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垣与明清间天主教汉文西书的整理与研究
邹振环
摘要
陈垣；明清间；天主教；汉文西书；整理校勘
一重刊《铎书》
陈垣等从20世纪初就注意明清之际西学文献的影印和整理工作。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一批西洋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毕方济（FrancoisSambiasi）、徐光启合译的《灵言蠡勺》、傅泛际（FrancoisFurtado）、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等。这批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多根据葡萄牙科因布尔（Coimbre）大学（当时欧洲最负声望的大学之一）的讲义译成中文。1917年，陈垣为撰写中国基督教史，搜求明季基督教遗籍，从英敛之所著的《万松野人言善录》中得知英氏有大量收藏，两人因借阅书籍而订交。1918年他编纂《基督教史目录》，校勘了《铎书》，撰写《重刊〈铎书〉序》，1919年有新会陈氏校刊铅印本，一函一册。
陈垣指出《铎书》的作者韩霖是山西绛州人，字雨公，号寓庵，天启元年（1621）举人。陈垣援引《绛州志》，称其“为文有奇气，书法在苏米间。性嗜游，为聚书计，尝南至金陵，东览虎邱，泛舟南下至武林，西南探匡庐，复由淮南北上谒孔林，抚手植桧，前后购书极众。日与门人数十人，讲诵不辍。又尝学兵法于徐光启，学铳法于高一志”。“董其昌《韩氏卅乘藏书楼记》称韩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鸿胪景伯继之，合得万余卷，雨公悉推与景伯，而身则重购之四方。每游都邑及委乡小市，必穷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见之他所莫能得，则展转抄录而后已。”
韩霖家道殷实，藏书甚富。但在明朝未曾出仕。15岁时，韩霖随兄韩云（万历四十年中山西乡试）游历云间（松江府）一带，结识众多名士。他向徐光启学习兵法，向高一志学习铳法，都表明韩霖有着很浓厚的致用意识。《重刊〈铎书〉序》称：“王汉《守圉全书·协力篇序》称雨公有用世之才，其于天下士虚怀下之，大度包之，有片长微善，必使闻于人。孙锡龄《绛州救荒协义传》称明崇祯六、七年，频年荒旱，至十四年而极。其首倡劝赈者，则有韩乡宦云兄弟，合州众绅，咸有输助。独雨公先生霖，捐五百金，券贷三百，会借二百，其好学、好善、好义如此，此其为人概可知矣。其所著书有《救荒书》《守圉全书》《神器谱》《炮台图说》《士范》《俎谈》《清风录》《绛帖考》《燕市和歌》《寓庵集》《两园诗集》《卅乘楼书目》等十数种。”〖ZW（，7”〗陈垣：《重刊〈铎书〉序一》，《〈铎书〉校注》，第49—51页。〖ZW）〗韩霖的不少著作都是有关兵学的，如《守圉全书》十四卷、《慎守要录》二卷、《神器统谱》、《炮台图说》等。他最初是以知军事而名重士林的。在明末天灾人祸肆虐、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对农政救荒等事项亦颇为关心。
此外，韩霖还曾先后于崇祯十二年(1639)和十五年(1642)分别协助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Vagnoni)与金尼阁在平阳府城和太原购屋建堂。仅此数例，即足见韩霖在弘教方面之热心和积极。在文字事工方面，韩霖亦颇有值得称述之处，著有护教、弘教著作多种，如《圣教信证》（与张赓合著）、《辨教论》（与山西另一著名天主教徒段衮合著）、《铎书》、《耶稣会西来诸先生姓氏》、《敬天解》（已佚）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家族是明末集体皈依天主教的典型之一，这种虔诚奉教的集体性皈依行为，与韩氏家族成员对西学的共同认识有关，其家族所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参与了《修身西学》一书的参校，显然这种工作帮助他们加深了对基督教西学的理解。
