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鲁君秀，我丈夫杨胜周和大哥杨来周、兄弟杨定周被错误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组织者，在此，特向领导申告我们家被定为云南省怒江州扫黑除恶第一案存在的违法问题、及其出现的各种司法乱象。我要控告怒江州政法系统罔顾最高检张军检察长一直申明的“不是黑恶犯罪的一个也不凑数”的扫黑除恶精神，人为拔高案件，执法程序混乱，任意“拼凑、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非法采集证据；同时也要向上级领导反映，由于怒江州政法系统错误定性案件后续的查封公司等行为，使得怒江州兰坪县金顶镇、通甸镇近500户家庭的脱贫进程受阻。
杨来周等人被控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1起）、敲诈勒索罪（1起，2015年发生）、聚众斗殴罪（1起，2009年发生）、寻衅滋事罪（2起，2009年6月、9月分别因银宝山周边村民前往矿洞阻工引发的冲突）、行贿（4起）和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起）（所有行贿均发生于2012年以前，涉及金额192万元）。上述被控告罪名中，涉入冲突纠纷在事发后皆有报警、并由当地派出所处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理，但却在时隔十年后被怒江州公安局12.18专案组翻出来作为填充杨来周等人涉黑罪名的材料和关键性事件，如此办案，作为家属实难接受，特此将案件查办、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向领导反映，希望领导能主持公道，让案件回到公正、理性的司法体制中，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判，还法律一个公正，让我们重塑对怒江州政法系统的信任和希望。
2020年5月30日至6月1日，我旁听了为期三天的庭审，2020年7月27日，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形成了（2020）云33刑初4号判决书，本案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丈夫杨胜周三兄弟分别被判17年6个月至18年6个月，没收个人所有资产。结合庭审情况、一审判决书内容以及我所了解的情况，特从下述十个方面来反映并申告云南省怒江州政法系统在本案查办、审理、判决中存在的问题：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存在的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怒江州政法系统在定罪时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要素没有提供有力证据，没有具体正确的从法律角度来论证在杨来周等人涉黑案件中经济、组织、危害性和行为特征。
1、公诉方直接将公司架构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存在的问题
2、关于我大哥杨来周已经脱离生意管理十几年依然被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首要人物存在的问题
我大哥杨来周自2009年后因身体的原因便逐渐不再参与公司的管理，被控告的聚众斗殴事件、寻衅滋事事件他都没有在场，怒江州的公检法部门不进行任何查证便将其安插于上述事件中，仅仅是为了“拼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于这样的办案手法其独特与新奇实为令人惊叹。
在被指控的所有罪名中，唯一都有关涉的只是我的丈夫杨胜周，而我大哥杨来周和我兄弟杨定周并未在所有事件中都有纠扯，但公诉方在法庭上对辩护人就此问题的质疑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是三兄弟，他们本来就是组织”，所以不管有没有涉事都与他们有关，对于如此法律逻辑，身为普通老百姓我都无法信服。依照公诉方的这一逻辑，那么，我们家在一开始就因为有三兄弟，又因没有分家，杨定周我们两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20年！所以被设定为了组织，而后，所有出现的违法行为皆为组织行为。这让我不禁怀疑，是不是我们家在12·18专案组成立之时就已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专案组的成立并不是要查清是否杨来周等人的行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仅仅是搜集各种关于杨来周等人不好的证言、再辅以三次冲突纠纷，就填满了一开始便设定好的“黑社会”帽子？
