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位地质工作者,他将四十多年的青春岁月全部献给地质勘探事业,从藏北无人区到藏南高山峡谷,他的足迹遍步西藏的山山水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藏族院士多吉。他将地学梦扎根雪域高原。
1953年,多吉出生在西藏加查县一个贫穷的牧民家里。在“地质工作者的摇篮”——西藏,他数十年如一日,沿着地球的“脚印”,专心探寻这片赤热土地上的蛛丝马迹。
与地质勘探结缘
幸运的是,机会不期而至。1974年,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多吉和20多名藏族同胞一起被推荐到千里之外的成都地质学院(现为成都理工大学)读书。
4年后,多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被国务院命名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原英雄钻井队”所在的西藏地热地质大队,从事地质勘查和研究工作。他见证了老一批地质工作者们在羊八井开垦地热田时无私奉献的科研精神。
“地热资源究竟在哪里该如何钻井探测可我们的设备落后、技术经验不足,当时国家还没有发现过150℃以上高温地热资源的先例,来自全国各地光是地学方面就有8家科研单位聚集在一起,直面地热资源勘探的巨大挑战。”还只是个普通技术员的多吉便与地热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肯吃苦耐劳又善于钻研,多吉成为单位重点培养对象,先后被送往意大利比萨国际地热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学习地热专业。
在美国学习期间,不少学者和导师发现了这位藏族青年的钻研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劝他留美工作。就在学成登机归国的前几分钟,美国专家还一再挽留。面对盛情,多吉毅然谢绝:“我成长在西藏,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回去建设家乡,祖国更需要我。”
为家乡遍寻地热
羊八井地热田是我国最大的地热田,从1974年起被开发利用进行发电,但直到80年代末,仍只局限于浅层地热资源利用。对羊八井地热田深部是否有可供开采的资源,国内外很多专家都持否定态度。此前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已开发的高温地热田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现代或近代火山区,而羊八井附近并无火山。
20世纪90年代,西藏电力需求与日俱增。为缓解用电压力,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开发利用地热资源,羊八井地热田迎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多吉临危受命,认真研究了这个地区跨度达20年的地热地质资料,果断提出了羊八井不仅有可供开采的高温流体存在,而且有进一步施工的必要。
“科学仅仅是形而上的理论推理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实践,实践方出真知。”在多吉看来,羊八井的成功更是科学理论的突破——非火山活动区不产生高温地热的认识被打破,我国首次创立了大陆非火山岩型高温地热系统模型和成因理论。
回忆起过去无数个“早上背着馒头上山,下午背着石头回帐篷”的勘探时光,多吉始终觉得乐趣丛生,“地质工作让我早上带着希望出门,晚上带着收获回来,这是其他行业没法体会的愉悦。”
无人区一个人的孤寂,雪原上得了雪盲的痛苦,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伤痛,山体塌方的惊恐……数不清的困境与危难,对多吉而言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搞地质工作就是要摸清国家的资源家底。我的努力正是为了不辜负过去从前辈们那里获得的帮助和关爱,争取为祖国的地学研究事业做出些有意义的事情。”多吉说。
坚守在地球之窗
因为在地质工作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多吉于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获得我国地质科学最高荣誉——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模等多项殊荣。
而对于这一长串荣誉加冕其身,多吉却始终坚守着学者的从容与谦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积极的贡献,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我所有的成就,都得益于党的培养、国家的栽培、前辈们的教导以及同事的协作。”
去寻觅、去发现,多吉几乎把西藏境内都走了个遍,除了对一线地质勘探情有独钟外,他还把对西藏地质勘探工作的思考融入进国家背景之中。
2013年至2015年,他牵头组织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提出到2020、2030、2050年我国地热开发的技术路线图和发展目标规划。项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十三五”期间国家第一次把地热能的开发利用写进全国总规划。
多吉还与中科院其他专家一起完成了西藏主要热田含铯硅华地质调查、铯硅华矿床形成地质条件研究项目,为在西藏首次发现具有巨大资源潜力的新型铯硅华矿床和我国高温地热流体地球化学研究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
“青藏高原是研究地球的窗口,很多地理现象可能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难以看到。”多吉坚信,西藏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其地质勘探对国家意义非凡。“地质工作是一个凭良心的事,你要认真对待大自然,大自然就会给你一个丰厚的回报。”
接下来,多吉又有了新目标。“现在羊八井所用的资源还只是‘老鼠尾巴’,深部的资源品质更好,我有义务全力推动西藏地区深部增强型地热资源的开发。”(经济日报郭静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