《〈铎书〉校注》收录明朝李政修的《叙》、陈垣的《重刊〈铎书〉序一》、李庆芳的《重刊〈铎书〉序二》、韩霖的《〈铎书〉大意》；正文分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个部分。陈垣指出《铎书》“取明太祖《圣谕六言》，以中西古哲圣贤之说，为之逐条分疏演绎详解，而一本于敬天爱人之旨，独标新义，扫除一切迂腐庸熟之谈。其真切感人，能令读竟者忘其为循例宣讲之书，渊然以思，蘧然以觉，泰然以安。而凡与生俱来及习俗熏染之种种恶德，如骄、如傲、如忿、如妒、如贪、如吝、如怠、如餮、如淫等，均将飘然远飏，不敢为祟，而其人乃可以见上帝，是真救世之奇书也。”他认为由于韩霖“所与游则大抵海内外方闻之士，其所言敬天爱人之说，亦不尽囿于吾国古先昔贤之书，故所言往往有中国士大夫所未闻，其所引《七克》则西班牙人庞迪我著也，《齐家西学》《童幼西学》则意大利人高一志著也，《涤罪正规》则艾儒略著，《哀矜行诠》则罗雅谷著，皆非中国人也。公盖非一乡一国之善士，尚友古人，而又能友天下之善士者也。十七世纪之间，山西有此通学，可不谓难能哉？”这说明韩霖是明末山西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
1919年“初次活版”的新会陈氏校刊铅印本刊行后，陈垣手中的“数百本顷刻散尽，远近索者犹纷至。愧无以应”。于是，1919年6月他又为山西的再印本写了识语。
二校勘《灵言蠡勺》
1919年是陈垣整理和重刊明清间汉文西书的高峰时期，在《铎书》之后，他还陆续校雠刊印其他明清基督教汉文西书，并作序言或识记，如1919年5月校勘毕方济的《灵言蠡勺》，作《重刊〈灵言蠡勺〉序》，发表在《青年进步》1919年5月第25册。
《灵言蠡勺》的作者是耶稣会士毕方济。陈垣在《重刊〈灵言蠡勺〉序》中首先介绍毕方济的生平：“方济，字今梁，意大利人，以利玛窦卒后三年至中国，时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也。方济事迹，汉籍不概见。”他搜集了《明史》之外的一些基督教汉文西书中的记述，如“《圣教奉褒》载崇祯十二年冬，方济疏陈时事四端，曰明历法以昭大统，辨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官海利，购西铳以资战守。得旨，毕方济着刘若金伴往海上，商议澳舶事宜”。《圣教史略》载，方济传教南京、松江、淮南、常熟诸郡，得人甚众。瞿式耜父汝说，亦受洗于其门；又尝传教开封，与福王常洵友善。北京陷，常洵子由松称帝于南京，谋遣使澳门，借葡兵拒敌，即以方济往，既至而南京亦陷矣。唐王聿键，故尝得罪被废，亲族多离贰，方济独厚待之。及称帝，遂招方济入闽，欲有所谋。未几聿键败，瞿式耜奉永历守桂林，复遣庞天寿与方济至澳门，继续前议。永历元年三月拒清人于桂林，有洋兵三百助战，方济之力也。方济在华三十余年，卒于杭州。”
毕方济出生在那不拉斯国之科森察（Cosenza），1609年赴印度，1610年抵达澳门，1613年至北京。南京教案时，为孙元化留居嘉定，后潜回北京，匿居徐光启家中。1622年至上海，在附近地区传教。“其为人仁厚俭朴，和蔼可亲，教外人多归心焉。”崇祯元年（1628）奉命从南京经河南赴山西开教。当他路过开封时，取法利玛窦先例，以礼貌拜见明宗室分封在汴的吴王朱橚，献呈自鸣钟等贵重物品，受到吴王的热情款待，毕方济随即改变行程，不去山西而在开封传敎。他在开封布道，似乎也与开封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进行过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调查。1628年有天主教中国商人伯多禄（Pierre），忧其故乡无传教士，留其居住开封，并为其租一小宅。而之前毕方济在北京认识的官吏数人在开封，依靠他们的帮助，他在开封声望遂起，于是他购买一栋民房作为教堂，这是开封第一座耶稣会住院，也是河南首座天主教堂。根据范劳神甫1920年考证，该教堂在今开封的洪河沿街一带。他在这里传教两年，第一位受洗的是商人伯多禄的弟弟，教名保禄（Paul）。后因水土不服，毕方济不得已返回南京。
陈垣赞扬《灵言蠡勺》:“其言博辨奥衍、玄妙新奇而不远于人事。苟能潜心释虑，而绎之，未有不悠然起高尚之思，而生向至美好之情者，要视乎能保持此情思之久暂耳。”他在序言中写道：“初，方济至京师，即习为华言，与其士大夫游。是书成于天启四年，即其至中国后十一年也。为之笔录者徐光启，时光启年六十三矣！”他说自己之所以重视《灵言蠡勺》，不仅仅因为该书“说理最精”，也“实赖《四库》此一斥，《四库》明谓特存其目以著之藻左袒异端之罪也。今反以是唤起吾人之注意”，他称自己是从英敛之处“假得抄本，酷爱之，即欲重刊以广其传”，之后得到了崇祯间慎修堂重刻的《天学初函》本，委托樊守执“细为比勘，遂付活版，将与海内学人共证纪昀等所谓其书‘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者，其批评有价值否也？”
