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7年12月18日，由单向空间、单读、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正式拉开序幕。六位当代创作者梁鸿、张定浩、李霄峰、陈楸帆、淡豹、戴潍娜，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为题进行主题演讲。本次演讲在北京Meepark798站举办。凤凰文化全程直播。
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的主题是“一代人正在到来”，本场演讲率先回应了这个主题，并从“青春”的角度，回顾这一代创作者的个人史，以及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大家的演讲都关切到新技术时代、影像文化的到来，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在高度流动的时代潮流中，“文学”、“电影”、“乡村”、“女性”等固定的概念，是如何生发出新的意义。
淡豹
淡豹从个人的经历与最近的热点新闻事件讲起，谈到中国家庭政治和家庭关系，聚焦于在中国社会中，女性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不被打断的人，在性别和阶级的权力格局中，保有自己的位置和内心。
以下即为淡豹的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淡豹。今天想给大家讲三个故事。我如今在“正午故事”工作，它是一个做长报道的新媒体。我们每周日的栏目，叫“正午信箱”，读者来信和我们编辑记者回信。
“我们经常为感情、关系、家庭，为爱苦恼。解决方法在哪里，是“找到Mr.Right”“找到更好的人”吗？是婚姻治疗师嗎？是更好的，新鲜的，或者不同的关系嗎？我不这样想。我觉得答案在爱情之外，人该尽量让自己能够不太在乎关系。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生命。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家庭，不是曾经有过的完美关系。是那些可以称之为实践（practice）的东西把我们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能多少幸福地死。”当时是在讲劳动，讲创造的价值给人生带来的幸福感。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但我也逐渐意识到，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我有一位朋友叫颜宁，是清华大学生物学院教授，科学家。她发现，“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看面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职业生涯中后期，就很不一样。PI（Principalinvestigator，研究项目的领导人）中间，女性少很多，以至于在中国如果要按照国际会议惯例那样，保证演讲者中至少20%是女性，有时会有些困难。颜宁这样说。“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很痛心。”怎么办呢？我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一种回应是，“这些女生要坚持自己”；“可能是嫁给了渣男”；“读了这么多书，这么清醒，怎么还会被渣男骗？”也有人说，“我就不会这样。”
这说的是性别差异。再说到劳动这件事情上的阶层和职业差异。我2015年开始写报道，去年正式成为记者。在采访经历中，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不同的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我采访过一个高校保安的讨薪案，这个保安19岁，很年轻，在北京一所非常有名的高校工作，他经常会被扣加班费和全勤费，如果你看到保安的工作制度你就会知道，要出全勤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要把自己累到脑出血那你是有可能全勤的，实际上它所设置的那个全勤的标准，就是让你不可能得到那笔钱的，那他也没有五险一金。他去跟派遣公司和高校保卫部去谈，结果被开除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是大家在中国的现实逻辑中间可以想象到的事情，现实逻辑、资本逻辑下面，不能说是对的，但是大家是可以想像的。问题在于之后的事情。他去讨薪是有道理的，钱呢，如果一直讨下去，是有可能要得回来的，因为派遣公司那些规定确实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是讨薪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他需要不断去公司谈，动不动就要请假，要不断提供新材料。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回这笔钱，那他下一份工作只能是日抛型的。如果他想继续好好生活，找份收入稍微高一点的工作，那他就得放弃公道，不去讨要那笔钱了。这只是一个例子。
人类学家项飚用“工作洞”形容今天的劳工移民。“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是生命的投资策略。”
我会觉得，这对中产阶级也适用。“赚几年钱，为了移民，为了四十岁退休，为了可以学摄影”。劳动自身失去了内在价值，人们钻进工作的洞，辛劳，为尽早从洞中爬出。人们的感受是什么？劳动是痛苦的，大多数人的感受是，要赚钱就注定是痛苦的，必须咬着牙忍下去，等到自己从洞里出来的那天，就可以做点别的了，到那时生命才真正开始。
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的痛和爱。拿爱情和钱，拿婚姻和工作做例子，恰恰是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同时让我们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困境。
我之前就读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有位教授叫做LaurenBerlant，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困局”（impasse）的概念：impasse:asituationinwhichnoprogressispossible。你所想要的那样东西，你的欲望对象，在结构上将使你更痛苦，你对它的追求不会滋养你，反而会阻碍你的生命。她管这个叫“残忍的乐观精神”。
中国女性的爱情和婚姻常常是这样。中国从劳工到中产阶级的工作，常常也是这样。必须劳动，在劳动中恰恰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机会不公平，肉体磨损。一个女性想要恋爱结婚生育，但绝大可能性是放弃一定的职业发展。劳动与爱情都是“困局”，impasse.你所追求的那个事物本身恰恰令你苦痛。爱情和金钱都是你想要的可怕的诱惑，但要获得它、维持它，需要社会制度，也就是感情关系、婚姻、职业。你作为一个女性进入大多数的感情关系或者婚姻，你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从事大多数的工作类型，都是一个困局。
第二个故事，我想回到90年代。
不过今天要说的不是时尚，而是九十年代另外一个特征，九十年代也是中国逐步经过谈判加入世界经贸组织WTO的过程，外经贸部在当时的能见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全国人民心系于此，新闻上一直都是中国代表团做知识产权谈判等等，逐步谈判加入协议的过程，就和申奥一样，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大事。那这个事情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女性的位置特别重，上一位总理吴仪，1991年做了外经贸部的副部长，1993年做了部长，她代表中国参加了知识产权谈判，然后有一个说法说她是中国的铁娘子，因为在此之前的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的铁娘子。当时女性的政治人物的能见度是特别高的，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在当时也是我童年当中的一件大事，希拉里·克林顿来到中国，她在大会上说，“人权即女权，女权即人权。每个女性都有权利去拥有机会，去实现她与生俱来的潜力。”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完全不理解撒切尔政治的保守主义背后的立场，或者是加入WTO的复杂性，但是当时的感觉是，女性在政坛上有存在感，主导世界政治变革的进程，这个既值得高应又让人觉得非常荣耀，又极其的自然。
