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观长津湖有感，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明代；江西；书院文学
江西历来就是理学重地，到明代亦不例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明代江西地域范围内书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中国书院史》统计，明代江西地域内书院多达287所，而伴随着书院的发展，一种特殊的文学也随之而兴，即江西书院文学，具体指围绕江西地域内的书院，包括教学内容、书院景色、教师、学生等在内的不同方面进行的文学创作。
一
纵观明代文学，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少不了围绕某书院而进行的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而成的。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明代江西书院发展繁荣，其“第五次高居榜首，仍然是全国书院建设的发动机，引领着明代书院向前发展。”【1】而书院的兴盛就为书院文学的辉煌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
其次，明代讲学兴盛，而讲学又是书院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这就为书院吸引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才子、一些退休官员等，而且除本土学者、官员外，还吸引了如王阳明、湛若水等外乡的文人、学者的到来，这无疑为书院文学带来了很好的创作者。
再次，我国古代书院、寺庙往往依山傍水而建，景色宜人。如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李龄《重修书院记》言：“院后有崇山峻岭，骑驰云矗而来，结为院基，群山环绕于左右。前有三小峰，峭拔奇伟，如拱如揖。西有泉水，泻出于岩谷之间，冲涛触石，悬为瀑布，涌为雪浪，汇为清池。”【2】【891】再如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同样是山冈叠连，雄伟古穆。而鹅湖书院所依托的鹅湖山更是迤逦数百里，且山上怪石林立，其鹅湖峰高达八百多米，亦是雄伟。这些风光绮丽的地方，既是读书讲学的不二所选，又是旅游访问的好场所，这既为书院文学吸引了不少创作者，更丰富了书院文学的内容。
另外，不仅在明代，早在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江西的书院数量就稳居榜首，且江西拥有全国性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历代以白鹿洞书院为对象进行创作的文人不在少数，如白居易、颜真卿、张籍、刘克庄等，而朱熹就曾围绕白鹿洞书院作诗14首，所以说历史文化渊源亦是明代江西书院文学繁盛的重要一环。
二
江西书院文学的繁荣，离不开对书院倾注感情而挥洒笔墨的创作者们，具体而言，这些创作者又主要集中于书院山长、重要理学家和一些当地官员。
首先，山长作为书院的直接管理者，对书院情况十分熟悉，而书院教学内容、书院建筑格局、书院周边景色等无不牵动着他们的心弦，同样也带动着他们的笔墨。胡居仁，号敬斋，余干人。潜修理学，学者宗之，称“余干先生”。成化间，被李龄聘为白鹿洞书院的山长。章潢，号斗津，南昌人。《明史》记载其“构此洗堂，联同志讲学。辑群书百二十七卷，曰图书编。……从游者甚众。”【3】足见其对讲学的热衷和在学术方面的感染力强，其在万历壬辰年被聘为白鹿洞书院的山长。
其次，讲学是和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院往往是讲学的重要场所和依托，故一些学者往来于各个书院，其或对前人关于书院的创作进行和诗，或在往来书院路上书怀，亦或作为前辈勉励书院学子。因此，江西的一些理学家自然成为明代江西书院文学创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江右著名理学家邹守益、罗洪先、邹元标、李材等。
另外，正如上文所分析，江西许多书院往往既是读书的好地方，又是游览的好去处，故一些官员慕名而来，或访圣贤之祠，或欣赏书院风景。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前来寻访而围绕白鹿洞书院进行创作的就不乏一批官员，如太学士丘、参议陈沂、翰林王希烈、提学副使王宗沐等。
三
书院诗歌的内容较丰富，具体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游览抒怀。一般而言，美丽的风光能带来游览者的怡情和雅致，如伍希儒《甲子秋初访白鹿洞》中“五峰入望疑曾识，十里相传只会神。”和“浮生愧恨来何晚，为报山灵莫浪嗔。”【2】【710】这两联体现了作者将五老峰视为一见如故的朋友，后悔没有早点来游览，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当时激动、愉悦之情。邹德溥《同王司理游白鹿》前两联“五老青葱天半开，风泉云壑隐蓬莱。风惊翠竹侵衣袂，云挟苍松落酒。”【2】【977】写出了白鹿洞书院所在地是由山、风、泉、云、竹、松等这些物象及它们的颜色、声响共同演绎而成的风光宝地。
书院为江西培养了一大批文人士子，而书院文学亦为江西文学增添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且从书院文学中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当时的书院授课、学田、兴废等情况，从这个角度而言，书院文学又起到了证史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65.