3、关于杨来周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存在的问题
在2000年联运运输公司成立之初，仅有60余名驾驶员，且驾驶员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每个月，而到2019年，联营运输公司挂靠的驾驶员250余人，每个月的收入约一万余元，一个大车驾驶员担负着一家四五口人的生计。此外，鼎顺物流公司挂靠车主19名，人均收入两万余元。联运公司及宏宇公司还解决了金鼎锌业公司成立后禁止私人采挖矿石所造成的当地男性劳动力（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男性）的就业问题。期间，从成立以来宏宇公司还免费培训了大量的本地的挖机驾驶员。这样的企业，被12.18专案组贴上危害地方社会的标签，但具体如何危害，危害的后果如何，又只用简单的“危害地方经济秩序，对当地人造成心理震慑”来描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9年后，随着联营运输公司被12·18专案组查封，挂靠驾驶员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中铜集团结算的运输单价相比联营运输公司要低，最高相差五元每吨；且进入2020年后，驾驶员被要求不能以个人形式来进行矿石运输，他们需要寻找挂靠的公司，如此经营模式与联营运输公司无异，是否新的挂靠公司就不具有危害性，还是因为挂靠了新的公司就具有“合法性”了？
4、认定联营运输公司垄断矿石运输事实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决中有关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陈述部分提到，“杨来周成立联营运输公司，在强揽锌业公司的矿石运输等业务后，依托联营公司垄断矿石运输的强势地位，在运营中通过违法犯罪活动，不断牟取不法利益。”对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定，我是极为不同意的，因为直至2018年，金鼎锌业公司外包的运输业务分为短途和长途两块，运输的内容有原矿、锌渣和锌锭。联营运输公司从最早成立就是以短途原矿运输为主，且在2010年，由于金凤凌云公司的介入，自此，短途原矿运输就有两家公司（证据：附件6.（1）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主体运输合同，合同编号：JDXY（运）2016-01；及（2）兰坪县金顶镇汽车联营运输公司与兰坪金凤凌云货运有限公司协议。证明联营运输公司主营的短途原矿运输并非垄断。）而锌渣和锌锭则有其他的货运公司承运（证据：附件7.（1）兰坪县金顶锌业运输业务承运情况；（2）兰坪县金顶镇货运公司名单。证明联营运输公司并没有垄断锌渣运输，也没有独揽锌锭运输业务。）
5、错误定性案件，人为制造贫困
怒江州全国最贫困的三州之一，是我国脱贫攻坚重点战场，然而，全国上下齐心的努力却因为怒江州政法系统对杨来周等人案件的错误定性受阻。12.18专案组在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查封联营运输公司、宏宇公司、鼎顺物流和赵舟名下的兰坪县瑞源高原特色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致使在公司下属的300余名驾驶员、50多名公司员工（其中有建档立卡户）和89户建档立卡农户出现经济收入上的减少、倒退（证据：附件8.联营运输公司驾驶员名单、鼎顺物流驾驶员名单、宏宇公司工人名单、及部分在职员工的建档立卡户的证明、瑞源高原特色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说明书，证明由于错误定性与查封造成金顶、通甸村民的大面积返贫）。
2018年以前，联营运输公司挂靠的驾驶员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然而，自2019年3月以来，由于联营运输公司（相同情况的还是12.18专案组中另外两家的凌云公司、锌渣运输公司）被查封，致使驾驶员2019年1-3月份运费无法结算，直至2020年7月份才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没有联营运输公司在中间的对接与协调，使得驾驶员只能以个人形式进行承运、结算运费、缴纳税款等。2019年3月至今，驾驶员运输货源不稳定，运输单价相较联营运输公司所给出的价格下降2-5元/吨，导致收入急剧下降。
宏宇公司的矿山剥离业务解决了金顶当地近200名男性村民的就业问题，尤其是文化程度低、年届四十的中年男性，但随着宏宇公司被查封，所有工人都只能闲赋家中，或者在工地上找一些散工来做，这些被迫离开矿山作业的工人中还有不少建档立卡家庭成员。
