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英烈网

晁哲甫烈士生平．．．，．．．．．．．．．．．．．．．．．．．．．．．．．．．．．(1)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怀念晁哲甫同志

…………杨得志赵健民罗玉川(6)

王云生烈士传略……………………中共寿光县委党史委(13)

奔波南北拯救中华

——记郑培明烈士……………………………宁丰书(24)

段景钦烈士传略……………………………………曹泽三(33)

忠勇为党尽热血洒鲁北

——黄骅烈士生平事迹…………济南革命烈士陵园(40)

宋占一烈士传略……………………………聊城市民政局(47)

雨花台上奖名留

——陈善烈士传略…………………潘兆仲王天魁(51)

裴光烈士传略…………………………．．……黄明远(61)

穷人革命的一面旗帜

——记金谷兰烈士……………………高唐县民政局(67)

汪洋烈士传略……………………………赵良王伟(74)

莱州湾畔的革命火种

一王鼎臣烈士传略…………………………李居义(83)

我的老师于画舫……………………………………于一(91)

大义凛然浩气长存

——记朱玉干烈士………………秦安革命烈士陵园(100)

钱杰东烈士传略…………………………冯永诚赵建国(106)

赤胆忠心闹革命

——记邹恒禄烈士……………………王守惠(113)

王德一烈士传略……………………………王德收(123)

忠魂耀千秋

——记刘善本烈士…………………肖云龙赵光海(131)

李朝杰烈士传略……………………赵振清(146)

雪化方知松高洁

——李铁烈士传略…………………李宣珊李云中(154)

山东抗日爱国老将孔昭同………………刘志饮赵良(167)

武大风烈士传略……………………中共庆云县委党史办(178)

忠贞报国劳瘁终身

——记抗日交通邮政工作者贾侗烈士……孔宪志(184)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洪斌………………陈守俊常毅传(192)

于伯显烈士传略……………………栾保爽(201)

战火青春

一记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孔祥坦……………王云法(210)

志愿军二级英雄李耘田……………………荣成市民政局(219)

奋斗终生为人民

——记胡寅烈士事迹………………荆荣清栾日盛(226)

忆林凤诚烈士…………………赵自德(232)

流芳百代浩气长存

——吴匡五烈士事迹…………………杨书绅(242)

战斗英雄孙连君……………………吕振光(250)

虎胆英雄梁学福…………………………荣成市民政局(259)

晁哲甫烈士生平

晁哲甫，河南省清丰县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9岁起在本村读私塾，后考入县城模范学堂，1920年毕业于直隶高等师范学校。

在职高师读书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前后，受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认为科学和民主是救治中国的良方。

“高师”毕业后，他先后在怀阳第二师范，北京香山慈幼园等处任教。

1926年，“七师”开始有了党的活动。第二年春天，晁哲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七师”这块教育阵地便置于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晁哲甫也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者。

作为教务主任，晁哲甫大胆地抛弃了国民党教育部门审定的文科教科书，开设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在学生中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他的筹划下，学校图书馆购置了大量进步书刊，提供学生阅读钻研。这一来，“七师”到处洋溢着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热烈政治气氛，党团队伍在迅速壮大，党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为大名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

1930年春，中共直南特委指示大名县委组织暴动。晁哲甫等同志不同意举行暴动，认为当务之急是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再举行。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

晁哲甫受此打击，思想上感到十分苦恼，但他并未因此而疏远党，疏远革命，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年暑假，他被迫辞去教务主任。不久，在师生拥戴下重任原职。1932年夏，他再次被迫辞职。

晁哲甫这次辞职后离校他去，先到河北邢台师范任教，后回到原籍清丰，在县简易师范任教。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提倡各地学校尊孔读经，开设经课，妄图借此来禁锢学生的反帝爱国思想。国民党清丰县长，乃亲自到县简易师范主讲了第一堂经课。紧接着，邀请晁哲甫来讲第二堂经课。晁哲甫抓住国民党当局还有点害怕舆论，不敢公开反对抗日这一弱点，一走上讲台就怒斥尊孔读经是开时代倒车，误国害民，他旁征博引，见解精辟，把孔孟之道批了个痛快淋漓，进而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使得国民党县长和校方狼狈不堪，终于迫使校方停止了讲解经课。

1936年晁哲甫又回到“七师”任原职。他除了重视向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外，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大力进行抗日宣传。“西安事变”时，学校教师中的托派分子到处鼓噪“应该把蒋介石杀掉”，搅得师生思想一片混乱。晁哲甫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党未作出决定，不能听任他们乱说，要加以制止，还是宣传一致抗日为好。他的这个观点得到师生们的一致赞同，很快就恢复了学校的稳定。

“七七”事变后，晁哲甫的党籍恢复了。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神圣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是年8月，受党组织委托，到直南五县去发动群众抗日。他组织起“抗日十人团”(党的外围组织，后改为“民先”)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县一带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10月，调任中共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冬，被派往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党培训急需的军政人才。

1938年2月，晁哲甫调回清丰县工作，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县，区，村各级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组织，在清丰县迅速掀起抗日热潮，打开了清丰的抗战局面。他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创办冀鲁豫抗日中学，并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4月，冀鲁豫行署成立，晁哲甫被选为行署主任。次年6月，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行署仍称冀鲁豫行署，晁哲甫继续任行署主任。从1940年到1943年，晁哲甫在粉碎日伪“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中以及生产救灾工作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带领边区群众度过了抗日战争中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1943年底，晁哲甫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学习期满留校，任五部副主任。

1946年，晁哲甫调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他领导制定了华北解放区的教育计划方案，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教育方针，在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工农兵教育上，都以服务于战争为目的，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各种人才。他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一位优秀教育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晁哲甫担任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直至1952年平原省撤销。在他主持平原省人民政府工作期间，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教育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3年初，晁哲甫调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晁哲甫在任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曾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并兼任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大力推行“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使山东的教育和卫生工作都获得较大发展。

晁哲甫还非常关心山东的农业发展。经过几次实地考察，他认为山东省不是多雨地区，年降水量不大，涝灾是由于对降水流动缺少控制造成的，实际上是高旱低涝。他建议采取蔷排并举，以蓄为主的方针，发展沟洫畦田，封山造林，整修梯田，加固地堰，防止水土流失。他的这些有见地的意见，对山东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晁哲甫一贯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晚年，他的生活安定了，陆续积攒起八千元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表现出他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白璧无瑕的赤子之心。

晁哲甫还被选为党的七大、八人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3日，晁哲甫在济南因病逝世，终年76岁。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陈润稀张炼）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怀念晁哲甫同志

杨得志赵健民罗玉川

1894年12月3日，晁哲甫同志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原属河北省）六塔集。他在中学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长期做教育工作，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历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倍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任平原省省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同志还被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3日，晁哲甫同志在济南逝世，终年76岁。

1923年，晁哲甫同志被聘请任直隶省（后改为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教务主任。当时，学校的其他两位领导——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也是进步青年。1927年春，他们三人同时入党。从此，七师就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

193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装暴动计划。这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同志明确表示，敌我力量悬殊，条件极不成熟，不同意举行暴动。他们建议，党应当掌握好七师这个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向农村输送，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虽经哲甫同志赴天津向河北省委申述，并得到接见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上级领导人却宣布：他们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阻碍暴动，开除党籍。而暴动计划也因力量不够，终于流产。

哲甫同志被开除党籍后，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和党在一起，为党工作。193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同志迫于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压力，辞去七师的领导职务。由于省教育厅任用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任七师校长，不久七师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学潮。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晁哲甫同志和校长谢台臣又重新领导学校。他们恢复原来的教学方针，学校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气象。虽然如此，但仍得不到坚持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谅解，并组织学生反对他们。晁哲甫同志和谢台臣同志一样，抱着“决不和党闹对立”的态度，于1932年夏季又被迫辞职。

1934年，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同志在会上义正辞严地说：七师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五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无可非议的。总理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

1936年春，王振华同志接任七师校长后，邀请哲甫同志重任教务主任。哲甫同志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学校教员中有托派分子的活动。西安事变后，托派分子破坏全国团结抗日的面孔进一步暴露，哲甫同志对他们的反动论点加以批判，并与王振华同志共同商议，设法把他们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晁哲甫同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战争。晁哲甫同志回到清丰家乡，发起并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一带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1937年冬季，哲甫同志赴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得到朱瑞同志的指导与帮助。1938年2月，晁哲甫同志仍回到清丰县工作，担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同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需要，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者大都是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前后共办了五期。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哲甫同志变卖家产充作经费，通过训练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日军进占清丰县城后，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些绅士，一再要组织维持会，向敌人投降。哲甫同志听说后，不畏艰险，与这股投降势力作坚决斗争，并挫败了他们，为以后的抗战铲除了一大祸害。他又积极争取，团结开明绅士，晓以民族大义，并孤立了投降派，把一些绅士组织的防匪不抗日的民团，改造成抗日自卫团，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哲甫同志主持下，县委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经过发动群众，建立了县、区、村抗日救国会以及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全县出现了抗日热潮。

在清丰又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设除奸、武装，动员分配等九个部，并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从此，清丰县的军，政，民等组织，都在我党领导之下了。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我讨伐叛逆石友三的战役时，国民党濮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也随之逃窜了。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各县群众以极高的热情选举出各县的抗日县长，随之选出专员，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贯彻。哲甫同志在这新的形势下，又创建了抗日中学，自任校长，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1941年初，冀鲁豫行署经过全区代表会议选出了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为副主任。不久，日本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根据地沙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采取“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进行了反扫荡的斗争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安全转移到鲁西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为了对敌斗争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冀鲁豫地区与鲁西地区合并。地区召称仍为冀鲁豫边区，行署名称仍为冀鲁豫行署，哲甫同志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

1942年，华北日军竭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加之全区旱情严重，饥民遍地，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打出去，扩大根据地”的做法外，在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则发动民主民生斗争，深入发动群众，巩固中心地区，抓紧救灾，安置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植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哲甫同志分管生产救灾，这是面广事繁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哲甫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亲自下去认真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救灾工作。

1943年底，哲甫同志离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并被选为冀鲁豫党的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和1948年他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了很多人才。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哲甫同志任平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对某些关系大局、关系长远利益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且抓得很紧。平原省地处黄河下游两岸，深受黄河灾害的威胁。哲甫同志特别关心治理黄河防灾救灾工作，如修筑溢洪堰、人民胜利渠等，为平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哲甫同志对教育工作尤为重视，不论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工作都抓得很紧。他亲自给省府机关干部讲授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他主持下，制定了省府厅局领导定期向全体干部讲解所管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平原省是由战争时期的太行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而成，干部也是两地区抽调组成的。哲甫同志特别注意对太行和其他地区调来的同志的团结。省委，军区都是新组成的班子，大家团结的很好，同志们都称赞哲甫

同志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涝水排放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哲甫同志总是顾全大局，协商合理的解决。在个别问题上，只要无碍大局，即使对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态，他都坚决执行。所以，平原省没有发生过常年不得解决的水利纠纷，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处。

1952年，因国家区划调整，恢复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销。哲甫同志1953年调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哲甫同志深知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山东，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大跃进”时期，他不赞成不分情况的瞎指挥，浮夸风。他对农业和水利曾作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意见，供有关部门研究。他看到当时不顾一切地大炼钢铁运动，看了各条战线发表的材料，引起无限思虑，曾提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行吗？”也劝告过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哲甫同志在山东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并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他拥护当时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济南司里街，肥城边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他多次实地视察并总结推广它们的经验。

哲甫同志一贯坚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五十年代末，他不赞成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把山东省政府领导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而在全省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哲甫同志因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家休息。但他向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性的行动”

晁哲甫同志自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第五版）

雨花台上美名留

一陈善烈士传略

潘兆仲王天魁，

陈善，又名陈敬之，化名李德三，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小诸葛庄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

当陈善在小诸葛高级小学读书时，学校里有位青年教师孙固斋，系中共地下党员。孙老师看到陈善勤奋好学，思想进步，就经常找陈善谈心，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及救国救民之道。孙老师的谆谆教诲，给陈善的迅速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山东惯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经常带领匪徒们到沂水一带骚扰，闹得鸡犬不宁，学校也被迫停课，陈善只好回家务农。

1926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本村青年共产党员李清漪返回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办起了一所平民学校，专收穷苦人家的子弟入学，深受乡亲们的欢迎。在李清漪的影响下，埠前村李洪宝也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并聘请陈善前去任教。

陈善在埠前村任教期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地下党员李清漪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陈善的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于1928年1月经李善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底。中共沂水县委正式成立。当时县委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会，广泛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为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做准备。根据县委的指示，陈善到沂水西北乡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农会。

陈善在贫苦农民中广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农会”等革命思想，教唱当时流行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那些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有如干柴遇到了烈火，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农会，西北乡一带、乡农会组织乃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

时值青黄不接，根据县委指示，陈善带领农会会员向地主借粮。地主老财见平日俯首帖耳的农民如今组织起来后竟如此气粗嗓大，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不借给，也不敢打折扣。借粮斗争的胜利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农会的威力，更加相信农会，拥护农会，依靠农会。

在此基础上，县委又指示陈善在群众中办夜校，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加，进一步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力量，以促使西北乡一带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9年5月，沂水县农民协会在沂城中山林举行济南“五三”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农协会员，杨虎城部驻军、各校学生和各界代表共一万余人。陈善带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一时群情激愤，气氛热烈。当游行队伍经过县税务局时，县农协负责人带头冲了进去，陈善紧随其后，将税务局的牌子砸得粉碎，将这个搜刮民脂民膏的税务机关捣毁了。那些平时为非作歹的贪官们，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次游行砸税务局的壮举，震惊了也激怒了国民党沂水县反动当局。5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军警倾巢出动，先后捕去沂水县委3名领导人和其他7名党员，使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破坏，与上级党也失去了联系。在这白色恐怖下，陈善牢记党的教导，一刻也未停止斗争，仍在沂水城里和西北乡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决心在斗争中找到党。

1930年春，沂水县各大集镇举办一年一度的春会。陈善抓住这个机会，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时沂水城乡普遍出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和传单。反动当局大为震惊，贫苦农民奔走相告。共产党又回来了，要为穷人打天下。

为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影响，陈善以当地活生生的事例揭露地主的剥削罪行，教育群众并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1年夏收时，秘密组织借粮户同地主进行抗交“过年粮”的斗争，秋收时又进行抗交“青草粮”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有了很大提高。

陈善在带领群众同地主做斗争的同时，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打破几千年来在群众巾深深扎根的“宿命论”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陈善做的这些努力，为以后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陈善在西北乡一带重点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深刻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三十年代初，沂水县兴起很多旗会组织。这些农民武装，有的受坏人操纵，被反动政府利用，成为压榨人民的工具；但也有些是具有主张正义，防匪保村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多是贫苦农民。为争取这些旗会组织抗日救国，打击贪官污吏，陈善在1932年春同青旗会首领取得联系，在会员中开展抗日宣传。他激愤地说：“现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沦陷，蒋介石不准抵抗。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寇，爱国同胞纷纷募捐支援抗日，我们沂水各界人士也行动起来，但捐款大都被反动的县长、区长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贪污最多的是六区区长杜绍鲁，我们能答应吗？”听了陈善的揭露，青旗会首领和会员们无不义愤填膺，个个磨拳擦掌，要找杜绍鲁这个吸血鬼算账。3月的一天，青旗会首领率会众千余人，攻打六区区公所，生擒杜绍鲁，将其处死，为当地群众办了一件好事。

1932年上半年，沂水党组织同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同年5月，在山东省委的指示下，正式组建中共沂水特支。8月，山东省委决定将沂水特支扩建为县委。

沂水县委建立后，正遇沂水师范讲习所招收新生。县委决定派陈善等前去报考，以开辟该校工作。陈善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并被学校指定为班长，这样一来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久，陈善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建立起团支部并任书记。随后又发展了几名党员，为师范党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陈善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个地主出身姓王的教员总是与其作对。为了拔除这颗眼中钉，陈善带领同学们闹起学潮，最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陈善回家后不久被聘到本县二区略疃任教。陈善以教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沂水县各地已有青旗，黄旗，红旗等五派旗会，会众达两万余人。其中以青旗会人数最多，气势最盛，其宗旨已由防匪保家发展为抗捐抗税，同官府作对。为使这些农民武装成为革命力量，置于党的领导下，县委提出党团员要加入旗会组织。陈善立即响应，率先加入青旗会。青旗会首领和会众早闻陈善大名，敬佩他的为人和胆识，乃推举他为负责人之一。陈善借此良机，大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宗旨，团结广大会众，积极为暴动积蓄力量。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中共沂水县委机关，于1933年4月迁到西北乡农村，把党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以二区为中心的一、三、七区的接合部，发动群众，酝酿暴动。

西北乡的一些地下党团员，多被旗会组织推举为大小首领，这些组织在党团员的组织领导下，在古村一带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配有长矛大刀和部分枪支。这是一支很可观的人民武装力量。

同年5月，根据各区共青团组织发展情况，县委决定正式成立团县委，由陈善任团县委书记。

以二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当地的反动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窥测时机，妄想一举扼杀革命力量。5月10日，国民党沂水县长亲率民团，巡警到七区抓人．捕去10多名共产党员和旗会骨干。次日晨，又到二区古村抓人，捕去了省委派驻干部马德隆和两名群众。临走时，大肆抢掠财物，洗劫了古村，还放火烧了半个村庄，使古村群众遭受空前浩劫。

古村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拉起来的那支农民武装配合旗会首领刘萁阶的会众攻打沂水城，营救被捕的同志，并发动各村组织好物资供应。

13日夜，在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张恩堂）指导下，县委再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攻城的具体方案，决定由会首刘萁阶任总指挥，负责调集千余会众，200支长枪，三天内到葛庄待命，准备起事。届时兵分两路：一路攻占沂城东岭，控制制高点，一路进攻北门，直捣县政府和公安局，砸开狱门，营救被关押的同志。

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沂河水暴涨，致使这次行动中途夭折。张北华随即离开沂水，马德隆等三人也被敌人杀害。

攻打沂水的计划未能实现，县委决定再次组织暴动，攻打沙沟。这次暴动集中旗会三个团：南套胡文炳一个团，松林一带一个团，和杨克伦一个团，由县委书记谢梅村和陈善任总指挥。

5月底，队伍首先攻打了崖庄局子，紧接着又攻打了沙沟，击毙大恶霸地主，七区联庄第一甲长李景岗，打开李家粮仓，赈济贫苦农民。这次暴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有些旗会首领家乡观念太强，不愿把队伍拉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致使原准备在东里店再次联合行动的打算落了空，谢梅村和陈善深为惋惜。

谢，陈二人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旗会组织的散漫性和软弱性等弱点，向党团员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投入农民运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斗争中发扬英勇善战的精神，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加强领导，及时调整了指挥班子，除谢梅村，陈善仍任原职外，又吸收王富春、李克伦二人到指挥班子来。并在埠前村及附近各支部中挑选10人，担任交通和警卫，随指挥机关行动。又把武家河北村，刘家河北村、沙沟一带方圆30多个村的党团员和会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

由于农民运动的崛起，严重地威胁着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沂水县当局乃急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求援。韩使出镇压和“招安”两手：一面令驻临沂的八十一师运其昌旅移驻沂水，一面派民政厅长李树椿带领10人“招抚团”前来“招安”。

6月3日，谢梅村，陈善等指挥会众在沂水境内公路上设伏，袭击了李树椿的汽车，汽车被打毁，李树椿抱头鼠窜逃进沂水城。

6月中旬，沂水县委在西北乡武家河北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传达北方5省省委代表会议精神和县委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决定，同时吸收陈善等人参加了县委。

为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县委决定乘驻高桥之敌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攻打。这次战斗由会首杨克伦指挥，调集会众1500人，谢梅村和陈善等都亲临阵地。会众们毫无畏惧，英勇拼杀，只因杨克伦不幸负伤，加之武器落后，攻了几次没有成功，仅将敌人围困了一天就撤退了。这时正值麦收，县委决定留少数部队做警戒，其他人回家收麦待命。

不久，省委派人来沂水指导工作，在南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把旗会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敌人诱降青旗会首领张恒远的阴谋破产，派去的诱降代表被杀。随后，张恒远调集各路会众，准备攻打沂水城。与此同时，敌人也扬言要对沂河以西凡有会众的村庄一律进剿。群众闻讯后纷纷扶老携幼，到石关坪和黄石山寨避难。7月2日，八十一师出动了两个旅的兵力，残酷镇压这次农民暴动。先是运其昌旅攻入石关坪山寨，惨杀会众200余人。接着与唐邦植旅合攻黄石山，惨杀会众及老弱妇孺3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石山惨案”。张恒远曾率队增援黄石山被困会众，终因寡不敌众，张不幸阵亡。

事后，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在暴动中暴露的党团员和旗会骨干集中到沂山打游击，未暴露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

谢梅村随即在西北乡武家河北村集合150余人，由他和陈善等带领，开进了沂山山里。

当地有一支以伊来好为首领的农民武装，要求与谢合作。谢、陈经过分析研究后同意了。伊来好带来40余人，有机枪4挺，步枪、手枪70余支，每人还随身携带子弹百余发。从此，谢，陈率领这支近200人的队伍，战斗在北起胶济线、南至抱犊崮的广阔地区，包括沂水，蒙阴，临朐、青州，新泰，莱芜，博山等地。韩复榘如坐针毡，急从胶东调来民团军一个团，由沂水等各县保安队配合，进行围剿，但屡遭挫败。

