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五十周年华诞。在这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共和国经历了辉煌和风雨、繁荣和坎坷，与其血脉相依的社会学同样走过了沧桑多变的岁月，经验和教训并存，喜悦与痛苦相随。为纪念共和国的五十华诞，为了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了使我国社会学在下个世纪有更好的发展，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学在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显得十分的重要。
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曾经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辅助工具，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实际上，上世纪末社会学之所以进入我国，与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改革直接有关，跟我国现代化启动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当时我国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需要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是我国一些具有先进的革命思想家、改革家主动去找来的理论武器。1891年康有为先生为变法办学，培养人才，最早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给学生讲授“群学”，把这一课程列在经世之学的门类里。后来严复先生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成《群学肄言》，他先译了这本书头两章砭愚和倡学，1898年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1903年才出全书。1902年，章太炎先生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3年吴建常把日本人市川源三的译著《社会学提纲》，（原作为美国学者季延史著的《社会进化论》）在《教育志丛》出版。在20世纪初，群学和社会学是混用的，以后“社会学”才取代“群学”，一直沿用至今。(2)
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出版了一大批社会学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士沦丧，许多大学停办或迁到内地，社会学也受到战争的摧残，不少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学系的师生散失很多，只有少部分院校迁到西南后方后，还保留有社会学系。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如吴文藻、陈达、吴泽霖、李景汉、潘光旦、晏阳初、费孝通、戴世光、林跃华等集中到昆明、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社会调查和科研活动，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批人才。据统计，抗战8年，在西南九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有500多人，后来，多数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骨干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后方的院校都陆续内迁，社会学家们也都回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在各校恢复或新建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活动。据孙本文先生1947年12月的调查，那时在各大学任教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社会学教员有144人，其中10名是美国人。在这134名本国教员中，107名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到1948年，全国共有21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学生约600余人。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有民主同盟成员、社会学家费孝通，民主促进会成员、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毛泽东坦诚地同他们交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表示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展望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本应为我国社会学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也应为社会学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似人们设想的那样平坦，尤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久就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境遇。
正因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撤消的理由，所以有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虽然调离了社会学系，转行的转行，但他们仍还在继续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如潘光旦教授对士家族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教授的重访江村，李景汉教授在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调查等等。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国内出现了新形势，对社会学的看法变化了，同年8月苏联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大会，以后陆续就有一些关于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言论和活动。这些动向受到中国社会学者的注意。1957年春，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分别提出了要求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4月，在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教授主持。当时的学术刊物《新建设》，还专门召开关于社会学工作的座谈会，并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本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日行千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代(5)，这是一个要依靠科学理性引导行动的时代。仅凭经验主观决断和个人感情，势必会出偏差，用以指导社会行动，那势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社会学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她是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同志重新出山，拨乱反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宏伟事业重又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道。正在我国现代化事业重又启动之际，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敏锐地感到了社会转轨、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需要。1978年月，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了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老教授杜任之，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要恢复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的主张，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胡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者，由他出面为中国社会学从政治上平了反，在学术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过去流行的不正确的观点，这就为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18日，经过与会同志的酝酿，一致赞成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先举产生了由50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陈翰笙、吴文藻、李景汉、赵范、杨堏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为顾问，决定王康为总干事。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始，从些结束了中国社会学停顿27年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就在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费孝通教授开始筹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检讨了过去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要求。他说：“政治、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6)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恢复重建社会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力的支持，20年来，社会学工作者一直是铭记着“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指示，在努力工作和深入研究的。
二、社会学重建20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社会学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恢复重建的一门学科，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实践对社会学的需求，是社会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动力。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中国社会学也就在这样好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第一、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确立了社会学作为重要学科的学术地位。
社会学要“补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组建队伍、培养人才，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在创业之初，身负重建大任的费孝通教授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计划。五脏是指：要有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和杂志社及出版社；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至少要开设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根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了这“五脏六腑”，社会学的戏台就可说是搭起来了，就可以演出雄壮威武的好戏来。
（1）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建设
