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雨下完，三伏就来了。上海38摄氏度高温，烈日炙烤大地，绿树如茵的人民公园也热浪汹涌，人迹稀少许多，唯独相亲角依然人头攒动，热闹如市集。
“家长内心的焦灼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罗书寰坐在树荫下，止不住地冒汗。说这句话时，他望了望几米远处的一排伞和低头看伞上征婚信息的家长们，面色戚戚，“你看看这些人，都是可怜天下父母。”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问题在于，你不知道缘分在哪里，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不定今天就找到了，说不定明天就有了。”曹丽脚上贴着膏药，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捏着面前那把棕色花边伞，看来来往往的人流，眼神茫然。
从子女自寻，到亲朋介绍，再到托付中介，父母穷尽一切办法后，不那么“体面”的相亲角或许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从东北飞来相亲
在女儿三十岁之前，曹丽没有想过女儿会嫁不掉。
三十岁之后，她开始着急了。今年2月来相亲角，摆伞挂牌，伞上挂着一张名为“寻缘”的塑封A4白纸，几行黑字：85年出生，身高165cm；注册会计师，在外资银行工作（陆家嘴）；大学本科，有上海户口，有房。
“我女儿是优秀毕业生，加了10分，直接落户的。”曹丽说起女儿就很骄傲，一直夸女儿优秀，性格好，长得跟明星一样。然而，每天过来问的家长却只有一两个，有时坐一整天都无人来问。
“以前在农村，女孩子再丑都能找到对象，为什么现在反了，好的嫁不出去。”曹丽无法理解。
早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这么困难，陈善美半认真半开玩笑说，真后悔没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把女儿嫁出去。
陈善美有两个女儿，老二孩子8岁了，老大36岁还单着，她急得坐不住，抛下了家里繁忙的建筑生意，专程从黑龙江鸡西来到上海为女儿解决婚姻大事。
周日，陈善美一如往常，早上8点就来公园占位。这几个月，无论刮风下雨，她每周末都带饭来相亲角，一待就是一天。
天气闷热无风。她把女儿的征婚信息挂在伞上，把伞搁在路边，自己坐在树荫下的花坛上，翘着二郎腿，扇着扇子，跟旁边的老乡唠嗑，表情生动。有个给自己找老伴的大叔一直缠着她，她性子大方，也笑着跟他唠几句。
女儿在上海一家外企做业务经理，以前和一个同事谈过，发现对方脚踏两船后分了手，之后再没有别的恋情。一年就春节回一次家，每次问她有没有对象，她总说没有。原本想着让她自己谈，就没管，没想到一晃眼拖到了现在。
4月份，陈善美跟丈夫商量后，决定以旅游为借口，来上海找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坐的飞机。“我可害怕了，生怕走丢了，但没办法，再等下去咋整啊，我硬着头皮壮着胆也得来啊！”
装模作样地玩了几天后，陈善美提出了去人民公园逛逛的想法，女儿没有多想，带她去了。在相亲角一边逛，一边不经意地对女儿说：“这伞上都有信息，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儿看到几乎全是女孩的信息，男孩很少，觉得没用，失了兴趣。陈善美忍不住劝她：“你看现在这形势多紧迫，女孩子找个对象多不容易啊，你也赶紧上这儿来。”女儿终于察觉到母亲此行的意图，吵了几句嘴，一气之下，把她扔在原地，自己走了。
女儿不愿上相亲角“随便拉个人结婚”，对此十分抗拒，陈善美几乎是连哄带骗说服她。刚开始她不认得路，便想方设法让女儿带她多来几次；她“文化浅”，想让女儿自己写征婚条件，苦口婆心说了好多次才成。
女儿挑剔，“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拒绝了几个她在相亲角看中的男孩。快4个月了，还没谈上一个，陈善美急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女儿说找不着就不找了，不找能行吗？你说俺俩岁数大了，没了以后，孩子咋办啊？没人疼没人爱的，一辈子一个人怎么过啊？将来老了有病有灾，谁照顾她谁管她啊？”陈善美边说边跺脚，眉头紧缩，也不笑了。她觉得孩子太自私，不理解父母，只管自己享受，“你说让父母少操点心，不好吗？”