陈善在与敌奋战中，骁勇善战，显露出他的指挥才能。在博山的一次战斗中，将敌人逼上一座山头，敌人无路可走，负隅顽抗。部分队员见敌势凶猛，产生了怯战情绪，陈善见状，跃起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在机、步枪的掩护下，陈善硬是带队冲了上去，消灭了顽抗的敌人。从此以后，陈善的威望更高了。

9月下旬，为了寻找党的领导，在博山东南乡开会，决定谢梅村和王富春回沂水，留下陈善和伊来好指挥部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陈善毫不犹豫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转眼之间冬天快要来到了，队员还没有棉衣，群众生活又是那么困难，根本无法帮助解决，只好化整为零，分散回家，陈善遂回到沂水，与谢梅村等转移到扈山店的一个破庙里，昼伏夜出，边工作，边寻找上级党。

又过了些时日，眼看已不可能在本地找到上级党了，便决定分头到外地去找：谢梅村回其原籍河南省去找，陈善等到青岛去找。

陈善先去了青岛，后又去了黑龙江，转了一个大圈都没有联系上，于1934年春又回到沂水。

是年6月，陈善和徐凤泰，田锡仁到了河南省郾城县，找到了谢梅村。谢将他们3人介绍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周骏鸣，周即把他们安排到漯河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0月间，由于叛徒告密，谢梅村被捕，关押在许昌看守所。陈善得知这一消息后，经多方了解，此事是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常委常寿峰所为，陈善便想方设法要除掉常寿峰。

1935年2月26日上午，陈善和郾城地下党员蔡百川，在国民党郾城县党部门前，将常寿峰击毙。

事发后，国民党报纸大喊捉拿“郾城刺常”人犯。由于形势吃紧，漯河已不能存身，周骏鸣立即将陈善等人转移到中牟县地下党员张伯龄家隐蔽。

张伯龄家生活十分困难，为生活计，陈善、徐凤泰和田锡仁3人到郑州机场当了临时工，寄宿在二里岗的一家小旅店。

一天深夜，警察来店查户口，发现3人口音均非本地，顿生怀疑，立即进行搜查，结果搜出传单多份。搜查时徐凤泰佯装小解，从厕所越墙逃跑，陈，田二人即落入敌手，递解到开封秘密监狱关押。

徐凤泰逃出后急告河南省委，省委指派张伯龄出面保释，不但保释未成，张也被敌捕走。陈，田，张3人由中统河南省词统宝审讯，想不到竟将“郾城刺常”事件牵扯进去，这就更加重了事态的严重性。

审讯中，张伯龄叛变，供出陈、田二人是要犯。陈，田二人很快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理。

敌人为了从陈善口中得到有用的东西，每次审讯都施以重刑，想叫陈善招供。陈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再残酷的刑罚也挺过来了，更不承认自己是党员，把敌人气得大喊大叫。“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杀死常寿峰”陈善理直气壮地答道，“他逮捕了我的老师谢梅村，我为老师报仇还不应该吗”当然，敌人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乃继续刑讯，一次比一次严酷，陈善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每次受刑回来，陈善总是忍着剧痛，面带微笑，频频向同牢难友点头致意。难友们眼含热泪，不约而同地低声赞道：“好样的！”

经过几番较量，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最后决定将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处死。

1935年5月，陈善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26岁。

段景钦烈士传略

曹泽三

段景钦，又名段鸿勋，化名段伯理，段景斋，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崂山县（今青岛市崂山区）段家埠村一个贫农家里。

段景钦兄弟姊妹10人，半数夭折，他是老大。全家仅有3亩山岭薄地,3间草房，父母亲虽终年辛勤劳动，还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幼年时，由于段景饮是老大，下面的弟妹多数还未出世，家庭生活还不那么困难，乃得以读了几年私塾。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性情耿直，待人忠厚，颇得师长和同学称赞。

随后由于家庭人口逐年增加，生活也随之越来越困难，乃被迫辍学，随父下田干活。他还打过短工，学过木匠，还给日本人喂过马。

1922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在青岛沧口开办钟渊纱厂(今国棉六厂)。段景钦去该厂当了徒工。日商为了让招收的中国青年徒工能尽快熟练掌握纺织技术，将他们分批送往日本神户训练，段景钦是被轮训者之一。

段景钦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无畏的品格。他曾对一个耀武扬威经常打骂中国工人的日本工头，愤怒地挥起拳头，打得那个日本工头抱头鼠窜而去。

1923年春至1924年夏，在钟渊纱厂做工的练习生，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开始在日本神户而后在沧口钟渊纱厂，成立了“兄弟同盟会”，举行了多次自发性的罢工，同日商开展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斗争。每次罢工，段景钦都是积极参加，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对工人罢工的同情和支持。

1925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青岛党组织领导下，先后举行了4月，5月和7月的3次大罢工。在这3次大罢工的斗争中，段景钦都是积极地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成为罢工的骨干分子。

第一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第二次大罢工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奉系军阀胶澳督办温树德残酷镇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

第三次大罢工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重演故技，勾结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头子张宗昌，派出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严密监视。7月25日，张宗昌到了青岛。日本驻青岛领事，日本纱厂厂主及青岛的大商业资本家盛宴张宗昌，并给予30万元巨款的贿赂，唆使张宗昌镇压工人运动。26日，张宗昌令其后方司令任锡吾，率领大批军队封闭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捕去青岛党组织领导成员，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国民党左派，同情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以及工人、学生等30余人。段景钦也在这次大罢工中被捕。

7月29日，李慰农和胡信之被敌人秘密枪杀于青岛市的团岛。段景钦被投入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威武不屈。20余天后，敌人无奈，只好将其释放。

段景钦通过这3次大罢工，并身陷囹圄，经历了与敌人的殊死斗争，特别是李慰农在敌人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对敌人的无情揭露，对他教育很大，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腐朽，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1926年，经王荩臣介绍，段景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王星五任中共青岛市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在王星五领导下，段景钦更加积极为党工作。

同年秋大革命失败后，青岛各种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白色恐怖笼罩青岛，段景钦二次被捕，被关进李村第六监狱。在第六监狱中，他和王星五(1927年下半年被捕)争取了出狱的店员和警察充当地下交通，多次与狱外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俩曾组织越狱，但由于没有弄到武器而失败，敌人把他俩押往青州府第四监狱。

9月5日，日本侵略军撤离青州，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开始了国民党对青州的统治。王星五和段景钦看见青州挂起了国民党旗，经过私下商量，写了上诉书打官司，理由是他俩在青岛是办工会，不是干共产党。后来官司虽然打赢了，但还是坐了三年监狱，两人于1930年春才获释出狱。三年的监狱生活，段景钦不但政治上磨炼得更加成熟，还向一位难友学得了一手剪裁缝纫的好手艺，为他出狱后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段景钦出狱后，不顾自己身体虚弱和家中生活困难，只回家和亲人团聚数日，就又投入了秘密革命活动。

当时，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秉承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旨意，通过工会整理委员会，在胶济铁路各大单位和各大纱厂建立黄色工会，不择手段地镇压工人运动。因而黄色工会成为我党开展工人运动前进途中的一块大绊脚石。青岛市委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为了斗争的需要，青岛市委决定段景钦任市委地下交通员。他知道交通员这一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然而他不顾这一切，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安排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段景钦一家四口人，过着贫穷如洗的日子。女儿和儿子都生病在身，由于无钱及时治疗，结果儿子病死了。他的全部家产，两箩筐一担挑还很轻松。虽然如此，夫妻俩还是节衣缩食，让前来的同志能吃上喝上。

中共青岛市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全国苏维埃运动日”的指示，决定1930年8月20日组织全市工人示威游行。不料这一消息被国民党侦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7个纱厂和四方机厂，禁止工人出厂。市委当即决定，改在大英烟草公司门前集会，如果示威不成，就开展“飞行集会”。

在国民党军警层层包围封锁下，段景钦连夜将市委有关指示，传单，分送到各单位负责人手中，回到成衣铺时已是下半夜了，精神依旧十分兴奋。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他虽侧卧在床，但久久不能入睡。他合上眼睛，千端往事一齐涌上脑海：从苦难的童年到挥拳打鬼子，到走上革命大道加入共产党，使

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今社会上所有不平之事，都是反动政府和地主，资本家造成的，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出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才有出路……这时，东方开始发白，他再也躺不住了，便起来吃了点东西，带上当天用的物品，告别妻子，消失在朦胧的晨雾中。

“飞行集会”开得很简单，仅历时半个钟头左右，但对工人来说，却是一次非常壮观而有意义的盛会。晴朗的蓝天下，迎风飘扬着斧头镰刀红旗，被压抑的工人们冲破敌军警阻挡，挥动着拳头，不断高呼口号，汇集在红旗下，倾听着市委职运委员陈少敏她那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演说。话音刚落，段景钦挤出人群，登上一高处，燃放起鞭炮。顿时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震撼了会场上空，把这次集会推到了最高潮。随后，数路雄壮的队伍向市区进发。由于受到大批敌军警的驱赶和阻截，游行队伍至华阳路口散去。

这次“八·二○”活动，党的许多负责人公开露面，为叛徒和侦探所注目。这次活动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之惊恐万状，慌忙调集叛徒和侦探，先后捕去了张簏亭，张子颖，曲子光等18人，许多同志被通缉，市委书记汤汝贤也被迫离开青岛。段景钦也被敌人注意上，他的成衣铺周围不时出现暗探，“段记成衣铺”被迫第三次搬家，迁到崂山县沙子口街。段景钦原籍是沙子口街邻村，对他来说具有地利、人缘等有利条件。

他在街北头租了三间草房，将店铺改名为“钦记成衣铺”，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加上长期的劳累，段景钦这时已患病在身，但他还是顽强地为党工作着。

他除了完成交通员的任务外，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根据市委统一部署的内容，白天自制传单，标语，夜间到邻近的村庄和学校张贴。他利用乡亲们晚饭后在街头闲谈之机，带着茶壶茶杯，边喝水边讲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凶残，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地主老财的狠毒心肠，劳苦大众吃苦受穷的根源，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革他们的命，争取幸福自由的生活。

沙子口街虽然远离青岛市区，是崂山脚下一个偏僻小镇，但由于段景钦夜以继日的宣传鼓动工作，整个镇子形势在发生骤变，镇上的各种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青岛市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深感威胁。1931年1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段景钦被捕。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使他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实践了“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的誓言，坚决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敌人无奈，只好定他“嫌疑犯”，关进看守所。

是年4月，青岛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颜世彬等几十人被捕。被捕人中王某（名不详），在看守所耳闻段景钦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案情很轻。后王某被押解济南山东高等法院，审讯中当了叛徒，出卖了段景钦。敌人据此，将段景钦由青岛解到济南。在敌人法庭上，段景钦面对狰狞的敌人和可耻的叛徒，怒火万丈，虽倍受酷刑，仍坚不吐实，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敌人恼羞成怒，把段景钦打入死牢。1931年8月19日，段景钦同颜世彬等21位同志，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时年30岁。

一记胡寅烈士事迹

荆荣清栾日盛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五十二师奉命入关。当一辆军车行至河北省喜峰口时，突然发生车祸，该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曾任章丘县委书记的胡寅，不幸遇难，终年37岁。

胡寅，山东省寿光县古城村人，1912年10月28日出生。他自幼好学，高小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后经父亲允许，到青岛市大英烟草公司一家卷烟厂当零杂工。在工厂里，他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和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便从青岛又回到家乡，发奋自学。

1931年夏，胡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市立中学。在中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还经常外出，到工人中去进行调查，到其他学校去结交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探索人生的哲理。胡寅初中毕业后被破格保送升入高中。1937年夏，胡寅高中毕业，又顺利地考入山东大学。

1938年1月，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关头，胡寅毅然投笔从戎，在徂徕山参加我抗日部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八路军营长，团政委等职。此间，他率领部队转战于泰山南北，沂水河畔。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威震敌胆。

章丘县是济南的东面门户，在军事、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控制着这个地区。日军占据济南后，在章丘城和胶济路沿线的龙山、明水，普集等地设置据点重兵把守。国民党军队大批投降日寇后，便在山区周围和重要村镇，安设了伪军的据点，并一度把魔爪伸到南垛庄、埠村，利用地方封建势力和道会门联合反共。

1939年秋，我八路军进入章丘县，打击了伪顽势力和反动的道会门组织。1942年，章丘县发生了特大灾荒，给我抗日军民增加了困难。同年末，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章丘县抗日游击区域逐渐缩小，全县只有五个村庄不受日寇控制，环境十分恶劣。1943年初，胡寅奉上级命令调章丘县任中共章丘县委书记，并带领群众同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

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有抗日的武装。胡寅到章丘后，狠抓了武装斗争这一环节，并掌握了武装斗争的主动权。

垛庄处于章丘南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伪军在此安设据点后，一面推行伪化，一面到处捕杀我抗日群众。因此，垛庄据点成为我抗日武装活动的一大障碍。

为拔掉这个据点，胡寅提请泰山军分区调来了主力部队，并亲自带领县区武装参战，经过一夜的激战，拔掉了垛庄据点，俘获敌人二百余名，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并击毙了血债累累的伪自卫团长。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章丘县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3年，反共顽固派岳伯芬部的三团团长王其祯，公开投降日寇，并在庄科，小龙堂安设了据点．，配合日寇加紧对我南部山区进行封锁，并逮捕我抗日群众。为了严惩汉奸，章丘县委决定攻打王其祯部的驻地小龙堂和庄科。并请调泰山军分区主力十团三营协同作战。十团三营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指挥攻打小龙堂。胡寅指挥县独立营和几个区中队攻打庄科之敌。经一夜激战，王其祯部二营被歼灭，其余溃不成军。胡寅到章丘县后，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从山区丘陵到巴漏河畔，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胡寅十分重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他经常宣传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教育大家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狠狠打击日伪顽军。

为了团结抗日，胡寅注意了解章丘县上层知名人士的政治态度，并分别与他们通信联系。通信内容有的慷慨陈词，晓以大义；有的列其罪行，指明出路；有的为其解除疑虑，阐明政策，有的则投石探底，还有的是交待任务，给以考验。信发出之后，在章丘县的上层人物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使他们在抗日救国的考验面前作出选择。抗日游击区虎门村，有位国民党委任的乡长，名叫刘兰圃，虽出身地主，但比较开明，有爱国之心。胡寅就主动同他谈心，晓以民族大义，启发他的觉悟，争取他为抗日大业做些有益的事情，两人交上了朋友。对各种武装势力，胡寅对不同对象也采用不同的对策。国民党地方武装瞿毓蔚对我军态度较缓和，胡寅就尽量促使其部保持中立或做些有益抗日的事情。瞿部团长周长富率队驻南曹范，与我军和睦相处，曾向我军提供过一些情报，有利于我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国民党地方武装高松坡坚持反共，胡寅就带领部队坚决将其消灭。这样，既孤立了日寇，又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共势力，从而有利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

1945年春，章丘县独立营已拥有三个连队，人、枪三百余，七个区都有三十到五十多人的区中队。章丘县的抗日根据地也由山区扩展到胶济铁路沿线。

胡寅在章丘工作期间，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他到章丘不久，胃病发作，体质日渐衰弱。上级发给他的保健费很快用完。警卫员小邵见首长病体虚弱吃不下饭，就同县委文书毕向荣、通信员等人，用个人节余下来的粮食，到群众家里换回一只小鸡，来给胡寅补养身体。胡寅知道后，将他们找来，严肃地说：“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是群众给我们的。我们粮食真有节余，首先要退还给群众！时刻想到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军队的宗旨嘛！”听了胡寅的这番话，小邵他们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胡寅沉思了片刻，又微笑地安慰他们说：“不要那么脆弱嘛，吾中华儿女岂能哭也！胜利在望，艰难有口。”听了这番肺腑之语，他们又高兴地笑了起来。

胡寅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他经常和干部促膝谈心，了解干部的思想工作情况，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他发现有的章丘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有思想隔阂，便耐心地教育干部抛弃个人成见，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战斗。为更好地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胡寅还把县委机关的优秀干部派到边沿地区去工作。同时，把敌占区调出的干部也充实到边沿地区，使公开和秘密工作相结合，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对敌斗争中，有的同志被敌人抓去了，胡寅总是怀着极深的阶级感情，千方百计组织营救。1944年3月，我八区区长杨大昌被汉奸逮捕。胡寅立即召开县委会分析敌情，研究营救措施，终于将杨大昌营救出来。县公安局股长马波泉，章丘县八区区委书记张俊被捕，关押在日寇据点。胡寅利用各种关系，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使他们很快逃出虎口。因此，凡是在章丘县工作过的老同志，特别是在边沿地区活动的同志，都和胡寅的感情极为深厚，这是胡寅和战友们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凝成的同志情谊。

胡寅对党外同志也十分注意培养教育，工作上大胆使用，并要求党员干部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在条件成熟时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胡寅就曾亲自介绍十区区长张子健等人入党。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胡寅一刻也没有放松政治学习。他除了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有计划地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规定在夜间读书时，除了处理电报和紧急情况外，一般事情都不要干扰他。因此，同志们称他是“日理参战事，夜读马列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多来他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政治上更加成熟了。胡寅还给县委文书选定了一些必读的专著，作为自己的伴读，在胡寅的带动下，县委机关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

抗战刚刚胜利，胡寅调入部队，并奔赴东北战场，征战在白山黑水之间，他参加了解放长春的战斗和四平战役，先后两次负伤，但仍坚持在阵地上指挥作战。

辽沈战役结束后，胡寅所在部队奉命入关，途中发生车祸，胡寅不幸遇难。

胡寅是一位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优秀指挥员，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他“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胡寅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千秋！

一记抗日交通邮政工作者贾侗烈士

孔宪志

贾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费县交通站站长，鲁中区兼沂蒙战邮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山东邮政管理局鲁中办事处主任。他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邮政事业忘我工作，历尽艰辛，因而积劳成疾，于1946年11月与世长辞，时年29岁。

少受熏陶

贾侗，山东省费县城北乡崮子村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父亲早丧。祖父贾尔卓是位正义爱国的教育工作者，毕生教书育人，德高望重。贾侗兄弟3人的学习及生活费用，全靠祖父供给。

贾侗8岁人家塾，读四书五经，兼学数学课程。15岁时转入费城文昌街高小就读，其祖父贾尔卓就在该校任校长。贾尔卓是早期农协会员，倾向革命。他领导的这所学校，聘用了大批进步教师，其中不少是中共费县地下党组织成员和爱国志士。这些教师经常集会于贾校长家里谈论国家大事，愤懑人间不平，谴责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利益，对外妥协、对内屠杀等罪恶行径，对贾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5年初，贾侗高级小学毕业，报考了费县政府办的教师短训班，学习了5个月，先后到石岚，朱旺等农村小学任教近两年。由于他教学态度热情认真，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拥戴。

勇赴国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民族危亡。20岁的贾侗辞去教学职务，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与费县早期党组织领导人经常一起走村串户，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发动抗日，唤起人们觉醒。贾侗以自己赤诚救国的坚强信念和勇赴国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1938年6月，由张清和、王真介绍，贾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费县党组织选派贾侗等赴岸堤（今沂南县）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三期学习班学习。1939年1月学习结业后，贾侗被分配到鲁中区临费边联县（今费县东北部的诸满，方城一带）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办事处的任务除民运，支前，党务工作外并还负责党的上下级联系的交通工作。不久，办事处撤销，贾侗改任费县秘密交通站站长。

忘我奋斗

1940年1月，贾侗被调至八路军山东纵队交通总站任秘书。同年3月贾侗升任交通总站站长。这时敌我斗争剧烈，交通总站通往泰山区的线路被敌人切断，报纸积压20期送不出去。在那时一张报纸一份文件就等于投向敌人的一颗炮弹，对鼓舞我军对敌斗争情绪有很大作用。面临严峻的局面，贾侗不顾艰险，亲自带交通员穿插敌占区，边侦察边摸索前进，巧妙地避开敌人，终于把积压的报纸，文件送到了泰山区，并建立了一条新的交通线，恢复了沂蒙通往泰山区的线路。

同年10月份，交通总站和《大众日报》发行部合并成立了交通股，贾侗任股长。1941年初，日寇集中兵力采用了“三光”，分割、封锁等残酷手段，向我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妄图摧垮我抗日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根据地逐渐缩小，加之沂蒙、抱犊崮等山区连遭旱涝灾害，我军民穿衣吃粮发生严重困难，就连榆树皮，地瓜蔓、谷糠都很难找到。贾侗这时已身患重病，但仍和同志们一样吃糠菜窝头，并带头挖野菜，从不搞特殊。数九寒天，贾侗还穿着一条破单裤。直到深冬，才得到组织上发给的一床又短又窄的薄被子。

因他身高1.9米，被子盖上露着下，盖下露着上，严寒的冬夜，他只好蜷缩在草堆里睡眠，就这样他坚持了3个冬季，从未听到他吐露过半句怨言。

1941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结了5万人马向我沂蒙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我部队和党政机关受到很大损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上级决定一些机关干部，伤病员暂时疏散隐蔽。贾侗带着费东县委的两同志来到崮子村自己家中隐蔽。在祖父的帮助下，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藏了10多天后，安全返回机关。

日军在这次扫荡期间，沿益（都）临（沂）公路、莒（县）沂（水）公路一侧挖了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并沿公路建立了5里设一小据点，20里设一大据点的封锁线，各据点均有日伪军驻守，日夜巡逻。我沂蒙山区和滨海区的交通联络线均被敌人切断。为了及时地恢复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上级又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贾侗。

