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历春生，老家在鲁西南的一个村子里。
我有兄弟姊妹4个，我排行老四，那时候农村条件非常艰苦，缺吃少穿的。我记得当时到了深秋的时候，我还赤着脚，母亲给我做的鞋子我不舍得穿。
因为当时母亲的眼睛不好，她要缝补一大家人的衣裳，还得做一家人的鞋子。
母亲做鞋子的时候，针锥扎在手上，把手都扎破了。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回村，去生产队里干活了。
当时我个子还没有开始长，身体瘦瘦弱弱的，在生产队里一天下来根本挣不到一个工分。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主粮就是蒸地瓜面子的窝窝头，即使这样的窝窝头也不能敞开肚皮吃。
每顿饭母亲递给我每人一个窝窝头，然后再喝能照出人影的稀粥。
那时候农村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饭不够汤来补。吃上一个窝窝头，肚子里一点饱味也没有，然后呼啦呼啦喝上三大碗稀粥，肚子里就很撑了，可是过一会儿跑几趟厕所，肚子又开始饿了。
干完活的时候，下午收了工，我不急着回家，我总是在村前的小树林子里坐一坐。
那时候我心里很迷茫，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难道一辈子就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吗？
在当时参军报国是每一个农村青年的志向，我渴望当兵，渴望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锻炼自己。
1974年10月底，刚刚年满18岁的我，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吆喝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我突然有种预感，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来了，我一定要去参军。
验兵的过程顺顺当当的，虽然我个子不很高，但是符合征兵身高要求，我身体很结实。
体检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审这一关，我家三代贫农，父母在村里都是憨厚老实的人，政审没有问题。
1974年12月，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在武装部里换上了军装。
父亲和大哥去武装部送我参军，当我们即将踏上闷罐车开往部队的时候，父亲眼圈红了，他在使劲抑制着泪水。
父亲说：“四娃，到了部队上好好干。在家里这几年你干活受了不少苦，爹娘也没有好东西给你吃。在部队上，咱别疼力气，咱得眼里有活，好好表现。争取留在部队，别再回来吃这碗庄户饭了。”
父亲的话，刹那间让我的眼角蓄满了泪水，我已经是一个军人了，我使劲把眼泪又咽了回去，我点了点头，给父亲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在部队上，我牢记父亲的嘱托，在新兵连的时候，我表现非常突出，在各项训练考核中，我以圆满的成绩完成了新兵训练任务。
我给部队领导当过几年的通讯员，后来又调到了师部。
1979年的时候，我赶上了最后一波部队提干的机会，我提干了。
提干后两年内我没有探亲，因为当时部队上有一场重要的训练任务，我主动放弃了探亲休假的机会。
1981年春节前我回乡探亲了，这是我当兵以后头一次在家里过春节。
当时我已经25岁了，在农村就属于大龄青年了，我这次回来以后，母亲和父亲一直在那小声商量着说：“咱四娃在部队上提干了，咱得托亲告友的给他找个吃国库粮的姑娘吧。”
父亲点点头说：“对，明天我就去城里的表弟家，表弟媳妇在鞋厂里上班，那里女工人不少，让表弟媳妇参谋着给四娃找个在鞋厂上班的媳妇吧，两个人都挣工资，那样以后他们的生活肯定会幸福的。”
第二天，我给父亲钱买上了四条饼干，拿着去了城里的表叔家，在那个年代里，走亲戚的时候能拿上四条饼干，算是比较厚重的礼了。
快天黑了父亲才回来，表叔留他吃了饭，还喝了一壶老酒。
父亲眉飞色舞地说：“四娃，你找对象的事有眉目了，你表婶一听你在部队提干了，当时就满口答应，说他们车间里正好有一个姑娘和你年龄差不多，还没找对象呢。你表婶说让咱等着听信就行了。”
隔了两天，表婶托人捎来信，让我去城里相亲，我一听很激动，那天一大早，我就步行着去了城里（我家离县城二十多里路）。
相亲地点定在了县城百货公司的大楼前边，我刚到那里不久，表婶领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就过来了，姑娘个头不矮，大约有一米七多，细高条子。
那个年代里烫发的姑娘很少，可是她却烫着一头波浪长发，穿着一双中跟的黑皮鞋，很洋气。
表婶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她就借故走开了，让我们俩单独聊聊。