无处安放的焦虑
陈善美的担忧，在独生子女的父母身上尤为突出。
“独生子女不成家，老了怎么办？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跟社会接触，一年没有人来跟你说话，没有人来看你，你要发疯的！”罗书寰双手在空中比划，激动得直哆嗦。
罗书寰的独女今年33岁，大学时没谈恋爱，毕业后进了机关单位，男少女多工作忙，一年年就这么耽搁下来了。“女孩子过了30岁就难找了。”罗书寰怕女儿不结婚，不是怕她被人说“老姑娘”，而是怕她一个人孤独终老。
“子女如果不成家，没有可预见的幸福，父母很痛苦的。”罗书寰拿出环保袋里的手帕，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他说，要不是为了子女的幸福，没有人会愿意大热天不在家吹空调，跑出来日晒雨淋。他看到有些家长“像讨饭一样”，颈上挂着一块征婚的牌子，在相亲角里游走徘徊，脸上没有笑容，他看着就心疼。
罗书寰是上海人，家里三套房，对男方经济要求不高，但要有上海户口，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75米以上，谈得来——这是最难达成的条件。
早年，朋友介绍了一个越剧著名演员侄女的儿子，交大硕士，罗书寰觉得很好，但女儿说他像书呆子。“以前同事朋友介绍对象，好多介绍了就成了，没那么麻烦。”罗书寰感慨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现在年轻人不同以往，更追求“感觉”和自由。
周莉的独生女正在30岁的关口上。她是上海人，长期在陕西工作，为给女儿找对象，半年前特地回来上海。她不敢挂牌，怕女儿知道了生气。女儿极其反对她来相亲角，她每次都谎称是出去逛街，看到合适的就说是朋友介绍的，而且要反复劝说，女儿才勉强答应去见一面。
女儿说自己喜欢自由自在，不想被婚姻束缚。她有个旅游群，全是大龄单身女青年，偶尔相约一起旅游。公司里也有很多大龄女，有的40多岁还没结婚，经济独立，有房有车。周莉认定，女儿是受了同事的影响才不想结婚，觉得自己没有男人也能活，不需依附于男人，“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这句话……”王国胜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恰当的措辞，“对父母来说就是犯罪的一句话！”旁边大叔接了一句：“最大的打击！”父母惧怕的不是子女找不到对象，而是子女根本无心结婚。
中午一点，太阳正猛烈，王国胜眯着眼，面无表情，汗流不止。他只有一个1983年的女儿，在相亲角找了三年，每个周末都来，毕竟“在家里待着一点希望也没有，在这里还有一点希望。”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一位周姓家长说。
“小姑娘大了就要着急，我女儿93年的都来了，他们83年、73年的怎么办？”在海外区摆摊的上海人黄珀说。
王国胜也意识到形势紧迫，心里也着急，但并没有因此放低要求，“硬件条件不好也不要”。
条条框框
除了女儿，黄珀还帮四五个男孩挂牌相亲。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相亲角有一个海外区，专门供海外留学工作的青年家长交流。黄珀是坐镇海外区的常客，女儿今年24岁，在芝加哥香槟大学读硕士，已拿到绿卡，将定居美国，因此他想给女儿找一个大10岁左右的美籍华人男孩，儒雅正派人品好的人才。
范围的缩小增加了配对的难度，他聊过四五个男孩最后都没成，便顺带帮这些男孩挂牌。他每周都带饭来相亲角，坐在海外区正中央，靠马路边，有人经过，就扯着嗓子：“美国女孩！哎！93年的女儿！93年的！”
“呵呵，这位老兄就是在推销女儿，但是他推销的女儿价格太高，要优秀男。”毛尚志第一次来公园就注意到了黄珀，这次又在同一个位置看到他摆摊，便蹲在一旁与其攀谈。黄珀带了女儿的照片，但一般不碰到满意的，不会拿出来给人看，“谁也没见过他女儿长什么样。”
毛尚志也是上海本地人，与其他家长不同的是，他是被儿子叫过来相亲的。儿子近三十，最近开始着急了，主动提起人民公园有个相亲角，毛尚志明白儿子自己不好意思来，便答应替他过来看看，“来了一看，都是老头老太。”
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大家一见面就问房子、户口、收入、学历、外貌、有无婚史，“有过婚史，身价一落千丈”。在他看来，这样的相亲无异于推销。