三重刊《辩学遗牍》与《主制群征》
1919年8月陈垣校勘利玛窦《辩学遗牍》和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有《辩学遗牍序》和《大西利先生行迹识》，前者发表在《青年进步》1919年8月第27册，考证认为该书“旧本题利玛窦撰”，前编为利复杭州以崇佛著称的退休官员虞淳熙书，“后编为辩《竹窗三笔》天说，殆非利撰”。徐宗泽对陈垣的这一考证非常信服，认为“此言诚然，驳四天之说是利子之同志在利子故世后所著，盖当时杭州僧见杨廷筠、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心不能平，乃作四天说，以明佛之尊高无上”。陈垣将《辩学遗牍》和《大西利先生行迹》两书与《浙西李之藻传》一起汇刻出版。梁士诒为该书题写小序，称：“援庵转述甚夥，人将爱之，诒将哀之，因袭近人诗赠之曰：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生死。是耶？非耶？”对陈垣远离政治而投身学术表示无限惋惜。
四《遵主圣范》与《名理探》
1925年，周作人在《语丝》第50期上发表《遵主圣范》一文（署名“子荣”），称自己在京城的东安市场买到了一本1912年北京救世堂（西什库北堂）重印的ImitatioChristi的译本《遵主圣范》。《遵主圣范》是深受普世教会所喜爱的一本中世纪灵修名著，是基督教属灵宝库中的奇珍瑰宝之一。据说是教会书刊中除《圣经》外译本最多的一本书，有六千来种不同的版本。在天主教内，它几乎是每个神职人员的必修课，有人甚至将它列为必读的“圣书”之一。
周作人称这本书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一部代表的著作”，作者是妥玛肯比斯（ThomasA‘Kempis），认为他与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虽然出生的地方不同，思想不同，但同是时代的先驱，他代表宗教改革，如同薄伽丘代表文艺复兴的潮流，并引用了英国玛格纳思（LaurieMagnus）在《欧洲文学大纲》中的一段话，称“出世主义的《遵主圣范》的最显著的特色，犹如现世主义是《十日谈》的特色”。并称根据该书1875年田类斯主教的序文，可知之前已经有了译本，可惜已经全然不知，认为该书是很可敬佩采用了白话文，并希望有心人能够来编“一本明以来的译书史，——不，就是一册表也好，——那是怎么可以感谢的工作呀”。
1925年11月，陈垣完成了《再论〈遵主圣范〉译本》一文，发表于《语丝》第53期，一口气给读者介绍了《遵主圣范》7种不同的汉译本：计有1640年阳玛诺的译本《轻世金书》、1848年吕若翰的《轻世金书便览》、1874年田类斯的重译本《遵主圣范》、1895年柏亨理的重译本《遵主圣范》、1901年蒋升的《师主编》、1905年香港纳匝肋静院的《遵主圣范新编》和1907年王保禄的《轻世金书直解》。并对7种版本的编作者、译者和各种译本不同的体例、风格一一作了介绍，称阳玛诺是葡萄牙传教士，1610年至中国，曾在北京、江南传教，后驻浙江。指出该书“用《尚书》谟诰体，与所著《圣经直解》同，其文至艰深，盖鄞人朱宗元所与润色者也。宗元为天主教信徒，顺治五年举人，康熙《鄞县志》称其博学善文。所著有《拯世略说》《答客问》等，文笔酣畅，与此书体裁绝异。宗元之意，以为翻译圣经贤传，与寻常著述不同，非用《尚书》谟诰体不足以显其高古也，结果遂有此号称难读之《轻世金书》译本”。该本1848年有上海重刊本。《轻世金书便览》的撰者吕若翰是广东顺德人，以为阳玛诺的译本实在难读，于是“特仿《日讲书经解义》体，为之注解，词旨条达，可为阳译功臣”。1905年广东有该书重刊本。
1895年的重译本《遵主圣范》的译者柏亨理为基督新教传教士，此书是根据味增爵会北京主教田类斯的译本，尝试改语体为文言体，凡是田本的“的”“这”“我们”等字样，全部改易为“之”“此”“我等”。凡是称“天主”处，全部改为“上帝”。该书序言称“著此书者乃根比斯之笃玛，德国人，生于一千三百八十年，十九岁入修士院，在彼七十余年，至九十二岁而卒。其书乃其六十一岁时所著，原文用拉低尼语，至今翻译已经六十余种话语。今特将天主教会主教田类斯所删定之本，略改数处，免门徒见之，或生阻碍”。陈垣认为柏亨理这样的修改，是因当年文言体比语体通行，但细细审查该书，文笔平凡，实在是多此一举。而1905年香港纳匝肋静院的《遵主圣范新编》似乎也是田类斯本的改译本，其用语比田本更俗。