1942年7月，鲁中区成立了战时邮政管理局，贾侗升任该局局长。当时邮，交，发三位一体，工作特别繁忙。1943年1月，调整组织机构，贾侗被调任副局长，兼任沂蒙区战时邮局局长。随着形势的好转，文件、报纸大量增加，而交通人员很少，忙不过来．贾侗虽身任局长，仍经常帮着投递信件，有时他还带着邮包步行30多里，送到下面一个交通站，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再加班加点连续干。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同志们都说。“贾局长是不知疲倦的人。”同年冬，鲁中通往鲁南的交通被日伪军在垛庄（沂南县）一带切断了。贾侗化装成商贩深入垛庄，结识了受苦农民张清广和卖锅饼为生的姚正。经耐心交谈启发，把他们二人发展为我们的地下交通员，从此他们即为我担负起了艰巨的交通邮递任务，不仅把中断的交通邮递恢复起来，而且还能把我们的报纸投到垛庄敌人的据点里去。

劳瘁终身

贾侗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有的刚参加邮政工作的同志不懂业务，请贾局长帮助解决疑难问题，贾侗总是耐心地听取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然后像拉家常一样，细致周到地给予解答，直到同志们再懂为止。祉战争年代艰险的环境中，有的同志思想曾发生过动摇，贾侗都是言传身带，热情帮助同志们坚定意志，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

1946年3月，鲁中战时邮政管理局改为山东邮政管理局鲁中办事处，贾侗升任办事处主任。随着区域范围的扩大，邮政工作也就更为繁忙。贾侗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病情又一次加重了，不时大口大口地吐血。7月初，党组织把他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淄博医院疗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到处狂轰

滥炸，淄博医院也被轰炸，只好把贾侗转到莱芜东陈家盘柳山村疗养。山区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贾侗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以后，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调兵遣将，大举进犯我解放区，我军奋勇自卫反击，战斗十分频繁。贾侗的病情却日益恶化，已不能随军行动。组织上决定派人护送他回费县家乡疗养。1946年11月6日晚12时，贾侗于费县上冶镇翟家村与世长辞，年仅29岁。

噩耗传来，山东沂蒙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悲痛万分。12月4日，山东邮政管理局以及鲁中区党政领导在沂源县为贾侗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百名各界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贾侗烈士。山东邮政管理局敬献的挽文说：“八年抗战，坚持交通岗位，从未听见你闹过什么名誉地位，伟大忘我的精神，深值得同志们学习。艰苦奉公，积劳成疾，被病魔过早的夺去了你的身体，我们不悲伤，不流泪，下决心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安息吧，贾侗烈士，您的光辉形象永远铭记在费县人民心中，您的高尚品德永远鼓舞沂蒙人民前进！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三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艾雷①青松正气永存

一记栖霞县县长姜茗烈士

栖霞县民政局

姜茗，原名姜果，字实卿，山东省栖霞县草格庄村人。1918年2月22日生。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队长，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胶东区党委青年部宣传部长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1941年11月在烟台日寇监狱中，被敌人杀害，年仅23岁。

志在救国

姜茗自幼随父母在烟台读书。聪明好学，志趣广泛，吹拉①注：栖霞县西部的艾雷山区。唱弹无所不好。尤爱弄枪耍棒，从师习武，学得一身好武艺。

练武强健了身体，磨炼了意志。这对他后来参加革命能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有很大关系。在烟台养正小学上学时，每逢考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而且是一名出色的号手，担任学校军乐队队长。还喜欢吹笛弄箫，拉二胡，经常自拉自唱。这些基本功，为参加革命后搞宣传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姜茗的伯父曾旅居朝鲜。伯父常把日本强盗惨杀朝鲜人民的真相讲给他听，从而在姜茗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上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烙印。军阀张宗昌，刘珍年给烟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战争的灾害犹如毒．蛇猛兽一样，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姜茗目睹了这一幕幕的凄惨景象，暗暗下定了要彻底打翻这不平世界的决心。正在这时，姜茗所在的养正小学新来了一位名叫许瑞云的老师。许老师思想进步，在讲课中，常结合课文，联系当时的社会问题，分析中国之所以被侵略，人民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启发学生的民主革命思想，诱导学生勇敢地起来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因此，许老师深得学生们的爱戴。1930年冬，许老师领导了全校师生驱逐反动校长袁之久的斗争。姜茗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经受了锻炼。后来许老师被军阀刘珍年杀害。姜茗才知道许瑞云老师是共产党在烟台的负责人之一。从许老师身上，姜茗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心底里暗下决心，以许老师为榜样，做许老师那样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姜茗从养正小学升入志孚中学(初中)。这个学校的教师都具有比较开放的民主革命思想。这时有一批从东北流亡来的学生入校，使该校的革命气氛更浓了。姜茗一面虚心聆听老师和同学们对中国命运的新鲜见解；一面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凤凰涅槊》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还自费购买了全套《世界文库》阅读。他在进步思想的启迪下，参加了“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经常与同学们交谈读书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这期间姜茗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认清了国民

姜茗初中毕业后，升入青岛礼贤中学（现青岛九中）。一个学期后，又转学来到烟台八中。在这里姜茗结识了进步学生林江等人。并在他们的教育下，成为烟台八中最早的“民先队员”。他在“民先”队活动中，为发展和壮大“民先”组织，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几个星期不回家。“民先”活动缺乏经费，他动员父亲和伯父慷慨捐助。这期间他资助过烟台地下党员穆林、林江等同志。他的同学李辰之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不敢回家，姜茗便把他安排在自己家中。1936年6月，姜茗由林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为反对蒋介石拱手把绥远让给日寇的投降卖国政策，“民先”组织发起成立“大路歌咏队”，宣传全面抗日救国的主张。姜茗很快成为歌咏队的骨干。他有时扮演热血青年，有时又扮演东北流亡老汉，以其天赋的歌喉，唱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过路人听了无不流泪。

进步学生的歌咏活动，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却吓坏了烟台国民党当局。他们要学校训育处强令解散歌咏队。学校地下党支部领导同学们改变斗争策略，姜茗与李辰之等同学以排练京剧“苏三起解”作掩护，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7年暑假前夕，姜茗同李辰之等人租赁了毓璜顶西坡福裕里八号一座三间独院的平房，作为他们秘密活动的联络点。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开会学习。姜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烟台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烟台公安局派人对他的父母进行恫吓，但姜茗毫不畏惧，更加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12月，中共山

东省委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宣告成立。这消息像春雷一样响遍了胶东大地。许多进步青年响应党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积极奔赴胶东特委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时，姜茗积极为他们引荐联络，并安排食宿。姜茗的老家栖霞县草格庄村就是他们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这些学生都以M．C.S(民先的拉丁拼音缩写)为联系暗号。

1938年2月，烟台沦陷，姜茗已成为汉奸和日本特务注意的人物，他在二马路和平巷4号的家及其父辈在南山路开办的鸿升工厂均被查抄没收。工厂的人员被逮捕，但敌人对姜茗等人的活动情况却一无所获。

1939年5月，姜茗服从组织分配，调三军政治处负责筹建三军宣传队的工作。不久宣传队成立，他任队长。这期间，姜茗带领宣传队员，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走遍了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平度、招远，福山等县区。有时遇到敌人扫荡，就和敌人周旋，一有空隙即进行化装宣传，对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汉奸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到三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同年11月，姜茗调任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后调至胶东区党委，在林江直接领导下，任青年部宣传部部长。不久，又担任胶东区党委王文书记的秘书。

青年县长

栖霞县位于胶东腹地。过去，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终年不得温饱。1939年底，日寇占领栖霞后，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与日寇、汉奸相互勾结猖狂地反共反人民，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边沿地区的人民深受各种反动势力的骚扰，田园荒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栖霞县西部的艾雷山区，群山起伏，沟壑相连，村庄分散，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那里的群众纯朴善良，热心抗日，最适宜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五支队及其兵工厂，医疗队（分所），北海地委、专署，栖霞县委机关常以这里为依托，与敌人周旋。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夺取牙山，以胶东作为中心战略支点，把牙山地带与艾雷山区以及蓬（莱），黄（县），掖（县）连成一片，乃是当务之急”的指示，胶东区党委决定派一名得力干部到栖霞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完成党的这一使命。

1940年春天，姜茗奉命到栖霞工作。他到栖霞县委驻地苏家店乡的林家不久。在全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同年5月1日，姜县长在苏家店村召开的热烈庆祝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抗日民主政府施政演说。他的演说，振奋和鼓舞起各界群众的抗日情绪，使沉睡的栖霞大地开始了新的生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军民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开展反封锁反扫荡运动。栖霞县委发动全县青壮年参军参战，使县大队扩大到三个连的建制，姜茗兼任县大队大队长。他率领县大队，用麻雀战、地雷战配合主力部队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次，在寨里乡于家沟村，伏击顽军高炳旺部时，姜茗面对武器精良的敌人，沉着冷静，指挥部队英勇作战，迅速粉碎了敌人合围我军民的阴谋，胜利地完成任务。1941年3月中旬，许世友率领清河独立团来胶东配合胶东五旅和第五支队进行反顽战役。遵照上级命令，姜茗带领县大队和一千余人的担架队经过一夜急行军近百里，直插牙山地区。战斗中为主力部队做向导，运伤兵，运粮食军火，提供情报等，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1年9月，姜茗奉命到山东分局党校（驻鲁南）学习。当时，去山东分局学习的干部分行政和党务两个部分，姜茗随行政干部编入作战部队并和部队一起进行反扫荡的战斗。姜茗所在的部队在反扫荡中和汉奸刘黑七发生遭遇，我军四面受敌，仍顽强作战。姜茗和同志们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无援而被俘。并被押解到烟台日本鬼子的监狱。姜茗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高尚品质。敌人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他们最后向姜茗下了毒手……

23岁，还不到而立之年，多么美好的年华。姜茗同志把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栖霞人民。

几十年过去了，栖霞县苏家店一带的乡亲们还记着他的名字。姜茗同志永远活在栖霞人民的心中。

他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

—记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今野博

金狮

在山东，江苏交界的赣榆县抗日烈士陵园内，安息着一位异国的战士。他叫今野博，曾是侵华日军士兵，于1939年8月梁山战斗中被我军生俘。被俘后，他先是寻死、逃跑，后加入反战同盟，进入学校学习，最后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梁山战斗被俘

今野博，1919年出生在日本国本州岛东北部的秋田县。在那里他读完小学、初中，后毕业于县实业学校。不久，他被征入伍。1939年5月，今野博随所在侵华部队—长田大队离开东京，从日本芝浦港乘运输船，在我国青岛登陆。随后，这支部队经济宁到汶上县驻扎。是年8月2日，日军三十二师团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400余人（包括伪军），从汶上向西进犯，午后，进入梁山我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预伏区—前集。我军在师长罗荣桓，陈光指挥下发起攻击。敌人仓皇逃向梁山西南独山庄。晚8点，我军从四面向独山庄发起总攻，并展开激烈巷战。至半夜，敌人已大部被歼。

当时，今野博等几个日军士兵正躲藏在一座民房里，准备伺机逃走。翌日上午，忽然从门外传来了不标准的日本话：

“日本士兵们，赶快投降吧，我们不杀你们！”

“把枪扔到窗外来！”

“若再抵抗，就全部消灭！”

今野博等人不肯投降。我军战士用铁锹撬开了房顶，投下了一捆燃烧着的高粱秸。瞬间，房里浓烟弥漫，令人窒息。

这时，有个日军从窗口扔出了一支枪。今野博等人乘机冲出房门，拼命地逃向附近的高粱地。

中午，梁山战斗结束，我军歼灭长田敏江少佐以下日伪军300余人，俘虏29人，其中就有今野博。

黑夜仓皇潜逃今野博被俘后，曾因自己没有战死，觉得有愧于天皇，想了结一生，但被我军救下来。接着，他和另外五个被俘的日军士兵随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部转移，被安置在东平湖湖心的小岛上。在岛上，八路军对他们的生活给以很好的照顾，旅长兼政委杨勇曾托人给他们送去毛巾，肥皂和笔记本等用品，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把他们立时感化过来。

9月13日夜，天降暴风雨。今野博等六人，趁风雨交加，我哨兵换岗之际逃跑。他们沿着通往济宁的河堤跑了一阵后，跳进了水流湍急的运河，顺水而行。但因水势过猛，其中三人被河水吞噬，剩下今野博和另外两个人爬上彼岸。上岸后，他们又跑出五六公里。天亮后，在一个小村落里，又被八路军战士捉获。

回到岛上，原来负责教育和照顾今野博等人的王同志，依然面带微笑地迎接了他。当王同志得知另外兰人溺水后，立即派人报告驻岛部队指挥员，组织人员寻找、抢救，但未找到下落。

9月中旬，杨勇旅长给今野博等三人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你们想回到本国部队去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你们再暂且忍耐一下，你们是一定能够回国的，我们丝毫没有难为你们的意思的。”

加入反战同盟

在一一五师独立旅指战员的细心照顾和日本人觉醒联盟成员的帮助下，今野博的思想渐渐发生着新的变化。他作出了战争结束后再回国的抉择。他努力学习，进步很快。1941年6月2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地，他与另外四人一起，组成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后改为日本解放联盟山东支部），并被选为支部的宣传委员。

在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的成立大会上，今野博作了极其诚挚的发言。他说：我们解脱日本军阀的枷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阵营，得以亲近如此伟大民族的革命战士，感到无上的光荣。

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唤起日本劳苦大众，推进反侵略运动，促使被日本军阀、财阀压榨下的日本、朝鲜、台湾人民及早觉醒，结成反侵略的统一战线，消灭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今野博等三人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地庄严地履行了参加八路军的宣誓仪式。山东纵队首长代表部队热烈欢迎他们志愿加入八路军。他们与山东纵队首长黎玉及全体同志互致敬礼。今野博当场向首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经过战争的体验，经过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的帮助，使我们觉醒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八路军的战斗员。我们要坚决站在革命的一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接着，他用不太纯熟的中国话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之后，今野博等三人一起宣读了誓言，表示绝对服从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努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懈努力！

今野博成为八路军战士不久，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在1941年7月22《大众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们醒悟了，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

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

一奋斗到底！”

以参加八路军为起点，今野心开始了新的生活。

工农分校学习

学校生活是紧张的，清晨起来，他按时到操场，做按摩操、柔软操，锻炼身体。学校开设的政治常识，时事、日本问题、汉语，修养讲座等五门课，他都去听讲，先后攻读了《雇佣劳动和资本》、《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传》和日本进步小说《三·一五》，《蟹工船》等。这些著作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学校期间，他还与自己的房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他发现房东老大爷生活十分清苦时，就从自己有限的津贴费中拿出10元钱，送给了房东。为此1943年1月7日《解放日报》曾作了专门报道。

今野博在这个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了鲁中部队工作。

从事反战活动

在鲁中，今野博经常在莱芜、博山一带从事各种反战活动。由于他工作积极努力，经常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好评，并在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担任了支部长。

1943年夏，今野博到了日照敌占区，和山东军区第四武工队一起活动并做了大量的反战工作。

日军设在付疃河桥头的碉堡里，有个名叫孙志轩的翻译，过去曾在青岛一家日本洋行里当佣人，后回到家乡蔡家滩，因生活无着，就到这里当了翻译。今野博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立即去蔡家滩找孙志轩做工作。他很快与孙建立了关系，约定在付疃附近村庄为接头地点。开始今野博只是向孙了解一般情况，提出一般要求，后来得到了不少的重要情报。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今野博对碉堡里的日军姓铝，籍贯，出身，过去的职业，家庭情况及平日言论、思想情绪等，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初秋的一个夜晚，我第四武工队30多人秘密地包围了付瞳碉堡。一部分人负责掩护，一部分人把装有宣传品的宣传袋送到碉堡附近。今野博负责向日军喊话。他的话音刚刚发出，碉堡里的敌人就打了几梭机枪子弹。今野博沉着镇定，继续向碉堡里喊话。他从日本军人家属的受难，讲到日本军队内的残暴，从日军在山东处处挨打，讲到侵华战争的必败，从八路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讲到欢迎日本士兵站到反战行列里来。那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话语，震动了日本士兵的心房，使他们很快停止了射击。

过了几天，孙志轩告诉今野博：“你讲得真好，句句话都说到日军士兵的心坎上了。这几天他们都不大讲话了，都在思索着什么，有的说，连小队长也愿意听你的讲话……”

后来，我武工队到日照边沿区小曲河一带休整，今野博在向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支部长本桥朝治汇报工作时，曾讲了这样一段话。“日照城里有个翻译对我说，付疃桥的喊话，对城里的日军轰动也很大。当他知道喊话是我干的，慰问袋是我以日本反战同盟名义送去的，又知道我是一名反战同盟的战士时，他忽地站起来，向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连声说：‘惭愧！惭愧！你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民救国，我是中国人，却帮助日本打中国。’我对他说：‘你不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吗？’那翻译说：‘对对对，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认识的八路军个个都是梁山好汉。你这个日本人也被逼上梁山，成了我们梁山将了。’”

由于八路军，民兵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今野博和武工队对日军不断地喊话、送宣传袋、写信，使驻日照的日军士兵情绪低落，厌战厌世。驻涛雒的一个日军士兵说：“我还是死了的好！”说完，便大哭起来。还有一个日本兵，因厌恶战争，在日照城东门楼上自杀了。另有一个日本兵，在日照东海峪的一间小屋里，开枪把自己打死了。

今野博所进行的反战工作，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给驻滨海地区的日军指挥机关以严重打击。

血染齐鲁大地

1944年春，反战同盟山东支部要今野博回根据地汇报工作，武工队派了几位队员护送。一天晚上，他们在边沿区—高兴区的一个山村住下，第二天拂晓，突然被日伪军包围。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今野博不幸被敌捕去。虽经我武工队竭力营救，但没有成功。

今野博被捕后，一直闭口不言。开始敌人以为他是哑巴，后来才知道他生理上没有缺陷，是个日本人。便将他送到日照城里，交日军看押、审讯。审讯中，敌人怎样毒打，逼供，他不仅毫不畏惧，反而滔滔不绝地驳斥敌人，使主持审讯的日本军官变成了被审者。他庄严地向敌人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敌人恼羞成怒，不久即将他秘密杀害。今野博牺牲后，驻山东地区的八路军指战员，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的盟员都非常悲痛。1944年7月7日，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召开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肖华同志特意提到了今野博。7月18日，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召开大会，山东军区敌工部黄部长在会上讲述了今野博英勇反战，壮烈牺牲的事迹。晚上，同盟会员演出了话剧《我们在一起》，再现了今野博生前的动人事迹，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怀念。

今野博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正如肖华同志在1983年5月6日为江苏省赣榆县《抗日山志》所作序言中对今野博的评价那样：他“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

（本文原载《征集与研究》1987年第3期）

—记金谷兰烈士

高唐县民政局

金谷兰，字贮溪，1904年12月21日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韩寨乡谷官屯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便从事农业劳动，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问。目睹劳苦农民的凄惨生活和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使金谷兰从幼年就懂得了人间的真假，善恶。同时，也造就了他艰苦，朴实，抑强扶弱的刚毅性格。他经常念这样一首儿歌。“编席的睡凉炕，织布的光脊梁，地主买办把福享，不劳而食像肥猪，即日一到命不长。”父母见他年轻有志，盼望他能成为救国救民之材，便省吃俭用供他上学。1919年，15岁的金谷兰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这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举国67上下，各行各界无不发出共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不断冲进学校。这期间，金谷兰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报纸、书刊，杂志等，初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和其他同学一起，宣传自由、平等，民主。在这些活动中，他逐渐懂得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唤起民众，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道理。

1925年，他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所见辛亥革命后的农村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劳苦大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更加同情劳动人民，痛恨当时的腐败政治，向往世界大同，向往共产主义。不久，他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秋在高唐县城完小经杨笙甫（山东高密人，济南一师毕业，后脱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金谷兰根据鲁北县委召开的八县党的工作会议精神，以自己的家乡高唐谷官屯为活动中心，从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发展党团组织和组织农民武装等革命活动，大力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中共鲁北县委负责人李宗鲁经常到高唐指导工作，并和金谷兰一起在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高唐谷官屯党支部。金谷兰任支部书记。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金谷兰受中共鲁北县委指示，于七八月间回乡，组织农民暴动。

为解决红团的武器装备问题，金谷兰把自己家的18亩地卖了480块银元，共买了400支长矛和40把大刀。他又参考古代兵器式样，设计制造了300个叫“铁蒺藜锤”的简易武器。还买了些手枪和手电筒。在金谷兰的带领下，不少党团员和红团团员都捐了钱，买了油印机，笔墨纸张等。有了这些武器和设备，红团开展宣传工作和武装斗争就更有条件了。

红团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威震鲁西北平原。“铁蒺藜金谷兰”在高(唐)、恩（县），夏(津)、武（城）一带名声大振，成为穷人革命的一面旗帜。

在思想、组织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农民自卫团仓促应战，处于被动，只好边打边撤。金谷兰，李春荣迅速将党的文件和行动计划烧掉，然后金谷兰取北路带一队人马突围成功。李春荣率一部分人向西撤退。在激战中，特委书记李春荣、副团长姜占甲等14人壮烈牺牲。待“民团”团员和外县友军赶来救援时，狡猾的敌人已逃窜。特委、团部所在地及金谷兰家院被敌人放火焚毁。由于暴动计划暴露，暴动的主要领导牺牲，指挥机关也被破坏。致使谷官屯首次暴动遭受失败。

