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敲锣卖糖，各说本行，我就谈谈检察文学吧。
记得魏明伦先生的著作《潘金莲》是为潘金莲翻案，也反映了法律和道德的问题，就请魏先生为大家讲述为潘金莲翻案的法律依据吧。
魏明伦:严格讲我也不是为潘金莲翻案，她不是历史人物，在《潘金莲》中，我只是重新审视了潘金莲式的中国封建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潘金莲从纯洁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整个过程，这个剧的副题就叫“一个女人的沉沦史”。
《潘金莲》也许牵涉到一些法理，实际上是对潘金莲式妇女不幸的命运进行重新认识。
莫言:“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也是检察官办案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比如有很好的一个哥们儿犯了罪，这就“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
去年地震时四川出了一个范跑跑，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论。其实像范跑跑这样的人物也能成为文学人物。文学不仅要歌诵真善美，树立光辉的、伟大的正面形象，也要塑造一些反面人物、中性人物、小人物，而这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往往比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更能成为不朽的经典文学人物。
检察文学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十几年，也写过许多检察文学，感觉到写行业文学确实有许多限制。上级部门总是希望树立正面的形象，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偏离———按照那种方式，无论是写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公安也好，结果都是一个面孔。但读者肯定不希望看到千篇一律的形象。所以，我们的检察官不是神，不是完人，希望我们检察文学塑造的检察官形象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甚至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从而丰富和立体。
娱乐挂帅，小品《不差钱》差道德
魏明伦:文艺作品有三个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化功能。打个比方，这三个功能就像人体的血压、血脂、血糖，三者要平衡统一于人体之中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不可偏废，不可偏高。现在是个泛娱乐时代，不考虑文艺作品的审美、教化功能，只单纯地强调娱乐挂帅，我认为这样不好。就像我过去反对文艺作品政治挂帅一样，现在，我反对娱乐挂帅。
最近，我对小品《不差钱》有个意见。我不是反对赵本山的表演，也没有反对小沈阳，我只是对小品《不差钱》不认可，认为“《不差钱》差道德”，这六个字也概括了我对当前社会现象的某些看法。
为什么“不差钱”现在虽然存在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但是生活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现在我们是“差道德”———道德滑坡，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比如这几天娱乐圈就出来很多脏事烂事。所以，“不差钱差道德”是个对社会现象的概括。
我认为赵本山以前的小品是不错的。比如他的白云黑土系列，十分娱乐，也有几分内涵。该欣赏的欣赏，该讽刺的讽刺，他的价值取向是清楚的。黑土系列中那个牛群找下蛋公鸡的故事就是个讽刺低俗策划的故事，在故事中，赵本山演的黑土在故事开头是老实巴交闷声不语的老头，后来却灵光乍现智慧幽默风趣地打发走了牛群，赵本山欣赏黑土，讽刺低俗记者，价值取向是对的。
但在《不差钱》里，赵本山不是在搞戏剧小品，而是在推徒弟，推小沈阳和丫蛋。小品是戏剧，二人转是曲艺，各有各的规则，但《不差钱》里很混乱，小沈阳是演服务员，还是演小沈阳但其实小沈阳就是在演小沈阳，丫蛋就是在演丫蛋，毕福剑就是在演毕福剑。小沈阳演的那个服务员一口表演式的台词，其实是把二人转的语言直接照搬上来，如果服务员真有这个水平，他早不是服务员了，早就当经理发家致富了。如果他是小沈阳，更不可能在这里当服务员。在这个小品中，赵本山把剧中人和演员混为一团。
还有剧情，《不差钱》一开始就是受贿，服务员收了老头子一百块钱，而后就是说假话，主要情节的价值取向有问题，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择手段，潜规则，拜码头，托人情，认干爹……《不差钱》不是在讽刺这些现象，而是在欣赏。和赵本山以前小品的价值取向相反，节目里的演员为了上《星光大道》甚至可以下跪。
对于小品，如果是跑码头，那怎么娱乐化都管不了，可是这是央视的春晚，并且是语言类唯一的一等奖小品，要求当然不一样了。而《不差钱》这个小品可以说是一流演员，二流编剧，三流小品。这就是娱乐挂帅、泛娱乐时代的结果。
今天坐在这里的莫言先生，我对他的小说敬佩之至，从《红高粱》到《檀香刑》，等等，我都拜读过。我认为，莫言就是一个把文学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结合得相当好的作家。
言多必失，言多必杂，我就说到这里吧。(张奇蔡小英安擒虎/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