫着“80后”重新书写和思考。
注释：
（1）（7）双雪涛：《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22日。
（2）谭复：《班宇作家形象的生成——兼及当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新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5）AndrewNachison,“GoodbusinessorgoodjournalismLessonsfromthebleedingedge”,ApresentationtotheWorldEditors’Forum,HongKong,June5,2001.转引自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中国记者》2005年第9期。
（6）〔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第30页，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0）（19）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1）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12）黄安思：《向前看呵！文艺》，《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引自徐国利、陈飞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四卷，第989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13）《创作必须回到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
（14）见石岸书：《文学习性、情感政治与两种“读者”的互动——重审〈班主任〉〈伤痕〉的发表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17）见李春玲：《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第1、1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8）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第1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0）杨庆祥：《“八〇后”，怎么办？》，《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21）石岸书：《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这一思考的灵感得益于与“80后”学者王洪喆的一次闲聊，他提及，最近一些年来，有一大批影视剧都将故事的起点放置在1990年代，这种共同的叙事设定具有症候性。
（22）何绍辉：《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23）（24）李春玲：《“80”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5）李春玲：《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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