有些本地人非上海户口不谈，“没有户口，每月收入几万都没用。”毛尚志说上海男孩条件差点的都找外地女孩，上海女孩一般不肯嫁给外地男孩，黄珀插一句：“肯嫁的，优秀的肯嫁的。”
有些外地人也不愿找上海人。那位姓周的新上海人对未来女婿的要求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和父母住。
有一对杭州夫妇停下来看伞上的信息，曹丽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上海人么？上海人我们不考虑的。”杭州夫妇心领神会地笑了：“我们也不考虑上海人，这是小孩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来看，小孩是有框框给我的。”
“他们首先问我儿子有没有房，有无房贷，根本不问小孩子性格怎么样。”坐在曹丽旁边的陈香梅也是安徽人。曹丽说，在相亲角里，有户口、有房、有车就是标配，对男孩尤其如此。
有位六十多岁的上海家长，儿子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是因为没房子。有家长认为，相亲角男孩少，是因为男孩要买了房，才敢在这里挂牌。
“那么贵的房子，不是随便买就买得起的。”陈香梅认为房子应该两个人一起买，男方可以出多一点。“现在有房不行，还要问有没有独立的婚房，还要问你跟不跟你小孩在一起住。”她认为父母没有权利给子女找对象还设置那么多条件。
不过，待她知道很多女孩贷款买房给父母住后，在条件上又加了一句：有房无贷。
毛尚志说儿子本科学历，在相亲角属于中下等条件，“女方本科，要求男方是硕士，女方硕士，要求男方是博士。”如果说自己孩子是研究生，还会被追问本科在哪里读的。
“小孩优不优秀，得看本科。”一对已定居上海的哈尔滨夫妇对曹丽的女儿很感兴趣，双方交谈完留下联系方式，但曹丽不太满意，因为男孩是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要是南京大学，我还觉得不错，南京理工，没听过。”
有位博士家长的儿子也是博士，1980年生，在国外开律师事务所。他给儿子找对象最看重学历，必须要“有文化”，最好是知识分子家庭或农工家庭，“经商的绝对不行”。他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普林斯顿毕业的，就问在普林斯顿读了几年，女孩妈妈说读了一年，“我一听就有问题的啊，没必要再聊了。”
有人看重长相。有位家长一上来就问陈香梅要儿子的照片，说“长得不帅，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行，长相可以，再看其他条件。”
有人则死磕“身高”。一位男方家长的牌子上写着要求女方身高1.65米以上，路过一位阿姨问：“我家孩子1.63行吗？”他连忙摇手：“这不行咧！”
曹丽得知杭州夫妇的儿子是交大工科硕士，在外企工作，继续问对方身高，“我们是有身高要求的，175以下，看都不要看，少一厘米都不行。”这是她女儿提出的要求。杭州夫妇的儿子1.78米，曹丽觉得挺不错，但他们离开了，没有留联系方式。
罗书寰在相亲角认识一位从贵州回来的上海知青，两个儿子条件不错，唯独身高有点遗憾，“男孩一米七不到！”因此找了好多年没找到，劝他把要求放低一点，他说不行。
也有一些莫名的条件，比如有位独生子女家长只找独生子女，当听到对方是为亲姐姐找对象时，直接拒绝：“那不要，我们独生子女对独生子女。”
挑着挑着就耽误了
学者孙沛东在《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和“白发相亲”》一书中曾分析改革开放后上海青年的婚恋观变化：择偶标准中的政治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恢复高考后，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又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城市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
书中写道，进入21世纪，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上海近几年来“飞扬跋扈”的房价，直接使婚房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化了。
