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人物大于故事的电影。”导演管虎在一次访谈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作《老炮儿》。谈到人物，毋庸置疑，《老炮儿》中最吸睛的人物，就是冯小刚扮演的六爷。
六爷曾是四九城响当当的顽主，在一场场决斗中树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如今虽已不复当年勇，但他依然充当着街坊邻居的“民事仲裁人”，固守着自己的那份规矩；不料，儿子晓波和富二代小飞之间的一场纠纷，却让他不得不重出江湖，纵使力不从心，也要为尊严奋起一战。
电影《老炮儿》既然将故事重心放在描述中老年顽主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困境上，在品评《老炮儿》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顽主的历史。在北京土语中有“玩主”一词，也称“玩家”，指的是以玩为业、在书画、花鸟、饮食上懂得玩也讲究玩的一类人，有一种说法认为，终日提笼架鸟、听书票戏的晚清八旗子弟，就是最早的玩主。老舍在《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中，就仔细描绘了玩主的生活方式与处事作态。“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茶馆》中松二爷的这句话，堪称描写玩主的点睛之笔。
“顽主”与玩主在意义上有相近之处，他们都用玩世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却又在自己的群体中遵守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好面子、重礼数。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顽主这一群体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而现今关于顽主群体的记忆，除去一些散落的人物轶事，基本上都集中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六七十年代：少年顽主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顽主最为鼎盛的时期。十年浩劫、国家失序，成年人在水深火热的“斗资批修”中饱尝痛苦，那些还在读书的十几岁的孩子却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在社会无序的状态下，身处不同家庭的孩子之间也开始滋生矛盾、争斗不断，通过殴斗来“拔份”（出风头、排名次）等状况时有发生，顽主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了。顽主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按照家庭出身，分为院派顽主（即所谓“老兵”，指军队、政府大院子弟，父母基本已失势）和胡同顽主（指平民子弟）两派。这两派顽主都以穿戴将校呢、塔帽为时尚，什刹海冰场、莫斯科餐厅、新街口、平安里，都是他们当年常去之地。
那时最有名的顽主便是“小混蛋”周长利。周长利出身贫寒、性格刚毅、重义轻生，是新街口一带鼎鼎有名的打架好手，王山《血色青春》系列中的周奉天，便是以周长利为原型。虽然这位名震一时的少年只活了18岁，但他的故事却一直流传在民间，即使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网络上对“小混蛋”死因的探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周引起众怒、被院派顽主围殴至死的说法流传最广，电视剧《血色浪漫》中便再现了这段民间历史）。“小混蛋”所代表的，是胡同顽主希望借茬架来赢得尊严、改变命运的努力。
与胡同顽主相比，院派顽主的特征更为清晰。近些年来，反映院派顽主故事的影视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基调上也较为明朗，姜文、王朔、冯小刚、叶京等出身部队大院的影视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故事》等作品中寄寓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记忆，塑造了马小军、钟跃民等顽主形象，讲述了另一种“血色”背景下的青春回忆。在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中，斗殴的场景往往一带而过，更多的是带有年代感的浪漫情调，是对爱情的懵懂和对青春的怅惘。这些六十年代的青春爱情故事主打的还是怀旧牌，什刹海冰场的嬉戏、“老莫”餐厅的话别、苏联歌曲的清唱，这些画面对于50后、60后观众的冲击力度，要远远超过“古惑仔再聚首”对于80后的情感震荡。而蕴含在这些故事中的青春激扬、豪迈壮烈，也能在年轻观众中得到不少共鸣。实际上，大院顽主的故事，已成为当下影视剧的一个类型，不断消费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八九十年代：市场大潮下的顽主们
