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phone创始人自杀启示：是时候重新审视婚恋平台了世纪佳缘互联网李文星新浪财经

9月7日凌晨5点，WePhone的创始人兼开发者苏享茂跳楼身亡。此前，他在Google+留下一份网帖，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和前妻翟欣欣的一份“万恶的离婚协议”。

苏享茂及其亲属发帖称，翟欣欣在世纪佳缘网站登记的身份信息存在诸多不实之处。包括学历、职业、家庭背景、婚史等内容都涉嫌造假。甚至有网友质疑，翟欣欣是职业婚骗，背后甚至有团伙操纵作案。网友纷纷指责世纪佳缘网站没有尽到信息审核义务，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并且认为世纪佳缘应当为苏享茂之死负责。

从苏享茂到李文星之殇

不久，北京市网信办、天津市网信办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就BOSS直聘发布违法违规信息、用户管理出现重大疏漏等问题依法联合约谈BOSS直聘法人，并下达行政执法检查记录，责令网站立即整改。现在BOSS直聘网站非人工审核认证的用人单位已无法发布任何招聘信息。

有待明晰的互联网平台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层面中涉及互联网平台责任的主要有《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这些规定比较零散、概括和滞后，没有对平台的信息审查义务进行规定，也未形成完整的责任体系。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其中还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该规定，只有网络平台明知或者应知用户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对于网络平台“明知或者应知”还需要消费者举证证明，至于何谓“采取了必要措施”，目前并无明确定义。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3年颁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首次对平台的信息审查义务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责任监管已经刻不容缓。不同于政府监管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不需要被监管对象同意，就可以依法直接实施。

电商平台只是一个市场主体，没有国家公权，因此其对注册用户或者入驻商家的管理必须依赖于民事协议。互联网平台对入驻商家的统一管理是基于双方事先的约定，是一个履行民事合同的过程。如果注册用户或者入驻商家不服平台的管理，可以选择撤离平台，用脚投票。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让监管和审查进一步落空。

互联网具有虚拟化的特点。这意味着政府的线上监管必然有不同于线下监管的特点。其中差异之一就是，政府需要与平台互相合作。单从信息审查能力上看，平台要想突破现有瓶颈，必须要有政府职能部门或者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以世纪佳缘为例，如果没有公安、民政、教育等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如何审查注册用户的身份信息、婚姻信息和学历信息？又比如，赶集网的租房信息审核系统如果不能与房管、公安等部门的数据接口兼容，如何审查租房信息的真假？与此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撂挑子，将信息审查义务和监管责任全部推给平台。不要忘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都是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