“结婚要两个人投缘，缘分的事情没解决，上来就问，房子有吧？汽车有吧？钞票有吧？像做买卖一样，卖女儿啊！我有三套房子，你也要有三套房子，有毛病！我有三套房子还找你啊？瞎搞！”赖须伟看不惯相亲角里的一些“物质主义者”，越说越气愤。他是上海人，替31岁开救护车的儿子找，家里开店做生意，开电瓶车过来要半小时，在相亲角待了一年多，每周末从早上8点待到下午4点，一天两壶水。
他有自己的生意和社交圈子，跑来这里纯粹是为了帮儿子解决问题，“帮他找一个好一点的，让他开心一点。”他希望找个平平淡淡过日子的儿媳妇，最关键两人心灵相通，其余条件都是灵活的。
一位上海本地老人过来问曹丽，一听是安徽阜阳的，立马变脸：“哎呦喂，阜阳的，那苦啊！阜阳苦噢！”说完掉头就走。曹丽觉得像听了个笑话，“有什么苦的？我们好着呢！我们在上海买了两套房，怎么苦了？”
在赖须伟看来，由于地域文化隔阂，上海人原则上只找上海人，条件差一点就找江浙，然后是安徽江西，东北的基本不考虑。有个安徽籍的男家长过来看他儿子的信息，他第一句问对方是哪里人，接着又问：“来上海多少年了？”“好多年了。”“二十年有吗？”“没有，十几年。”
谈话结束。这位家长走了后，赖须伟对记者说：“这个百分之百不要。”问他如何判断，他说：“问题一推出去就知道了。在上海二十年肯定赚到钱，房子也有了，没有二十年肯定没钱。”
来自江苏淮安农村的李世严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上海户口，没有独立婚房，儿子今年29岁，在中铁上海设计院上班，工资一万七。有个面貌可爱的女孩上前搭讪，他先问人家工作收入、五险一金，“我们要找个收入高的，要一起买房。当然女孩在上海有房，工资不高也可以考虑。”
有位阿姨在相亲角找了三年，要求女孩“漂亮、肤白、眼睛大”，身高一米六，家境相当，上海有房。“只有一套房，我们不考虑的，要有两套房。以后养了两个小孩，就不用买房了，经济压力没那么大。”儿子今年33岁了，她说如果再过一两年还找不到，就把要求放低，“不能再等了”。
作为女孩家长，杨宗恕经常被问三个问题：“女孩子漂亮吧？工资收入多少？房子买了吗？”他一听到就头痛。女儿一毕业他就来相亲角，待了近八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看到一个男的牌子上写着：月薪4000（税前），“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他说，“上海男的超过30岁，拿五六千的多了，这种人就废掉了，不能要了。”
其实，他女儿在香港工作，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但他不满意，因为男方是农村人，家境一般，毕业好几年，工资3万港币，在香港属于中等水平。如果在香港买房，男方只能出20万，女儿希望父母能帮忙，他答应给女儿100万。
“她谈她的，只要一天没定下来，我还是可以去给她找个更好的。”杨宗恕说，要找个在香港工作的上海人很难，前不久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因为男方不会烧饭，跟家长没谈拢，吹了。
68岁自称教书的上海人崔睢认为，女孩找男孩必须得有独立婚房，而且一室一厅不行，一定要两室一厅，这样夫妻吵架时能有各自的空间，等冷静下来再到厅里握手言和，有利于婚姻和谐稳定。
在他看来，找对象没有那么困难，他在相亲角8个月就帮女儿找到了，后来又帮三个学生找到了，现在在帮一个83年的男学生找，有信心今年可以找到。
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每次周六下午三点左右过来，“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是黄金时段，早上的价钱都很高，到下午三四点会降下来，我挑便宜货啊！”旁边家长一听就懂，他得意地笑了，对记者解释：“比如早上他要求三室一厅，价位很高，等到下午马上要回去了，就开始降价，一室一厅也要了，见一面再说，不然又要等一个礼拜。”家长们心情迫切，都希望周六看到合适的，周日就让孩子们见面。
罗书寰的意见则不同，他觉得相亲角成功率低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在挑，你挑我，我挑他，“眼睛都挑花了，今天看一个蛮好，明天看一个还要好。”
“大家都不认识，只能互相谈条件，谈来谈去都耽误了。”替37岁的女儿找了多年的何力说，以前把条件定得很高，错失了很多机会，现在觉得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了。“小孩子其实很单纯的，复杂的就是家长，想得太多太远。”
