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安排了8场相亲，初六那天见了3位女孩。”今年春节，28岁的山东小伙王振东忙坏了。在天津打工11年，他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父母发动亲朋在家乡牵线搭桥，却也屡屡碰壁。王振东很无奈，“很多老乡情况类似，我们的幸福到底在何方？”
记者采访发现，受制于高额彩礼、“婚姻梯度”等多重因素，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婚恋市场上愈发居于劣势。他们在城市择偶的机会有限，不得不回归传统婚恋圈，而返乡相亲的竞争同样渐趋激烈。很多青年徘徊于城乡之间，最终陷入“无妻可娶”的尴尬境地。
进城：自由恋爱机会寥寥
“2月14日那天，我派送了9单鲜花。”作为一名外卖骑手，穿梭在浪漫的氛围中，王振东却难掩落寞，“我家境一般，只有初中学历，城里姑娘看不上我，农村姑娘也把我当备选。”
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以未婚状态进入城市，也跃入了更大的婚恋圈。在“男高女低”的梯度婚姻模式下，女青年借由务工获得了更大选择权，男青年则因此陷入更严峻的择偶困境。
王振东经历过两场失败的恋爱，女方给出的分手理由很一致，“你赚得太少，我们没有未来”。而光是谈恋爱的花销已让他囊中羞涩，每次约会，王振东都会下意识在心里掂量费用，“一杯奶茶20元，要送1小时外卖，一场电影60元，要送3小时外卖……”
在杭州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乔玲玲，刚拒绝了一位农村小伙的表白：“我想在杭州扎根，而不是只度过人生的上半场”。作为农民工子女，乔玲玲也深知留守的滋味，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沈维安跟同村的老乡交流过，他们普遍从事快递、建筑等“同性聚集”的行业，很多人都和他有一样的困惑。
返乡：相亲择偶困难重重
男青年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向农村，返乡择偶成为主流选择。然而，竞争者众多和高涨的彩礼堪称两大“拦路虎”。
今年大年初五，江苏徐州邳城河一相亲大会现场，百余位男士排起长队，而女士则只有5人。沈维安对这种景象并不陌生，“同龄女生基本都结婚了，还有不少人远嫁外地，男生则剩下一大堆，每次回家相亲，只有任人挑选的份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分析称，在农村，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传宗接代”等观念的影响，适婚男青年数量众多。
由此，女性掌握了婚姻市场的主动权，男性的结婚成本也一路攀升。去年刚结婚的河南小伙张涛，不仅用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被朋友调侃“因婚致贫”。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县城买房子花了48万元，媳妇家要了16万元彩礼，再加上定亲、办酒席，从相亲到领证期间去丈人家走动，总共花了近75万元。”
这笔巨款令王振东感到无望，同样让他心生抵触的，还有相亲这种模式本身。“两个人见几次面就定亲，然后便各奔东西，每逢节假日才能短暂相处，到结婚那天都不熟悉，更谈不上情投意合。”
对女青年来说，城市婚恋风气的影响还表现为：不婚主义者日益增多，这也加重了适婚女性的“供不应求”。浙江宁波去年发布的《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显示，仅有59.85%的女性认为婚姻“非常必要”，低于男性22.5个百分点，“不想结婚”已成为农村适龄女青年未婚的重要原因。
解局：创造更好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实现婚姻突围的前提是，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进一步淡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区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平等权益，扫清择偶路上仍存的制度障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嘉楠认为，在社会层面，应破除天价彩礼、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婚姻观，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人际、婚姻与家庭关系的轻与重；拓展公共活动空间，让年轻人的交往约会不再局限于各类消费场所，纠正“恋爱就是花钱”等消极想法，创建开放、积极的社会生活环境。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部分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认为婚育是生命的必经之路。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社会在尊重多元化选择、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的同时，也要加以正确引导，在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