九十年代，在我读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我们家人会告诉我说，“人美在心灵，鸟美在羽毛”、小鸟才美在羽毛，这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基于生理的性别区分去讨论人的爱好、生活特殊性和不同的幸福生活的类型的时代。不像现在，营销号说“女人最爱的就是口红”，恋爱秘笈里说，“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让我发疯。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厌恶，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习惯，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恶心，有的时候我觉得简直要发疯了。我现在到了30岁，我发现我没有活在90年代初的时候，很幼小的那个自己相信或者希冀自己将会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我没有活在90年代初的中国承诺我将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未来世界。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我想讲一下美德伦理学。
麦金泰尔是美国的一位伦理哲学家。他在《追寻美德》中写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麦金泰尔是这样讲的，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小孩子七岁，非常聪明，我们要教他国际象棋，他现在还不懂国际象棋，而且没有特别内在的强烈欲望要学国际象棋，是我们要教他的，那他对什么有欲望呢？对吃零食和糖果有欲望，他在家吃不到，父母不给他吃那么多。所以为了教他国际象棋，我们就设置一种奖励，如果他每周来和我们学一次棋，就给他价值五块钱的零食，麦金泰尔的原话是五十美分，我们把它变成五块人民币好了。同时我们又告诉他，他会难以取胜，因为他是在跟我们下，他玩这个游戏最开始没那么容易赢的，但取胜又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倘若他赢了，我们会再给他额外奖赏另外五块钱的零食。就这样，我们激励这个孩子去下棋，去努力取得胜利。麦金泰尔是这样说的，如果单纯是零食给这个孩子提供了下棋的充分理由，他就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欺骗手段，他的目标只是为了获胜，得到糖果这种奖赏。那他未必会开发自己的潜能、去充分磨炼自己的技艺。
就这样麦金泰尔区分了两种利益：一种是由于社会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落在下棋之上的利益，是零食，对成人是权势，是地位，是金钱，是性机会。为了这种利益，有多种途径。这个孩子可以去学奥数，这个孩子也可以去偷东西，这个孩子也可以去买彩票，也可以去下棋。这种利益不是必然和下棋相联系的。
另一种利益是棋艺本身，是“内在于这种特定实践的善好”。good,它是一种利益，但它更是人在对于优秀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与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比如，象棋中是对战略的思考、分析技巧极其重要。足球中与他人的高度配合以及对自己队友行为的理解、快速反应的能力与决断力、对体能的有效运用。这些努力将对这些实践形式有贡献。通过你对这种善好的追求，象棋与足球都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写作成为更丰富的艺术，研究人类学，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对多元化的价值有贡献，可以帮助我们以用知识和好奇心去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正、更好提供更丰富的一些认知路径。
那我们可以看到流行的话语、如今主宰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几乎是必然出现的。如果一个人下象棋主要是为了成为国际冠军，为了得到奖金，为了谈恋爱，为了与达官贵人交际，为了成为体委官员，为了获得稳定生活，为了移民，为了头等舱，而不是为了对这种特定的实践形式有所贡献。那么，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他不走捷径、不危害他人利益、不欺骗。象棋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他实际上并不想也不打算也不需要为象棋本身作出真正贡献。他只需要赢别人。如果整个时代中的人都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一个象棋繁荣而停滞的时代。人领走了奖金，象棋没有进步，训练和比赛中可能有欺骗。这是好的搜索引擎与坏的搜索引擎之间的差别。这是好的医院与坏的医院之间的差别。这是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之间的差别。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去践行美德。
最后，麦金泰尔也说，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不仅是说我们爱好讲故事和听故事，而是说，我们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践。比如说一个人在北京这样一个冬天，他去整理户外的花园，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事，可能是关于婚姻的叙事，比如说他希望让他妻子感到荣耀，也可能是关于共同体的叙事，他希望整个街道是整齐的，也可以是关于爱好的叙事，关于竞争的叙事，你通过构造和理解叙事，理解他人的意图、动机，他人和自己的生活来做出预测，来感受生活的稳定感，来理解生活中的断裂。麦金泰尔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是一系列叙事性历史所构成的语境中的一环。自我是叙事性的自我。作为个人，我们生命的整全性、统一性依赖于自我可以将人生讲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一定是连贯的、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它是有内在逻辑的，也就是可以被理解的。通过叙事理解他人的生活，通过提供叙事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对我来说什么是善？就是追问，我如何能够最充分地经历这种完整，让人生完满。这就是道德生活的可能性。罗伯特穆齐尓日记一句话：写作（或者诗）是一场为了进化为更高级的道德品种而进行的战斗。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是几乎必然地让我们陷于困境的世界。
所以我在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引用帕斯卡的两句话，“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以及，“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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