暴动失败后，．敌人到处追捕金谷兰，但他仍然继续在高唐一带秘密坚持斗争。1928年9月，金谷兰在城西袁庄其岳父袁双瑜家待命时，因国民党狗腿子郭庆江告密，被县警备队一百多人包围。警备队长知道金谷兰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不敢进屋搜查，便无耻地将其岳父抓起来作人质，又以放火焚烧全村房屋相威胁。金谷兰不忍心连累岳父和乡亲，他从容地走出房外，用鄙视的目光对着手持钢枪的敌人，平静地说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金谷兰，与别人无关。你把人放了，我跟你们走一趟！”金谷兰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敌人对他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但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最后给金谷兰强加上“聚众杀人”的罪名判刑七年，被押往泰安国民党高等法院监狱。

1935年8月5日，金谷兰同志出狱。1937年10月初，鲁北特委派他到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所部政治处（系共产党掌握的部门）工作。10月20日，他被派回高唐县组织抗日游击队，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经过艰苦的工作，地下抗日武装发展到60多人，还搞了30多支枪和2000多发子弹。这支抗日武装活跃在鲁北平原上。有一次，一队日本兵随军车和坦克路过高唐，金谷兰他们经过周密策划，在车铺一带伏击日寇。当场击毁坦克、军车各一辆，击毙日寇多人，缴获枪支若干。这场速战速决的战斗，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武装了自己，也震慑了敌人。

清平县金郝庄（现归临清市）驻有四，五百人的土匪，地主武装和200多人的杂牌军。这些乌合之众，分别由地主武装头子盛绪亭和土匪王善堂率领。而他们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两个家伙相互间的矛盾，派金谷兰去做争取工作。1938年1月底，金谷兰与李素轩亲赴金郝庄，经与盛绪亭、王善堂多次周旋和耐心说服教育，终于使他们表示同意改编为抗日武装。之后，金谷兰赴聊城向党组织作了汇报。2月1日他在返回金郝庄执行收编时，盛绪亭手下的土匪谌化堂等人极力反对，收编未成。2月5日，金谷兰应当地红枪会首领袁振川之邀，到金炉店赴宴，下午返回金郝庄时，预先埋伏好的土匪谌化堂从背后向他开枪，金谷兰惨遭杀害，时年34岁。高唐县革命的奠基者金谷兰同志已经牺牲51个春秋了。他为高唐党组织的创建，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抗日斗争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记“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孔祥坦

王云法

在江苏省徐州市南郊的凤凰山麓，万绿丛中矗立着雄伟庄严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它似璀璨的丰碑，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史上闪光的一页。

烈士厅内，庄严肃穆，一帧帧英雄的遗像，一件件珍贵的遗物，把人们带回到炮火连天的战斗岁月……在千万个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中，有一位年轻的英雄，他就是共产党员，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孔祥坦。他年轻的生命虽只度过了22个春秋，但却闪烁着灿烂的光华。

小兵大志

1940年，抗日烽火在邹县东部地区熊熊燃起，“打日本，保家乡”的嘹亮口号响彻百里田黄山区，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向侵略者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一年，孔祥坦才14岁。他出生在邹县田黄乡瓦曲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从小在贫穷的苦水里泡大，长的又小又弱，整天紧抿着一双厚厚的嘴唇，默声不响。可是他最爱听八路军的故事，不管是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还是随着小伙伴们上山拣柴，只要一听到“八路军”几个字，他的大眼睛里就会发出闪亮的光彩。在他的脑海里，深印着八路军爱人民的动人情景，装满了八路军打鬼子的壮烈事迹。他渴望着能当一名八路军战士。

3月里的一天，邹县县政府的警卫连又住进了瓦曲村。孔祥坦闻讯跑到了部队驻地，一连声地嚷着要参军。战士们便带他到了连长陈广山那里。高大魁梧的陈连长打量着这个衣衫破旧，又矮小又黑瘦的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当八路军呢”

孔祥坦抬头看看和蔼的连长，又转脸望望周围的战士，说：“八路军对老百姓好，能打日本鬼子。”“当八路军可是很苦啊！”“我不怕！不打走鬼子更苦。”

几句话，表达了孔祥坦执意参军的决心，同志们都喜欢上了他，可是他毕竟还小呀！瞧他那单薄嫩弱的身骨，能经受得艰苦战争的磨炼吗？这可真叫人担心。有个战士提起手中的汉阳造步枪，比量了一下孔祥坦的身个，正好一般高，子是说道：“你这么小，能当兵吗”“我还能不长了吗”孔祥坦不高兴了，面带气色地回答：“哼！别看个子小，背支大枪没问题！”说着就动手去抓枪，那战士慌忙把枪抽了回去。

这下可把大家都逗乐了。陈连长脸上也露出了笑，他欣喜地着着孔祥坦那股倔强劲头，禁不住夸赞说：“好！有骨气！”

细心的九班长注意到孔祥坦的行动，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倔强的小战士。一天，他见孔祥坦又在磨刺刀，凑上前故意问道：“孔祥坦，干吗老磨刺刀呢？”孔祥坦笑笑，用手试试刀刃，说：“磨快了好捅敌人！”班长理解他坚决杀敌的心情，便鼓励说：“对！把刀磨快，准备和敌人干！”说到干，孔祥坦跳了起来，手挥雪亮的刺刀说：“我一定干掉几个鬼子汉奸！”

英勇不屈

转眼一年过去了。这时，敌人集中了优势兵力，加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我反“扫荡”，反“蚕食”的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打，斗争更加艰苦。春季里的一天，战士们在十八盘山上，又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十八盘山，高耸陡峭，乱石嶙峋，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巍然屹立。孔祥坦他们班首当其冲，奉命守卫在崮顶。阵地的左面是高大的石壁，右侧是陡深的沟谷，凭着这险要的地势，战士们迅速构筑起了工事。孔祥坦面对着数倍于我的敌人，镇定自若，先把子弹推上枪膛，又将手榴弹揭开盖儿，一个一个依次摆在了面前。鬼子开始进攻了。班长向大家高声喊道：“同志们！准备好呐，把小鬼子打回去！”

应着班长的命令，孔祥坦伸手就抓起了两个手榴弹。眼瞅着一小队鬼子猫腰弓背地渐渐挨近了阵地，刚等班长喊出个打字，他就“嘿”的一声甩了出去，接着，全班战士一连十几个手榴弹也砸在了鬼子群中，只见“轰隆隆”一阵爆炸，火光冲起，铁石飞迸，炸得鬼子嗥嚎乱叫，掉头逃了下去。战士们越战越勇，接连又打垮了鬼子的两次冲锋。恼羞成怒的敌人看到强攻不成，便疯狂地向山顶展开了炮击。

密集的炮弹嘶叫着落在山头上爆炸，浓烈的烟火笼罩着整个阵地。孔祥坦一面照料着负伤的同志，一面警惕地注视着山下。他就像一头勇猛的雄狮，坚守着炮火中的山头。

炮声一停，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十几个鬼子狂叫着冲上山来。这时候，全班只剩下孔祥坦和另一个战士。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孔祥坦坚定地对战友说：“不要怕，沉住气打，坚持就是胜利！”战友看他从容不迫的神色，受到了很大鼓舞，坚定地点了点头。两个人从牺牲的同志身上拣起了武器，又愤怒地向敌人开火。

激烈的搏斗持续着，最后，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摔完了，阵地上也只剩下了孔祥坦一个人，鬼子见此情景，便放开了胆子，包围上来。孔祥坦看透了敌人的目的，在这生死关头，他毫无惧色，鄙弃地瞅瞅逼近的敌人，咬牙说道。“宁做战死鬼，也不当俘虏！”然后掉头向右猛跑几步，伏身滚下了大沟……

桃花山上

拂晓时，部队控制了整个山顶。孔祥坦率领的二班扼守要口，开上了最前沿。刚进入阵地，民兵紧随着送来了大量的弹药。孔祥坦看到一箱箱乌亮的手榴弹，高兴得眉开眼笑：“好啊，有了它，敌人就别想上来。”送弹药的民兵充满期望地说：“同志，就看你们的了!”孔祥坦迎着对方热切的目光，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们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窜过山一步！”

这一番话，说出了全班战士的决心。同志们懂得这次战斗胜败的意义，便加紧了战斗准备。大家沿一条长长的石围子散开，迅速地支好了步枪，摆上了手榴弹，架起了轻机枪。

太阳渐渐升高起来，等到吃早饭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了。先是十几门炮狂轰滥炸了一阵，接着轻重机枪一齐扫射，掩护着匪兵冲上山来。孔祥坦伏在石墙后面，不动声色地盯着蜂拥逼来的敌群：40米、30米，20米……眼看就到跟前了，阵地上响起孔祥坦爆炸般的喊声。“打呀！”战士们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很快把敌人赶下了山。

首战得胜，战士们兴高采烈，议论道：“原来这顽固军也是草包啊！”

孔祥坦听了接上说：“这些家伙是欺软怕硬，对付他们就不能客气。”说着，他又来到石墙豁口，给机枪手鼓劲：“伙计，使劲打呀！”

大个子机枪手憨厚地笑笑，说：“放心吧班长，有狗杂种们好看的……”

话犹未了，山下的机枪响了，敌人又冲了上来。顷刻，阵地上又打成一片火海……

同志们见此情景，惊喜万分。这时，排长派来了送信的战士，报告说：“二班长，我们的运河支队来了，连里命令出击。”

孔祥坦听到命令，“咔嚓”一声把刺刀上了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跳出工事，带头杀了下去。

大战古城

仗越打越多，也越打越精，孔祥坦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战斗中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面，又顽强又灵活，被同志们誉为勇猛的“小老虎。”

1947年7月，部队包围了盘踞在古城曲阜的守敌。孔祥坦担任了突击队长，又一次抢到了主攻任务。

在西门外，突击队的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这时，孔祥坦却显得格外沉静。他盯着壁垒森严的古城，心里琢磨着攻城的点子。他乘着夜色，亲自爬到了城下的鹿砦前，细心地观察了地形。等回来讨论战斗方案时，他显得胸有成竹。刚提到爆破人选，他就抢先开了口：“城门包给我了！”

同志们都想打头阵。他摆手说：“谁也不用争，我比你们熟悉地形，同志们有劲到城里狠狠干吧！”

大家都了解孔祥坦的脾气，知道他抢到手的任务决不会撒开，也就不再争抢，便鼓足了劲头磨刀擦枪，准备战斗。

总攻命令终于传达下来，战斗打响了！

孔祥坦立即带队向西门靠近。等到爆破鹿砦的炸药一响，他飞快地挟起炸药包，冒着弹雨扑向城门，刹那间，“轰隆”一声，高大牢固的城门炸开了口子。烟雾中，孔祥坦迅速带领突击队攻进城去。

枪弹声，拼杀声震耳欲聋，摇撼着整个古城。突击队象一把锐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一直打到了县政府。惊慌失措的敌人顿时溃乱败退了。孔祥坦马上又带领战士们向北门扑去。

一路直插猛打，突击队飞快攻到了北门。这时，敌人的一挺机枪正疯狂向我攻城部队射击，孔祥坦见状，把牙一咬，“我去干掉它！”说着弯腰冲了过去。他挥手向敌人扔了个手榴弹，借着弥漫的硝烟，跃身扑了上去，一把就把机枪夺了过来，然后掉转方向，狠狠地向顽抗的敌人打去。

这时候，战士们迅速攻上城楼，占领了整个北门，我后续部队源源冲入城内，古城上空飘起了鲜红的战旗……

这一仗，突击队歼灭敌人150多人，缴获了100多支枪和两门小炮。孔祥坦也荣获“甲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血洒淮海

岁月在硝烟里度过，英雄在战斗中成长。1948年秋，孔祥坦担任了某部一营营长，接着，他随部队浩荡南下，投入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奉命在徐州南线阻击敌人。

沿津浦铁路向南，二堡地段的广阔原野上，筑起一道道坚固的工事，英雄的战士们紧握枪杆，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钢铁防线。这时的孔祥坦，心里一刻也不能平静，他感到了自己肩头担子的分量。他跑遍全营，亲自检查阵地，进行战前动员。大家都对战斗充满了必胜信念。

11月14日，上级传来了进逼牵制敌人的指示。孔祥坦接到命令毫不迟疑，立即率领全营向敌人一个团发起了猛烈攻击。

冒着纷飞的枪弹，战士们像脱弓的利箭一样射向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敌人预感到末日来临，狗急跳墙，疯狂垂死地挣扎着。火光照着血影飞闪，战斗打得艰苦而又残酷。

在激烈的战斗中，部队飞速向前推进，一举击溃了盘踞在一堡的一个营的守敌。这时，孔祥坦不失战机，马上又发出了进攻二堡的命令，正当他飞身向前冲杀的时候，敌人的子弹突然打中了他的腹部……

入伍以来，孔祥坦参加过126次战斗。他捉到的俘虏足有一个营，他缴获的武器可以装备四个连，他曾八次负伤，他荣获了“甲级战斗英雄”和“华东二级人民英雄”的称号，可是今天，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英雄却倒下了，永远倒下了。

孔祥坦在医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前线，战士们悲愤已极，他们把哀痛压在枪膛里，把仇恨凝在刀尖上，英勇地杀向敌人，终于迎来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孔祥坦烈士永垂不朽！

山东抗日爱国老将孔昭同

刘志钦赵良

报国无门

彷徨于人生道路

孔昭同，字从吾，1880年生。原籍曲阜县姐庄村。曾祖父时，迁居滕县城北西柳泉庄。祖父孔继春，清道光甲辰科举人。父亲孔广赞，叔父孔广质及兄长孔昭汉均以耕读为本。

孔昭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自幼苦读经书，博览群籍，18岁考中秀才。青年时代的孔昭同，正处于清王朝末期，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列强压境。孔昭同对此忧愤在心，矢志报国。

1908年，孔昭同经人介绍，入江北陆军学校学习。他心情激奋，认为从此可以实现弃文习武，投笔从戎，抵御外侮，拯救国家于危亡的夙愿。毕业后，见习于民国政府的模范团。

1913年，孔昭同被编入陆军第五师任连长，开赴云南。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翌年，袁世凯败亡，北洋军阀分裂，孔昭同离开队伍归乡。途中，他精神颓丧，在乘船渡江时又不幸遇盗，力不敌贼，翻落水中，幸而得救脱险。回到家乡的孔昭同，面对风云变幻的时局，对自己以后之作为拿不定主意，因而陷于忧闷和矛盾之中。

后来，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了扩充实力，竭力招兵买马，连连敦促他的旧属孔昭同归队。孔昭同颇讲义气，不忍回绝孙的邀请，便离乡南下，在孙传芳的陆军十二师任营长。因他带兵有方，又与孙传芳同是山东人，所以很快擢升为团长。

1923年，孙传芳率部由湖北进入闽，为福建省军务督理。孔昭同又被晋升为陆军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兼兴（化）泉（州）警备司令。1926年以后，他又先后担任孙传芳第二十九混成旅中将旅长兼兴（化）泉(州)永（春）镇守使和第十三师师长等职。

翌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孙传芳部士气低落，向北溃退。早就想从军阀之问尔虞我诈、倾轧混战之中解脱出来的孔昭同，乘混乱之机，携其眷属及秘书刘元甫潜回济南，在济南过了六年解甲赋闲生涯。

1933年，孔昭同离开济南回到滕县，在滕县城南购置一处寓所，又在东门里开设一处同仁堂药店。孔昭同开药店为的是济世活人。因此，有些付不起药费的贫穷人家，来药店抓药，孔昭同总是吩咐伙计免费付药。当时，穷苦人都称“同仁堂”是“慈善堂”，“救命堂”。

孔昭同每逢出门上街，常有穷人围拢乞讨，孔昭同就叫随从施舍铜钱。这种沿街施舍，被人称为“舍街”。

孔昭同在乡期间，曾慷慨出资，兴办了一处义学，并对拿不起学费的穷人家的孩子给予资助。这所义学，就是解放后当地柳泉庄小学的前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孔昭同一面教育子女，学文练武，共赴国难，一面向乡亲们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大家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这年，范铭枢先生到滕县，他以讲学为名，宣传抗日。由陈慕唐先生引荐，范铭枢会见了孔昭同。孔昭同设宴款待范先生，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促膝抵掌，彻夜长谈。

在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上，两人一拍即合。当谈到抗日武装队伍的番号时，孔昭同担心蒋介石不承认自己组织的抗日队伍，想通过范铭枢先生，向冯玉祥要求加给番号。范铭枢先生说：“用不着跟他去要求，也用不着要什么名义，更用不着考虑谁允许不允许。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力量组织军队，就大胆地干吧！”孔昭同深受启发，当即说道：“范先生所言极是，国家是炎黄子孙共有的，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私产。军队是人民的膏血所供养，也不是蒋氏的御林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蒋氏不恩准，孔某也要拉队伍，抗日救亡，尽忠报国！”

是年12月，日寇沿津浦铁路，先后占领济南，泰安，兖州等地，继续向邹县进犯，滕县危在旦夕。当地一些“士绅名流”，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互相串通，想和用孔昭同的威望，出面成立“维持会”迎接日寇进城。当他们联合了滕县八大家绅士和头面人物，登门去面见孔昭同时，孔昭同当即严词责备道：“干‘维持会，是汉奸，是民族败类。你们谁要当卖国贼，随你们的便。我是坚决不当日本强盗的看家狗！”

成立自卫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1月5日，日本军队攻占了邹县南部的两下店，滕（县）薛（城）震动。中共地下党组织于1月底，发动群众组织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在枣庄镇（今枣庄市）成立了司令部和招编处。为了团结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便推举在阎锡山部当过军长的杨士元担任司令，孔昭同任副司令，谭淞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共产党员董开犬担任了自卫军的政治领导工作。当时，这支队伍只有500余人，200条枪。2月间，自卫军开到敌后泗水县张家庄一带，进行抗日活动。

当时，为阻止日寇南侵，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部调川军邓锡侯（孙震代）部驻守滕县界河附近，冒着严寒与日军激战，掩护津浦路正面。孔昭同下令集中了一些裁剪缝纫能手，为川军赶制手套。没有经费，他自己捐，没有布匹他自己献，甚至连儿女们的新婚棉被也献了出来。家里的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抗战国就要亡，哪里还有家呢！”

1938年3月10日，孔昭同的大儿子孔宪尧，正在滕县城里带领游行队伍宣传抗日，日寇飞机突然空袭，狂轰滥炸，百姓死伤枕藉，孔宪尧亦被炸身亡。孔昭同的三儿子孔宪纲，正和伙伴们在家练武，亦同时遇难。孔昭同看到两个儿子都被日寇飞机炸死，顿时激起他无限悲愤。他身披黄带，上写“上尽国忠，下报家仇”八个遒劲大字，披星戴月，奔波于城乡，宣传抗日救亡，发动青壮年参加抗日武装。为了购置枪支，家庭财产变卖几尽。因而，自卫军有了很大发展。

3月17日，滕县失守。国民党的滕县县长周同逃走。泗水县的汉奸张宪荣部，乘机袭击了自卫军。自卫军遭受很大损失。杨士元和孔昭同率司令部机关等部分人员撤退到临沂县内，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在鲁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朱道南，董开夫等在临城（今薛城）商量对策。他们商定由董开夫去徐州，请求中共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回鲁南主持敌后抗战工作。郭子化当即介绍张光中和董开夫二人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兼第五游击总司令李明扬处，要求加给自卫军正式番号。李明扬批准自卫军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并委任张光中为司令。

4月，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重新组建。经孔昭同联络，邹县乡师校长刘昭汉率领一部人员参加了自卫军，部队又发展到100人。此后，吉鸿昌将军的弟弟吉仿勇和高通，杨尧等共产党人也来鲁南，帮助孔昭同进行抗日武装建设。队伍日益扩大。这年秋季，自卫军在滕县顾家庙村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会上，孔昭同慷慨陈词，热泪纵横，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致表示坚决抗战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

坚持游击战创建根据地

由于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部不断制造摩擦，日伪军也屡次袭击，自卫军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和发展自卫军，孔昭同利用和石友三的旧关系，使自卫军接受了国民党第十集团军的建制，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第一纵队，孔昭同被任命为司令。不久，又改编为第十集团军暂编第六师，孔昭同任六师师长。这时，原自卫军第一支队司令董尧卿率部队在峄县西部孤军作战。孔昭同便派人前往联系，商约合作抗战。董尧卿和董开夫于1938年9月下旬，率部在黄土崖村与孔昭同六师汇合，加入六师序列，编为该师第二旅，董尧卿任旅长，董开夫任政治部主任。至此，暂编六师已拥有三个旅及一个特务团。

12月，石友三部离鲁去冀。孔昭同不想跟他走。因为通过这一个时期的观察，他已认识到只有跟随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方有出路。但当时他又苦于无法和共产党、八路军联系，正在徬徨之际，而董开夫便向他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并愿意为他联系。孔昭同喜出望外，忙说道：“你该早说啊l这就好了！”接着董开夫劝他甩开石友三，坚持鲁南抗战。孔昭同爽快地接受了董开夫的建议。后来石友三派人带其亲笔信来，说服孔昭同随他北上，孔昭同断然拒绝。他说：“要我走，走了怎么抗日？坚持鲁南抗战是我的宿愿，决不动摇。”他果断地命令其所属部队由邹县城前，田黄一带，迅速南下。并增编一个独立旅，委任董开夫为旅长。

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部入鲁后，也曾派人劝说孔昭同接受他的部队番号，亦被孔昭同婉言谢绝。

