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王岳川演讲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开场白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任何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个体总是需要认同某种文化，没有文化的个体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国家、民族，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环抱着人迈向自己的未来，个体通过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所属文化圈的职责，并将自己所属文化发扬光大；任何文化选择并非轻松随意的，文化链条的断裂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语。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
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
中国在寻求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以及树立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争端中的中国处境
新世纪亚洲格局的重组，表现之一是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挑战，说明文化软实力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大国崛起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从经济资本走向文化象征资本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820年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从1820年到1870年这5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1820年左右，西欧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达到了33.6%，远远超过同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到20世纪后期，从1952年到2005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国、日本加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前三强，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落后国家，综合国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
我坚持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2.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文化牌
在西方现代性统治世界的近20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整体上丧失了自己的声音，丧失了主动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沦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庸。中国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摆动，或认为自身历史悠久，或崇拜现在的西方。人们一方面在忘记中国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对西方这一他者总是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在经济起飞之后，全盘西化之中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则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发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博谈杂议
2010年第18期《如何理解老子的“道”》
如何理解老子的“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方尔加先生运用喻象性的方法将“道”解读为“生命力”，这是语言训诂学和古籍整理学的有益探索。
但我们对“道”也经常出现混淆和误解。比如北京大学的《儒藏》的重要课题《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里把道教和道家混用；华东师范大学的《子藏》，把《道藏》当做单纯的诸子的典籍；京剧《赤壁》诸葛亮的唱“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曹操的唱“我实实服了那妖道孔明”，出现混用。
道家与道教二者的区别：一是，道家是一种哲学流派，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二是道家以老庄为思想主体，而道教则是尊老子为道祖，却没有庄子；三是道家不信仙丹和符，反对巫术和鬼神，而道教则相反；四是道教有团体、教派、教义、信徒以及传授系统，而道家则没有这些。
另外，《道藏》既有大量的“道家”及诸子类一百多种书、医药养生的书、科技史的书，又有“道教”的宗教经书，类似于《大藏经》；这不同于儒藏和子藏的单纯学派书目。明代《道藏》原有1476种书，1926年的影印通行本1120册，2004年我国出版了《中华道藏》49册，内容非常丰富。
可见，我们要从道家、道教、道藏三个层面和视角全面解读，才能有助于理解老子的“道”。
北京读者任国征
《道德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学者对它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方尔加教授提出的“‘道’就是生命力”的命题令人耳目一新，读后热血沸腾，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激起我对《道德经》的重新审视――原来《道德经》也可以这样解读。老子的理想是万物相容，而不是万物对抗、为敌，即宣扬的是“天地合一，和谐自然”的理念，这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极具借鉴意义。“治大国如烹小鲜”，愿更多的当政者研究、理解、把握、熟悉《道德经》，并运用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去。
河南省濮阳县民政局梁星毯
方尔加先生对“道”的阐释解读，着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任何思想观念都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时代，或者说思想观念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而《道德经》毕竟产生于两千多年前，那个时代是我国上古礼乐文明初创的时代，时代迫切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伦理关系，使文明为之确立，社会为之有序，从这个意义上看，方先生依据《道德经》文本，将“道”看作是老子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生命力的考察，告诫人们要道法自然，辩证地看待一切，如“无为而无不为”等，从而立身为人，治国安邦。我认为方先生这番阐释既符合《道德经》文本本意，又体现了尊重人类思想认识史基本现实的科学精神。总之，读了方先生的演讲，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祖国传统文化思想既要学习传承，更要穿过神秘主义的迷雾，正确把握定位，历史地给予认识和借鉴。
陕西省档案馆田晓光
■演讲信息
题目：古典诗歌赏析与人文素质提升
演讲人：程郁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2层
题目：午后红茶中的科学试验――用手中的数据推断我们的生活
演讲人：马景义（中央财经大学CATI与数据挖掘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