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2期)，第1～9页
近年来，土耳其不断调整外交政策，从追随西方转向重视中东地区，颇有“宁当鸡头，不为凤尾”之势，以新的姿态参与中东地区格局重塑，谋求地区领袖地位。土耳其雄心勃勃欲实现民族振兴，甚至重温“奥斯曼帝国梦”，既有便利的现实条件，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拟从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大国关系视角试析其地区作用和影响。
一土耳其与主要伊斯兰大国关系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伊朗是地区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建立了波斯帝国，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帝国征服，接受伊斯兰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争夺不断，战争频仍。1514年至1746年，奥斯曼帝国与萨非王朝之间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相互攻伐的战火连绵200多年。双方分别以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捍卫者自居，使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宗教冲突的色彩，但实质上是为了争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外高加索的所有权以及欧亚两洲间的战略通道和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进而争夺疆土、瓜分势力范围、掠夺财富。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更改国名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权国家，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大部分穆斯林归属逊尼派，于1923年建立共和国，随后大力推行凯末尔主义，进行全面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确立世俗的议会共和制政体(2018年改为总统制)。土伊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明显差异。
近年来，作为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土耳其疏西近东，强化了与伊朗的关系。土伊两国在叙利亚危机、伊核问题、库尔德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方面，进行了有效磋商与协调。2015年，土耳其与伊朗联手摧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当局的独立公投。2017年，土伊与俄罗斯合作发起阿斯塔纳进程，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2018年初，土耳其在伊朗发生的国内骚乱中明确表态支持伊朗政府。目前困扰土伊深化合作的主要因素有: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之争、库尔德问题、领土纠纷、少数民族问题等。
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埃及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公元4世纪至7世纪并入东罗马帝国，古埃及文明灭亡。7世纪中期，又遭阿拉伯人入侵，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成了伊斯兰化。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名义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行省，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19世纪上半叶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出兵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度威胁君士坦丁堡，后因英、俄等国干预，奥斯曼帝国苏丹才得以保住王位。1882年埃及被英国军队占领，沦为英国殖民地，并于1922年2月28日名义上宣告独立。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宣告成立共和国，走上了民族主义发展道路。
冷战时期，埃及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土。建立共和制的土耳其则投入西方怀抱，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在此时期，土、埃分处东西两个对立阵营，对以色列持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两国结怨甚深，双边关系长期处于准冷战状态。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执政多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土耳其明确表态支持埃及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埃及政局风云变幻，塞西在军队支持下于2013年推翻以穆斯林兄弟会为执政基础的穆尔西，成为埃及新任总统，同时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土耳其坚定地站在穆斯林兄弟会一边，谴责塞西通过政变推翻民选总统。埃及则谴责土耳其支持恐怖组织，干涉埃及内政。土埃关系自此进入新的“冰冻期”。
现代土耳其热衷发展与西方关系，同时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敌人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西顾倾向更加突出。沙特奉行与以色列为敌的外交政策，对土耳其这一时期的亲以外交取向极为不满，土沙双边关系处于冷淡时期。20世纪60至70年代，土耳其开始重视加强与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1969年，土耳其加入沙特主导的伊斯兰会议组织，1975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外交关系，这直接带来土沙关系缓和。但沙特支持叙利亚政府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立场，又导致土沙关系受损。
二土耳其中东战略的机遇与挑战
2002年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掌政权，大力调整外交战略，一改土耳其作为西方的“前哨”形象，强调“战略纵深”，着力改善与中东地区国家特别是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的关系。2003年，土耳其拒绝美国借道进攻伊拉克，赢得众多阿拉伯国家高度赞誉，这标志着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摆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土耳其加入欧盟申请屡屡受挫，从信心十足到失望寒心，进一步激发了其回归地区、深度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热情。2007年，土耳其出台“零问题”睦邻政策，以调停者的新姿态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
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开始强势回归中东。一方面，在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以“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为契机，主动降级土以关系，放弃对阿以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土耳其在叙利亚转向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立场，在埃及则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其策略的共同点在于支持逊尼派力量。2013年7月，埃及局势反转，军人再次掌权，穆斯林兄弟会遭受重创，土耳其继续坚持其外交取向，一度陷入孤立局面。2017年底，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土耳其呼吁伊斯兰国家奋起抗争，针锋相对地宣布将在东耶路撒冷开设驻巴勒斯坦国大使馆。土耳其与美国叫板的目的在于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民心并强化在中东的存在，也表明土耳其在政治上追随西方的时代正走向终结。
