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性别结构有明显变化（吴要武和刘倩，2014）。与传统印象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情况不同，高学历女性的比例已超过男性：截至2017年，全国范围内女性本科毕业生为52%，女性硕士毕业生为53%。然而，优秀的学业是否能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中更有吸引力呢？事实并非如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超过30岁的女性中，有2.47%为单身状态，这一水平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高出约2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女性超过50%保持单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单身女性的歧视问题，国内外都存在一些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诸如“剩女”“spinsters”等（Macvarish，2006），其中的高学历者更是被贴上“呆板”“女博士”标签。这表明传统意义上，长期保持单身的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不受欢迎，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不容乐观。随着教育资源在性别分配上的进一步平等和高校的扩招，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可能会继续上升（吴要武和刘倩，2014）。因此，作为中国受教育水平高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与幸福感问题不容忽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发展、观念开放以及高校扩招，女性现已超过男性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劳动参与率逐步提升。但是，当女性获得了高学历后，由于婚恋关系的理想人群少等原因制约，她们却有相当比例保持单身。于是“第三种人类”“女博士”一些讽刺词语出现了，此类社会问题近年来广受热议。作为青年精英人群的重要组成，她们的福利问题不容忽视。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开始超越简单的经济因素，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研究社会福利问题，婚姻视角是该研究的重要分支。已有研究在探讨婚姻与幸福感时，通常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控制人口学特征等影响因素，探讨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刘斌等，2012；池丽萍，2014；吴愈晓等，2015；李磊等，2017）。但是，对于高学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可能存在差异性。
以上的婚姻模式会导致高学历女性怎样的幸福体验呢？对身处婚姻之中的高学历者，她们可能为了家庭比丈夫牺牲更多；当女性的丈夫不是她的理想伴侣时，长期的牺牲可能加剧矛盾。婚姻中潜在的不和谐反而会降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Lewis，2005）。反之，对于保持单身的群体，她们保持“单身贵族”身份，满足当下状态；有些对爱情要求高的人，虽不缺追求者，但在最理想的类型没有出现时，仍坚持原有的择偶标准。对于她们来说，保持单身相比将就择偶更“幸福”。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对于高学历女性，单身状态能够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
为什么在以上模式中单身的高学历女性更幸福呢？我们分别从微观个体态度、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家庭背景三个角度，具体分析单身状态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和影响路径。
高学历女性，因其与传统定义的贤妻良母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所以在婚姻态度上与传统观点存在差异。首先在主观态度方面，高学历女性通常对于两性平等有更深的认识（周永红和黄学，2014）。一方面，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会接触、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点；另一方面，接受教育能提高个人能力，因此能够消除某些天然歧视，增加对公平的感知（许晓茵等，2010）。因此，通常高学历女性认为自己与男性之间在天生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她们持有更加公平的性别态度，不接受女性就应该结婚而依附丈夫、家庭的传统观点，认为婚姻应当以双方平等为前提。而当今的婚姻家庭中，女性在夫妻双方中付出更多，甚至需要自我牺牲仍是一种社会常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很难对这种婚姻模式的不平等有认同感。
再者，高学历女性对于婚姻也存在新的认识：结婚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问题的决定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甚至认为结婚并非必经之路，单身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当前未婚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婚姻时都存在着“不着急”的心态，单身似乎成了一种选择（王霞，2006）；李美景（2012）在研究韩国“黄金单身男女”出现的原因时也指出婚姻观念的变化，80后单身女性认为一定要结婚的占比不足10%。相比于靠婚姻为纽带依附男性，并在婚姻中做出更大的牺牲，高学历女性的婚姻态度更加独立、自主，自我的独立发展更加被认可，单身状态是一种更好的体验。此外，由于现阶段的高学历女性群体具备高收入、高素质的特征，她们在感情方面很难降低要求而“下嫁”给非理想对象。不仅女方认为这样在经济水平等社会因素方面会“委屈”自己，男方也可能因习俗观念而承受心理压力，此类婚姻即便完整也毫无幸福美满可言（雷晓燕等，2014）。她们因没有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保持单身，单身使她们享受“相对幸福”的状态。因此，我们得到第二个假设：
假设2：微观层面，高学历女性有更平等的性别态度，更多元的婚姻态度。这种态度使她们更愿独立依靠自身而非以婚姻为纽带依靠男性，因此保持单身会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假设3：在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女性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使她们能够获得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对女性的家庭定位具有替代作用。相比于婚姻对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风险，单身状态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
假设4：随着社会文化的逐渐开放以及家庭对子女婚恋选择的宽容，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所承受的婚恋压力明显减小，单身对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作用在减小。
