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叫“一动不动”什么叫“万紫千红”
“新三大件”成西部农村青年结婚拦路石
相亲，是甘肃定西陇川镇青年丁玉雷这几年时不时就做的一件事。可日渐高企的彩礼，还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结婚套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9岁的他在婚姻之路上不断求索。
在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农村结婚民俗中，“一动不动”是标配，“万紫千红”也普遍。“一动”是汽车，“不动”是房子；“万紫千红”则是一万张紫色5元纸币，1000张红色的百元钞票。此外，还有“万里挑一”“六六大顺”等说法。
房、车、彩礼“新三大件”，让年轻人的压力骤然上升。和丁玉雷一样，一大批西部农村青年面对婚姻大事，“彩礼”“房子”“车子”依旧是“一山放过一山拦”，要进入婚姻殿堂，得迈过好几道门槛。
西部乡村青年遭遇“婚姻挤压”
彩礼、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综合因素在深刻地影响着婚恋市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城里女孩不愿意“下嫁”到农村，乡村男青年在城里“娶不起”。
相亲市场广为流传的“ABCD男女婚配理论”认为：男女被分为ABCD共4个层级，A为最高等级，D为最低等级。女性在择偶时，一般都更偏向比自己条件优秀的男性，而男性则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女性。
“最终剩下来的就是我这种没学历、没车、没房的农村大龄男。”丁玉雷自嘲是一位“标准剩男”。
父母经常托人在老家附近为他寻找年龄相仿的女子，但丁玉雷却对结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他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对方因为他的学历不高，拒绝了他。后来，他尝试从自己的兴趣聊起。
丁玉雷直言，周围的90后，除了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剩下的基本和他一样，想都不敢想结婚，“房价每年都涨，彩礼也在升高，唯独工资不涨”。
和丁玉雷一样，来自陕西略阳县某乡镇的王志明(化名)也刻意回避结婚这一话题。他在苏州一家机械厂上班，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
车子，他已经买好了，但房子，需要买在汉中市，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还有彩礼，“女孩的父母通情达理的话，可能需要6万元、8万元，但大多数家庭都是10万元起步。”王志明有些无奈。
在苏州时，王志明处过一个外地的女朋友，两人谈过结婚问题。当时，对方的父母没有提彩礼，但要求他必须在工作地有住房。大城市的房价委实让人难以接受，王志明想尽了办法，也凑不出首付。
“爸妈快60岁了，还在工地上打工，买房子，那么大缺口，我实在是张不开口。”王志明说。最终，他的女朋友顶不住压力，不辞而别。
难过了好一阵子，这个西北小伙才算调整好了情绪。他一面天天加班，想着多挣些钱；另一面，则托人在老家给自己“牵红线”，“谁能看上我，我就跟谁过去”。
在甘肃临夏青年李军(化名)看来，结婚是一场复杂的社会活动。“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非个人能左右”。
32岁的李军是一名医生，按道理，像他这样研究生学历，收入有保障，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年轻人找对象不会太困难，可事实上，李军至今是单身。
“很多人对当下的实际情况看得很重，对农村出身也很介意。”李军老家在临夏的乡镇，父母亲长期务农，加之刚到省城工作不久，房子车子还没有买，虽然职业稳定，有发展前景，可相亲过程同样不顺利。
“不服不行。”李军越来越感觉到来自现实的压力，“乡镇青年在外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制约，社会认知层面也有一道无形的玻璃墙。”
“把媳妇早早占上”畸形现象源自无奈现实
愈演愈烈的“新三大件”成为让乡村青年望而生畏的成家“三大巨石”。“内卷”模式被迫开启，很多应对之举透露着无奈。
他认为，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且大多女孩向往去城市生活。反之，男孩年纪越大能匹配到的结婚对象越少，大家都想“把媳妇早早占上”。
在严峻的婚恋形势下，很多人选择面对现实，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
“完成了这件大事，真是一身轻松。”家住宁夏固原乡镇，24岁的马利民(化名)前不久刚结婚，而在他之前的规划中，结婚应该是30岁左右的事。
马利民去年刚大学毕业，在浙江义乌一家外贸企业就职，可工作刚刚上手，家里就催着他早早完成婚姻大事。
“同龄好姑娘一部分外流了，再不下手就找不上称心如意的了。”在父母亲看来，作为从西北贫困农村走出的年轻人，在外人生地不熟，找对象不现实，只能回乡找，可老家女孩子一般结婚早，而且一部分女孩子还被条件好的城里人、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提前物色好了，给普通青年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我听了父母的分析，也觉得有道理。”起初马利民并没有把父母的劝说放在心上，还想在义乌找对象。可逐渐地，他认识到，婚姻比爱情现实得多，“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做安排”。
马利民找的对象是附近乡镇的女大学生，两人年纪相差一岁，两家人的家庭情况也差不多，还有远房亲戚关系，结婚前后各种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彩礼两家商量着定的，要了10万，在老家算正常，房子我出首付，两个人一起还，车子还没考虑，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事。”结了婚，马利民觉得很踏实，小两口打算都去义乌发展。
不同于马利民回乡成家的现实安排，就职于甘肃某省直单位的姚鑫(化名)还是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找一个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伴侣。
姚鑫来自甘肃天水某乡镇，201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私企、国企工作过，一度还在家炒股。其间，他与大学时的女朋友分手，因为对方考上了另一个地市的公务员，姚鑫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与女孩距离太远、差距过大。
2017年，姚鑫端上“铁饭碗”，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多了起来，但不少女孩又提到了住房问题。
他记得，某次相亲时，他说自己在朋友家暂住，对方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高不可攀”。后来，姚鑫在父母帮衬下购买了房子，但又被相亲对象泼了冷水，“觉得我的房子地段有些偏”。
离结婚最近的一次，他见了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妈妈总是提到侄女结婚收了25万元的彩礼。姚鑫一听，感觉“有点过了”。
他和女友商量，要么彩礼少一些，把房子装修好，要么给足彩礼，装修“将就”一下。但这位女孩并不认可姚鑫的提议，她支招：“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去借钱。”
“我还有一个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为了我的婚事，掏空父母的家底，于心不忍。”姚鑫说，那一瞬间，他感觉眼前的人很自私。后来，他断掉了与对方的联系，婚事告吹。
婚恋市场需引导也须规范
西部乡村青年的婚恋困境，引起了有些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脱贫攻坚阶段，“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现象和问题。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将青年婚恋问题作为十大发展领域之一，并提出要通过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
西部很多地方也出台了对高价彩礼等畸形婚恋习俗的干预政策。2018年，甘肃省平凉市出台《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明确了平凉市各县(区市)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最高标准为6万元，农村最高标准为10万元。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难度。《平凉日报》不久前的调查显示，当地农村、城市彩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北塬农村彩礼普遍在15万元至20万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礼最高已达15万元，最低也要七八万元。加上新房、新车，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十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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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婚恋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近期，从宁夏民政厅传来消息，宁夏将在全区探索建立婚丧事项报备制度，坚决制止婚丧大操大办等行为。同时，建立抵制高价彩礼诚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导各乡镇把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遵守村规民约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从机制化层面确保民间习俗健康发展，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关键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并出台符合实际的奖惩举措。”很多年轻人为宁夏的探索叫好，但同时也认为，民间习俗一旦形成，改变的难度很大，制度规范关键在于如何落地开花。(记者王豪马富春实习生丁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