此后，孔昭同率部转战于抱犊崮山区，一年之间，与日伪军作战三四十次，不断打击敌人。1939年3月22日，孔昭同率部在滕县龙岭山下任庄附近，与百多名日军遭遇。孔昭同当即命令所部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他振臂高呼：“尧，纲两儿，其魂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喊罢，他脱掉皮袄，赤膊上阵，亲率战士与敌厮杀。日军不支，仓皇败逃。孔昭同率部追击20多里方回。

任庄一战，日军丢了脸。他们又集两千多人，分四路围攻龙岭山。孔昭同便指挥其部队沉着应战，寻机胜利突围。孔昭同的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近千人。

是年夏初的一天夜里，孔昭同的部队刚转移到西山腰村不久，就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尽管部队迅速突围，损失还是相当严重．日军的这次反常的夜间奔袭，引起了孔昭同的警惕和深思。经过调查，察觉他的族兄，副官孔昭令有通敌活动，便设计将其抓捕。在取得确凿物证和口供后，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了其族兄的罪行，并立即处决。他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使军威大振，群众也深受感动。群众编了歌谣，热情地赞扬孔昭同。

游击队，

遍滕县，

大家不要一样看。

要受穷跟周同，

坚决抗战的是孔昭同。

钦佩八路军靠拢共产党

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由鲁西到达抱犊崮山区。孔昭同对八路军的到来十分高兴。两军很快取得了联系。在会师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孔昭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称八路军是“真正坚持抗日的队伍”。并对他们远征山东进行抗日表示热烈欢迎。会后他派代表携带物品慰劳八路军指战员。两军关系日益密切。

当时，在抱犊崮山区有一山村叫文王峪，被地主武装盘据，不断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一五师首长命令六八六团打掉这个据点，并指示师部参谋周乐亭带领孔昭同部的二旅部分兵力，配合作战。孔昭同部的官、兵亲眼看到八路军英勇善战，非常钦佩。战斗结束后孔昭同对八路军倍加称赞，多次派董开夫旅长到一一五师讨论共同抗日及根据地建设等事宜，并正式委任周乐亭为上校参谋长。不久，他又派刘元甫秘书长和董开夫旅长前往。表示愿意接受一一五师领导，要求派干部到自己的师部去工作，以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亲自接待了他们二人。这次会面后，罗政委根据孔昭同的意愿，即派黄玉昆同志到孔昭同师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到董尧卿旅任政治部主任。

12月，驻在抱犊崮山区的顽固派保安二师申宪武部，叫嚣李仙洲要率大军入鲁打八路军。同时，国民党五十七军也派人到孔昭同师部游说，要孔师长靠拢他们。孔昭同师第一旅旅长刘昭汉动摇了。他威胁孔昭同不要与八路军合作，否则他就把部队带走。面对这一严重情况，董开夫，曹正之等及时向一一五师领导作了汇报，周乐亭被召回一一五师，由罗政委亲自作了指示。决定消灭保安二师申宪武部和驻在东江村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两个团，扫除抱犊崮根据地内部的敌人，由六八六团围歼了申宪武部，周乐亭带董尧卿旅消灭了东江村之敌，给顽固派一个有力回击。此后，董尧卿旅经常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协同作战，并取得多次胜利战果。

1940年2月，一一五师调集六八六团，特务团，苏鲁支队等部，收复了滕（县），费（县）之间的重镇—白彦镇，消灭了汉奸孙鹤龄部。孔昭同率部参加了这次战斗。白彦收复后，营救出被孙鹤龄捉去作人质的孔昭同的眷属，这使孔昭同非常感动。特别是他目睹了八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以及亲同手足的官兵关系，因而更加坚定了他跟随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于是，他在将董尧卿部归还八路军建制后，又郑重地向一一五师要求改编自己的军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4月，孔昭同所部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电委孔昭同任司令。

抗日救国鞠躬尽瘁

1940年2月，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在鲁南成立时，孔昭同当选为常委。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青驼寺（今属沂南县）隆重开幕。到会代表300余人。大会历时一个月。孔昭同抱病出席了大会。他推彭畏三为鲁南代表作大会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好评。范铭枢参议长曾说过：“孔昭同此人我接触过。我觉得这个人很好。他虽系行伍出身，但与众不同。他是向军阀作斗争、与旧军界不和而解甲归里的。”

这年秋天，孔昭同奉命率部开往邹东（今平邑县境）休整待命。由于战事频繁，操劳过度，加以营养不良，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国民党保安二师申宪武得悉后，乘一一五师主力远征之机，在邹东田黄一带，向孔部发动突然袭击。孔晤同强支病体，冒着纷飞的炮火，指挥部队反击。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待增援部队到达，击溃了申宪武部，才转危为安。田黄自卫战结束之后，孔昭同的病情急剧恶化，当即被送往一一五师卫生部医院抢救治疗。住院期间，师首长罗荣桓，陈光，肖华等曾多次派人或专程前往医院探望。孔昭同在医院，虽经多方治疗，终因病情严重，于1940年11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60岁。

吾自抗战以来，将近三载，意欲上尽国忠，下报家仇，以完成伟大之事业。不意吾身染不治之病，危在旦夕，使我未成之业，中途而止，实乃吾终身之憾事也。犬子宪绍，年幼无知，恐亦难继承吾志，惟望各位和衷共济，协同杀敌，吾在九泉亦瞑目矣。切切此嘱。

鲁南地区党政军民各界联合成立了孔昭同治丧处，12月12日在费县卓庄(今属平邑县)举行了追悼大会。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师首长，鲁南地区党政军和各界知名人士送了挽联。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挽联上写道。孔老先生，热爱真理，两民族，为国家，不惜任何牺牲，英勇奋斗；齐鲁人士，应该学习，反投降，反内战，发挥伟大力量！

李朝杰烈士传略

赵振清

李朝杰1913年1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小薛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6岁上学，由于家境贫寒13岁失学，开始从师学医，逐步掌握了一些病理，药理知识，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1929年，他16岁时，考入清平县师范讲习所。他经历了生活的磨炼和失学的挫折之后，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他更加勤奋学习，刻苦读书。1931年，在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他又考入临清，夏津，馆陶，清平，冠县，邱县六县集资联合兴办的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临清乡师）继续读书。

临清乡师成立之前，这里有一所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当时在该校求学的李恩荣（字耀庭，后改名李华光）是该校共产党的负责人。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撤销后，李恩荣转入临清乡师继续学习，并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乡师”建校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临清市的青年学生无不义愤填膺，这些学生，大多是家境贫寒的农村青年，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而且更有改变现实的革命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连数日，他们走向街头，示威游行，撒传单，喊口号，抵制日货揭露和抨击日军的侵略罪行。在这如火如荼的抗日运动中，临清乡师的党组织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

李朝杰在乡师学习期间，秘密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全校学生的积极分子，临清乡师党组织的创建人李恩荣根据上级指示，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李朝杰就是1931年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同年底乡师成立了党支部，李朝杰任组织委员。不久，由于叛徒出卖，组织决定一些党员撤离乡师，转移到农村开展党的工作。临清乡师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由李朝杰接任。

临清乡师党支部在李朝杰的领导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和反对帝国主义。还组织同学们参加读书会开展宣传工作。读书会是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的一个课外学习组织，实际上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班读书会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参加读书会的人，除党员外全是积极分子和党的发展对象。读书会经常组织学生阅读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和马列主义著作，从而使学生们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李朝杰等同志还经常以组织演讲会、贴墙报，演话剧等形式进行宣传，并在这些活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当时，在城镇以李朝杰为主组织的学生队伍，在临清地区很快汇集成一支较强的革命力量，为开展抗日活动奠定了基础。

党组织秘密串连，集合了更多学生与当局进行说理斗争。斗争持续了一周，罢课风潮继续扩大，六县教育科长被迫口头答应接受同学们的要求，但又密令学校提前放假，遂使学潮不了了之，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罢课斗争，打击了反动政府的反动气焰，鼓舞了革命青年的斗志。

1933年4月，由于反动教师徐子明污辱欺压学生，乡师党支部和学生自治会发动了第二次学潮。当时几个班都罢了课，并贴出“打倒徐小鬼”，“徐小鬼滚出去”等大标语。罢课三四天，经校长多方调解，始告平息。不久徐子明被调离了学校，学生们取得了胜利。

1934年1月，李朝杰和高景赐，李桂生、江廷桂等商定，利用阴历年节，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他们印刷了大批宣传材料到临清的大街小巷及公共场所散发。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上这年秋天，上海地下党向各地邮寄文件书刊的名单被敌查获。致使国民党临清党部书记谢炳如也令乡师追查。因此，在乡师发生了查抄进步书刊的事件。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及时将文件转移出去，使敌人扑了空。此事发生不久，学校以种种借口将李朝杰及其他三位同学开除了学籍。

1938年5月，李朝杰去临清找到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长尉景平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李朝杰恢复了党的关系之后，工作更加勤恳，并改名为李甦，象征着他在政治上的复苏。当时，清平县还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机关，但他很注意党的发展工作。从青年抗日救国团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不久便在三十间瓦房，小薛楼，张官营，孔集等村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同年秋，在临清特委，专署工作的方静轩等同志受组织派遣，陆续回到清平，分别到二，三、四，五区工作．同时建立了区的领导机构。因而清平党组织发展很快。秋末，在清临特委郭少英的帮助下，中共清平县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李朝杰担任工委书记。

1938年底，聊城、临清，清平先后沦陷。当时虽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但日军占领县城以后，国民党地方势力与敌人相互勾结，经常制造摩擦，进行反共。为了适应形势，清平的党组织只好转入了地下。1939年上半年，鲁西四地委（运东地委）决定，撤销清平县工委，成立中共清平县委。李朝杰任县委书记。

李朝杰在任工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期间，以教书和行医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在许庄，马庄及三十间瓦房一带，广泛接触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不仅能团结贫苦农民，还注意团结小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在这一带只要提起李朝杰，尽人皆知，都尊称他为李老师。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政治水平。

1938年秋天，青年抗日救国团虽尚能公开进行活动，但当时的县国民党当局处处进行刁难，限制他们的活动。秋末的一天，李朝杰等人主动去清平县城找国民党县长冷玉瑛，县党部书记郭子英谈判，争取其承认青年抗日救国团，并与官办的“抗日团体动委会”享受同样待遇发给经费。他们强词夺理，说什么：“你们在西部活动离临清太近(临清驻有八路军和鲁西特委等机关)，要领经费，必须搬到城里来并进行登记注册，呈送青年抗日救国团名单”等等。李朝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据理力争。“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人人皆有守土抗战的神圣责任，离临清近又有什么关系国共合作抗战，你们为什么还反对共产党全县青年都是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成员，还要什么名单？你们也应当搬到乡下去，清平县的人民百分之九十的都住在乡下，为什么抗日团体要搬到城里来？”李朝杰义正词严，驳得他们辞穷理屈，哑口无言，只是被动地应付，拖延。

不几天，国民党县长冷玉瑛故作姿态召集商，学等各界名流，开会讨论所谓抗日救国大计。李朝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李朝杰在会上就依靠群众全民抗战及一党专政还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博得了广大听众一阵阵鼓掌喝彩，轰动了整个会场。很快传遍清平县城。吓得冷玉瑛，郭子英不得不立即休会，停止了讨论。这次会议既宣传了我党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抗战的方针，又阐明了广泛争取社会名流，开明绅士为抗战贡献力量的统一战略政策。李朝杰的外祖父家是五区郝马庄的大地主，外号叫郭二关东。世代为农，兼营点磨粉等手工作坊，在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他是位开明人士，在当地也有些名望。李朝杰被乡师开除后，就住在这里以教书，行医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曾得到他的极大帮助。他还借绘手枪和部分子弹掩护了许多干部。1939年秋，县委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为与会人员提供过吃、住条件和安全保护。这在日、伪，顽统治区，我党处在地下活动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朝杰自幼是一个跛脚残疾人，行动不便，给他在敌占区活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县委的同志为了照顾他的安全，到各区检查工作，一般不让他去。但是，他有毅力，有韧劲，意志坚强，凡是重要事情他都坚持亲自去做。他曾到过冯寿彭统治严密的三区和二区开展工作，也曾经亲自到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打交道。为了抗日救国，他历尽千辛万苦。

1940年1月，在中共清平县委活动的驻地五区三十间瓦房村发生了突然事变，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冯二皮部公开破坏了瓦房村的党组织，五区区委委员兼村党支部书记李斯陶被捕惨遭杀害。这就是清平党史上的“瓦房事件”。当敌人去小薛楼村逮捕李朝杰时，由于事先得到消息，全家老少已经转移，敌人又抓去了他的伯父和叔父。因为清平环境的恶化，运东地委决定将李朝杰调离清平县。

同年1月底，李朝杰到运东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这年秋天，为了贯彻中央北方局巩固党的决定．地委和各县委都召开了党员会议，学习讨论决定精神联系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这次会议，不仅提高了全体党员的素质，而且使一部分新党员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大大加强。这些收获是与当时的地委，特别是与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坚决贯彻上级党的指示分不开的，其中李朝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疯狂“扫荡”，我军居无定所，每夜行军，生活十分艰苦。这年六月的一天拂晓，地委专署驻地荏平城南的张小庄，被敌人包围。警卫部队是刚刚组建的，缺乏战斗经验，不少的同志都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李朝杰由于生理缺陷，无法突围，便在群众的帮助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幸免子难。

1940年秋，李朝杰调到筑先县（聊城）任县委书记。在党的建设和扩大军队等工作中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1年冬，李朝杰积劳成疾，难以坚持工作，被转到东阿县三区的马安庄休息医治。不久伪军特务发现，1942年1月17日夜间，李朝杰同志被枪杀于村头，时年29岁。

李朝杰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那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勇于实践、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朝杰同志永垂不朽！

志愿军二级英雄李耘田

荣成县民政局

李耘田，1930年农历三月出生于荣成县伟德山区（现为崖西乡）上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0岁时，在院东村集贤寺上小学。学校的一位老师是共产党员，他向学生们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校园内充满了进步气氛。在这里，李耘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40年，日寇入侵荣成，家乡的大好河山遭鬼子铁蹄的践踏。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同年农历正月十三，国民党郑维屏部溃逃的残兵散勇在上庄村到处抢劫。匪徒走后，街上丢下一些皮包，军装和枪支弹药。学校老师号召学生上街拣武器上交八路军。李耘田中午放学回家后，顾不上吃饭，急忙跑出了家门。他捡到一支马拐子枪，一颗手榴弹和一个望远镜，他把这些武器藏到“家庙”的烟囱里。第二天，我区中队来村敛收武器，李耘田兴冲冲地把武器交给了区中队的张同志。

1941年农历三月廿八日，日伪军来崖西村修筑据点。李耘田的哥哥李公田被日本鬼子抓了壮丁。后来，李公田寻机逃跑回家，藏到村北伟德山上，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睡在山上的石洞里，一直过了半年。李耘田每天早晚爬山给哥哥送饭，通情报。

家庭遭劫，哥哥被抓、挨打，流浪，在李耘田的心田里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他常对妈妈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去打日本鬼子！”

同年夏季的一天黄昏，县独立营在上庄村头休息。李耘田和一群儿童团员围拢上来，遇见了原在区中队的张同志(张同志已升到县独立营)。当李耘田得知部队要过伟德山夜袭南兰格伪军据点时，双手扯住张同志的衣襟央求道：“我要跟你们去打鬼子！”因他年龄小，部队没同意。

1942年，李耘田担任了村儿童团长，他在老师的指导下，经常带领团员们，扛着红缨枪，练操，站岗，放哨，还进行抗日宣传。

同年冬，日伪军对上庄村一带进行“大扫荡”，李耘田的家被抢劫一空。父亲惨遭日伪军毒打，一个多月卧床不起。李耘田望着父亲的遍体伤痕，更加仇恨日本鬼子和汉奸，更加向往参加人民军队。

学校开展拾“拥军草”的活动，李耘田起早贪黑，爬高山掏松毛，攀高树拆喜鹊窝，全村数他拾得多。村里号召团员送优属“寿桃”，李耘田回家央求妈妈道：“给我蒸一个最大的优属‘寿桃’吧，往后我不要饽饽吃了。”妈妈望着这懂事的孩子，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还把过年积攒起来的守岁钱，一次就自愿捐出20多个铜子，送给村民兵购买军用品。由于他优秀积极，成绩显著，村评他为优属模范。

1943年冬，李耘田小学毕业了。‘他满怀抗日救国的决心，找民兵连长要求参加民兵。因他年龄小，个头矮，民兵连没收他。可他没泄气，民兵集合，他跟着集合，民兵练操，他跟着练操，民兵背长枪，他就扛红缨枪。后来，民兵连长见他人小志气大，说话办事利索，就让他当了民兵连的小通讯员。

1945年春节后，李耘田多次找村长要求参军。村长很喜欢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但是仍然耐心地对他说：“别着急，再等一年，我一定送你去参军。”

李耘田要求当兵的事传到他父母耳朵里。一天晚上，母亲对他说：“庚午（李耘田的乳名）啊，不是妈扯你的后腿，你太小了，出远门儿，妈一百个不放心，等长大了，任你远走高飞。”李耘田动感情地劝慰道：“日本鬼子和汉奸串通一起，今儿个烧杀，明几个抢劫，爹和哥被抓、被打，哪还有咱的好日子过。我年龄是小，可我一年小二年大。现在不当兵，啥时才能打鬼子”

同年2月，李耘田到隆峰村受训。学习期间，他向区中队长要求入伍，中队长看着他那稚气的圆脸，连连摇头。这回李耘田可是铁了心了，不论中队长走到哪里，李耘田就跟到那里，扯着中队长的衣襟不放。中队长见他心情迫切，只好答应让他留下试试。4个月后，他随区中队编入县独立营，转过年又编到独立团。

李耘田入伍后，一直随部队在威海驻防。在这期间，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老战士学军事技术。在考核中，他的投弹、射击等军事项目，均取得了优秀成绩。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爆发。我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奋勇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是年秋的一天，李耘田和部队的车侠到距他村五里路的埠东夼村拉菜。不料马病了，他领车伏到他村找兽医给马看病。这是李耘田入伍以来第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里，他吃着煮鸡蛋和花生米，向亲人们介绍着部队的战斗生活，临走时，李耘田对妈妈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本想来家过太平日子，可是蒋介石不让，他挥舞屠刀，发动内战，想重新骑在咱们老百姓头上。等打败蒋介石，我再来看望你老人家。”

不久，李耘田随部队升级到了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三营九连。

同年12月，李耘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4月，潍县战役打响了。当时任班长的李耘田，参加了潍县九龙山战斗和潍县北关战斗。

在潍县九龙山战斗中，李耘田带领全班战士率先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在准备攀登城墙的时候，他与两名战士掉进了深壕。他们爬出壕沟后，先炸毁了壕边的一座地堡，随即攀登城墙。墙面长满青苔，湿滑难攀，李耘田两次都滑落下来。第三次攀登接近墙顶时，一把抓住铁丝网，双手顿时鲜血直淌。这时，右侧一个地堡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随即向他们打来。李耘田机智地向地堡扔去一块砖头，趁敌人惊慌之际，猛地跃上围墙，随着一声“打”，三颗手榴弹投向地堡，消灭了堡内敌人。此时，其他两个战斗小组相继攻了上来。李耘田命第一组掩护，亲率第二组接连攻下了敌人两个地堡，接着，他们乘胜前进，直插敌纵深，又摧毁了七个地堡。在潍县北关战斗中，李耘田带领全班向前运动时，敌人集中火力阻止我部队前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耘田急中生智，选择有利地形，带领全班战士迅速爬上围墙，先向敌群抛掷炸药包，接着用冲锋枪猛扫，顷刻间，敌阵地烟雾弥漫，他们趁势冲进围墙，将敌击溃。在这次战斗中，李耘田消灭了四个敌人，自己也负了重伤。

潍县战役结束后，部队为表彰李耘田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他记功六次，其中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并被誉为潍县战役“四勇士”之一。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授予他“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的称号。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在徐井崖战斗中，已经担任排长的李耘田，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指挥爆破组连续炸开了两道鹿砦。战斗中，李耘田的右腿负伤，流血不止，他不顾一切地带领全排战士勇猛冲杀。

在新庄战斗中，我第一梯队进攻受阻。在这紧要关头，李耘田立即率领第二梯队直插敌阵地，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我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越战越勇。敌人终于招架不住，顿时阵脚大乱，往后溃退。由于战斗打得异常残酷，全排战士也伤亡大半。此时此刻，李耘田同战友们抱定了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信念，顽强地坚守了一昼夜，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反扑。待我后续部队赶到，李耘田又不顾伤痛，带领战士们奋勇追击敌人。他的左臂和两腿相继负伤，但仍然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

全国解放后，李耘田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表彰大会。紧接着又投入了剿匪，军管等新的战斗。

1950年，中央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准备培养一批军事干部，部队决定选送李耘田去苏联学习。正当他满怀喜悦的心情等待赴苏之际，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丧心病狂地在朝鲜燃起了罪恶的战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李耘田放弃了赴苏学习的机会，向部队递交了一张又一张的请战书。不久，他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来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