赵舟的农业公司挂靠着通甸镇89户建档立卡户的脱贫农副产业，但在2019年3月被12.18专案组查封后，极大程度阻碍了通甸镇乃至兰坪县的脱贫进程。
二、怒江州公安局违法委托；信会师报字（2019）第ZA52390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不合法的问题
1、怒江州公安局明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司法鉴定资质被注销，仍进行司法鉴定委托的违法问题
2、政法系统不顾司法鉴定资质失效，一味采用鉴定意见的问题
开庭时，杨来周的辩护人提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的问题：1）鉴定机构资质失效；2）鉴定人身份问题，即鉴定人并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人员。但公诉方和法官当庭并不做出正面回应，在判决中依然采用司法鉴定意见；在判决书中绕过辩护人提出的问题，只是回应了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情况，但回避了该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资质已于2017年11月13日过期、2019年8月26日注销的事实。
三、涉案人员张文荣羁押期间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现处于盲肠肿瘤伴双肺转移IV期；公安冻结银行卡、社保中断缴纳导致没钱治病的问题
四、有关鼎顺物流19名被扣押车主损失索赔问题上，怒江州公安局转移社会矛盾，怂恿19名驾驶员错误向鼎顺物流主张赔偿责任。
五、开庭审理程序不合法问题
1、被害人不出庭的问题
在杨来周涉黑案件中，公诉方的起诉中将挂靠在联营运输公司、鼎顺物流名下的270多名驾驶员、44名无法向包工头刘满生结算工资的农民工和寻衅滋事事件中的5位阻工村民、因上访被杨来周殴打的赵重阳都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受害人，但是在审现场，却无任何一个受害人到场、出庭。虽然是在疫情期间，但也并没有提供远程视频使受害人参加庭审。
2、不公开直播庭审的问题
在庭前会议上，辩护人和公检法工作人员在公开直播庭审上达成了一致，但在辩护人于开庭前去法院提交材料时被临时告知由于法庭媒体设备问题无法进行公开直播。
3、合议庭人员构成不合法问题
六、怒江州政法系统执法程序违规的问题
1、涉案人员被羁押后辩护人长达半年多无法会见的问题
2、公安人员讯问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问题
（1）讯问程序违规的问题。怒江州公安局12·18专案组查案人员住在怒江州兰坪县城的三江花园酒店，我没见过查案是完全依靠喊大量老百姓来讯问进行的。被讯问的人中，有的直接在办案民警休息的宾馆房间被问话、做讯问笔录，还有的女性被讯问人，完全由2-3名男性办案民警讯问，还有的被讯问人，直接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4）办案人员毫无根据污蔑我丈夫的行为。民警李志华在我丈夫被羁押后，有一次见到我，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男人挖人家的祖坟、投毒，把人家的牛都毒死了。”我问他那有没有人中毒，他回答“那倒没有”。我清楚他指的是被定为寻衅滋事罪中的银宝矿山两次与村民纠纷事件，但直至今日，李志华所说的坟墓依然在原地，拿到迁坟赔偿的村民时隔将近11年都未将所谓受到宏宇公司探矿影响的坟墓迁走；而水源是封闭的蓄水池，通过水管引向周边的几个村庄，如果我的丈夫真的投毒，那么毒是投在哪里？为什么只有牛被毒死，而且只是草坪村的牛被毒死，没有任何一个村民受到影响。在我的理解中，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侦破案件、惩治不法分子，但在我与他的接触过程中，他居然可以空口无凭来给我们“扣帽子”，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一名人民警察，这已经完全颠覆了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的既有印象。
（6）混淆涉案人员的问题。我们家的案子中有一个名叫和银宝的涉案人员，只是在杨来周等人被指控的敲诈勒索事件中，由于刘满生工人闹事时正好与杨胜周在一起，开车将杨胜周送到矿山，但由于办案人员的疏漏和不严谨，导致在查案过程中，将和银宝与联营运输公司员工和春宝弄混淆。在一审庭审现场，和银宝本人提出是否办案人员将其身份弄混淆，也做了相应的自述，但在一审判决中依然将其认定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敲诈勒索罪，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以十万罚金。