“父母对父母，反而没有小孩对小孩快，父母都在那儿拦着呢。”曹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无可奈何：“那又能怎么办？小孩儿又不愿意来。”
让爸妈好好去跳广场舞
何力曾找过中介，收费贵，半年5000元，一年8000元，后来发现介绍的都是那几个人，就放弃了。
相亲角大多数家长都不信赖中介。有些家长还自发当起了“志愿红娘”，翁大爷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是新上海人，退休中学教师，大家都叫他“翁老师”。因为双胞胎哥哥住得远，翁大爷便替侄子（1982年生）来相亲，找了七八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条件不高，就是谈不拢。”
这个“平台”是一本花名册，登记着男男女女的征婚信息和联系方式，目前已积攒了8本，大概有一两千人的信息，分男孩册和女孩册，还有一本离异专册。
早上五六点就过来占位，下午四点多收摊。有时候来晚了，其他家长会给他留个位置。为表达感谢，家长们纷纷给他送水、送烟、送茶叶，送从台湾带过来的凤梨酥和价格昂贵的野山参，还主动给他充话费。
翁大爷说他什么都不要，只想做点好事，推己及人，能成全一对，人民公园来相亲的家长就少一对，“希望他们能在公园里跳跳广场舞，看到他们本应该高兴的样子。”
“现在不结婚的孩子太多了，我们以前一下就成家了，现在要学历、要房子、要车子，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别人反驳“钱财怎么是身外之物”，翁大爷不停地摇头，喃喃道：“现在都物化了。”他说自己没房没车，退休工资3000多块，什么都没留给儿子，经济适用房都买不起，“等动迁我儿子才能成家。”
翁大爷看中了罗书寰的女儿，想介绍给他侄子。罗书寰回去跟女儿讲过，但女儿不满意对方的条件——身高1.76米、房子在金山、学历是专升本、在证券公司上班不稳定。
以前，罗书寰找到一个很满意的男孩，1988年，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态度诚恳，但接触下来女儿感觉他像小孩子一样，她讲话他听不懂，他讲话她觉得好笑，越谈越没劲。女儿迫于压力，一直拖着没坦白，不情不愿地跟对方见面。
“我不知道她不喜欢，她不愿意跟我沟通，问了才说，不问就不说。我说我的目的是为了给你找幸福，不是让你这么痛苦的。”罗书寰无奈地叹气。
经历几次失败，他也渐渐能理解女儿的挑剔，要是找个不合适的人结婚，以后处不来离了婚，更糟糕。他认为门当户对首先要在文化上、思想上门当户对，所以他再着急也不强迫女儿，“我听她的，她满意就好，哪怕她要个叫花子，她开心就好。”
相亲角男孩少，罗书寰觉得希望不大。他在一家婚介网站注册了好多年，每年交400元发布征婚信息，明知上面很多信息是假的，找到的几率也很渺茫，但“万一成功了呢？”
据赖须伟观察，相亲角的男女比例大概在1：5左右。另一位家长也做过调查，200个人只有50个男孩，还包括40岁以上和离过婚的。
男女比例不均，使得男孩在相亲角“很吃香”。罗书寰经常看到女方家长拿着一大把纸片，拼命塞给男方家长，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说：“看看嘛，回去看看嘛！”
有些女孩家长不敢在牌子上写得太优秀，怕写上去就更加没人来问了。“有个博士后不敢写学历，还有的一年赚50万，只敢写20万。”陈善美感慨：“现在优秀男孩儿太少了，优秀女生太多了，只能自降标准，我女儿就是还不明白这个紧迫性和竞争。”
“我总跟她说咱们年龄也大了，不能太挑，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要这样下去就不用找了。”陈善美心里一急就爱唠叨，什么都能绕到找对象的事上来，女儿最烦这个，几天前早上叫她起来锻炼，她坐在床上突然大叫：“哎呀你快走吧，我要疯了！”陈善美也生了气，“你只要找了对象，我就回家，回去我再也不来了！”
陈善美确实想回东北了，她吃不惯上海的菜，但为了女儿，她做好了在相亲角“打持久战”的准备。坐在旁边的老乡从女儿30岁找到40岁，以过来人的姿态告诉她：“你刚来，还早着呢。”
周日下午，临近黄昏，摆摊的人开始陆续收拾，转移到大门口，那里更热闹一些。陈香梅起身，拿起那张已裂掉的塑料板凳，自言自语：“希望这是一个好的预兆，让我尽快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