1950年11月，在朝鲜第二次战役的新兴里战斗中，李耘田任某部四连连长。当时，四连奉命和六连一起向敌后穿插，夺取新兴里东的公路大桥，以切断长津湖两岸敌人的联系和湖北之敌的退路，为总攻作准备。当四连接近大桥时，后面的六连突然与敌遭遇。为了尽快完成夺桥的任务，李耘田果断地指挥战士们扑向大桥守敌，在攻击中，李耘田的脚负了伤，但他强忍剧痛，继续带领两个排勇猛地向敌主阵地冲去。经过一番激战，阵地上敌人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十多辆卡车，败退下去。李耘田抓住战斗空隙，重新整顿了部队，接着又向敌营指挥所发起攻击。因敌人的炮火太猛，他们第一次攻击失败了。李耘田沉着冷静，命令一部分战士出其不意地绕到敌侧后，他率部队正面突击。在前后夹击卞，敌人抵挡不住，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敌指挥所被我占领了，我军共毙敌30人，缴获重机枪七挺。接着又顺利地夺取了大桥。

敌人不甘心失败，向我疯狂反扑。先是用炮火袭击，阵地上浓烟滚滚。李耘田一面高喊。“同志们，敌人开始反扑了，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时刻到了！”一面指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大桥涌来。李耘田大喊一224声。“给我狠狠地打！”我方火力像一把铁扫帚，把前面的敌人全部扫倒，后面的敌人见状恐慌地败退回去。就这样，李耘田带领部队忍着严寒和饥饿，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顽强地在桥头高地固守了三个昼夜，为总攻开拓了通路。

总攻开始后，李耘田又带领企连连续作战，毙伤敌人80余名，俘敌40余名。

此次战役结束后，因四连战绩卓著，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荣获“新兴卫战斗模范连”称号。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兵团授予李耘田“二级英雄”称号。

1951年3月在朝鲜第五次战役时任二四O团二营营长的李耘田，不幸在朝鲜堡川郡观音山壮烈牺牲。

（滕学才，林治民，王可鹏，岳昌锁整理）

—李铁烈士传略

李宣珊李云中

李铁原名郭庆云，字缦青，又名郭云霄，笔名劫后生、沭谛。祖籍山东省齐河县焦庙乡双庙屯村。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生于济南市西公界28号。8岁入济南薇垣小学（位于大明湖畔寿康楼街）读书。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慧，每学期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1925年至192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是当时该校的优等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激于爱国义愤，赴京请愿。李铁所在的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是山东省赴京请愿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学校，而且他也是积极参加者之一。

李铁进北师大后，参加了校内进步同学在历史系组织的“近代史读书会”。阅读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书籍。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

中华民族的欺辱，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李铁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起来。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于1933年5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日寇侵占华北打开了大门。1935年6月，又派何应钦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撤退了中国在河北及华北的驻军。汉奸殷汝耕则在通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批日军盘踞在长城以北，威逼中华。北平岌岌可危。在这国难临头的形势下，北平学联在党的领导下，于1935年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行动最快，最活跃的学校是北师大，清华大学，燕大学等。李铁在北师大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与爱国学生一起向华北国民党反动当局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一次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严寒的北平，马路上滴水成冰，李铁与同学们不怕反动派的迫害，不怕皮鞭和水龙头，赤手空拳与反动军警英勇搏斗。以后，李铁还相继参加了“一二．一六”大游行，1936年6月13日为反对日军侵占华北的学生示威，以及慰劳绥远抗日将领的募捐等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有利于发动和组织各校同学开展抗日民主救亡运动，1936年，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酝酿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北师大也成立了秘密的“民先”组织(各校情况不同，有的公开，有的秘密)。李铁于1936年下半年被选为北师大“民先”的负责人之一，后任北师大“民先”队长，兼文学院“民先”的负责人，同时还兼任“民先”第十二区队（西城区）的区队长（属十二区队“民先”组织的学校有。北师大，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法商学院，新闻专科学校和师大附中等)。1936年五六月问，李铁经北师大地下党组织考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文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

入党后，李铁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他通过“民先”和学生会等组织，在校内发动和组织进步同学向学校当局和右派学生势力开展斗争。当时，学校历史系有个反动学生叫徐作霖，表面上伪装进步，在校内外有一定影响。但暗地里却时常刺探学生运动的内情，向反动当局通风报信。有一次李铁截获了一封密告信，他立即发动群众，多方调查核实，终于以确凿的事实查明密告人就是徐作霖，当即揭露了徐作霖的反动面目，保证了学生运动的健康发展。

1936年下半年，北师大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日趋激烈。当时学校左派秘密组织有党领导的“民先”。反动组织有国民党CC派的外围组织“诚社”。此外还有个所谓的“饭团”，参加“饭团”的多数是河北省的学生，他们在政治上站在反动派一边，为的是毕业后好找“饭碗”。所以人们讽刺为“饭团”。他们与“诚社”勾结在一起，成为学校反动当局破坏学

生救亡运动的御用工具。他们经常寻衅闹事，故意挑起事端，排斥打击要求抗日的学生，撕毁李铁主编的壁报，并公开成立“武力清共团”、气焰十分嚣张。针对这种情况，左派学生领袖李铁等人，通过“民先”组织，发动进步同学同反动势力的头子展开辩论，并动员全校进步同学联合签名反对“武力清共团”等反动组织，大煞了反动势力的威风。

李铁到北平读书后，每逢假期回到济南，经常与济南一些学校的进步师生保持联系。1933年冬，李铁曾帮助和支持齐鲁中学演出宣扬民主和有进步意义的苏联戏剧《白茶》，在济南引起了轰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李铁利用寒假向济南的同学和青年进行宣传，讲述了北平学生在示威游行时，与反动军警搏斗的情形，介绍平、津学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回到北平后，他将“民先”，“学生救国会”等出版的宣传品陆续寄到济南，其中有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材料，有《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等。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这年寒假，李铁在济南向一些中学的师生介绍当时的政治形势，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党中央率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李铁还与济南学联

负责人一起，组织了一次歌咏会。公开演唱《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李铁同志在北师大历史系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学生大批南下，李铁也回到济南，并在金牛山附近的济南市立中学担任历史教师。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方面组织学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继续反共卖国，对进步青年的言论行动多方监视限制。北师大“饭团”中有的成员也在济南工作，他们在省市教育部门到处散布李铁等进步同学是共产党，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对“义兴公”古玩店老板说：“现在时局不稳，有些‘赤色分子’活动很厉害”同时还讲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郭庆云”。李铁的父亲从老板那里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李铁，李铁迅速向组织做了汇报。为了预防不测，组织决定让李铁和一些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上的同学离开济南。

同年9月底10月初，李铁经山东泰安抵安徽省当涂县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不久，与无锡流亡服务团一起南下，抵江西省南昌市。经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介绍，李铁于1937年底到达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闽浙赣特委所在地，任特委秘书。1938年1月，驻在石塘镇的部队和大多数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集中。这时，李铁随省委机关从石塘镇迁到闽北老根据地崇安县。

5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范式人去江西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要求组织派干部领导当地党的活动。于是，闽浙赣特委决定派李铁去福州。

6月，他风尘仆仆地来到福州。8月，李铁组建了福州工委，并任书记。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以及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在救亡运动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认真克服党在内战时期城市工作中关门主义的错误，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还经常通过各种合法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与各界群众建立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铁根据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反映和各种思想认识，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政治形势，号召和动员各阶层人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福州一带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战地妇女宣传队，抗敌后援会等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市区和郊区扩及连江、罗源、长乐、福清，以及尤溪、蒲田、仙游，惠安，海澄，同安等10多个县份。同时，城市和乡村的党组织也有了很快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福建党的力量。

1938年春，福州开始酝酿成立“民先”组织。李铁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工委成立以后，8月下旬，李铁主持召开了“民先”福州总部成立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先”的性质和任务，讨论了如何开展活动和发展组织等问题。同时，对“民先”福州总部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会后，“民先”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深入到农村，成为抗日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1940年3月，李铁调任闽江特委书记，并直接负责领导福州、闽侯、闽清等地党组织的活动。因此，他经常到这一带布置检查工作。这年二月，我地下党派人从福州运送电台和零件到省委，途经南平，李铁等人作了精心安排，使电台和零件安全运抵闽北崇安武夷山省委驻地。在此期间，李铁在福州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培训当地和暑期回福州的外县学生党员。他还亲自为学员们讲课。

同年下半年，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坚决撤退红军干部与坚决执行隐蔽政策的指示》时，考虑到李铁是党的专职干部，肩负重任，在没有社会职业掩护的情况下，经常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活动，危险性较大，不宜久居南平。于是通过关系，安排李铁到闽清天儒中学任教，以此为掩护，领导闽江特委的工作。天儒中学是一处教会学校，但校长陈世平，思想比较开明，教务主任黄卫世，是我党派去的地下党员，与李铁单线联系，并负责李铁的安全与对外联系工作。那时的天儒中学，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步力量较强，这个环境对李铁的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194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共高潮。这时天儒中学的革命活动也处在高峰阶段，活动形式开始由隐蔽，半隐蔽转向公开化、合法化。李铁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以极大热情，通过公开合法的形式，启发教育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李铁在学校任语文兼历史教师。他在教材中删去陈腐落后不合时宜的内容，选用具有爱国主义的章节，补充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底层生活的进步读物，并结合抗战形势来激发，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思想情操。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在讲解爱国主义内容的课文时，有时悲壮激昂、声泪俱下，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和教育。李铁结合课本，还经常提到朱德，周恩来、叶挺等我党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开拓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李铁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办墙报、时事测验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这一年的圣诞节，李铁等曾组织学生在国民党县政府广场公演反映儿子与汉奸父亲斗争的剧目《父与子》，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演出后，社会震动很大。在天儒中学，李铁诲人不倦的热情，他的学识和才华，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1941年元旦，李铁离开了天儒中学，奔赴闽中。“皖南事变”后，党内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李铁抵闽中后，任闽中党的特派员。年初，李铁在永泰县召开闽中地区县以上干部会，沉痛地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及其教训，分析了当时形势，同时传达了党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监，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他还在蒲田，永泰、长乐等地举办多期干部学习班，轮训班、军事训练班。学习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党纲，党章、党的扰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形势与任务等。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培养教育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出了贡献。

当时，闽中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山洞，草寮，吃的是地瓜、杂粮。驻地经常转移。学习班人多，又遇上灾荒，口粮经常供应不足，有时只能喝稀的，靠地瓜叶、野菜充饥。李铁总是先人后己，宁肯自己少吃些，吃差些，让同志们吃饱些，吃好些。他的腿，自从遭受日本侵略军摧残后，走路一直有些拐，但长途跋涉，爬山越岭，他总是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困难，从不掉队。他原名郭庆云，以后改名李铁，缘由即从此起。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战友，使同志们深受感动，衷心敬佩。

1942年5月问，李铁因在起草抗日宣言中，写有右倾思想的内容，而受到了批评，并被撤销闽中特派员的职务，调到闽北建阳太阳山省委武夷干校第五期训练班，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初，训练班结束后，李铁被分配到由福州城内迁到邵武县的格致中学教书。此时，他公开的名字为郭云霄。他坚信党组织会对他的问题得以澄清，历史将作出正确结论。因此，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接受组织的考验，欣然来到偏僻的山区执掌教鞭，继续播种革命火花，传播革命的思想。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一个接一个袭来。在艰难的岁月里，李铁身在学校，却时时刻刻为党和同志们的安危忧虑。

1944年初，李铁了解到省委赣东北城市特派员庄征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押解到邵武。便设法与庄征取得了联系，使庄征和省委之间的联络及时沟通。为营救同志，粉碎敌人妄图破坏省委的阴谋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铁同志调回福州。

同年9月，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召开福州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闽江工委。李铁被任命为闽江工委委员、组织部长。李铁积极贯彻省委的指示，深入基层，开展活动。到1946年底，闽江工委的组织迅速发展到闽北，闽东，闽中、闽南、厦门，甚至发展到江西、浙江等地。不仅发展了城市工作，也发展了农村工作，实现了积极掩蔽政策，同时也取得了反特斗争的胜利。

1947年1月，李铁当选为闽浙赣区党委候补委员，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兼任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副政委。后又任省委城工部部长。

李铁平时生活十分简朴，为革命经常废寝忘食，忍饥挨饿。由于生活上的艰苦，使他的身体受到了影响。他在穿着方面也很朴素，衣服破了，缝缝补补仍然穿在身上。他常说：“学习，进步要向前看，生活上要向下比，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才能不断进步。”

李铁全家都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当时，他经常带公款回家，总是把公款和家庭生活费用分得清清楚楚。他告诫爱人：“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动了唯你是问。”其实，他爱人不仅公私分明，而且为了她和李铁从事革命工作，还动员自己的父亲把养殓田和一座旧房子卖掉，将款全部交给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李铁前后到过闽北，闽东，闽中，以及福建的山山水水。他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过来的，每到一处都留下他深深的足迹。可是，正当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忘我奋斗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予省委内部和下面基层单位接连发生几起我党员干部遭敌杀害和被捕的事件，省委主要领导人错误地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城工部在破坏，怀疑城工部已被特务控制和利用。李铁是城工部长，在劫难免，不幸于1948年4月在福建省建阳县大砍乡岩溪村被杀害，时年37岁。

1956年，中共福建省委正式作出决定：为省委城工部李铁平反，并追认李铁同志为革命烈士。

李铁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洒尽了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中华民族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他那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抗战到底的意志，他那始终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并自觉为之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党性，在福建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

如今，他的名字已镌刻在巍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李铁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永远使人崇敬和怀念，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传颂。

李铁同志永垂不朽！

（根据周承彬，郭庆娥、程宝兰，林里，景锬，黄衣禹和齐河县民政局等提供的资料整理）

虎胆英雄梁学福

梁学福，荣成县埠柳镇学福村（原名东豆山村）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文（登）荣（成）威（海）边区的一位赫赫有名的武工队长。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当地人民心目中的传奇式虎胆英雄。1943年12月9日子荣成县黑石战斗中不幸牺牲。为了表彰英雄业绩，1944年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授予他“一等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威海人民政府将他的出生地—东豆山村更名为“学福村”。

1917年农历正月廿六日，梁学福在荣成镇的东豆山村出生了。父亲梁增然因生活所迫，先后在逍遥山的庄子沟和本村豆山寺看山岚子，全家人拼死拼活地干，还不得温饱。学福的兄弟姊妹十三人，囚饥饿和疾病相继夭折八人。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全家人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着。

学福15岁给地主当长工，成天跟着给地主家干活的伙计们上山下坡，早晚回家还得挑水，拉草，翻圈垫栏。地主逼伙计们干重活，吃粗饭，几乎每顿都是硬饼子加咸菜，有时还吃不饱。学福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与压迫，便同伙计们想着法子同地主老财斗，不久便被地主赶出门来。他先后又到南港西村，杜家村和孟家庄村给地主当雇工。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那黑暗的社会里，穷人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学福全家人一直呻吟在穷困的深渊里。然而，阶级仇恨越深，他胸中反抗的烈火越旺。

194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各县相继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并拉起了抗日武装。人民军队的红旗，在胶东上空迎风飘扬，召唤着抗日救国的优秀儿女。

这年初冬，学福经本村党组织的介绍，告别了父母妻小，怀着复仇的烈火，光荣地参加了荣成县四区区中队，不久转入威海县大队武工队。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

1941年农历正月初三的黄昏，学福参军后第一次回家。由于伪村长告密，第三天清晨，孟家庄据点的日伪军就包围了村庄。他从容不迫地拐着粪篓子走出了家门，避开了敌人的岗哨，脱了险。妻子韩秀之也抱着儿子逃出了东豆山村，投亲戚家躲了起来。

后来，为了韩秀之母子的安全，威海大队部派交通员接他们到办事处驻地—文登县岭东村，第三年，部队又把学福的父母和二弟学祯接到了抗日根据地。

1941年“八一”前夕，部队号召捉敌人，夺枪支，向建军节献礼，学福积极响应。一天晚上，他只身来到马井泊据点附近，埋伏在路旁草丛里。两个夜间巡逻的伪军路过这里时，他当即箭一般跳出来，用手枪对准敌兵胸口，厉声道：“不准动，谁动打死谁！”两个伪军惊魂未定，手中的长枪早被学福夺下来了。这样，两个伪军连同他们手中的枪支，都成了学福献给“八一”建军节的礼物。

文登驾山一带的大刀会，在日伪豢养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疯狂地破坏抗战，残酷迫害人民群众，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为了消灭大刀会，文荣威联合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抓住战机予以打击。

1942年5月4日，文登驾山战斗打响了。文荣威三县抗日武装在王子明指挥下，向大刀会总部驻地文登岚宅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激战中，学福怒目圆睁，奋不顾身，杀入敌营，夺下敌人的大刀，击伤罪大恶极的大刀会头子乔桂茂。在文荣威抗日武装的沉重打击下，猖獗一时的反动武装大刀会终于覆灭。在这次战斗中，学福荣立战功，部队号召广大指战员向他学习。

驾山战斗不久，我军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决定除掉草庙据点伪中队长吴扒皮。他在草庙一带凶狠毒辣，敲诈勒索，抢劫民财，老百姓恨之入骨。这个任务光荣地落在武工队肩上。他们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开始行动。

草庙集这天，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学福与队员们扮作农民混进人群。来到集边，小刘去岗楼附近观察敌人的行动，学福和老邹进饭馆吃饭。忽然街上传来了“卖土豆”的叫声。这是报告吴扒皮已到集上的信号。他们马上走出饭馆来到街上。

此时海鲜市上老宋高声叫卖鲜对虾。因为对虾贵重，容易引来吴扒皮。学福便向海鲜市走去。果然，吴扒皮带两个护兵来到海鲜市。吴扒皮站在卖对虾人的对面，卡着腰板着脸，命令道：“卖虾的听着，这份虾我统统包了！”两个护兵动手抢虾，这时学福和老邹交换了一下眼色，当即勇猛冲上去，卡住吴扒皮的脖子，把他摔倒在地，老邹接着上前一步，用手枪对准吴扒皮的后脑勺，“砰”的一枪，只见吴扒皮晃了两晃便丧了命。两个护兵刚逃出几步，就被打翻在地。枪声一响，赶集的人群，一窝蜂似地乱碰乱撞，东藏西躲。学福他们趁机离开了草庙集，半小时后，一群伪军赶到现场，只见到海鲜市上横着的尸体和一摊肮脏的污血。

从此，学福的声威大震。侵华日军威海驻军司令部下令通缉梁学福，桥头据点伪中队长梁俊逸奉命悬赏缉拿他，并以暗中盯梢，增派密探等手段，妄图铲除这一“心腹之患”。

一天晚上，学福和六位战友在荣成县白马西村休息，不料，被敌哨侦知。拂晓，孟家庄一个班的伪军把院子围住，并狂叫，活捉梁学福，还向屋子里打了三枪。情况万分紧急。战友们都眼巴巴地看着学福。他急中生智，果断地投出两颗手榴弹，院子里翻滚着浓烟，伪军们慌忙退出院门。这时，学福当机立断，打开后窗，让战友撤出，他在后掩护。当伪军再次包围上来时，学福和战友们早已消失在青纱帐里。

在对敌斗争中，除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反动透顶的大刀会和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外，还在敌伪人员及其家属中进行宣传瓦解工作，促使他们看清形势，弃暗投明，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一次，学福冒着生命危险，闯入戒备森严的威海城，诱出伪新民会商业分会长戚仁亭，到我抗日民主政府会谈，争取他从军需物资方面支援我方。

这年秋天，东海司令部需要从敌人养马场搞到几匹马。这个任务交给了学福和李春山等同志。他们经过周密的调查，制订了行动方案。

一天傍晚，学福带领战友，从荣成县沟于家村出发，跋涉40公里，半夜时分来到威海塔山，再直插后营西沟。然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留下六人到后营南面的大桥边担任警戒。一路由学福率领，敏捷地摸到养马场，跳过围墙，开了大门。院内一片漆黑，马夫宿舍亮着微弱的灯光。学福用手枪指住马夫令其开了后门，四个马夫瞪着惊恐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这不速之客。学福命令道：“不准动，如果不老实，毙了你！”马夫乖乖按学福的命令把马备好牵出来。他们很快出了大门，来到约定地点。其他战友听到联络暗号，迅速从大桥边接应过来。这一队人马顺着原路，直奔庙埔南山，在这里把马夫放回。拂晓时分，武工队员们牵着马，来到威海羊亭南山麓的姜南村，把马交给前来接应的同志，又返回沟于家村。这次行动，使威海日伪军惊恐万分，在城区加紧戒严，持续数日。

1942年粉碎敌人大扫荡后，我部队弹药奇缺，为了搞到弹药，学福绞尽了脑汁。他通过文登县西字城村卖盆罐的刘老头摸清了桥头据点一个伪军小队长的家属住处。第二天晚上，月昏星暗，他和战友两人来到桥头村，从一条胡同里翻墙进院，敲开屋门。伪小队长不在家，他的老婆惊恐失色，连连求饶。学福把伪小队长的老婆拖出门外，喝了声“跟我走”，把她带到西字城村家庙里，向她讲叫形势；交待政策，最后给她交待任务：“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弹药，如果十天内交不上子弹，就别怪我手下无情！”她千应万诺，立下了保证。放回后数日，便托人转来200发子弹。以后，这个伪小队长经常向我们提供一些子弹和情报。