1979年3月，专业社会学研究会建立后，就着手招兵买马，组建社会学所和专业队伍经过近一年的筹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8日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的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费孝通，副所长王康，党委书记陈道，顾问赵范。全所科研和工作人员共20余人。随后，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便着手开展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于1980年4月，组织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吸收各地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参加，聘请美国和香港的社会学家以及国内的学者们来讲课；1981年和1982年，又先后在北京、武汉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三次讲习班共有120多人参加听课和学习，为各地培养了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骨干，现在各地的社会学所所长、副所长，各高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和副主任，基本上都是讲习班的成员，大约有一半后来成了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1981年11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1982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立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天津、四川、湖南、甘肃等省市的社科院分别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4年4月上海社科院正式成立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同年山东、贵州、湖北、陕西、辽宁等省的社科院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5年以后，吉林、河南、福建、宁夏等省区也陆续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1985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都先后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民政部成立社会保障与社会进步研究所，以后，公安部成立社会问题研究所，国家计委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到199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等省区外，都在社科院里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有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都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加上各大学和国家有关部门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全国已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所40多个，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队伍。这些社会学研究所，多则近百人，少则10多人，也有5—6人的，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近20年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市设定的研究课题，开展了对外的合作和交流，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2）高等院校社会学系和专业的设立和发展
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严重短缺，是1979年我国社会学重建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是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应急，开头几年办了培训班，这样的培训班对启动我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速成办法却无法解决社会学人才的长期供应和需求问题。在高校设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招收社会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提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议程上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学迈向长期发展和繁荣的制度化保证。
随着教学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宽，所有课程都是由我们社会学系和本校的教员自己授课。课程设置从残缺不齐向系统而完善的课程设置转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教材的编写水平和种类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1982年为适应教学需要，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动员一批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编写了一本《社会学概论》，后来各校各研究所甚至个人都编写社会学概论或原理，至于其他社会学课程的教材，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也源源不断地编写出来，如《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概论》、《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史》、《中国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城乡社区发展》、《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社会指标体系》、《组织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老年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已经初步满足了当前的社会学教学和传播的需要，现在有关方面正在编辑出版社会学专业方面的重要文献。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将会越来越完善，水平会越来越高。
（3）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是从建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正式形成的。学会成立以后，就着手筹建社会学研究所，以后又举办社会学讲习班，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社会学会、建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参与制订全；“六五”、“七五”社会学科研规划，以学会的名言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社会学重建伊始，社会学研究会做大量的开拓工作，很有成效，功不可没。
1979年9月19日，上海市社会学会建立，首任会长是著名社会学家
（二）对外学术交流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和消化
尽管社会学在50年代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在我国传播了大约半个世纪，我国老一代社会学者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但是在这50年我国社会学仍然处在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和消化阶段，创新方面少了些。经过了27年的中断，我国理论界基本上不了解这27年中国外社会学发展的状况，而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新形势下已经显得有点落后，特别不足以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学重建面临着严重的理论饥渴，急需引进和消化国外最新的社会学理论，从中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因此“需要赶快补课”，在“就可比的方面”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应该是“补课”的重要工作之一。
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从这样五个方面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并不断引进和消化国外社会学理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邀请国外社会学家和教授来国内授课或做专题报告；组织人员翻译和介绍海外社会学论文、著作以及相应的理论；派遣人员到海外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社会学科研和教学部门学习和工作；与海外社会学机构和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到国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等，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已经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学成回国，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科研和教学队伍中重要的力量。还有一些虽然学成但没有回国的社会学人才，也为我国社会学与国外社会学界开展交流起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把国外社会学中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加快了我国社会学与国外社会学的对话，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缩短了我国社会学教学研究与国外的差距。
（三）社会学调查研究
在这20年中，我国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范围很广，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的研究课题有：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我国社会学史研究；现代化理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研究；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小城镇问题研究；城市家庭婚姻大型问卷调查；民工潮调查研究；乡镇企业与社会发展研究；发展小城镇与城市化研究；农村村落研究；户籍制度研究；单位制研究；中介组织研究；百县市和百村国情调查研究；社区研究；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少年价值观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研究；收入分配研究；公平与效率研究；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社会经济协调研究；住宅问题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妇女问题研究等等。
这些课题研究紧紧围绕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以及如何提高社会学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能力这样的问题展开，它们不但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提高，而且大大开启了公众的视野、思维，为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方法和建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第二，在这20年中，我国社会学开展了大量的应用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大大地扩大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加了社会对它的需求，反过来巩固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1)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
80年代初期，社会学刚恢复，费孝通教授就亲自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仁，对改革后的农村发展问题开展了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下一步就应该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以此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这个报告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我国社会学的今后发展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社会学一恢复，就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国家领导人马上感觉到它的巨大现实意义，也使不了解社会学的人认识到社会学的作用。当然，就社会学学科建设本身而言，这一研究也是有重大的意义，当时在社会学专业队伍还比较弱小、基础理论体系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费孝通教授抓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抓住了社会学发展的主线，在研究程序上从典型调查开始，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定性到定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这样一条综合研究的路子，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从实证研究上奠定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也为我国社会学界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的踏实学风树立了一个榜样。