进入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开了全国铁板一块的局面，在新旧交叠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大解放，新观念、新想法不断涌入，给人们带来了五光十色的多元化选择。而六七十年代派别清晰的顽主队伍，在社会语境的变迁中也失去了整体性，呈现出零散化、边缘化的特征。反映这一时期顽主生活的作品主要有《本命年》、《顽主》、《甲方乙方》等。
由谢飞执导、姜文主演的影片《本命年》延续了胡同顽主的故事，讲述了因帮哥们儿打架而犯伤人罪的顽主李慧泉出狱后的一系列遭遇。在与歌手赵雅秋和倒爷崔永利的来往中，早已脱离社会多年的李慧泉无法承受消费社会带来的物欲横流与人情淡漠，在本命年的钟声敲响时被两个少年抢劫，死在孤独的黑夜里。《本命年》反映了一部分昔日的顽主在时代变革下无所适从、走向末路的悲剧，在影片灰暗的调子中，一代人的焦虑、彷徨、挣扎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而《顽主》、《甲方乙方》等作品则从另一个层面展现出顽主在市场大潮下成为“弄潮儿”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讲述的故事也是异曲同工，无非就是几个“社会待业青年”聚在一起搞“个体”的经历。片中的顽主们，早已收起了打架斗殴的菜刀砖头，拿出“侃爷”的架势来，在嬉笑怒骂、段子飞扬中消解了崇高、稀释了意义，却也为市场经济下服务业的运作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显示出一部分顽主们虽游离在体制边缘，却洞悉先机、成为最早“下海”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发起人。
而影视作品中这两类顽主的命运差异，也预示着顽主们的人生即将发生巨大的分化。
二十一世纪：顽主的子女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顽主们也步入中年，少年时指点江山、驰骋江湖的豪情，青年时在迷茫中探索的勇气，都化作了一声叹息，原因无他，只因顽主也有了子女，在孩子的目光中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前半生。
徐静蕾执导的处女作《我和爸爸》和管虎的新作《老炮儿》便着眼于顽主与下一代关系的探讨上。《我和爸爸》讲述的是父女情，顽主父亲老鱼在一次次缺席了女儿小鱼成长的重要时刻后，终于洗心革面，褪去了顽主油滑玩世的生活习性，重新寻回了家庭，得到了亲情的和解，这部电影表现的是，顽主只有在顽主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做出取舍，才能获得认同；而《老炮儿》则与之相反，正是六爷坚守着的规矩，让晓波最终理解了他。
两部电影的结局也呼应着各自不同的主旨：《我和爸爸》里，小鱼带着丈夫女儿去为父母扫墓，是亲情包容了价值观的差异；而《老炮儿》中，晓波实现了六爷开“聚义庄”的梦想，行动做派都极像六爷，是价值观的统一造就了亲情的和解。前者重在情的传承，后者重在理的认同。两部电影也代表了人到中年的顽主们的两种人生选择：一是岁月融化了棱角；二是棱角在岁月中愈发分明。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这是《老炮儿》片尾曲——崔健《花房姑娘》中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恰好适合形容六爷的性格。六爷这个人物，具备了顽主的诸多特征：局气、好勇、重义、讲究规矩。而以六爷为核心，又穿起了闷三儿、灯罩儿、洋火儿等一系列顽主，构成了顽主群像。这些人物也勾勒出了现实中顽主天差地别的生活际遇：有的经商成功，做了老板，如洋火儿；有的出身大院、却在生活中折戟沉沙、屡屡受挫，如闷三儿；还有的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惨淡度日，如灯罩儿。在六爷借钱、话匣子与闷三儿召集昔日哥们这两个场景中，不同社会身份的顽主一一浮出水面，举重若轻，饱含着无数江湖风波、人情冷暖。
在最后的“单刀赴会”中，六爷极具仪式感地取出珍藏多年的将校呢及日本军刺，最后一次踏上了决斗的征程。冰冻的野湖上，只见六爷一步一步地迈向前方，两岸是双方拉来的好汉，这画面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和冲击力。而身后的昔日兄弟们，也在这股难以言明、却又令人血脉贲张的氛围中，淡忘了功名利禄、个人得失，淡忘了生活艰难、谨小慎微，以不再矫健的步伐、不再灵活的身躯，抄起家伙，冲！
冰湖之战，既是六爷的挽歌，也是顽主精神的号角。在影片结尾的彩蛋中，一群有了年纪的顽主们脸上挂彩、身上带伤地从警局走出，却个个斗志昂扬。六爷虽已不在，但六爷固守的规矩却长存于每一个顽主的心中。能够以如此正面的方式来挖掘顽主这一类被社会不断边缘化的群体，或许是《老炮儿》最值得称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