由于学福出色地完成任务，立下了战功，又具有指挥能力，这年冬，被晋升为武工队队长。

五

1943年春天，学福被调到威海城厢区（一区）区中队，担任中队副。这个区就在威海日军司令部鼻子底下，情况复杂，日伪势力嚣张。必须对伪职人员进行争取瓦解工作，才能使我方的抗日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一天，我方获悉，戚家村的一个人从郑维屏匪部回家，带了一支马拐子枪，又与威海特务科有联系，我方决定捉拿他。于是派人来到戚家。他正在炕上喝酒。学福闪电般地冲上去，踢翻桌子，酒瓶飞到地上。姓戚的刚想摸手枪，学福手疾眼快，抡起枪柄狠狠敲了他右肩头，迫使他举起双手投降。王队长忙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带走。刚到望岛泊，迎面来了两个人，学福大喊。“干什么的”对面反问：“你们是千什么的”学福马上应道：“我们是宪兵队查夜的。”来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两个伪军，他们各扛一匹布。这两个敌人在武工队员的手枪威逼下，驯服地当了俘虏。学福他们把这三个人连夜押到抗日根据地。姓戚的在我公安局受训两个月，提高了觉悟，作了认真反省检查，愿意重新做人，后来加入我区中队从事抗日工作。

随着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对敌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开始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这年夏天，学福率领战友来到崮山后村，他们的任务是偷袭崮山后伪派出所。半夜3时许，他们摸到派出所门外。学福从西墙纵身一跳进了院内，把大门打开，然后独自一人闯入屋内，屋的西间点着灯，一个坐班的伪警抱着枪正在打瞌睡。学福上前一把夺下枪，飞脚把他踢倒。伪警从梦中惊醒，爬起来跪着喊“饶命”这时，战友们已冲进屋里，迅速将屋内六支步枪取下来。六个伪警被吓醒，不知所措，全部被擒。不到10分钟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场偷袭战斗。他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武器，胜利而归。

第二天，办事处召开了庆功大会。学福荣立了战功，坐在光荣席上。在场的群众敲锣打鼓，慰劳军队。军民同庆胜利，皆大欢喜。

学福在家养伤不几天，我方敌工转来情报称，孟家庄据点的中队副许子明及护兵在威海卫后营受训，今日从威海返回。为了进一步了解威海敌情，部队决定：活捉敌人。学福虽然伤势未好，但他坚决向领导请战，并被批准。

翌日，就是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九四三年阴历十二月初九，学福带领战友于拂晓前赶到姜家口村东头，安排好警戒，学福扮作搂草的，另一战友扮作拾粪的。他们一前一后来到荣成县黑石村北公路上。这时天刚破晓，他俩相距约百米，学福在东，战友在西，他们不时抬头向东瞭望。约8点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东而至。学福判定来人就是许子明的护兵，当即冲了过去，撞倒了自行车，扑到来人身上，动手下他腰里的手枪，敌人抓住枪拼命挣扎。学福转身用铁钳子般的双手狠狠地卡他的脖子，敌人张口咬学福的手腕子，学福刚一松手，敌人爬起来撒腿就跑，学福向他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臂膀。恰在这时，东面又上来三个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三个骑自行车的，是南台据点伪中队长佟海山和他的两个护兵，全是便衣打扮。他们要去威海，不料在这里，同学福相遇。佟海山老远就看出前面拦路的是八路，于是紧蹬几步，一靠近就向学福他们开了数枪，战友当场中弹牺牲。学福脚部受伤趴在地上，怒火中烧，向敌人投出一颗手榴弹，被护兵踢到路旁爆炸了。山上三名战友发现了敌情，就向敌人射击。佟贼心毒手狠，对准学福连发数枪，学福当场中弹，壮烈牺牲。

噩耗传开，我党政军民无不悲痛欲绝，气恨难平。为了给人民除害，为烈士报仇，是冬，我东海独立团担任主攻，威海和荣成县大队有力配合，一举摧毁了敌人号称“牢不可破”的南台据点，炸死敌酋佟海山，消灭了全部守敌。

梁学福同志迈着英雄的步伐，走完了26年的革命路程，长眠于荣成县烈士陵园。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的英雄业绩，将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滕学才，林治民，王可鹏、王民秀整理）

忆林凤诚烈士

赵自德

他先后曾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东海舰队航空兵37781部队（师）政委等职。1976年3月因积劳成疾病故，经部队政治机关批准为革命烈士，安葬于上海市革命烈士陵园。

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我与凤诚同志朝夕相处三年多。开始，在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我在二连，他在三连，都任文化干事；不久，我俩又相继调到该团三营，我在七连，他在八连，都干副政指、政指。后来，这个团升级主力部队，改编为胶东军区五师十三团，陆军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二八三团，我俩仍在七连，八连做政治工作。由于两人都属于小知识分子，乐于谈古论今，交流思想，研讨工作，因此志同道合，友谊甚笃。我与凤诚同志战场上分别，虽然已逾40个年头了，但对他的工作作风，音容笑貌，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里记叙的，是在我俩相处的日子他的片断事迹。

1945年秋末冬初，林凤诚同志告别了胶东建大，来到高密城南的柏城村，担任了滨北独立一团一营三连文化干事。他身穿粗布黄军装，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文雅稚气，俨然像个“白面书生”。但不久的事实证明，他作风深入扎实，生活艰苦朴素，与全连干部战士平等相处，融洽无间。部队练兵，他不离操场，教唱歌，学文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体验战士们的酸甜苦辣，部队休息，他进出班排，和战士们啦家常，谈思想，熟悉战士们的喜怒哀乐，每当部队移防时，一集合，他就指挥连队高唱：“水没有挑满缸，一不走，地没有扫干净，二不走，借了东西没还清，三不走”的遵纪爱民歌曲。接着，他又走东家，串西家，向各班房东检查群众纪律，辞行道谢。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便及时汇报连里领导，尽快解决，成为连指导员满成洲同志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8日，在胶（县）、高（密）、即（墨）地区，歼灭顽匪赵保原的战役打响了。滨北独立一团的任务是，先克胶县与高密之间的芝兰庄车站，再配合胶东军区五师主力部队，攻占高密城。

提起顽匪赵保原，胶东人民无不咬牙切齿，恨不能饮其血，食其肉。八年抗战，他盘踞胶东，充当日寇犬鹰，搜刮民财，残害人民，摧残抗日，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个怙恶不悛的漏网伪军赵保原部，日寇投降后竟重新打起国民党暂编十二师的旗号，跟随顽八军再次窜据胶济路东段，青岛外围一带，妄图借国民党正规军做靠山，卷土重来，鱼肉人民。林凤诚同志家住胶东，倍受其害，义愤填膺。当6月9日夜，滨北独立一团攻克芝兰庄据点后，部队回师西上，12日下午对高密城发起总攻击，很快肃清了城关之敌．次日上午开始攻城，10时许，我军从南门突破。敌人如丧家之犬，从城东北角突围，狼狈逃窜。这时，林凤诚同志正在帮助战友给歪把子机枪压子弹。他一看敌人像决了堤的洪水，蜂拥而至，就随机应变，举起手中的压弹机，大吼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惊慌失措的溃兵，不晓得他拿的是什么武器，当即有七八人乖乖地跪地求饶。就这样，他俘虏了七八个敌人，还缴获了四枝三八式步枪。战役结束后，他荣立了三等功，其机动灵活的事迹，登了《民兵报》。这件事，在部队中传为佳话。

林凤诚同志来到三连一年半，日夜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工作基础。1947年春，他被提升为滨北独立一团三营八连副政指。这时部队活动在胶县城东铁路两侧的石家庄，大麻湾一带。当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反革命阴谋，我军正在进行“运动战”和“爬山头”的形势，战术教育。凤诚同志根据上级党委印发的《连队讲话材料—运动战宣传要点》精神，除全面反复地向全连指战员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外，还编写出通俗易懂的“顺口溜”，贴在俱乐部墙报上，让文娱委员打着竹板向大家唱：

“哎！打竹板，听我言，我把运动战的事儿谈一谈，谈一谈！”

“运动战，运动战，勤跑腿，多流汗，寻找战机把敌歼，把敌歼！”

“哎！运动战，运动战，毛主席的战略不简单，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合算，最合算！”

“爬山头，要加油，不怕多跑道，不怕脚打泡，等到全国解放了，咱们坐下来好好笑一笑，你说好不好”

这时，战士们情绪活跃，热烈鼓掌，齐声喊：“好！欢迎再来一段！”

风诚同志的这些做法，既讲出了打运动战的道理，又鼓舞了部队士气，效果显著。营教导员杨鸣皋同志，曾在全营政工干部会上，推广了他的经验，受到大家好评。

这年麦收后，八连转移来到五莲县街头附近的蛙子沟村。当时，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支援前线，许多土地田园荒芜，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村里给战士们筹集的给养，是“地瓜母子”和糁子煎饼。林凤诚他们想方设法弄到了几斤白面，全部烙“锅贴”、做面条、优待了俘虏。这样做，战士有意见，群众不服气，俘虏军官们还牢骚满腹，说什么“优待，优待，有饭无菜。”觉得生活受了“委屈”。凤诚同志对这些反映，不气馁，苦口婆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他对战士和群众讲解。优待俘虏是我军的既定政策，彻底改变这些人的生活习性，要有个过程。对俘虏军官说明：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党与国民党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过高地超出群众生活……终于说服了大家。

1947年仲秋节后三天，我军第二次收复了诸城，滨北地区全境解放。八连已圆满完成了押护俘虏军官的任务，奉命回归原建制。在全团政工干部会议上，政委王向志，对林凤诚同志带领八连，出色地完成使命，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抓住时机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林凤诚同志的又一特点。1947年下半年，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一些解放战士。他们由于在蒋军中受的反动宣传，中毒较深。有的对我军政工人员敌视，存有戒心，有的把我政治工作；讥为“卖狗皮膏药”，对上政治课表示厌烦。凤诚同志就在行动上，经常注意接近他们，在感情上关心同情他们，把他们视为被迫受骗的阶级兄弟。同时，对他们耐心地说：当兵只知吃粮，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是蒋介石“愚民政策”的结果，“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反之，如果懂得了当兵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就会不怕苦，不怕死，勇于为国献身。解放战士们对他这种赤诚恳切，忧国忧民，感情真挚的话语，受到教育，深表敬佩。

还有一件事令人称赞。这年初冬，我营驻在胶县东北沽河西岸的韩哥庄。有天夜间，七连一个解放战士，拉拢同班站岗的五莲籍参军战士小李，携枪东渡沽河投敌。小李虽有家庭观念，但并不愿去当国民党的兵，他假称到连部看表，把情况报告了连长，指导员。这个解放战士被禁闭，小李受到了表扬。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八连，不少人在嘁嘁喳喳。连指导员林凤诚同志了解后，便因势利导，在八连全体指战员大会上，公开宣扬了七连战士小李的革命气节和功绩。他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被歼，我们八连看押过莱芜战役中活捉的俘虏军官，大家都是亲眼看到的。蒋军土崩瓦解，彻底被消灭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有人还想去投靠国民党，这是没有出路的。连古人关云长都有“宁死不降曹”的凛然正气，何况我们是革命战士？七连小李同志做得对，他为革命立了功，我们大家都应向他学习。

与此同时，八连有些战士，特别是刚被解放过来的战士，听说要打仗，情绪低，怕伤亡，练兵不够积极。对此，凤诚同志除发动班排干部，党员骨干一起，做好思想工作，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帮互学外，他自己则认真准备了政治教育提纲，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革命战士不仅要有报国之志，还要有报国之才”，“艺高人胆大，不练武，就当不了魏来国”，以及“人生观”，“荣辱观”等教育。他说。不必讳言，打仗是会有伤亡的，但要看这个伤亡是为了什么？人，活要活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价值。历史上的爱国有识之士，面对死的威胁，有的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感人诗篇，有的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终生遗憾，我们这些以解放全国人民为己任的革命战士，难道不更应该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伟大气魄吗？反之，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得失，生死去考虑问题，就必然会愧对古人，有负后人，不配做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凤诚同志这番激昂慷慨之词，讲得战士们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发言时纷纷表示：要以“作人杰”，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白白“浪费公粮”。他的话，连我们这些参加旁听的连排干部，也颇受教益。

林凤诚同志群众观念深厚，很重视爱民活动的开展。在他担任连队文化干事，副政指、政指期间，连里都成立了拥政爱民小组，负责组织各班为驻地群众修路，打场，挑水，推碾，收割庄稼等，并按时统计公布，还组织班排之间开展竞赛活动。他自己则带头参加，并且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1947年秋，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八连每到一地，凤诚同志就组织战士们到处张贴，特别是进驻新解放的村镇。

他更加注意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那里的人民群众，爱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记得高密县西门家村的一位前清老秀才，曾捋鬓称赞八连是“仁义之师”。

辛勤的汗水换得收获的喜悦。滨北独立一团八连，本来是个人员少，武器差，战斗力较弱的连队。在前期，团政治处曾派一位精明强干的刘干事，经常到该连帮助指导工作。但是，经过林风诚同志三年的苦心培育和实战锻炼，使这个连人变、枪变，战斗力变，跃居了全团战斗力较强的连队行列。

1949年5月26日下午，扫清青岛外围之敌的战斗中，该连从即墨城北岭追歼南逃的敌人，象猛虎下山，越战越勇，一气迫到城南几十里。当晚，又在营长孔庆田的带领下，参加了城阳车站附近的古庙头战斗。战士们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一直战斗到6月2口青岛全部解放。该连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春秋几度弹指间，

烽烟惜别四十年。

纸短难书君功事，

拙文俚语寄怀念。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洪斌

陈守俊常毅传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二十七军英模人物事迹汇编》中，记载着一位传奇式的捕俘能手。他第一次执行捕俘任务，就活捉了国民党军的两个尉级军官，他在腿部严重扭伤的情况下，只身一人逼使19个敌人举手投降；他在养伤时，也不放过抓俘虏的机会。在解放战争中，他以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敢，与战友一起捕捉的俘虏超过了一个营。他的鲜血，最后洒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就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笫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侦察连副指导员刘洪斌烈士。

带头参军

刘洪斌，1925年2月出生于牟平县高陵镇双山埠村（原草埠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因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三年书。父亲刘克勤是位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村的各救会长。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刘洪斌兄妹三人积极为抗日救国搞宣传，站岗放哨，是“青抗先”和儿童团的积极分子。

捕俘能手

淮海战役打响了。刘洪斌因为腿扭伤，不能参加战斗，首长让他到后方休养。他多次请战，都未被批准，只好到伙房帮炊，送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兄弟部队攻克碾庄的这天夜里，刘洪斌和文化干事刘亨诚到前面联络部队，以便送饭。他拖着带伤的腿，高一步，低一步地摸索前进。突然，对面出现了一股逃窜的敌人。刘洪斌见了敌人，忘了腿痛，端起冲锋枪朝敌人扫射过去。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刘洪斌，刘亨诚乘敌人混乱之机，冲入敌群。他俩边打边喊：“缴枪不杀！”喊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这股敌人本来已成惊弓之鸟，又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更是蒙头转向，哪里还敢还手。就这样200多个敌人成了他俩的俘虏。然而，刘洪斌仍不肯罢休，他让刘亨诚看管着俘虏，独身一人又冲向前去，追击逃敌。一个穿小皮袄的家伙，被刘洪斌一把揪住，大喝一声：“你是当官的，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这家伙原来是个营长，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老老实实地按刘洪斌的命令行事。这样，刘洪斌押解的俘虏群里又增加了200多人。

两个非战斗人员—一个病员，一个文化干事，竟一次俘虏敌人400余人，其中校尉级军官8名，只有大智大勇的解放军战士，才能创造出这般奇迹。为此，刘洪斌又荣立二等功。

水上蛟龙

经过一系列战斗，刘洪斌的名气大了。同志们说刘洪斌捕俘好比老鹰抓小鸡，手到稳拿。这话一点也不错。但他的本领不是天生的，而是勤学苦练的结果。让我们来看看，为了作战的需要，捕捉俘虏的需要，刘洪斌是怎样带领战士苦学水上本领吧！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宿县练兵尚未结束，上级指示侦察连提前出发参加渡江战役准备工作。2月23日，侦察连到达芜湖西北的长江北岸。这时刘洪斌因战功卓著，已被升为二排副排长。此次是奉命到黑沙洲执行侦察捕俘任务的。黑沙洲靠长江南岸，过江捕俘，谈何容易！刘洪斌找到从对岸过来的老百姓，详细询问黑沙洲的地形，通路和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情况，还多次到江边用望远镜反复地观察分析敌人的动向，大致摸清了黑沙洲敌人的情况。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要渡过波浪滔滔的长江，没有过硬的水上本领，一切都是空话。

没有接触过大江洪流的北方战士，且不说在风浪之中，就是在风平浪静时登上一叶扁舟，也要头晕目眩。支撑不住。要学会划船，先得熟悉水性。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刘洪斌和战士们先用木盆当船，在水里练习划行。木盆面积小，稳定性差，人坐在木盆里摇摇晃晃，常常翻进水里。时值3月，冷风刺骨，战士们整天泡在水里，冻得浑身发抖，再加上经常呛水，那滋味真不好受。有的战士想打退堂鼓，可想到练兵前的动员，能不能捉到俘虏，关系到能不能顺利渡江战胜敌人，再看看副排长身体力行，带领这一组练一会，又带那一组练习，他那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态度，变成了无声命令，想打退堂鼓的战士，看到副排长的模范行动，他们又积极地坚持练习下去。就这样，大家闯过了熟悉水性这一关。接着，刘洪斌带领战士乘木船到长江中实习。白天怕敌人发觉，就在夜里练。经过五夜的练习，战士们掌握了划船的要领。功夫不负有心人。旱鸭子终于变成了水上蛟龙。为确保水上行动不出纰漏，刘洪斌又带领战士先后两次夜问偷渡长江，把船划到离南岸只有百米的江面，敌人丝毫未发觉。战士们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信心。至此，在思想上，技术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渡江捕俘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24日夜，刘洪斌奉命带领七名战士，执行渡江捕俘任务。夜色苍茫，船在长江的激流中向南岸前进，只用了25分钟就渡过了三华里宽的江面，顺利到达黑沙洲预定地点。登陆后，刘洪斌判断了一下地形地物，与原先掌握的情况完全相符。附近有大小两个草棚，是敌人前沿阵地监视江面的哨棚，它正是我们要猎取的目标。刘洪斌命令两名战士掩护，两名战士摸向小草棚，他亲自率三名战士直扑大草棚。在他们接近大草棚时，被敌哨兵发觉，并高喊“哪一个，干啥的？”刘洪斌早有准备，他边走边沉着地回答。“自己人，查班的。”说着朝前猛扑过去。敌哨兵见势不妙，急忙打了一枪，扭头就跑。刘洪斌和一名战士飞身上前，把敌人按倒在地。紧接着，刘洪斌一跃而起，堵住了大草棚的门口，并用手电往棚里一晃，大喊道：“我们是解放军，来解放你们啦!”敌人从梦中惊醒，昏头昏脑，不知所措。有一个敌人伸手去摸机枪，刘洪斌眼疾手快，一把扭住敌人的手臂。四班长随即带人冲进棚内，将敌人一绑了，牵出草棚。与此同时，摸向小草棚的两名战士也完成了任务，活捉一人，顽抗的敌副排长被击毙。前后15分钟，毙敌一人，俘敌五人，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

刘洪斌等把敌人押上小船，船小人多，负重过量，船舵插到泥里，船搁浅了。刘洪斌和战士一起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奋力将船从泥泞中推出。但船舵坏了，操纵失灵，好不容易把船驶到江心。这时，又忽然刮起了大北风，水急浪高，船只失控，被风卷着向南岸靠去。黑沙洲的其他敌人已经发觉，轻重机枪一齐向小船射击。船夫被吓得站立不稳，一个踉跄跌入水中，顿时小船在江中团团打转，情况十分危急。刘洪斌处变不惊，他迅速把船犬拉上船来，一面令战士把一只木桨折断，固定在船舵上，他亲自撑舵，一面组织战士奋力划船。小船终于冲出了敌人的火力网，安然返航。回顾这次捕俘战斗，战士们总结说。“副排长是猛将，今天可真是鬼门关前转三圈，能顺利回来，副排长立了大功。一是，他领着咱练就了水上本领；二是在关键时刻，他顶得住，办法多，要不，咱们不是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也得上龙王爷那里去签名。”

刘洪斌出色地完成了渡江捕俘任务，又荣立二等功。

再立新功

俘虏被押出村头后，发现我军只有三个人，便搞小动作，顿时骚动起来。刘洪斌急中生智，马上命令肖洪保：“肖副班长，快到村后看看，大部队怎么还没上来？”并命令俘虏暂停前进，原地待命。肖洪保心领神会，应声而去，不一会回来报告说。“大部队已经来了，首长命令我们带着弟兄们到前面的村庄吃饭。”俘虏一听，哪里还敢惹是生非，便乖乖地被押回驻地。俘虏一直看不到大部队，知道上当了。有个敌人非常懊悔地说。“这解放军的胆子太大了，早知只有三个人，咱用牙也把他们咬死了！”

这一次，刘洪斌和两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俘虏敌人75名，其中尉级以上军官11名。这是刘洪斌在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他再次荣立二等功。

血洒朝鲜

在解放战争中，刘洪斌参战18次，共俘敌470名，其中校尉级军官21名，缴获轻重机枪7挺，冲锋枪7支，手枪10余支，步枪400余支。他先后11次荣立战功，其中立二等功三次。1950年5月8日，在担任八十一·师侦察连指导员时，华东军区授予他“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12月，在第二次战役巾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刘洪斌烈士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业绩是永恒的。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一往无前。他不仅有藐视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有战胜困难的智慧。刘洪斌烈士所以能够所向无敌，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颗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之心。今天，时代不同了，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艰难险阻，我们要学习刘洪斌烈士为人民而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永远记住这些为新中国贡献一切的英雄们！