“焦作现象”的实质就是焦作依靠山水型旅游产品的成功打造，带动当地旅游业的迅速崛起，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焦作的成功转型--从资源型城市转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绿色城市。
焦作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旅游业的一匹黑马，演绎了中国旅游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解读“焦作现象”，对于中国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山水型旅游的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五年创造一个神话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辖区面积4071平方公里，人口345万，其中城市人口80万，太行山南段在焦作境内连绵百余公里，风光壮丽。历史上的焦作曾以“煤城”著称，是一个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全国9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1999年，焦作市做出了“把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进行培育”的重大决策；2000年，确立“焦作山水”的旅游定位；2001年，着力打造“焦作山水”旅游品牌；2002年，全面实施“品牌带动”战略；2003年，“焦作山水”和“云台山”双双被评为中国旅游知名品牌；2004年，焦作市正式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命名以云台山为首的五大景区为世界首批地质公园，“焦作现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至此，“焦作山水”享誉海内外，“焦作现象”引起全国瞩目。
1999年，焦作市各主要景区接待游客仅51万人次，到2004年，全年接待游客已近700万人次，是5年前的14倍；99年，旅游综合收入1.48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不足1%，到2004年，旅游综合收入已达41亿元，占全市GDP的9%。据全国假日办的统计，2004年“五一”黄金周，在全国99个重点监测的景区中，焦作的云台山在景区门票收入和接待人数两方面分列全国第五和第八，门票收入超过北京故宫。
焦作一鼓作气，不断创造佳绩。2005年，焦作城市转型经验入编普通高中地理教科书；2006年，焦作接待游客达950万人，门票收入2.65亿元，旅游综合收入73.97亿元，在焦作市GDP总量中比重超过了10%，全市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到3.56万人，并且，焦作旅游服务被评为“世界杰出旅游服务品牌”，这一切令世人惊叹不已。
二、缘何中国旅游选择了焦作？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焦作，中国旅游选择了焦作？这其中既有客观的有利条件，更有焦作自身的不懈努力。
（一）迎合市场需求
焦作拥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其中，他们重点打造的是以云台山为代表的山水型旅游产品。
首先，山水观光与生态休闲一直是我国旅游市场的宠儿。这类产品在我国比较普遍，易被市场所接受，无论南北方，游客对山水型旅游产品都青睐有加，因此，此类产品一直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打造成功具有很大冲击力。
（二）自身的成功打造
焦作在其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景区的建设和大手笔的营销创造了必然的奇迹。
1、政府的主导
自1999年焦作市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以来，通过制定政策、资金投入、完善设施等多方面引导市场力量转向旅游业，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去发展。
首先，焦作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工作，为加强对全市旅游工作的领导，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主任的焦作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全市旅游工作的组织协调，每年都要多次召开常委会和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旅游工作。书记、市长亲自制定旅游业发展方针，市领导还提出要做大、做强、做精焦作旅游业，明确要求：“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要坚决，不能动摇；抓旅游工作的力度要加大，不能放松；对旅游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不能削弱。”
其次，发展旅游过程中，始终坚持加大投入不动摇。一是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在景区开发建设上，坚持以财政投资为主，社会投资共同参与，集中全社会力量大办旅游。从1999年开始，焦作市把旅游业投资纳入了财政预算，投入占到全市同期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20%左右；二是加大对宣传促销的投入，自2001年开始，该市财政就设立了500万元的宣传促销专项经费，经费数额相当于该市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
另外，1999年以来，焦作有关部门先后投资5亿多元进行了全市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使旅游交通、住宿、餐饮、信息、商业、娱乐等设施日臻完善，使当地逐渐形成了功能完备的旅游服务体系。
政府主导有力地推动了旅游市场化的进程和运行质量，使焦作旅游业飞速发展。
2、景区的建设
焦作市旅游资源品位较高，政府又始终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精心打造精品工程，几年间，重点开发建设了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青龙峡、峰林峡这“五大景区”和陈家沟、嘉应观、韩园等“十大景点”，开发出了以自然山水游为主，历史文化游、休闲娱乐游、体育健身游、科普知识游、民俗风情游、工业参观游、农业观光游、黄河湿地游、都市风光游等10种配套发展的旅游产品。以下，我们以云台山的开发条件和开发过程为例，简要分析焦作各景区发展所走过的历程。
