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
中国建设报社主办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生活从吃不饱穿不暖、居无住所到衣食无忧，日子越过越好。新生事物更是层出不穷，如巨浪，淘汰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旧有的思想观念等。但那些远去或消失的记忆，却记录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
“洋”货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很小的时候，祖母的话中总爱带个“洋”字，比如她称火柴为“洋火”、煤油为“洋油”、铁钉为“洋钉”、肥皂为“洋胰子”……有一次，我问祖母，为什么她说啥都爱带个“洋”字呢？祖母笑着回答我：“因为呀，这些东西都是飘洋过海来的，当然都是‘洋’玩意儿啦。”
祖母过日子手紧，所以把“洋”东西看得特别金贵。每次烧火做饭，她先抓一把干松毛，再划一根“洋火”把松毛燃着，然后再去点燃柴禾。要是偶有不小心，一根“洋火”没点着松毛，还需要再划一根时，祖母就会连声啧啧，惋惜好一阵儿。
祖母把“洋油”看得更紧。家乡的山上松树多，富含油脂的松节是照明的好材料。那时，我家晚上都是以松节为灯，只有来了客人，祖母才会取出“洋油”壶，灌少许在自制的简易煤油灯里点一会儿。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的榨油坊开始用木梓仁榨油。这种木梓油放入灯捻形似蜡烛，比松节方便，油烟也少，许多家庭就用它当照明原料。祖母对它更是爱不释手，生产队分的木梓油不多，她当宝贝似地藏着。过去农村做饭都要烧柴禾，通风条件又不好，烟熏火燎的，加之照明也是油烟很重的植物燃料，导致祖母晚年时视力非常不好。
1985年，家乡开始架设电线，高压线路要从我家的山林经过，所以必须要砍掉一批树。那时候还没有经济补偿这个说法，父亲不同意。祖母听说此事后，就问我“电是干啥的，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点燃了比‘洋油灯’还亮，有了电就不需要点‘洋油灯’了”等一些问题。我忙点头说“是”，还给祖母解释说，通了电，不仅不需要“洋油灯”了，连“洋火”都不用了，一拉开关就可以。祖母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要真用上了电，她这一辈子都值了。又说：“咋这么好的事情你爹还拦着呢，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1990年，祖母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祖母走时，家乡已通电好几年了，用祖母的话说，她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总算开了眼，见到了“西洋景”。祖母走后，“洋火”、“洋油”这些带“洋”的词语也慢慢消失了，仅存在了我对她的怀念和记忆中。
票证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票证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上世纪90年代，如果哪家想装空调、买彩电，都得凭票。
我对布票的记忆尤为深刻。小时候，每年冬天我都会冻脚，特别是脚后跟，冻后再溃烂化脓，惨不忍睹。冻脚的主要原因是没袜子和棉鞋，大冬天脚上只穿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单布鞋。没鞋穿，主要是因为当时买布要布票，还要钱，一年到头家里很难扯回来几尺布料，根本不够用。母亲看着我们的脚冻成那样，也很心疼，所以也特别珍惜布料，哪怕是一块小小的布头都要收好，用浆糊一块块地粘在木门板上，攒在一起晒干后用来做鞋。
至于衣服，那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记忆中，我在上高中之前，只有两身衣服，一身单一身棉，单衣从春穿到入冬，棉袄从入冬后穿到第二年返春。还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要开学了，还没有书包。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把她自己一件衣服的两只袖子剪了，给我缝了个书包。那件衣服就成了短袖，一直到入冬，母亲还穿着它在地里干活。
那个年代，家里基本没有衣橱，顶多是一口放衣物的木箱，邻里之间借衣服也是常事。我的二姨父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是个“公家人”。他有一件洗得白白净净的的确良衬衣，还有一条蓝涤纶裤子。村里刘婶的儿子快30岁了还没对象，有媒人帮着介绍了个姑娘，刘婶的儿子要去上门相亲。刘婶不好意思开口，就托我母亲去借我二姨父的那身行头。二姨父一口就答应了，把衣服给我母亲之前，还用一个装满开水的搪瓷缸，把衣服来来回回熨烫了好几遍。后来，这套衣服果然给刘婶家带来了好运，她儿子的亲事一次就成了。后来听二姨父讲，他这身衣服还帮了好几个年轻人完成了亲事呢。到现在，刘婶的儿媳妇一说起这事来，还嗔怪说，当初是刘婶和母亲一起合计着把她“骗”来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体现就是在衣食住行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穿西服。那时候的西服，布料、款式都很一般，但大家还是乐意穿在身上。因为，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进入新世纪，衣服更新的速度更快了。各种新的款式、新的潮流，一波接一波，一潮赶一潮，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进入新时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光是年轻人赶时髦购新款，就连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我和妻子，也身不由己地投身到了“换装”潮中，导致衣橱里的衣服越来越多，而我们又从来舍不得随意丢弃，看到新款又抑制不住购买欲，家里的数个衣橱被装得满满当当。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橱，每次穿衣，我和妻子都会犯“选择困难症”——不知穿哪件好。
票证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我们国家经济底子薄、工业基础落后、物质匮乏，是为保障供需平衡而采取的一种特别办法。当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商品丰富后，曾经“风光无限”的票证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婚恋
我小时候，家乡的人们的婚恋大多是“近”亲。这个“近”亲非血缘关系上的“近”，乃是地域上的“近”。血缘关系上的“近”，经过科普及实例，大多人们已深知其危害，但地域上的“近”，人们往往是身不由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个年代较为标配的婚恋模式。受条件所限，父母和媒人们为家中子女选择婚恋对象的范围基本局限于本乡本土，近不出乡、远不过县。
1982年，从福建来了一支施工队伍，为老家建石拱桥。队伍在村子里住了一年多，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姑相中了其中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谈起了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了祖母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福建太远，小姑要是嫁过去，万一那边有什么事儿，娘家人都不知道，就算知道，天隔地远，也帮不上忙。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姑娘不远嫁是当时的传统，姑娘远嫁意味着这姑娘在当地名声差、嫁不出去，全家都会被人瞧不起。后来，小姑这段自主的恋情，在祖母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中无疾而终。
男子不入赘，也是那时的传统。入赘就是做上门女婿，也叫“倒插门”。入赘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家庭条件差，或者是弟兄多、娶不上媳妇的人，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嫁”到女方是独女，或者有几姐妹却没有兄弟这样的家庭去。入赘在当时也是极被人瞧不起的。
那时候相亲和结婚一般都有许多附加条件——看家境好不好，比如家里有没有“三转一响”；看家庭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红”；还有就是看对方的长相人品。所以，要成就一桩婚姻，说难，有时候倾全家所有也不定能成；说易，有时候一句话一件衣服也能成。
改革开放，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变，也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婚恋观的变化。人口的流动迁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现在的年轻人，交友和择偶都不再受地域之限，更加自主和自由。过去那些旧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父辈那样的老人，也都开始摈弃。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时发现，我们那条老街上，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小汽车。这其中，有本地小伙带着外地媳妇回来的，也有外地女婿携着本地姑娘回来的。一条小街上，汇聚着本地方言、普通话、四川话、江浙话、粤语等多种语言，如朵朵绽放的时代浪花。
70年变迁，可写可记的事太多，不是一篇小文就能叙之的。仅撷取一二，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样，我就用点滴的发展变化来反映祖国70年来的强盛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