（7）办案人员素质问题。我侄女在被办案人员叫到三江花园讯问的时候，直接在办案民警的宾馆房间进行、且只有两个男民警，在讯问过程中，民警态度轻浮，问我侄女“是不是杨来周他们把你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放在办公室收驾驶员的运单，那些驾驶员见到你就很开心？”年轻漂亮被办案民警视作联营运输公司发生强迫交易的条件，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3、办案公安程序不健全、纰漏百出的问题
（2）绕开税收部门，随意开处税务查处文件。在查案期间，办案人员给宏宇公司法人陈云山发了一张有关宏宇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但在一个星期后，办案人员又让陈云山将此文件送回。同时，给在押人员杨寿财，森浩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也发了一张关于该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随之又被收回原件并说弄错了，同时重发了一张森浩公司的税款通知（非税务局下发通知）给杨寿财（因公司银行账号被查封，第三方无法下账，税务局无法扣除应交税款）。
4、判决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在一审判决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参加者陈云山判一年有期徒刑、罚款五万元，并未提及没收个人财产，但在没收财产清单中，则又将明确归属陈云山个人的设备全数没收，包括陈云山名下的股票、四台挖机和数张工程车与工程设备机械。
5、法庭审判作用的质疑
为期三天过程中，辩护人提交证据，在法庭上通过举证、辩论、陈述等环节对杨来周等涉案人员除行贿所涉罪名进行无罪辩护，然而，在一审判决书中，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各种事实和证据，长达122页的判决书中仅有寥寥14页的内容，整个辩论环节成了律师的独角戏，完全体现不出辩论的重要性，且法院裁定皆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来一笔带过，关于不予采纳的原因完全没有进行阐述和解释。对此，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在庭审现场旁听的辩护效果在判决中丝毫没有体现。
七、敲诈勒索罪存在的问题
公诉方指控我丈夫杨胜周扣押因贩毒被抓的刘满生的工程款、机械设备，但只给刘满生的民工支付60%的工资（38.99298万元），未支付40%的工资（25.99532万元）被控敲诈勒索罪。对此，我的质疑如下：
1、代刘满生支付农民工工资事件的梳理与澄清
（1）杨胜周以及宏宇公司对刘满生农民工工资支付不具备法律责任。宏宇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金鼎锌业公司签订合同，承担金鼎锌业公司的矿山剥离业务，宏宇公司将工程分配到下属各工程队。刘满生属于工程一队负责人（证据：附件13：12年-15年内部承包协议），在2015年刘满生因贩毒被保山公安抓捕，2016年的庭审中，宏宇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出庭，在当时的庭审中并未对支付60%工资问题做出任何质疑。同时，宏宇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对分包工程队的民工并不具备法律责任。
（4）证人证言不一致。判决书中判定敲诈勒索罪行的证人证言部分，有关农民工围堵刘满生挖机索要工资的事件，张禹俊、杨宗源和徐晴三个证人的证言有出入、无法相互印证，究竟挖机由谁围堵（张禹俊所说的农民工、还是徐晴所说的谢荣华，即宏宇公司分包工程三队负责人）、我丈夫杨胜周赶到时有多少人一起（杨宗源所说的五、六个人，还是徐晴、张禹俊认定的一二十人）。这种证言之间的出入与差异，究竟是因为公安在侦察时查清事实与否有关，还是证人对事件的陈述是否真实有关？涉案人杨立宽在挖机被围堵当天正好在凤凰山矿山发矿，他听闻有事后赶来看一下，杨胜周则是乘坐和银宝的车赶来，因此，在判决书中，杨宗源的证言里所提“杨胜周坐着一辆猎豹车，后面还跟着一辆越野车”，与杨立宽和和银宝所有车辆特质不一致，杨立宽的是猎豹车，而和银宝所有的车是一辆越野车。证人证言与事实、警方认定（和银宝正是因为送我丈夫杨胜周前往围堵现场而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参加者）不一致，那么公检法系统对于事实厘清的作用与意义何在？