（2）家庭婚姻研究
社会学恢复不久，家庭婚姻研究就被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雷洁琼教授的领导和主持下，1983年“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开始启动，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这一课题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开展的第一个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一批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城市家庭消费、家庭生育、家庭教育、家庭老年赡养、家庭网络、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的未来等方面内容。在这一课题研究的昭示下，1985年和1987年两项全国性的农村家庭婚姻研究得以进行。目前我国家庭婚姻研究不仅有了一研究人才，而且还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杂志，成为我国社会学中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
（3）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者从二、一、三的排序到1995年演变为二、三、一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是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农业的就业人数在减少。这样的变化直接带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分化加速，社会多样性增加。国外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括，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的理论。这一理论与我国20来年的社会变迁比较适合。最早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教授和景天魁教授（见他们主编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
（4）现代化理论研究
（5）农村社会和农村发展研究
（6）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7）社会调查和国情调查
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特点是重视社会调查，当然这种调查不同于一般性的调查，它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并力图来验证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项，因此需要应用很科学的调查方法，对调查对象作严格的界定和选择。在这里，理论、方法和调查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和相互提高。
我国社会学研究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历来有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特别是1979年社会学重建和恢复之后，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亲自领导和组织了小城镇问题和家庭婚姻问题的大型社会调查，开了风气之先。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纷纷将社会调查作为自己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根据自己的研究趋向，选择不同的方法，调查不同的研究对象。在调查过程中，一些社会学工作者改进了调查方法，反过来进一步拓宽了社会调查的领域。现在在社会学界兴起的口述史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位研究者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住到农村，请当地健在的老人讲述当年抗日、解放战争、土改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和实行大包干等历史。这种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及其体验的调查，有助于更深和更细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更显示出社会学解构社会的学科优势。
（8）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研究
如何分析和预测社会形势，是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学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年代重视军事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建设时代则重视国家农业、工业甚至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和把握。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社会问题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更需要把握新条件下的社会形势状况。不过，过去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进行研究，所以对社会形势的把握和认识容易产生错误，以至于实际上现实中本来不存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反而认为存在这样的形势，从而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真正方向，热衷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运动。到了九十年代，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开展我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研究，具体由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和实施。
从1992年夏天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院内外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究当年我国的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等方面的社会形势走向，并对下年作出相应的预测。1993年课题组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社会形势蓝皮书，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以后每年出版一本，到现在已经出版了7本。从第一本印刷6000册到现在增加到3万册，其受欢迎程度在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各界了解全国社会形势的比较权威和读物，上至中央下至县级干部都很重视该书。现在一些省市（如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也都每年组织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编写本省市的社会形势蓝皮书，引导社会各界和党政领导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形势，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三、社会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经过几代社会学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社会学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越益越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传播及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应用，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分析形势提供了一个独特并有说服力的视角，提高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对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社会学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策过程，直接为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重建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被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小城镇问题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计划的重要依据。又如从1983年开始，天津市委托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统计部门，在天津市进行“千户（问卷）调查”，主要内容是居民对市政府前段工作的评价和对以后工作的期望。调查成果成为天津市政府改进工作的依据。这项“千户调查”已坚持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对农民分层的研究，提出了农民已分化成8个阶层的结论，此项研究被农业部农研中心采用，他们依照这个分析框架于1994年对全国农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弄清了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现状，为有关农业决策提供了认识前提。另一些专项调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贫、民工流动、青少年犯罪、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其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所吸纳。
第三，社会学的发展为调查社会，认清国情、地情提供了新的调查方法，对提高社会调查水平、质量和扩大调查范围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社会学有其一整套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规则，如问卷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方法、抽样方法、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预测方法和计算机使用方法等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工作者逐步掌握了这些方法和规则，并尽可能地使之中国化，同时将其推广应用到社会各界（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学科）。一些现代科学方法比如计算机应用于分析处理调查的资料和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对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分析预测的准确性，使社会学调查研究取得了更好、更多的成果。如百县（市）情调查这样的大型调查，就使用了社会学调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社会学知识在干部、群众中的普及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它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强调和谐和协调发展。随着社会学知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水平相应提高，生活方式也更加科学。