她把我从头看到脚，打量了一遍。
我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说家里兄弟姊妹四个，我已经提干两年了。
她听了以后点了点头，问我结婚以后，几年能转业回来？
我说看部队工作需要，我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转业，一切服从部队领导安排。
当时快12点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了，不远处有一个小饭馆，我想请她吃饭。
可是她摆摆手说：“不让你破费了，我先走了。”
看着她冷漠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失落的返回了乡下。
到了第二天，表婶就来到了我们家里，表婶说那姑娘没看上我，如果嫁给我，就得忍受两地分居的生活，很不方便，她说还不如找个他们鞋厂的职工，如果嫁给本厂的工人，可以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我非常沮丧，人家姑娘说的也是实际情况，我高攀不上人家。
正月初二那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大早我们都还没有起床，我母亲很勤快，她敞开大门，拿着扫帚在扫雪，可是脚下一打滑，扑通跌倒在地上，当时就不敢动弹了。
父亲急忙推出了独轮车，抱上了一床被子，要推着母亲去卫生院看看。
可是我挡住了父亲说：“爹，我娘跌得不轻，卫生院里不一定能治得了，咱直接去县医院吧。”
我赶紧去找了村支书，当时我们的大队里只有一辆四轮拖拉机。我雇了这辆拖拉机，拉着母亲去了县医院，医生检查完说母亲大腿骨折了，需要马上做手术。
母亲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我大姐在这里和我一起照顾母亲，可是大姐家的孩子还小，我让大姐回家了。
当时母亲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我一日三餐，悉心地照顾母亲，这些年我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这次我得好好照顾母亲。
我伺候母亲吃喝倒是没有问题，可是让我发愁的是给母亲处理大小便，本来我觉得没什么，反正我是母亲的儿子，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可是母亲的思想很传统，很守旧，就是不让我帮她弄这些。
这可怎么办呢？当时病房里还有一个大妈，她是脚脖子受了伤，她女儿在照顾着。
当姑娘看到我母亲被大小便憋得难受的样子，她轻轻地推开了我说：“你先出去吧，我来帮大娘处理。”
我只好尴尬地说谢谢。
她灿烂地一笑说：“谢什么呀？出门在外，咱在这里给老人治病，搭把手还不是应该的吗？又不是出多少力气。”
过了一会儿，我进病房的时候，母亲正在不住地对那姑娘感谢。
病床上的大妈说：“大嫂啊，你客气个啥呀？秀英就是勤快呢，我四个闺女，就她照顾我最贴心。“
我才知道姑娘的名字叫陈秀英。
过了一会儿，两个老人都睡着了，我们俩呆在病房里也无聊，就去了走廊里聊了起来。
这时我才知道，秀英是高中毕业的，她没有考上大学就回村了。
怪不得秀英说话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大声大气的，她说话总是细声细语，让人听了非常舒服，看上去很有素质的样子，原来她是高中毕业生啊，比我的文化水平都高呢。
秀英问起我的时候，我只说在部队上当兵好几年了，这次回来探亲，没想到下大雪，母亲摔伤了腿就来医院陪着。
我没有说自己在部队上是干部，当天我穿着便装。
秀英一听我是当兵的，立马崇拜地说：“哎呀，你是军人呐。我从小最崇拜当兵的了。”
看着她惊喜的眼神，我笑了。
秀英的大姐住在城里，有时她大姐会给送来可口的饭菜。
有一次大姐还给她母亲熬了鸡汤，秀英马上拿过来一个小碗，给母亲盛了一碗鸡汤，母亲不好意思，连忙说：“闺女啊，我可不好意思喝鸡汤，这老母鸡得值不少钱呢。”
可是秀英不容分说就端起了鸡汤，喂给我母亲吃，吃完了拿起手帕帮母亲擦擦嘴角。
母亲笑着说：“我儿子照顾我就很好了，可是比起你呀，他还差一块呢，当儿子的毕竟粗心一些。”
大妈躺在病床上也哈哈大笑了。
母亲住院的那几天，每次大小便都是秀英帮忙处理，我非常抱歉，内心的感激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
我们只是陌生人，可是在这狭小的病房里，她却不怕脏，不怕累，帮助我母亲处理大小便，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有一次秀英去了她大姐家，给她母亲做饭了，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拐弯抹角地问了秀英的母亲，秀英是不是有婆家了？
她母亲说：“唉，我也不知道该说她啥好，她高中毕业回来呀，村里有好几个给提亲的，她就是不去看，你说她到底打什么谱，总说还晚不了。”
我一听心里就有底了。
