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赵树理小说叙述的乡村秩序变迁的动荡中，“理”的分裂普遍存在于人文地理、家庭伦理和个人心理等各个层面，造成了极大的暴力。为了救赎“理”的暴力，赵树理在小说中叙述了事情、人情、私情与道理的分际，守住了以“情”赎“理”的人文底线，并试图以社会主义之“理”重造人情，继而重造私情。
关键词：人文地理家庭伦理个人心理事情人情私情
赵树理通过小说深刻地叙述了乡村秩序变迁之时“情”与“理”的结构关系。为了应对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理”的分裂以及因此出现的暴力状况，维系家庭伦理、生命伦理及个体意识的完整，作家提出了以“情”赎“理”的救赎方案。而无论是“理”的分裂问题，以“理”行暴的问题，还是以“情”赎“理”的设想，都内在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之中，都是对其中历史病灶的文学再现与疗治。因此，分析赵树理小说中的情理问题，通往的不仅是赵树理文学的内容与性格的描述，而且是社会主义之“理”能否并如何重造人情、私情的建构。
1人文地理问题
赵树理从《小二黑结婚》起就在叙述“理”的分裂，但局限在较为微观的家庭伦理层面。而宏观的人文地理问题，是从《李有才板话》开始的。在这篇小说中，赵树理这样描写阎家山的人文地理：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此后，借助本地户与外来户之间的矛盾，也即宗族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赵树理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再一次叙述了宗族社会内部“理”的分裂萌发的过程。本地户春喜利用“说理”惯例讹诈铁锁，外来户铁锁也只是觉得李如珍、春喜等人是“仗势力不说理”，并没有觉得另有他“理”可据。甚至太原遇到小喜对自己表示好意之时，“铁锁见他说得很自己，也愿意受他的照顾”，表现出明显的宗族社会中的熟人情感状态。直到小常这个陌生人出现之后，铁锁才意识到另有“理”可据。铁锁的朋友议论道，“小常跟他们说是两股理”。此后，小说叙述的就是“两股理”此消彼长的过程。小常到李家庄组织牺盟会之后，人文地理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只有龙王庙是李家庄的政治权力中心，此后则增加了小常、铁锁他们办公的公房，分庭抗礼，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显示“理”的分裂状态。因此，“理”的分裂的萌发就是宗族社会政治走向末路的开始。在《地板》和《富贵》中，赵树理不再借助本地户与外来户之间的矛盾叙述“理”的分裂，而是直接叙述宗族社会内部同一宗族经济情况不同的人之间的矛盾，在展现“理”的分类的同时，试图釜底抽薪式地瓦解宗族社会。
当然，就人文地理问题而言，更为典型的是赵树理在《三里湾》当中所描写的人文地理。小说开头写道：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2家庭伦理分歧
当然，《三里湾》涉及的家庭伦理分歧远不止于马有翼与父母在恋爱婚姻上的不同意见，更有以下两项：一是进步与落后的冲突，如陈菊英觉得马多寿夫妇“恨的是我不够落后”，范灵芝反对范登高摆零货摊子，雇王小聚赶骡，而恨自己不是生在玉生他们家；二是夫妻对于家庭安排的冲突，如小俊觉得丈夫玉生“连家里穿衣吃饭的事都不管，却能管人家别人的扯淡事”，袁天成觉得自己成了妻子能不够的“老长工”。虽然小说最终的叙述结果是花好月圆，但这些分歧的解决并不都是因为“理”的逐渐统一，而是因为“势”易“理”空，有的人只好放弃自己的“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能不够与袁天成的关系。当袁天成起来“革命”，决定要跟能不够离婚时，抓住的正好是能不够离婚后无法独立维生的弱点：
袁天成说：“你要是什么洋理也不要抓，老老实实检讨你的错误，咱们就谈，再要胡扯，咱们就散！”能不够怕的就是这个“散”字。天成提到这个字，她就又老实了一点。
能不够并不是无“理”可抓，只是无“势”可依，只好放弃自己的“什么洋理”，“老老实实”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即使是在家庭内部，总有一些“理”是被叙事者扬弃的。而在这扬弃的过程中，赵树理的叙述始终能够维系家庭的存在，而不是在“各有各的道理”的交战中，将家庭无形消解，不能不说是别有救赎之道的。
3心理的分裂
赵树理的小说绝少心理描写，因此颇受诟病。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洲之内彻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