2、与刘满生之间的账务澄清
刘满生自2010年经人介绍来到兰坪，分包宏宇公司的剥离工程，直至2015年1月因贩毒被抓，五年间，其与我丈夫杨胜周等人关系交好，因此，在账务上除了工程款往来外，还有其他私人借支行为。
怒江州公安局委托所做的司法鉴定报告中只出现了刘满生的工程款项收入，却没有提及刘满生剥离作业中产生的费用。杨胜周结算刘满生的工程款及处置设备，是在保山市看守所开（2016）云3325民初12号案件时，杨胜周与刘满生达成一致意见，刘满生同意拿未结工程款及矿山设备抵扣欠款，所以杨胜周才处理了刘满生的帐务及资产。
八、越受强迫加入的驾驶员越多，驾驶员越被强迫收入越多，强迫交易罪存在的问题
1、无证据证明联营运输公司强迫行为的存在。强迫交易，顾名思义，需要有强迫才能成立，但纵观判决书所有内容，找不到公检法系统有关联营运输公司强迫驾驶员的任何证据，强迫，在本案中只是一个名头，并没有实质证据予以支撑，公诉方仅以部分驾驶员被掐头去尾的证言来证明联营运输公司存在“强迫”行为，这种办案和审理的逻辑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
2、联营运输公司并非行业垄断者，驾驶员如受强迫可前往其他运输公司。金鼎锌业的运输业务包括长途的锌锭运输、短途锌渣运输和短途原矿运输，联营运输公司和金凤凌云货运公司主要承担短途原矿运输的业务。联营运输公司与驾驶员的挂靠协议一年一签，都属于驾驶员自愿签订，公诉方也无任何证据证明驾驶员被迫签署挂靠协议。其次，驾驶员如觉得被联营运输公司强迫，他们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他公司，或者转向锌锭、锌渣的运输，驾驶员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但他们并没有中断与联营运输公司的挂靠，其原因很明确——即联营运输公司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经济收入；在庭审现场，同为联运公司的员工、又是驾驶员的杨立宽证明，驾驶员收入高于兰坪人民的基本收入。在联营运输公司被查封后，直接为金鼎锌业承运原矿的运输单价相较于联营运输公司出现减少的情形（证据：附件22.（1）2020年锌业公司和联运公司结算价格对比，（2）金顶联营运输公司运输业务分配情况）。
九、聚众斗殴罪存在的问题
2009年7月9日上午七时左右，田晖一伙10多人驾驶四辆车前往我家，到我家门口后，田晖在大门口喊我丈夫杨胜周出来，当时是我弟媳给他们开的们，并跟他们说我婆婆还在睡觉，不要惊动老人。
2、赵建生左侧脚踝骨折鉴定的轻伤属跑离打架现场过程中的扭伤。聚众斗殴事件中唯一的轻伤，即赵建生左侧脚踝骨折，并非因被打所致，他拿刀在我们家大门砍了一刀，后来就与同伴跑着离开现场。按常人的理解，如果在打架中脚踝被打伤，那么赵建生是否还能有跑着离开的能力？辩护人在庭审拿出赵建生的伤情鉴定报告，但公诉方和合议庭都未对此进行考量。
3、关于打架现场的说明。从外面通往我们村只有一条主路和两条小路，田晖等人从县城来我家，走的是主路，我们家在这条主路的最上面，也就是说要到走主路到我家需要穿过整个村子（包括我大哥杨来周家和村子中心的空地），打架开始后，我丈夫杨胜周、我兄弟杨定周、还有村民杨宏亮和杨仕福被刀捅伤后，听闻有外人来打架的消息而前来的村民追赶田晖等人。田晖等人分散跑往两个方向，赵建生等人往我家上面的方向跑，在跑的过程中扭伤了脚，而其他人则向下跑，也就是沿着主路往村外跑，田晖就是在走到我大哥杨来周家门前的时候被杨春荣打，因此，整个打架并非在同一地点的预谋行为，我们家和前来帮忙的村民是因为受到田晖等人攻击后进行的正当防卫。
十、寻衅滋事罪存在的问题
银宝山两起事件都是事出有因，杨胜周没有无事生非情形的存在，村民才是挑起事端、寻衅滋事的一方，只是双方在争执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后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调解并全部履行完毕，这种处理方式法律是允许的（证据：附件25.治安调解协议书及领款证明）。有关寻衅滋事罪罪名的疑义如下：
1、涉事坟墓至今未迁。高坪上甸村村民李银宝、李顺宝和李金玉以宏宇公司银宝山探矿矿洞影响到他们家的祖坟为由进行阻工，其间因阻碍矿洞正常作业发生冲突，随后，由我丈夫杨胜周赔付误工费5000元（村民杨忠福证实）和支付迁坟费用来达成一致，然而，时至今日（2020年9月1日），李银宝、李顺宝和李金玉家涉事坟墓并未进行迁移（证据：附件26.（1）迁坟补偿协议及迁坟费用收条，（2）坟墓照片、坟墓地理位置照片，证明村民收到迁坟补偿款却并未进行坟墓迁移）；闹事的村民拿到迁坟补偿后并未迁坟，充分说明了其所谓的矿洞影响坟墓事实并不成立，因为直至今日，坟墓依然完好的在原址（坟墓在离井下作业的矿洞900米左右的地表上）；坟墓受影响只是村民用来获取补偿的一个借口，李银宝、李顺宝和李金玉三人才是寻衅滋事一方。