《师主编》的译者蒋升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他在凡例中认为流行的译本，或名《轻世金书》，或名《神慰奇编》，或名《遵主圣范》，“似与原本颜名不甚符合，故区而别之，颜之曰《师主编》”。陈垣认为该译本“所讥简故奇倔，似指《轻世金书》，辞取方言似指《遵主圣范》，然则散漫晦涩，当指《神慰奇编》也。此译纯用文言，词句比较浅达，似视柏本为优矣”。该书除有1907年上海的慈母堂本外，河间献县亦有刊本。最后一种为1907年王保禄的《轻世金书直解》，该书序言称“此仿书《南华发覆》作，《南华发覆》者，坊间《庄子》注本，本文大字，而以疏解之文作小字，纳入本文中，俾读者联贯而读之；其能免续凫断鹤、削趾适屦之讥者鲜矣”。
此后张若谷又撰写《三论〈遵主圣范〉译本》，他又介绍了佚名的《遵主圣范》本、1904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李友兰重译的《师主篇》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刊行的《师主吟》等。
陈垣还从马相伯、英华处获得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的《名理探》抄本，经校勘后，撰写有《名理探影印本跋》，收入1926年公教大学辅仁社励耘书屋影印本，后又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排印本。
五故宫版《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之编刊
陈垣反对垄断档案，积极倡导将档案公布于世。1925年在清点故宫过程中，他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教王禁约》和《康熙谕西洋人》两份档案，他将之陈列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的乐寿堂，并告诉英敛之。1925年11月英敛之致函陈垣希望他“将两折后加以跋语”付印，出版的影印本前还有英华所写的志语。称“教宗禁约一通，康熙谕旨一道，系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南三所康熙朱批旧档中检出。兹特依照原影复出，以供众览”。书后有陈垣写的跋语介绍档案的情况、背景、内容。
继1925年7月在北平故宫懋勤殿首次发现2件档案后，1928年又发现9件，1930年再发现3件。1930年，这批档案首次公布于故宫博物院《文献丛编》第六辑。但14件中标明年月者只有4件，其余10件或有月日而无年代，或连月日也没有，这些年月日都无法确定的档案，公布之时曾把先后的次序也弄颠倒了。1932北平故宫博物院将这批档案影印出版，陈垣专门写了叙录，逐一介绍这14件文书的日期。该书收入康熙四十四年（1705）及五十九年（1720）的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两次遣使来华之事，书中14通由康熙亲笔删改的文书，其中有康熙为白晋事谕多罗（第一函），谕多罗不得在内地居住（第二函），叫西洋人带信给多罗（第三函），在苏州谕众西洋人（第四函），为多罗事传旨与众西洋人（第五函），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皇书稿（第六函），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第九函）等。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一书的按语，均由陈垣亲自执笔。虽该影印件无标点，但给学界提供关于礼仪之争的第一手极为珍贵和极为重要的汉文材料。
六接续《天学初函》之筹划与汉文西书书目之编纂