土耳其外交回摆中东，强化地区地位和作用，与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争夺霸主地位，既有其主客观的积极因素和有利环境，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从积极方面看，一是土耳其经济实力强大。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快速转变。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2003年至2015年，其经济总量从3049亿美元增长至720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4559美元增至9261美元。2017年土国内生产总值7695亿美元，同比增长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9647美元。目前，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土耳其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位居世界第65位。土耳其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
二是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有历史渊源。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在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帝国建立。13世纪末，土耳其建立奥斯曼帝国，接受伊斯兰教，并统治伊斯兰世界长达数百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与阿拉伯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领域交流广泛，易懂易通成为土阿今日沟通与协调的深厚基础。
三是土耳其伊斯兰发展模式受到阿拉伯民众欢迎。土耳其建立共和国后大力推行政治和宗教改革，尤其近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则普遍经济欠发达，民生困难，民众怨声载道，政府不断“试错”也始终未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各国民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心愿。“土耳其模式”可为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提供示范作用，因此受到不少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认同与欢迎。
四是土耳其与地区大国有合作倚重空间。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充分利用地区事务开展外交攻势，以求扩大外交回旋余地，提升本国在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地区大国之间有竞争亦有合作。土耳其能够在其中找到可资利用的资源与空间，与其他国家协调合作，进而实现自身的对外战略目标。
此外，地区热点问题为土耳其“经略”中东提供了平台。中东是世界上热点问题集中爆发的地区，这些热点问题不仅改变着地区格局，而且影响着世界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世界主要大国视中东为战略要地，在此展示大国形象，进行利益角逐。近年来中东政局剧变，为土耳其深度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然而，土耳其在追求地区领导地位的道路上亦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其一，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差异显著。首先是民族差异。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的后裔，据《古兰经》记载，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土耳其人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延续的数百年间，土耳其人统治着阿拉伯人。由于人口、宗教等多重因素，前者未能实现对后者的同化。民族差异性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其次是语言差异。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即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阿语历史悠久厚重，被视作《古兰经》的正统语言。因此，即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阿拉伯世界长达数百年，也未能实现语言统一，土耳其语没能取代阿拉伯语。再次是发展道路不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参照西方模式建立共和制，锐意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世俗与宗教之争，最终结果是将伊斯兰教长期排挤出社会公共生活。多数阿拉伯国家正好相反，不仅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君主制政权保留至今，为维护这一制度，自然抵制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发展模式。
其二，土耳其与阿拉伯历史积怨犹存。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受到深重剥削与压迫。在帝国内部，土耳其人为上等人，而阿拉伯人则是下等人。帝国的繁荣和鼎盛并未给阿拉伯人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遗产。不少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黑暗统治的厌恶与仇恨至今难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与协约国对抗。英国作为协约国的主要成员之一，鼓励和煽动阿拉伯人展开游击战，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和压迫，遭到奥斯曼帝国政府血腥镇压。一战后奥斯曼帝国战败，一些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但旧仇新恨难以泯灭。这成为土耳其追求在中东发挥领头羊作用的战略目标上不可忽视的障碍。
其三，土耳其的地区政策尚不成熟。近年来，土耳其对其外交进行转折性调整，高调重返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地区影响力获得大幅提升，在推动解决地区问题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难以取代。但土耳其外交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且涉嫌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被指支持恐怖组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更上一层楼。
其四，地区大国竞争激烈互不相容。伊朗、沙特、埃及等地区大国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和主导地位长期激烈争夺，致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土耳其作为相对的“后来者”要挤入地区大国角逐行列，自然会受到其他地区大国的打压排挤，以保持、维护自身战略优势和国家利益。
其五，域外大国干预加剧。中东历来是全球性的战略要地，大国在此施展浑身解数进行角逐，展示大国形象，树立大国地位，扩大势力范围，争取本国利益，将中东作为博弈的棋局。因此，地区大国的外交面临顺昌逆亡的局面。土耳其地区政策若顺应美俄等大国在中东的军事与外交战略，便为可行，否则必将受到大国的打压和排挤。
结语
综上所述，土耳其改变外交战略，高调重返中东，取得明显成效，亦有失误。土耳其意欲重温奥斯曼帝国昔日之梦，要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在激烈竞争中谋取逊尼派国家甚至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