有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的标准不同。比起女性对丈夫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重视，男性将妻子的相貌、性格作为首要考虑因素（Banerjee等，2013）。基于以上分析，高学历单身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经济条件突出，且在外貌条件、性格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劣势，因此传统观念中高学历女性的“呆板”“木讷”等消极形象并不成立。但即便如此，高学历适婚女性仍有相当数量保持单身。通过分析婚恋匹配模式，我们认为目前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存在两种情形：主动保持现状和因无理想对象而宁愿单身，并且这种单身均能够提升她们的（相对）主观幸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可总结为：自身的观点转变和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使得单身能够提高她们的幸福感，而社会及家庭氛围的逐渐宽容也显著减少了单身带来的压力对幸福感的降低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鉴于数据的全面性及其在女性行为举止等变量数据方面的完整性，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FamilyPanelStudies）2014年的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内蒙古和港澳台外的25个省份。2014年共计37147位成人调查对象，有18507位女性调查对象，约占50%。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具有高学历的女性（年龄为22—60岁），其中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有2406个调查对象，占女性主体的10.8%。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单身，婚姻的状态分为“从未结婚”“结婚有伴侣”“同居”“离异”“寡居（结婚无伴侣）”。“同居”状态相对模糊，并且样本占比较少，“寡居”通常是老年的状态，因此这两类均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对结婚的定义分为“有配偶”和“有结婚经历”两种，鉴于本文侧重高学历女性当下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参考吴要武和刘倩（2014）的做法，将单身变量定义为1（“从未结婚”和“离婚”）和0（“结婚有伴侣”）。
所谓“高学历女性”，一般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毕业学历证明的女性。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这里，将数据库中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1）、小学初中（2）、高中毕业及大专（3）、大学本科（4）和研究生及以上（5）等5个等级，当教育水平为4或5时，认定为高学历群体。因变量是“对主观幸福感的评级”，衡量标准分别是从1到10（CFPS）的评分。评级越高，幸福感越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高学历女性的一些特征。由于对学业的投入，在外表和社交方面，高学历的单身女性低于普通学历女性：在漂亮程度、整齐仪态和机敏水平方面分别低0.040分、0.120分和0.089分，且后两者在0.1水平上显著。但在个人收入和幸福状态上，高学历单身女性分别以1.154和0.187的得分体现出显著优势。虽然与普通学历女性相比，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外表不占明显优势，但高学历女性仍保持较高的幸福感。这间接体现了单身的现状不会降低高学历女性的幸福感。
（二）回归结果分析
参考Blanchflower（2004）关于婚姻和幸福感的方程，对高学历女性样本构建如下模型：
（三）匹配的因果推断
我们运用Rubin（1979，1984）提出的倾向得分法对样本进行匹配，以弥补模型回归对因果关系估计的主要不足。再者，虽然高学历女性中单身的样本和已婚的样本完全不同，通过匹配方法，找到两个样本中最相似的子样本，然后对这两个最相似的子样本进行因果推断。由于这两个子样本在其他控制变量代表的特征上无明显差别，因此两者主观幸福感的区别来自单身状态差异。这种匹配方法不依赖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回归，完全根据数据，因此符合因果推断的特征。
五、主要影响机制检验
（一）婚姻态度
怎样进一步验证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能够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呢？首先，为了解释方便，将婚姻态度变量进行简单变换，令marriageattitudei=6marriageattitudei，从1到5表示婚姻观念从保守到多元。以下再次运用幸福感方程，将婚姻态度加入回归式中，观察单身系数的变化：
（二）人力资本
针对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单身状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之前的方法类似，我们将工资收入（对数形式）作为收入变量，引入幸福感方程中：
（三）家庭压力
人并非独立个体，其所处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Soulsby和Bennett，2015）。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状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听命于父母。如果女人的婚姻状况不理想，即便客观条件优异，也会受到各种贬低，如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老处女”“老姑子”等，且各方压力严重影响了其生活的幸福感受。现阶段社会和家庭方面对女性单身的宽容会降低这种舆论压力对其幸福感的降低作用。但与前两部分不同，本文的研究数据中没有直接衡量社会压力的变量指标，因此不能直接从方程观测影响，只能通过同住家庭中的代际数目来检验家庭婚恋压力对高学历女性单身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在传统家庭中，三世同堂或者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常见。但现代家庭单位趋于小型，年轻的新婚夫妻大多独立于原生家庭居住。我们把代际数为1和2的家庭定义为小型家庭；代际数为3及以上的家庭定义为大型家庭。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中的成员思想则越传统，且亲戚数目众多，更可能造成单身女性面临的婚恋压力。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数据，对现阶段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和主要影响路径做了详细探究，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现阶段随着高校扩招，女性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比例甚至超过男性，尽管传统意义上结婚生子是女性的归宿，但这些高学历女性外表出众、性格外向，且更有着不逊于男性的高收入，她们的婚恋观念有了巨大转变。结婚生子对她们来说不是必经之路。第二，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这种提升作用的主要因素为个体更平等的婚姻态度、人力资本的提高带来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以及社会与家庭对女性单身的宽容度提高。第三，非高学历的女性单身状态和幸福感的影响机理与高学历群体不同，单身状态显著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这承接了以往研究的结论，考虑到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为10%，因此对其进行差异性研究十分必要。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从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来分析研究启示。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首先能够为大众正确认识高学历单身女性提供经验证据：如今的高学历女性群体是外在条件和“软实力”兼备的中青年力量，她们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且在职业岗位中也很有竞争力。她们目前保持的单身状态，并非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而更多的是因自我的心理独立与事业上的高竞争力而追求的一种更幸福的生活状态。因此，大众媒体不应该只因她们的单身状态而对其存在“女博士”“呆板守旧”等引导性的歧视舆论，而应该认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并给予她们的婚恋选择更多的宽容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