第一，云台山拥有优质的旅游资源
首先，资源独特性强。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是国内山水景观中罕见的丹霞地貌峡谷景观和雄中含秀、南北兼长的山水风光精品。
其次，品味较高。云台山是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六个“国字号”于一体的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并正在参评世界自然遗产，品味很高。
最后，资源类型丰富。这里的旅游资源自然与人文相融，既有以红石峡石灰沙岩为代表的地理景观等自然生态景观，还有以“竹林七贤”隐居地及汉献帝陵等为代表的众多历史人文景观，类型丰富，形成复合型产品。
第二，区位及交通条件较佳
首先，区位条件好，市场规模大。云台山地处郑州、开封、洛阳、邯郸、晋城和长治等中原城市圈的包围之中，巨大的客源市场，为云台山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其次，交通便捷顺畅。景区交通便利，公路、铁路、航空四通八达，云台山距郑州只需1小时，距北京、天津、武汉、西安和上海等国内的大城市车程也都在10个小时以内，可进入性较强。
第三，景点的精心包装
红石峡：这里有14亿年前震旦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地质遗迹、有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丹霞地貌峡谷景观，这里集潭、瀑、泉、池、溪和崖、石、台多种奇石水景于一体，俗称“峡谷盆景”，是云台山重点打造的代表性景点。
茱萸峰：云台山的主峰，绝壁千尺，怪石嶙峋，且是道教玄武祖师得道故地，与湖北省武当山“南顶”，并称道教“天下二顶”，这里还是中国传统风俗“九九登高”的胜地，唐代诗人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是在此有感而作，所以，名人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是这一景点的特色所在。
家岩：晋魏唐宋以来，游人名士，代有遗迹，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在这里隐居前后达20多年，所以，云台山在景点开发中，历史遗迹、隐士文化都极好的融入了其中。
除此之外，云台山的其它景点也都经过认真推敲、精心包装，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不仅形成了春观花、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看树挂的四季美景，还注重自然、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极具内涵的旅游产品。
第四，多种产品体系开发
云台山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分为观光类旅游产品、生态休闲类旅游产品和一些专项旅游产品。
观光旅游产品：包括自然山水观光和名胜古迹观光。
自然山水观光主要有峡、瀑、湖、峰、洞、地质奇观和野生动物（猕猴）等方面的观光；
名胜古迹观光主要指依托万善寺、汉献帝墓群、竹林七贤遗址等开展的名胜古迹主题观光旅游产品。
休闲类旅游产品：主要指生态休闲和文化休闲类产品。
生态休闲类产品，主要针对游客的节假日休闲娱乐而开展的，同时考虑部分的观光游客也会为云台美景作短暂停留或休憩；
文化休闲开展的有云台观日出、重阳朝顶、隐士文化休闲体验等等。
专项旅游产品：是云台山依托自身丰富的地质景观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而开展的，包括地质科考、登山探险、自驾车和节庆旅游产品。
地质科考类产品，充分挖掘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价值和云台山地质文化，强力打造了地质科考旅游；
登山探险产品，主要对日益增加的户外运动人士开展的，包括徒步、登山、攀岩、探险、露营、极限运动、定向越野、户外休闲旅行，一般以一两日短程旅程为主；
自驾车旅游产品，在景区适当的区块建设汽车营地，为自驾车旅游提供服务；
节庆旅游产品，重点打造的是以云台山国际旅游节为主，以茱萸山重阳朝顶庙会、云台观瀑节等为补充的节庆旅游产品体系。
3、大手笔的营销
旅游经济是知名度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知名度越高，越有吸引力。焦作优质的旅游资源，加上大量资金投入的景区建设，剩下的就是开拓市场了。焦作从旅游开发之初，就对客源市场进行了超常规的全面宣传、集中轰炸式的营销，成功策划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促销活动。强有力的营销，成为“焦作山水”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一、奖励旅行社。焦作旅游业在发展之初，采用的营销手段就是奖励旅行社，2001年，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关于省外旅游专列、团队赴焦旅游的奖励政策》，对组织、招徕客源的组团社给予了更科学的打折优惠和现金补贴奖励，大大调动了旅行社组团的积极性，对激活焦作旅游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省举办的各种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推介会，还以旅游宣传“大篷车”的形式，先后奔赴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河北、香港、澳门及省内周边地市开展大规模的旅游促销活动，扩大了焦作山水的影响力。
其三，通过媒体强势宣传。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旅游报等新闻媒体上全面介绍了焦作各景区，还在体育赛事、天气预报电视栏目进行宣传促销，吸引了各地游客的目光，使焦作旅游做到周周有报道，月月有新闻。
其四，焦作以云台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入手，借助申报世界地质公园这一载体，从地质科普的角度走出一条摘取世界品牌的新路子。
其五，通过节庆活动宣传。包括每年6-7月的“云台山国际山水旅游节”，现在已经举办了5届；8－9月“云台山观瀑活动”；9月9“登茱萸峰活动”。还举办了全国攀岩比赛、焦作山水国际摄影节、焦作红叶节、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等数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其六，2004年，焦作陆续开设了武汉、福州、宁夏、唐山等方向的旅游专列，几年间共引进了旅游专列和团队百余个，甚至一天就引来3趟旅游专列，大大活跃了市场。
三、奇迹，我们共同创造