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进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们怕你在写什么地理书哩！今年四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我的小说《互作鉴定》，是反映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例外地对主人公刘正作了一些单独的心理描写。这是因为近年来接触到不少有关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见得多了，想写这么一篇激励激励青年，起一点作用；既然写给青年学生看，单独的心理描写，用用也无妨。何况，作品要反映的是他在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刻划他的心理状况，也是必要的和很自然的。
因此，赵树理将“各有各的道理”的问题从宗族社会、阶级政治、家庭伦理等层面延伸到了个人心理的深处，乃是因为伴随着对农村知识青年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对农村的理解和把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这必然影响赵树理文学的面貌，但这种影响并非本质性的，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和把握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就文本实际而言，《三里湾》是赵树理第一部明确写出人物心理分裂的小说。此前铁锁、富贵、小飞蛾甚至三仙姑等人物，虽或多或少都有心理之波动，但赵树理并未着力于此。但到了《三里湾》时，尤其是描写范灵芝，作家颇花费了一些笔墨叙述人物心理的分裂状态。范灵芝的爱情或婚姻选择一直在摇摆不定，未接触玉生以前，不能确定马有翼是佳偶是怨偶，接触玉生之后，则陷入了更加难以抉择的心理困境。虽然她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玉生，但做出选择之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是分裂的——
她对有翼固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不过历史上的关系总还有一些，在感情上也难免有一点负担。她把刚才剥落在桌上的玉蜀黍子儿抓了一把，用另一只手拈着，暗自定下个条件：黄的代表玉生，黑的代表有翼，闭上眼睛只拈一颗，拈住谁是谁。第一次拈了个黑的，她想再拈一次；第二次又拈了个黑的，她还想再拈一次；第三次才伸手去拈，她忽然停住说：“这不是无聊吗？这么大的事能开着玩笑决定吗？要真愿意选有翼的话，为什么前两次拈的都不愿算数呢？决定选玉生！不要学‘小反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赵树理是无法理解像范灵芝那样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尽管在小说中他还是叙述了他们心理上的内在分裂。这一点在《互作鉴定》和《卖烟叶》中是更加明显的。《互作鉴定》是作家自觉进行单独的心理描写的文本，但试图完成的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主人公刘正在写给县委李书记的求救信中写道：
李书记！你看这样的环境能活人吗？周围的人都像黄蜂一样，千方百计地创造着刺人的方法来刺伤我的心灵，怎么能叫我忍受得下去呢？
通过让刘正写信自我暴露的形式，赵树理将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放在等待解码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小说叙述中，赵树理以县委王书记下乡调查的方式展开了解码过程，最终发现刘正徒有歌颂“我们英雄的人民”之诗意，并无践行其具体行为的心，且不安于农村劳动，想去城市生活，而所谓的“心灵”问题，也只是自设的幻境，刘正信中所写的事情都不是事实。于是，刘正信中所反映出来的农村知识青年心理分裂的心理真实，就被置换为城乡差别及对农村劳动的歧视。叙事者对刘正心理分裂的真实毫无同情，就完成了抽丝剥茧般的解码过程。作家的意图由此显现，他不是要叙述刘正对于农村劳动的浪漫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上的分裂，而是要叙述如何治愈刘正的心理分裂。因此，刘正被叙述成了“无理取闹”的知识青年。
在《卖烟叶》中，叙事者通过小说人物曲折地传达了对于农村知识青年的不理解：“周天霞从来没有想到贾鸿年这样个青年小伙子，思想会这样复杂。”但叙事者自身对于贾鸿年的判断是斩钉截铁的：
难道贾鸿年受了多年学校教育，思想上就没有点变化吗？有是有来，只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一个人的思想改造，有个决定性的界限，那就是有没有决心做个合乎社会主义公民标准的新人。谁要是没有过了这一关，他的基本行为就仍是旧思想指导着，学得的一些新词汇、新道理，恰好能给自己的旧思想、坏打算做个伪装、打个掩护，让别人一时摸不透他的底。贾鸿年正是这一种人。
4事情与道理
赵树理别有救赎之道。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他也曾叙述李家庄村民以民间传统的某些资源为据，从李如珍的刀头救下了年老的王安福：
