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红玉说，事发两年以来，自己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事发两年后，夏红玉至今无法走出惨剧阴影；北大一机构欲设公益基金救助家庭暴力受害妇女遇挫。
事件回放
2004年12月10日，当时年仅21岁的夏红玉被丈夫牟伦胜挖去右眼。两年过去，虽然牟伦胜几经周折之后被判8年，但法院判给她的5万多元赔偿款，却至今一分未得。这名来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的农家女子，现在连换一只好一点的义眼(俗称假眼)的钱都没有。
日前，得知此事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起募捐，希望能为夏红玉提供一些帮助。该中心同时希望以此为机缘，与有关方面合作设立一个专项公益基金，为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帮助，但这一设想在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
“我只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扎着马尾辫，瘦瘦小小的夏红玉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与人交谈时，她总是偏着头，用左眼对着谈话的人。
她的左眼大而明亮，格外有神，右眼则总是蒙着一块纱布。需要擦眼泪的时候，她低头揭开纱布，把眼泪从卷在一起的眼眶中擦掉。
噩梦之始
刚刚生下儿子17天便惨遭丈夫毒手，她说“我能听到神经断裂的声音”
回忆起2004年12月10日下午2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剧，夏红玉仍然有些惊恐。那是夏红玉刚刚生下儿子的第17天，她在卧室休息，丈夫闯进来，想和她发生关系，“我很累，就拒绝了。”夏红玉说，不久她就睡着了，后来迷迷糊糊感到眼睛边上有丝丝凉意，她睁开眼睛看到，牟伦胜正拿着两把螺丝刀对着她眼睛的两侧。
夏红玉说，她当时根本没有想到牟伦胜会对她下毒手，便下意识地把螺丝刀拨到一边。这时，牟伦胜放下一把螺丝刀，握着另一把，猛然戳向她的右眼。戳破眼皮后，牟又伸手抠向她的眼眶，眼球整个都被抠了出来，只剩一点皮肉连着眼眶，“他挖我眼睛的时候，我能听到神经断裂的声音。”夏红玉说，当时她满脸是血，整个脖子和脸都肿了，她惟一的信念就是不能昏迷，直到被送进医院。在医院，她的右眼眼球被摘除。
事发后，夏红玉和家人惟一的心愿就是让牟伦胜得到法律制裁，但这个过程几经周折。2004年12月22日，牟伦胜在恩施州精神病院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随后，利川市公安局将牟伦胜释放并撤销案件。夏红玉怀疑，这一鉴定结果与牟伦胜一名在当地政法机关任职的亲属有关，她和父亲开始上访。在有关部门干预下，司法程序重新启动。牟伦胜两次被重新鉴定，结论为“情感性精神障碍———躁狂发作”，但其作案动机正常，作案时辨认能力存在，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2006年2月28日，牟伦胜被咸丰县人民法院异地判处有期徒刑8年，赔偿夏红玉5.6万余元。
艰难索赔
法院判决夏红玉应得赔偿5万多元，可她现在连一只好一点的义眼都换不起
“我拿到判决书可是拿不到钱。”夏红玉说，判决生效后，牟家以没钱为由拒绝赔偿。为了给她治病，家在农村的父母把房子以8000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再以每月200元的价格反租回来，年幼的妹妹则辍学南下广东打工。夏红玉说，她一直盼着这5万多块钱，她要把房子赎回来还给父母，她不愿看到妹妹那么苦。
而更紧迫的是她的右眼。她现在有一只义眼，可是质量不好，戴一会儿眼里的分泌物就会布满整个眼睛。由于眼眶受损严重，义眼和眼眶不太契合，走路步子稍微快一点，义眼就会掉出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夏红玉说，那样的场景让她尴尬万分，众人无比惊奇的目光让她无地自容。可是不戴这只义眼，眼眶又会萎缩。
夏红玉曾经想移植一只动物的眼睛，不用每天摘戴，这样她可以不用天天想起那场噩梦。可同仁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国内没有这种移植技术。医生还告诉她，现在这只义眼不能戴了，换一只义眼加上眼部的手术大约需要一万元，而义眼每隔几年还需要更换一次。可每个月购买廉价眼药水所需的150元，现在在她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夏红玉说，她现在经常重复做一个恶梦，在梦里喊“爸爸，他又来挖我眼睛了，你救救我！”
进京求助
北大妇女维权专家说，如果能帮夏红玉走出阴影，将给很多人树立一个榜样
事发至今，夏红玉和父亲曾5次来京上访。今年6月，夏红玉找到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10月，夏红玉再次来京。11月，该中心向社会发起募捐，希望能为夏红玉提供一些帮助。
该中心研究部主任李莹律师介绍，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全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只能从《婚姻法》和《刑法》中找相应的条例。李莹说，我国针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还不完善，有的地区有一些依托于民政部门的妇女庇护所，但数量很少。此外，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赔偿难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经常会出现施暴者无力赔偿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婚内财产如何赔偿的问题，现在夏红玉和牟伦胜还没有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些算是牟伦胜的个人财产，如何赔偿夏红玉，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界定。