第六，社会学研究成果和知识已逐渐地为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借用，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以此共同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科学支助。比如目前经济学在社会学的启发下十分重视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借用了许多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加深了对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研究，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总起来看，18年来，我国社会学发展相当迅速，成绩相当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社会学的发展适应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需要，比办十所大学的推动力还要大。社会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也将伴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得以成长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呼唤着社会学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发出了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学等学科学习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正是适应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这是社会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社会学健康发展，得益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针，这就是社会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在社会学重建初期，费孝通教授曾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建国以前的社会学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坚持了这个方针，保证了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再次，中国社会学在重建过程中，既重视了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研究，坚持了一手抓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一手抓社会调查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这本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一正确方针得以实行和贯彻。正因为这样，社会学重建不久就在社会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社会学本身也发展了起来。实践证明，为现实服务，为现代化实践服务，是社会学生命力之所在。
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额对待各社会学理论流派和方法，不盲目地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使其为我所用。这些年，社会学界同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很多，在这些交流和合作中，我们都能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的方针，所以，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和有序的。
四、社会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发展前景
我们首先应该正视我国社会学发展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量力而行，也才能有的放矢地尽力而为，既避免盲目悲观，过低地看待自己，又要防止狂妄自大，准确地把握和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学的真正实力和水平。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社会学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在我们看来，主要有这样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第三，许多社会学分支学科研究相当薄弱，跟不上我国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提出的紧迫要求。比如，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等在我国可以说很不发达，限制了社会学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参与作用，而其他分支社会学虽然有了一定研究，但是也没有理想的发展成果。在发达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分支社会学学科目前已经达到167个细科[1]，而在我国，目前还只有几十个细科。
1、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城乡关系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是相当明显的，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演变为城乡相互交流的格局，但是不能不看到许多造成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以及相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还存在，甚至还根深蒂固，显然与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很不适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否则显然会限制我国现代化建设，因为大家不难想象一个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国家，怎么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呢？
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学术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沃土。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单一性与多样性、结构分化与社会流动、民间与国家、城市化等等一系列极具前沿性的社会学学术问题。
当然我国城乡关系还没有理顺，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还有更多的新问题涌现。我们相信，我国城乡关系仍将是我国社会学重点开垦的领域，如何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城乡关系，也是现实对我国社会学提出的要求和挑战，社会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
3、阶级阶层问题研究
我国社会学对当前我国阶级阶层情况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没有有力地解答了上述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在对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但是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证调查的困难。
4、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5、贫困问题研究
6、下岗与失业问题研究
下岗和失业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一旦下岗或失业，就最有可能面临着贫困的威胁。在城镇地区，下岗和失业几乎成了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甚至成为贫困的代名词。随着我国城镇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工人要下岗甚至失业，目前下岗和失业成了我国城镇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估计，当前我国城镇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高达两千多万（更有人估计他们多达三千多万）。这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一个很庞大和特殊的群体和阶层。如何对待他们，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根据现有的经济情况，靠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是马上能见到效果的，要解决他们的下岗和失业问题，首先要把握他们的社会特征、人口特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情况，然后才能找出社会经济综合解决方案和路径。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需要社会学参与对下岗和失业问题的研究。
7、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我国现实社会向社会学提出的研究任务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确切地说，我国社会处在如此激烈和快速的变化之中，对社会学提出的研究课题那是非常之多的，难以穷尽。这为我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研究空间。展望未来，我国社会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将会迎来更大发展的时代，也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学科地位上将有可能成为综合研究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门大学科，在学术建设上将越来越趋向规范化，同时在国际学术关系上通过提高本土化水平的过程，增强了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诞生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以至在国际社会学发展中发挥一定的话语主导作用。
再次，我国社会学的队伍也有待扩大。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队伍建设还处在自发的状态。例如全国还有约半数省区的大学没有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内蒙、河北、河南、山西、江西、新疆、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在这方面还是空白，这些省区中有的连社会学科学院也没有社会学研究所，即使有，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的补充，科研队伍却相当薄弱这同当前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很不相适应。这需要联系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学队伍的建设和扩大。就目前社会学的整体队伍而言，社会学的队伍需要发展和提高，这么大的国家，只有3000多人的社会学科研教育队伍是远远不够，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
最后，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主要还是引进版，属于西方话语系统，但是我国社会学要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那么非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相应的话语系统不可，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本土化过程。我们主张本土化，并不是不管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规范系统，而是在遵循普遍的规范原则基础上，在理论、规范上有所创。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快速的社会变迁，确实为我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就拿研究方法来说，各国社会学研究之间最有共通性，但是我国的社会的特殊性却使许多被公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失效，这就需要我国我国社会学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寻求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方法；至于在各个层面的理论创新，那更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相信，经过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本土上将会涌现一批世界性社会学巨著，产生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和系统理论，从而不但扭转当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不平等的对话格局，而且还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一个具有主导性的话语系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可以建立起来。
注释
(1)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丁.孔德（Auguste.Comte）于1838年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第一次提出来社会学一词，但真正使社会学获得学科地位的是另一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
(2)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3)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2页。
(4)参见王康《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3页。
(5)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6)《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81页。
[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第322页。
[2]转引自劳丹的《进步及其问题》第13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