铁锁见二妞念的那些名字里边没有王安福，就问起王安福的下落。二妞道：“他们把人家老汉捉到庙里，硬叫人家老汉说自己办过些什么坏事。老汉说：‘你们既然会杀，干脆把我杀了就算了！我办过什么坏事？我不该救济穷人！我不该不当汉奸！别的我想不起来！你们说有什么罪就算有什么罪吧！’李如珍又回来当了村长，小毛成了村副，依他们的意思是非杀不行，后来还是他们李家户下几个老长辈跪在他们面前说：‘求你们少作些孽吧！人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后来叫人家花五百块现洋，才算留了个活命。”
如果在《地板》中，赵树理是在寻找救赎阶级斗争之“理”可能造成的暴力，那么，在《传家宝》当中，赵树理则试图通过构建事情与道理的一致来救赎新的乡村秩序可能造成的家庭破裂的暴力。小说叙述李成娘和媳妇金桂互相都无法认同对方的生活方式，经常发生争吵，“李成娘对金桂的意见差不多见面就有”，金桂则“只是按原来的计划做自己的事，虽然有时顶一两句嘴，也不很认真”。李成娘因此“恨金桂不该替她作了当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领导权”，与金桂简直势同水火。但在金桂一五一十向她摆事实讲道理之后，她“赌气认了输”。小说最终在小娥的丈夫关于解放妇女的训诫中结束，与《地板》类似，被认为不懂情理的一方失去话语权。因此，也与《地板》类似，赵树理可能认为只要叙述清楚了事情和道理，就不用管李成娘是不是“赌气认了输”，以“情”与“理”的一致救赎家庭暴力已然完成。
5人情与道理
一旦“情理”变成人情与道理，赵树理实际上是很清楚二者没有一致的可能的。而且，在小说叙述中，他往往利用“情”与“理”的不一致来救赎“理”可能会产生的暴力。例如在《邪不压正》中，当叙及聚财与软英父女俩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成为对头却并未出现离家出走或者以死相逼之类的关节，且都选择了“看看再说”之时，就是人情在起作用。软英觉得“爹总是爹，我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气”，聚财老婆因此放了心，“觉着闺女很懂事，知道顾惜她爹”。虽然“理”相悖，但是“情”相通。后面叙述软英佯应小昌儿子的婚事一节，更是出奇的一笔，软英忖度时势，做出不惜自我牺牲而顾全家庭的徇“情”背“理”之举，极大地跃出了以“情”赎“理”的范畴。但是，赵树理通过时势的迅速改变，免除了软英可能自我牺牲成真的暴力，叙述了大团圆的结局。因此，“理”的残酷敌不过“情”的温暖，赵树理通过“情”使“理”可能发生的暴力一再延宕，终于在小说的意义上完成了以“情”赎“理”的暴力的可能。
其后，在电影故事《表明态度》中，赵树理借人物李五之口道出“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叙述了更为确切的以“情”赎“理”的方式。王永富夫妇不愿意参加互助组，但儿子儿媳妇小春和腊梅非参加互助组不可，一家人“各有各的道理”，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小春夫妇住到了腊梅父亲李五家里，王永富则在家庭破碎、组织批判、邻居嘲讽的情况下一病多日。这时，有人把永福病得起不来的消息传给大家，大家都表示叫他回到互助组，并建议小春夫妇“你两个也该回去看看老人家”：
李五说：“光看看行了吗？他真要是成了病，就得回去伺候他一个时候！”又有个人说：“他爹的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走开了才得的，依我说让他们两个人干脆也出了组回到他们自己地里做活，他爹的病就会好了！”李五说：“那可不对！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只能叫前进的带着落后的前进，不能叫落后的拖着前进的落后。叫孩子们回去伺候他是人情，可是等他好了以后，还是得争取他进步！”
我认为农村现在急需要一种伦理性的法律，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作出规定。如男女成丁，原则就分家；分家不一定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子女对父母的供养也有规定。成丁的男女自立户口，结婚后就可以合并户口。首先从经济上明确，这对老人也有好处；婆婆也不会有意见，因为这是国家法律。灶可以在一起，但可以计算钱。这样一处理，关系会好很多。
如果承认赵树理具有伟大的人文关怀，再回过头来分析他在《三里湾》当中叙述王申老汉报名入社的细节，就会发现，在如何做到“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的问题上，尚有大小之辨的关节值得提出。赵树理叙述道：
有个晚上，王申老汉说他不愿意和大家搅在一起做活，张永清说：“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主席的号召。要是不响应这个号召，就是想走蒋介石路线。”到了报名的时候，王申老汉还是报了，不过报过以后又向别人说：“我报名是我的自愿，你们可不要以为我的思想是张永清打通了的！全社的人要都是他的话，我死也不入！我就要看他怎么把我和蒋介石那个忘八蛋拉在一起！”