早在1915年之前，陈垣就对基督教汉文西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童时阅《四库提要》，即知有此类书，四库概屏而不录，仅存其目，且深诋之，久欲一睹原书，粤中苦无传本也。”1917年陈垣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著益亟，更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未有当也”。之后他注意到李之藻编刊的《天学初函》，在《灵言蠡勺》序言中专门讨论了《天学初函》的价值，称其“理编”收入《灵言蠡勺》，“器编”收入《几何原本》等十种，“均著录文渊阁，后人分收入《守山阁》《指海》等丛刻中。世间多有传本理编九种，惟《职方外纪》，《四库》著录，收于《守山阁》外，《畸人十篇》、《天主实义》、《辨学遗牍》、《七克》等均见屏于《四库》，然今天主堂尚有刊本，惟《灵言蠡勺》、《西学凡》、《交友论》、《二十五言》等则绝版久矣”。他认为“《天学初函》在明季流传极广，翻板者数次，故守山阁诸家均获见之。惟‘理编’自遭《四库》屏黜以来，校刻家不敢过问，之藻之意本重在《理编》，使人知昭事之学之足贵，而《四库》及诸家所录，乃舍其理而器是求，真所谓买椟还珠者哉！”
1929年2月27日陈垣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作《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后以《中国史料的整理》为题，发表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在关于档案的整理部分，他提出了编目的重要性，编目能使后人能够根据总目索引，依次分类检出有用的资料。在汉文西书整理方面，他也身体力行，1930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宗教史时，印发了讲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后刊载于《青年会季刊》1930年6月第2卷第2期。
小结
陈垣一生致力于宗教史、目录学、史源学、元史和敦煌学等研究，有把汉学研究的中心从巴黎、京都夺回北京的雄心。1917至1937年，陈垣有关明清间天主教汉文西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前后持续了近20年。其间他特别留意明清间基督宗教汉文西书的发现、搜集与整理。校勘重刊《铎书》《灵言蠡勺》《辩学遗牍》《名理探》和《主制群征》等，构成了陈垣整理和研究天主教汉文西书工作重要的一部分。
在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担任故宫图书馆馆长期间，陈垣提出了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等整理档案的八个步骤，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条分缕析，其核心则是如何更方便读者的使用。他也致力于故宫档案中汉文西书的整理和刊布，将在故宫发现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整理影印出版，并亲自执笔，撰写了按语进行考辨。
陈垣重估《天学初函》的价值，倡导汉文西书目录的编纂，撰写了《乾隆基督教录》和《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他的这一工作上承明末李之藻汇集汉文西书的基础工作，下启方豪、张西平等学者，为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之文献的整理和考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垣不仅擅长利用教外文献，还着力从教内典籍中发现的材料出发，考察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的演变，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这种将乾嘉考据学治学方法运用于文献的搜集，并将文献搜集的范围扩大到欧亚大陆的视野，开启了20世纪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2020年11月7日曾提交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主办的“2020年故宫学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传世之作学术精品项目“明清江南专题文献研究”（2021CSJP003）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