2、涉事水源依然被使用。2010年9月24日，在金龙草坪村村民连续前往银宝山矿洞阻工后，我丈夫杨胜周等人因要求开工而与村民发生冲突。草坪村村民声称因矿洞导致水源受到污染，但事实上，金龙村委会盖章证实的情况说明中表明（证据：附件27.草坪村水源情况说明），由于宏宇公司探矿，导致草坪村水源水量减少，为此，我丈夫杨胜周出资90万给时任金龙村委会主任的李子华修建水管，给草坪村村民引入一档新的水（证据：附件28.付款凭证）。且目前，银宝山的水源依然被金龙村委会五组、六组正常使用。当时饮用此水源的还有高坪村委会上甸村和岩脚村，但当时宏宇公司与高坪村委会签订了配合进驻补偿协议书（证据：附件29.宏宇公司与高坪村委会上甸村村民代表协议书）。因此，水源被污染的说法纯属村民前来索取经济补偿的借口，在冲突事件中，草坪村村民才是寻衅滋事的一方，他们在宏宇公司的矿洞口搭建临时工棚，甚至备有发电机，说明了他们有着充分的准备前来闹事。
3、有关寻衅滋事两起事件调查中公安人员失责的问题。办案民警直至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他们都不知道银宝山水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坟墓有没有被迁走。我丈夫被起诉后，我到实地进行了解后才发现了水源和迁坟问题的实情，从这件事情上充分说明了办案人员办案从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侦察、取证，仅靠证言就给我们家定罪。
以上，是我对我们家涉黑案件存有疑惑的几个层面的详述，希望上级领导能注意到怒江州地方民营企业家被污蔑的我所反映的事实，不要让我们因一次错误的案件侦办和审理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数十年建立起的法治体系不应因不负责任的办案、审理和人为任意拔高案件性质而崩坏。
面对近20年的有期徒刑和没收所有个人财产的一审判决，而牵涉的事件却是因偶然性被拼凑在一起的三起冲突纠纷、因代替包工头支付其无能力支付的民工工资和连年为驾驶员顺利进行短途矿石运输提供稳定环境的商业行为，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就如我丈夫杨胜周的辩护人所说，“任谁在长达20年的漫长过程中，都有出现三次冲突纠纷的可能，可怎么在地方民营企业家这里却成为了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要条件。”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四个关于办理扫黑除恶案件的意见第二条第五点中提到因本人及近亲的婚恋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敢于“刀刃向内”，但在云南省怒江州，刀刃皆向民营企业家，不知是否因为怒江民营企业家独具黑社会性质组织气质，还是其他无法让政法系统“刀刃向内”的原因？
关于云南省怒江州检察院以“杨来周成立金顶镇联营汽车运输公司以来，通过违法犯罪活动，不断积累资本，先后成立了宏宇公司、鼎顺物流、森浩公司等家族企业。”来对我大哥等人提出指控，对于“地方家族势力”的帽子，我是不能接受和认同的，三兄弟关系好、感情好、一起创业奋斗，这是顺应和传袭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但到公诉机关那里，仅仅用“家族势力”一个名头就来认定我们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以亲兄弟关系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对此，我心存疑义。
究竟什么是“家族势力”？只是关系好、不分家、一起做生意的三兄弟就等于家族势力？公诉机关仅仅给我们扣上一个“家族势力”的帽子，却没有用证据来论证。对此，我想要通过说明我们家兄弟姐妹的情况、以及我们全村都姓杨且村民之间通婚的村落构成情况做一个说明，以此让各位领导知道，我们家并不是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地方家族势力”，与我们家同案的杨姓村民并不属于“宗族势力”。
我大哥杨来周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战场回来后选择回到了家乡，作为金凤大队成员上山打矿，随后购置了一辆货车跑运输。在2000年的时候，金顶镇政府企业办筹建金顶汽车联营运输（集体企业），我大哥受聘为公司的总经理，而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杨胜周和弟弟杨定周都在开货车、跑长途货运，在我们当地就是靠着自己的体力和勤劳谋生的普通人。