就人情上而言，王申老汉固然不愿意与张永清共社，但就道理上而言，他还是自愿报名入社了。这意味着，王老汉虽然不满张永清扣在自己头上的大帽子，但以个人情感为小，以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为大，大小之间，拿捏得很清楚。同时，在拿捏住了大小之后，王老汉并不放弃对于张永清的批评，而是强调在同样的道理下，人与人的情感要是全不相投，也就只有各走各的路。在这里，王老汉对于“理”的认知充满了伦理化的意味，也即充满了人情味。而赵树理的叙述并不就此停止，他让张永清在组织的教育下自我检讨，向王申赔礼道歉，进一步展现了赵树理希望政治伦理化的意图。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赵树理在《“锻炼锻炼”》中一面叙述杨小四坚决想办法给小腿疼、吃不饱“动手术”，一面又叙述他接受一个老汉的提议，“看到孩子的面上还让她交代”。虽然在这样的人情味下，法院和制度成为某种儿戏的、威吓性的存在，但“理”的暴力终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赎。因此，必须注意到，在情理的取予之间，赵树理守住了以“情”赎“理”的人文底线。
6人情与私情
在确保“情”不害“理”的问题上，赵树理尚有更为细致的思考。1948年，针对农村组织互助组工作时出现的一些偏差，他强调“自愿”不是“自流”：
互助组以自愿为原则，是说“谁的思想打不通，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不是说自愿就不要领导。最近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都把自愿解释错了，劳力强的只愿意跟强的碰组，有牲口的也只愿意跟劳力强的碰组，把几分劳力或者半劳力的人都推出来，人家情愿按把式定分，等价交换也不要。全村只组织了几个好汉组，这些好汉组，不只编不成对，连个小组长联席会也开不成，生产委员也管不了，一管就说干涉了“自愿”。……
像这样想组就组，不想组就罢；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叫做“自流”。“自流”就是没人管，弄成啥算啥。这完全不合乎上级提倡互助的精神。借着“自愿”的名，弄成了“自流”，实在不成话。
将“想组就组，不想组就罢；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叫做没有互助精神的“自流”，说明赵树理并不认为一切人情都是合乎道理的。那么，合乎道理的人情是什么呢？赵树理提出了“领导”，这意味着“自愿”是在一定的“组织”和“计划”之下的“自愿”。因此，所谓“自愿”就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发生的，也即须具有上级提倡的“互助的精神”。否则，“自愿”就有名无实，变成“自流”。同时，赵树理认为错解“自愿”的表现是“劳力强的只愿意跟强的碰组，有牲口的也只愿意跟劳力强的碰组，把几分劳力或半劳力的人都推出来，人家情愿按把式定分，等价交换也不要”，表达了一种帮扶弱者的伦理性要求，且将错解“自愿”之下的实践行为与不顾人情联系在了一起。“几分劳力或者半劳力的人”“情愿按把式定分”，却仍然得不到接纳，说明“自流”是并不顾及人情的。这里引申出一个新的范畴，即具有伦理性的人情考虑和只顾一己之私的人情考虑，前者不妨继续以人情概之，后者另以私情概之。赵树理肯定前者的意义和价值，极力反对后者，并在《三里湾》将后者与资本主义思想建立了关联。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卖烟叶》结尾李光华老师对贾鸿年的训词：
哄得了谁？回去向群众交底去！你才二十来岁，跌倒了爬起来重新做人有的是前途；不过要继续做“鬼”的话，那就没有人再挽救得了你了！
一个因循私情的青年在社会主义乡村秩序中，被叙述进了“鬼”道，与人殊途，的确是一种非常严苛的道德律令。这未必是赵树理本人的立场，但可以推知的是在1964年的意识形态要求中，非社会主义的“人”即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鬼”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断已经相当流行，一个中学老师已经不惜对自己的学生痛下严苛的训词。而“群众”作为一个抽象的符码，在这里又一次扮演了道德律令的最高监督者的角色。那么，所谓“人”以及人情，自然也是一种抽象的原则，一个抽象的符码。像贾鸿年那样的“鬼”只有“向群众交底去”才能彻底洗刷身上的“鬼”性，并在最高监督者的审判下得救，“重新做人”。因此，所谓人情，一旦涉及意识形态的分野，就成为一种与个人情感丝毫无关的抽象原则。不过，值得分辨的是，所谓个人情感，从社会主义乡村秩序对“人”的要求来看，正是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规训下的产物，并不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准此，赵树理小说叙述中使用的严苛的道德律令，与其说是对私情的无视，不如说是以社会主义之“理”重造人情，继而重造私情。也许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情而理，理而情。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