李莹说，夏红玉的典型意义在于，像她这样遭受如此残忍伤害的女性，却未能得到赔偿和及时救助。事情发生已经两年了，当事人还无法从阴影里走出来。一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往往在离开家庭后无法找到生活的方向。
李莹表示，如果能帮助夏红玉走出来，让她有重新生活的勇气，也是给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树立一个榜样。中心希望以此为机缘，与有关机构合作设立一个专项公益基金，以帮助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因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不属于国家审定的有权自主设立公益基金的机构，他们只能通过和别的基金会合作来建立这个专项基金，可他们联系过的几个基金会都以有类似基金或需要审批为由拒绝了。
对话夏红玉
“这段婚姻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12月9日，在北京临时住所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夏红玉在记者对面坐下来时开始有些不自在。当往事在讲述中慢慢展开，她好像忘了身边的一切，一口气说下来，停顿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光。她说许多话已经说过一千遍，可每次讲述都像是第一次告诉别人。这种倾诉，在很多时候成了她解脱痛苦的一种方式。
关于丈夫“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新京报：你和牟伦胜认识多久结的婚？之前感情怎样？
新京报：他给你的感觉是一个怎样的人？
夏红玉：他话很少，看着挺老实的，经常闷声不响。他心肠有时挺狠的，在折磨我的时候眼神很吓人。但他精神很正常，他当了两年保安从来没打过架，没出过事。和他一起长大的同学都说他绝对不是精神病。就是活活把我打死，我也绝对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新京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夏红玉：他说我有外遇。在挖我眼睛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我把你的眼睛挖了，我养你一辈子。
关于赔偿“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你认为他们家是有能力给你赔偿款的？
夏红玉：他们家拆迁拿了5万多块钱，现在大队给他们家出了证明，说那个房子是他姑姑的，可原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从来没人跟我说过那房子是别人的。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收了1万多块钱，生小孩的时候别人给的大概也有1万元，可他们一分钱都不给我。
新京报：现在靠什么生活？
夏红玉：妹妹在广东打工，每个月给我200块钱，我用来上访。爸爸把房子卖了，和我先后来北京上访5次。每次来北京，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买车票都不够。我就买最近的两站票上车，被赶下来，再买最近的一站。每次被查出来，我都羞得直哭，一边哭一边求人。我一个女孩子，我也有尊严。我也知道逃票可耻，可我只能不要尊严。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这两年就是不断上访吗？
夏红玉：主要是上访，每天都面对这个事情，我脑子里面好压抑。我一定要让牟伦胜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念头支撑我活下去。
关于孩子“这个孩子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出事后见过孩子吗？
夏红玉：没有，我也不想见。你们可能觉得我狠心，可因为这个孩子，我遭受了这么多痛苦，我的一生都毁了，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这段婚姻和这个孩子都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夏红玉：我还有未来吗？为这个事情，我已经折腾了两年，我真的累了。我就希望能够有平静的生活，希望我的眼睛经过手术能够好一点。如果社会还能接受我，就去找一份工作。我特别怀念21岁之前的日子，那时我在西饼店当服务员，有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快乐，我那时很喜欢唱歌。自从认识他们家人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我的噩梦。
新京报：这件事给你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夏红玉：终生的恐惧！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我好怕。我现在最无法接受的是我身体的伤害永远不能复原了，我白做了一世女孩子。
新京报：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去忘记。
夏红玉：话说得容易，可我忘不掉。每摘一次义眼，我的痛苦就加深一层，我忘不掉。
部门回应
“牟伦胜家庭困难无力赔偿”
咸丰法院称，希望通过救助途径帮夏红玉拿到赔偿
缪欣说，至于现在的民事赔偿执行问题，他们也联合省公安厅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已经为夏红玉办理了残疾证和低保。对于夏红玉所说的残疾证和低保并没有落实的情况，缪欣表示，这些事项一定会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