“焦作现象”让人们对中国旅游、对旅游产业系统升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它不仅是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也是国内资源型城市寻找替代产业、实现城市转型的一种先进模式。
中国旅游业刚刚起步20年，脚步依然稚嫩，而旅游时代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必须以全新思维和境界去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旅游业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需要在发展实践中探索和构筑，准确把握中国市场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敢为天下先是我们要从“焦作现象”中提取的精神，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思维才是创造经典之作的核心。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日本；汉学家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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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经典心智培养
中图分类号：I0-03
引言
一、明道知善之心
有学者云，“文学即人学”。又中国文学经典之内涵异彩纷呈，最为人瞩目者乃是明道知善之心的塑造。如屈原之伟大人格，高尚之情操，是后世文人竞相追慕之楷模。其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反复诉说自我人品之皎洁，希图感化人群，谋求国家之福利，愤恨君主之昏庸，小人之贪婪，众芳之凋零，于决绝之词中犹不忘其“美政”之大道，终而从彭贤之所居，自投汨罗而死。“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4]。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起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5]
又宋词以绸缪婉转著称于世，主题则率是爱恋、相思之欢愁。然兹种文体，发展至子瞻、稼轩、岳飞、二张诸人，横放杰出，扫空万古，补之词磊落之气，家国之怀，超迈之情。如子瞻之《卜算子》，幽人孤鹤互喻，而“拣尽寒枝不可栖，寂寞沙洲冷”而句，则是词人人格精神之写照：宁愿饱尝不为人理解之苦、仕途蹉跎之伤，也依然坚守对理想之道、人性美善之追求，绝不妥协。稼轩之《摸鱼儿》“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对得势之小人发出了严厉之警告。而张元干之《贺新郎》，有“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鼓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如许”之语，不仅有悲壮之音，而且敢直触龙鳞，，亦可歌可泣。刘辰翁之《玉楼春》称：“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风格遒劲，足振懦夫之志。
总之，中国文学经典中充盈着对光辉人格之歌颂。中华民族精神之仁民、爱物、知耻、好义、弘毅、敬畏等人性美的因素，在古典作品中触目皆是，且以感性之优美形式化掉学子们身上之庸俗心，矫治拜金主义带来的心灵畸形，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系统对人格之制约，而生发彼等好善明道之心，以追求自我精神之丰富厚实。
二、审美诗意之心
在教育史上，德国哲学家席勒最早提出了审美教育（aestheticedueation）这一概念。席勒从教育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6]我国教学加先生继其踵，亦倡导美感之教育，其云“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著也”。[7]可见，明道知善心之培养，首要者则是审美诗意之心的唤醒。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破除学子们天然存在的对古典经典作品之隔离感，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须教师用自己之兴发感动的体验去诱发、引导、示范莘莘学子去主动领会作品之意蕴，在诵读、赏析之反复把玩、含英咀华中，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情景再现、迁发联想等鉴赏之基本方法，与古典作家比翼齐飞，进而获得审美愉悦，采撷更多瑰丽的奇葩异卉。
三、辩证哲思之心
再如古乐府古题《明妃曲》，自汉代以降，文人墨客皆喜咏叹之，主题要未出“悲怨”二字，虽唐宋卢照邻、李白、杜甫、欧阳修等诗文大家亦未能脱其规矩。而王安石之作，却戛戛独造，自成一家面目，其诗在三个方面一反俗套，一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含蓄地揭示明妃之悲剧不是缘毛氏之私欲，而乃因皇帝之昏庸；二不是就事论事，而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由昭君之悲引出更多美女失宠之悲，以致联系到士子不遇之悲，翻转出古今中外“人生失意”之永恒主题；三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虽引起他人之诋毁非议，但实际上却超越了狭隘的家国之观，表达了人世间最朴素的感悟：人生之至乐者，乃是遇到一知心人。
可见，元典作品之光辉，还在于迥异与他人之固有观念，余辈可从中感受到一颗不拘于庸俗常规之活泼心、思辨心。苟能学之，吾国人之精神，当如前人诗中所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张绍红.张俊论大学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6（35）.
[2]周裕锴.历史与价值的冲突――关于商品新秩序下的文学思考[J].当代文坛，1989（4）.
[3]高力.精英的黄昏与人文的落日――世俗化浪潮中的陈凯歌[J].电影文学，2002（4）.
[4]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6]（德）席勒德），张玉能译[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
[7].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A].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C].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