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对秀英有了莫名的好感。她虽然是一个农村姑娘，可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秀英长得算不上多么漂亮，可是属于特别耐看的那一种，一米六多的个头，扎着两条羊角辫，圆圆的脸，虽然单眼皮但是眼睛很大，忽闪忽闪的。
朴实的秀英就像原野上的花儿，散发着纯朴美好的气息，我越看越喜欢。
秀英的母亲比我母亲早来好几天，那天他们要出院了。
他们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我跑到街上买了一大兜水果送给他们。
我把在部队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上，我还留了几句言，感谢秀英对我母亲的帮助，表示以后希望我们常联系。
当时我想过，要不要把我在部队已经提干的消息告诉秀英？但是我担心秀英有压力，毕竟她只是一个农村姑娘，就没有告诉她。
回部队几天后，我就收到了秀英的信。
一来二去，在信中我们越聊越多，几个月后，我们相互表白了心迹。
因为我一直没有说自己是部队干部，秀英一直以为我就是个普通的义务兵，她在信中说等我退伍以后，我们去县城里租个小房子，做个小生意。
秀英的话让我心潮起伏，她一直以为我就是个普通当兵的，她却实心实意地想和我在一起。
这样的好姑娘，不图名不图利，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我看火候到了，我决定告诉秀英提干的事。
我马上写信告诉了秀英我已经在部队上提干了，我告诉她，虽然我在部队上是干部，但是如果真的想嫁给我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毕竟我常年在部队，顾不上家里。
可是当我把这封信寄出去以后，一个多月没收到秀英的来信，一下子把我急坏了，到底怎么回事呀？
终于，我盼到了秀英的信，秀英在信中并没有因为我是干部而高兴，她有些失落，说真的没想到我是一个军官，如果早知道我是军官的话，她就不会表白心意了，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我，她只是一个农村姑娘。
我马上回信了，我告诉秀英，我看中的是她的人，看中的是她的人品，和她的身份无关，农村姑娘怎么了？她勤劳朴实善良，这就是难得的优点。
当年秋天，秀英写信告诉我，在她大姐的帮助下，她去了城里的服装厂上班，当时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
又到了年底，我找部队领导审批签字，我探亲时和秀英领了结婚证。
结婚以后，我们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屋子很简陋，但是很温馨。
儿子出生以后，是我岳母和我母亲轮流帮忙带着长大的。
秀英对我母亲特别好，我父亲母亲的衣服都是秀英给买的，每隔几天，秀英就给我家割几斤肉，买上点心送回去。
秀英和我母亲就像亲娘俩一样。几天不见面，我母亲就想她。
1988年，我转业回到了县城的一个机关单位上班。
秀英所在的服装厂当时效益很好，经常要加班，有时要加班到晚上十点多，非常辛苦。
正好当时人防办要招人，有个战友在那里，我想请他帮忙把妻子调到人防办，毕竟那里工作轻松一些。
我战友当时就满口答应了，他说：“你妻子有高中文凭，这一点很重要，完全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不过我有言在先，人防办工资可不高啊，还不如他们服装厂高呢。曾经想调动几个工人来这里，他们都不愿意来。”
的确如此，在当时服装厂的工资高于人防办，车间的几个姐妹知道秀英要去人防办上班的时候，都劝她别去。
当时秀英在服装厂是打板的，属于技术人员，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十几块钱。
这些年我们一直夫唱妇随，秀英愉快地听了我的建议，很快办理了调动手续，去了人防办工作，当时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转眼间到了90年代初，我们这里的工厂纷纷倒闭，服装厂也不例外，秀英的老同事都很羡慕她，说她有眼光，在人防办有稳定的工作，要不也下岗了。
我们的儿子很聪明，他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县城，在体制内上班。
回首往事，这一生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有妻子的陪伴，我的人生美满幸福。
每当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羡慕我的家庭，说我当初娶秀英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农村姑娘，如今却成了拿高退休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