我们家有九兄妹，六姐妹和三兄弟。我们家三个姐姐嫁给了同村人（丈夫都为杨姓），其余三个姐姐嫁到村外。我丈夫他们三兄弟和四个姐妹都是农民，女婿和媳妇里有老师、医生、工人等职业，在兰坪当地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家庭，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势力”不知从何体现。
在我们家被定聚众斗殴罪的事件中，田晖一行11人来到我们家门口闹事，听到动静后相继赶来现场的都为同村人，致使在涉案人员中杨姓人员居多，在此，对我们村落村民姓氏构成情况做一个说明。我们生活在兰坪金甲邑村，这是一个白族村子，村民都姓杨，但并不是一个宗族，因为村民之间可以通婚，根据宗族在学理上最重要的特质“同姓不通婚”这一点来看，完全可以印证我们并非“家族势力”、也非“宗族势力”，我们只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都姓杨的村民。
而且，8个在一审判决中认罪认罚的杨姓村民，在他们指控的三次冲突中，并不是每一次所有人都到现场，他们出现在冲突现场具有偶然性，并不具备组织特征；他们同时也是挂靠联运公司的驾驶员，而在我们家这个案子中，联运公司的驾驶员则是被我们强迫交易的受害人，那么，这8个村民，在这个案子中的身份，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
公诉机关用“家族势力”、联运公司和宏宇公司的公司组织架构来形成杨来周等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那么，是否兄弟一起做生意、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就都有可能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杨来周、杨胜周、杨定周三兄弟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仅仅因为他们是兄弟，我大哥杨来周在2009年左右因身体原因，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长期居住在昆明广福小区，但公安机关在案件查办中，始终贯穿将不在场的杨来周强行出场的风格，如在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事件的证人证言中，所有人提到杨胜周时，并不直接用杨胜周，而是使用杨来周的兄弟杨胜周，作为一个不再参与生意管理的人，我大哥杨来周为何会在证人证言中被强行拉出来？
杨立宽、杨海军、张文荣、和银宝、杨昆浩被公诉机关指控对公司和企业进行管理，对此，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首先，杨立宽、杨海军、张文荣分别为联营运输公司的调度、出纳和会计，他们在联营运输公司上班，公诉方没有任何证据便强行将工作人员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参加者；其次，和银宝作为我们家这个案子中办案人员失误的“背锅侠”，他并没有在任何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他被定罪的原因仅仅是在敲诈勒索事件中开车将杨胜周送到农民工闹事现场。
尹利君、杨小飞、陈云山、赵舟、杨石林、杨春荣为一般参加者，其中尹利君为宏宇公司矿山事务负责人，杨小飞为联运公司发矿时的安全督导员，赵舟、杨石林和杨春荣都没有在涉案公司担任职务。陈云山是宏宇公司的法人，他是大理人，除了生意上的合作外，他与我们家并非其他任何亲缘关系。在公诉机关指控和一审判决中，有关陈云山的身份是混乱的，他作为宏宇公司的法人，当自己的公司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他本人是否知道？如果知道，那么他就应该是知法犯法，作为法人，允许宏宇公司触犯法律，按其在公司的职级和身份，不应只是一般参加者。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公司被作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那么他就是受害人，在一审判决中不应将其作为被告，而是受害人。然而，公诉机关和怒江州中院对陈云山身份的认定和判罚是充满矛盾的。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和质问，兄弟关系构成家族，但势力从何而来？同为杨姓却不能认定为宗族，因为我们同村杨姓之间在进行没有限制的通婚。作为公司职员被套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框架，那么非公司职员呢，怒江州公安机关在“拼凑”黑社会成员上的随意性值得商榷，希望让法律回归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