刘洪斌烈士永垂不朽！

一记刘善本烈士

肖云龙赵光海奔向光明

1946年的夏天，炎黄子孙正处在水深火热、灾难重重之中。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八年之久的华夏大地，死难者的血迹还没有擦净，同胞的尸骨未寒，国民党反动派竟不顾全国人民的死活，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从长城内外，到长江流域，内战的战火，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

“中国向何处去？”正当黑云滚滚，国难当头之际，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这一问题严肃地摆在了四亿五千万同胞面前。

“向何处去，向何处去”多少有良心的中华儿女，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都在生死存亡面前深思，都在黑暗与光明面前抉择。

1946年6月26日的成都。清晨，小雨初歇，天空阴沉沉的。灰色云块，象千匹野马，又像大海的万顷波涛，奔驰着，翻滚着，急急向南涌去。

“轰隆隆……”一阵强有力的马达声，像沉雷似的突然响起，接着，一架银灰色的远程轰炸机，从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它穿云破雾，直朝昆明方向飞去。

这是一架530B—24型轰炸机。驾驶员是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三十五中队的机长刘善本上尉。他30岁年纪，大高个儿，四方脸，瘦骨面，细长的眉毛底下，闪烁着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同舱的机组人员还有：上尉副驾驶员张受益，通讯员唐玉文，空中机械师唐世耀等共11人。

飞机在云雾中隆隆地，飞行着。机舱内，驾驶员刘善本严肃地端坐在座椅上，稳健而熟练地握着操纵杆。他神色庄重，目光锐利。此时此刻机组的伙伴们，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有着强烈爱国热忱的机长身上了。

大雨开始哗哗地下起来了，浓云翻雨柱紧紧地包围了这架苍空中的“雄鹰”。“530,530,你们的航向不对，你们的航向不对！”多时，耳机里马上传来了地面指挥部的喊话。

“机长，地面向我们喊话。”副驾驶员张受益紧张地看了一眼刘善本说。

“不要回答。”刘善本果断地命令。

“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迅速摆脱地面控制！”

“是！”

“机长，我们真的要飞向延安，投奔共产党吗？”通讯员唐玉文有点儿惶惑地问。

“是的，背叛黑暗，奔向光明，这是我们爱国士兵的唯一出路。”刘善本诚恳而严肃地回答。

“背叛黑暗，奔向光明。”大家一声不吭，都在默默地念叨着这句话。

于是，飞机在刘善本的操纵下，稳健地，毫不迟疑地冒雨朝革命圣地—延安飞去。

这就是38年前，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第一次，也是第一架飞机，毅然起义，飞向革命怀抱的壮举！爱国的志士。

刘善本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漳河乡泊庄的农民家庭里。他兄弟姐妹九人，善本排行老三。中学时代他就是聪明，活泼，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刘善本学生时代就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1935年，他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了国民党航校，决心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航空技术，拼搏沙场，打败日本侵略者，换取民众和祖国的强盛。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飞行技术超群。国民党的空军当时又被称之为“天之骄子”，所以他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个前途无量，“仕途坦荡、令人羡慕的佼佼者。”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这是一支远程轰炸机部队，在抗战的头几年里，曾几次跟日寇交战。然而后来，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顾亡国灭族的危险，一面消极抗日，一面积极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故令这支航空部队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刘善本第一次认清了这伙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大片国土，疯狂地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更加激起刘善本的报国热情。1943年刘善本以其优异成绩、高超的飞行技术，同24个机组人员被选送美国学习，并于1945年春驾驶一批美制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壮怀激烈，决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热血和本领。

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当飞机开到卡拉奇时，他们突然接到了国防部“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月之久。原来一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关心的并不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是为了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刘善本的飞机成了运送军火，准备打内战，对付革命人民的重要工具。

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曰，积极反共，不管人民的死活，连湖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300万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都置之不顾。刘善本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感到愤慨、感到耻辱，感到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侮辱！他对国民党这伙统治者更加仇视，并产生了动摇。

起义前后

多人一起驾机起义，飞向解放区，对刘善本来说，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他不仅要寻找良机，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反动派的人斗，稍有疏漏，都会招致机毁人亡，更何况他的妻室儿女都在魔掌之中，随时会有全家被害之难。怎么办？刘善本嘴里不说，心里却苦苦思索着。

不久，蒋介石突然下令：八大队6月23日起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军火运往成都。时机来了，这是起义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啊！刘善本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下定决心：要国不要家，主动要求承担这项空运任务。

这天晚上，他从机场回到家，见了自己的妻子，心里涌起不可言喻的复杂感情，一直不能平静。爱人周淑璜是1942年同他结婚的。他们一直相亲相爱，感情深厚。刘善本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妻子对他一切都很放心。

这天回家，他却一反常态，既不去啃书本，也不去听耳机，而是一直亲亲热热地抱着聪明伶俐的大女儿不放手，大有恋恋不舍之情。爱人周淑璜感到很疑惑，因为这是以前很少有的事啊！

“善本，你怎么啦，老抱着孩子不嫌累”周淑璜瞅着他问。

“不累，女儿是个乖孩子，叫人疼!”刘善本看着怀孕在身的妻子，有千言万语无法对她说。要去延安的事，他不能对母亲和妻子吐露一个字，他怕儿女情长动摇自己的决心。

“快屋里去歇着吧，一会儿饭就做好了。”妻子再一次催他进屋。

刘善本却深情地说：“我帮你做吧，不能老累你一个人。”

“哟，这会儿这样疼人，这样顾家。”周淑璜笑着说。

“我啥时都疼人，都顾家的。”刘善本言外有音地说........

第二天一早，刘善本早早起了床，强忍着离家远走难舍难分的感情与亲人告别。他先安慰了母亲几句，又对妻子嘱咐说。“淑璜，我这次出发，任务特殊，可能一时不能回来。你要看好孩子，照顾好母亲，保重自己的身体，无论碰到什么事，都要顶得住。”

“你放心吧，一切我都会照顾好的。”妻子却一直没有听出他的意思来。

就这样，他挥手告别了亲人，毅然登上飞机，朝着他心中的目标飞去……

这是他一家老小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刘善本凭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凭着自己大胆心细、智勇双全和一身高超的飞行技术，终于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地把飞机降落到了神圣的目的地—延安。

6月29日晚上，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刘善本及机组人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高兴得一一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到延安。”朱总司令致词说：“刘上尉及其他十位先生的退出内战义举，标志着全国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反对内战！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高潮的伟大义举。”刘少奇，徐特立，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延安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广播了他们驾机起义的消息。

在延安的日日夜夜，刘善本沉浸在欢乐的、令人振奋的革命大家庭中。他在一篇《自传》中写道：“在延安三个月的日子里，虽然由繁华的上海到了山沟里，但好像投身在充满着爱的家庭的怀抱里，可说对革命的一切都满意。”

那时解放区的物质条件很差，对起义人员不可能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连延安商界联合赠送给刘善本等人的那份“厚礼”，也不过是“香烟一条，饼干五包”而已。然而刘善本却为自己能生活在人民革命大家庭中而感到自豪和幸福。8月14日，他以“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表达了他决心同党和人民一道战胜困难，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刘善本率部驾机起义，发生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他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也促使国民党军队中，不愿打内战的广大官兵，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余人起义。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打驾机起义的同志说：“刘善本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敬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

党是救命恩人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壮举，震惊了中外，也震惊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在南京气得拍案大骂。他命令在上海的汤恩伯马上派兵包围起刘善本的住宅，并进行查抄，接着命令航空八大队大队长王世铎立即押送刘善本的妻子周淑璜及其女儿到南京听候审查处理。

那时刘善本的家属除母亲，妻子，女儿以外，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住在上海麦嘉里一号。

王世铎一听，顿时吓得满脸煞白，慌了手脚。可不是吗？

他是大队长，是他亲自答应刘善本去执行任务的，而且是他亲自指挥的。飞机逃跑了，见了委员长，他能逃脱了罪责吗他反复思考，越想越怕，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周押到南京去，叫她反咬一口。

“还去不去啊”她见王世铎慌作一团，接着反问了一句。

“不……不，先不要慌，让我想想……”说着王世铎慌慌忙忙地走了。

事后，这个怕担罪名的大队长，胡乱编了个“放长线，钓大鱼”的理由，稳住了蒋介石，才没把周淑璜押到南京去。一家老少，暂且被困在上海，虽未脱离虎口，却一时保住了性命。

七口之家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上海，那时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周淑璜处在随时可能被抓，被杀的危险之中，还要承担着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这时，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做好保护刘善本家属的工作。

半年之后，时局大变，蒋介石不仅发动了全面内战，而且在全国实行大屠杀。为使周淑璜及全家老少摆脱杀身之祸，党组织通知周淑璜迅速离开上海。于是，刘善本的母亲，弟妹回到了山东老家，周淑璜带领两个女儿回到了四川省娘家。

解放后，周淑璜一见到丈夫刘善本，就感激地说。“多亏了党保全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党是我们的大恩人！”

第一所航校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原国民党重要起义人员时，指出“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刘善本驾机飞到延安后，所关心的事就是想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不然，他这个飞行员，就感到对革命无所作为，无所贡献。他几次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的愿望。

1946年8月初的一天早晨，刚刚吃罢早饭，朱总司令就派女豪杰．为报杀父之仇．亲手击毙军阀孙传芳。人邀请他们起义人员去作客。刘善本一听，高兴极了，立即骑上一匹马，赶到了朱总司令的住处。艰苦朴实，满面笑容的朱老总，在窑洞门口热情地接待他们。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谈话一开始就那样亲切，实在。他们从国内形势谈到革命战争，从军事谈到我党我军的发展前景。他们越谈越爱谈，越谈越兴奋。从朱总司令那宽宏大度，高瞻远瞩的洪亮的谈话声中，起义人员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信心。最后，刘善本禁不住把憋在心里的话冲口说了出来：“总司令，我们来到延安一个多月了，今后分配给我们什么工作啊？战争这么紧张，我们总不能闲着啊！”

总司令轻轻放下手中的铅笔，深切地看着他们，反问遭。“你们想干什么呢？”

这一句可把他们问住了。是啊，干什么呢？他们是开飞机的，而延安……

不料张受益嘴快，抢着说。“延安没有空军，我们飞过来那架飞机被国民党炸了，我们只好改行了。”

“哈哈……”朱总司令一听，不由仰头大笑起来，说：“你们放心，丢不了饭碗的。你们的行头大有前途！我们马上就要着手建设空军。现在建设空军，是为了将来的新中国有一

支强大的空军。不仅要超过现在的蒋介石，还要超过美国！你们还年轻，今后大有干头。要是没有人管饭，找我妤了！”总司令的幽默话，把大家全逗笑了。

刘善本回住处后，兴奋的几夜没睡好觉。不久，刘善本等同志受总部委派，同我党从新疆营救出狱的学习航空的同志一道，告别延安，赴东北参加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老航校”）的工作。刘善本被任命为该校副校长。

当时，一方面是残酷的战争环境，经常有敌机来轰炸骚扰，航校曾多次因敌军疯狂进攻而转移校址。另一方面是十分艰苦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从校长到飞行员、地勤人员一律吃高

粱米和小米，还要开荒种菜。连飞行员升空都只能多穿几件军装以代替飞行服御寒。加之各种飞机、器材和油料极度匮乏，人们常常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壁”的办法，拼凑起几架勉强能飞的教练机以应飞行训练之需。刘善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刺骨的寒风，驾驶着这样的飞机，飞向蓝天。许多教材都是他自编自写，边写边教。无论是零下40度的寒冬，还是炎热的酷夏，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老航校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人民空军的初建培养了大批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一所航校每出一个人才，每取得一份成绩，刘善本都付出了汗水和心血。

光辉的历程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善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大典，刘善本驾机领航，在天安门上空，接受党中央、毛主席和数十万群众的检阅。当他精神抖擞地驾着C-46型飞机飞向蓝天，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礼炮声、群众的欢呼声，飞机的马达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句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声音响彻云霄，震撼大地，使每一个从水深火热中奋斗出来的中华儿女，感到骄傲，感到振奋。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刘善本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首次夜袭作战，他以英雄的胆略，大无畏的精神，狠狠打击侵略者的决心，率领我年轻的“雄鹰”，

一鼓作气，把号称世界霸王的美国部队，打得晕头转向，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为抗美援朝立下了首次战功。他们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战法。这在当时我军的技术装备条件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连一些外国军事专家也不敢相信这是年轻的中国空军所为。

刘善本历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1964年2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并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刘善本严谨求实，勤于思考。而作为一名军人，他又豪放、热情、诙谐、活泼。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几乎都会为他那种热情、健谈而又谦逊厚道，见多识广又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深深吸引。

他懂得爱，在妻子和儿女们的心目中，永远是尊敬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然而他又总是把这种对亲人的爱同对党，对人民的爱紧紧连在一起的。当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有所选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全国大陆解放，当他和妻子团聚后，按照当时的规定，驾机起义人员的家属，一参加工作即可享受排职干部待遇。刘善本问妻子。“知道什么人才享受干部待遇吗？那些同志都是为人民打过仗流过血的。我们刚刚参加革命，什么贡献都没有，还是从战士开始锻炼吧！”妻子点头同意，叫勤务员把享受干部待遇的通知退回去。可业务部门的同志说，这是军委的规定。刘善本说：“小同志，原则问题当然要听军委的。可有关我家属的问题，还是听我的吧！”硬是说服了有关同志，安排自己的妻子像刚入伍的战士二样吃大灶，拿津贴。他的孩子上学，离家远，刘善本却从不准用小汽车接送孩子。

他不仅对工作，对亲人要求严，对自己更严。尽管他早就入了党，成了我军一名高级干部，但他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一个新同志，新党员的位子上。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处处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工作在部队之中。

亮节照千秋

刘善本在党的关怀，培养和教育下，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国民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他走过的路程证明：他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级级革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无愧于人民解放军将军的这一光荣称号。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那场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空军的将军，同样蒙受了灾难。林彪、江青一伙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使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老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的时候。他的心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宁愿以一个已经具有20年党龄的普通党员的身份站出来，和党，和人民一道去承受和抗御这场灾难。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他仍然赤胆忠心，冒着风险，奋笔上书，想通过邓颖超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有关林彪一伙在空军系统镇压群众，残害干部，搞反革命阴谋的罪行。但是，这些信件被非法扣压，落到了林彪一伙之手。于是他们捏造罪名，疯狂地对刘善本施行法西斯式的批斗。1968年3月10日夜，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那时，他才53岁。

1975年，党中央为刘善本平了反，恢复了名誉。部队领导机关于是年10月批准刘善本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空军党委先后为刘善本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从当年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毅然驾机起义，到最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与林彪，江青一伙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刘善本走过了一条追求正义，坚持真理，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光辉的道路。刘善本的一生，是为人民为革命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刘善本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潍畔英豪》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一黄骅烈士生平事迹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1911年农历正月初四，黄骅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五湖区凤凰乡良上村一个佃农家庭里。父亲黄修玉，是一个忠厚，纯朴的老实农民；母亲吴氏，出身贫苦，温柔和顺。黄骅是她生下最后的一个孩子。一家数口的生活担子，全压在父亲黄修玉身上，致使他积劳成疾，在黄骅出世不到二年就离开了人间。不久，黄骅的大哥黄为发又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母亲吴氏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为生活忧愁的压力下，不久也与世长辞。从此黄骅就依靠他嫂子抚养。七八岁时，就去地主家当了放牛娃。

1920年前后，外村的柯汉卿先生（共产党员柯松涛之父）来良上村办学。黄骅扯着嫂子的衣角，哭闹着要到学堂念书。苦怜苦，穷帮穷，左邻右舍，你给几升米，他出几文钱，把黄骅送进了学堂。尽管黄骅刻苦用功，成绩优异，但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只读了二三年书就再也上不起学了。柯汉卿老先生深感惋惜。后来，学堂缺一馔堂（即炊事员），怜贫惜孤的柯先生便把黄骅叫了去。黄骅利用挑水、劈柴，做饭的间隙去旁听学习，晚上看书看到很晚。两年后，柯先生走了，黄骅也被辞退了。

1925年秋，有个江西的木匠吴师傅到良上村来做工。他见多识广，为人厚道。黄骅很喜欢到吴师傅那里去问长问短。吴师傅见黄骅虽然瘦小，但聪明机灵，便问他愿意不愿意学木匠。黄骅一听，十分高兴，满口答应。从此，黄骅离开了偏僻的穷山沟，挑着工具担，跟师傅东奔西跑，走乡串村，干起了木匠活。黄骅在学木匠的过程中，看到的是贪官污吏横行乡里，豪绅地主鱼肉人民，极为愤恨不平。心想，穷没有根，富没有种，立志要救贫。

1924年至1925年期间，在南京，武汉等地求学的一批阳新县籍的进步学生，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7月，肖楚女在曹壮父陪同下，不畏艰难，点燃了阳新工农革命运动的火种，1926年8月，首届中共阳新县委诞生。9月底，北伐军第七军攻克阳新城。在阳新县委的积极推动下，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阳新县党部成立。随后，各区都建立了区党部。木石港区党部由柯松涛等负责。从此，我党通过各级党部的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公开组织农会、工会、妇会、青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

15岁的黄骅听到北伐军攻克了阳新城，木石港建立了区党部，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的消息时，欢欣鼓舞。他约黄为寿等几个少年赶往木石港，找区党部负责人柯松涛，坚决要求参加革命。柯松涛见了黄骅等人，高兴地说，你们可以把少年儿童串连和发动起来，建立儿童团，开展革命活动。不久，良上村及其周围的桂家林，凤凰山、樟、上建坪、下建、塘畔、竹林头等村庄，联合成立了儿童团，黄骅被选为儿童团长。

黄骅从小经过苦难的磨炼，性格刚直，敢作敢为。自当儿童团长后，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传送信件，张贴标语，破除封建迷信，动员妇女剪发放足，监视豪绅地主的活动等，他都干得很出色。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随之夏斗寅匪部窜入阳新一带清乡，对革命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阳新县委主要负责人罗伟，柯松涛等先后殉难。

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派特派员吴致民到阳新，大冶一带开展工作，并重建了阳新县委。阳新县委在中庄铺召开了会议，决定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成立农民赤卫队和组织游击队，积极开展反清乡的武装斗争。黄骅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时秘密参加了赤卫队。

在“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鼓舞下，农民运动又逐渐高涨起来，凤凰乡赤卫分队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镇压了北冲村的大土豪柯亨仁，由于黄骅革命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负责，能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29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8月，李灿，何长工奉彭德怀之令，率红五军第五纵队，由井冈山挺进鄂东南。1930年5月，彭德怀亲率第四纵队，来到鄂东南的阳新，大冶、通山等地，与第五纵队会合。革命的红旗插遍了村村寨寨。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参加红军去！”这是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心声，也是黄骅盼望已久的意愿。他光着脚板跑到木石港，坚决要求参加红军。被批准后，他欣喜若狂。从此以后，黄骅便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活。在那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里，黄骅出生入死，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战斗着。

经过战斗的锻炼和长征的考验，黄骅显示了他克敌制胜的指挥才能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逐步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他历任司号员、通信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1935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黄骅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红大工作。任干部团（二团）政委。1937年9月，黄骅从红大调到山西，任晋西南游击支队长。1938年8月，黄骅调任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同时兼任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又称决死队）副支队长。1940年4月，黄骅到鲁西、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三分区司令员。1941年7月，黄骅又调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

黄骅指挥作战灵活果断，既稳又狠。1939年8月，靠近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根据蒋介石的密令，配合日伪进攻八路军。陈士渠，黄骅率领决死队，和兄弟部队与地方抗日武装协同作战，打败了敌人的进攻。1939年底，内战危机更加明显。12月初，当黄骅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秋林的反共言论及其阴谋活动的情报后，明确指出：“这是突然事变的前奏。”急令部队做好战斗动员，准备马上打大仗。果然第二天仗就打起来了。由于我方早有准备，在黄骅指挥下，敌人的疯狂进攻很快就被粉碎了。

1941年4月，黄骅到冀鲁边区去工作时，只带了一个连队，途中多次与敌人交战，有一天，队伍从茶叶口刚出发，就被敌发觉。在敌数倍于我的情况下，黄骅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进了深山密林，跟敌人周旋了起来。结果，敌人再也找不到我军行踪。第二天，队伍继续行进，走了约半里路，又与敌人遭遇，我军被敌人冲散。黄骅临危不惧，顽强地同敌人搏斗了五天，摆脱了敌人的追赶。收拢了队伍，按预定计划到达了目的地。

黄骅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指挥作战。1942年秋，黄骅率部在宁津张大庄宿营，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他令警卫连的机枪掩护部队出击。正在战斗的紧急时刻，机枪突然出了故障。情况万分危机，黄骅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抗日沟”，随手拔出二十响的匣子枪向敌射击，同时大声命令：“机枪快撤，我掩护！”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安全转移。

1943年1月，部队连续作战后，非常疲劳，准备在庆云县的严家庄休整一下，让大家好好过个春节，不料被汉奸告密。第二天拂晓，我军被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黄骅镇定自若，沉着地指挥部队突围。他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令一个骑兵排向村西北方向突击，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他率大部队向村东北方向突围。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了重围。

渤海湾有个海盗名叫陈志芳，黄骅为了争取他参加抗日，只身入虎穴。临行前，战友们再三劝他带两个警卫员，以防不测，但黄骅拒绝了，毅然乘船前往海岛会见陈志芳。黄骅以诚相见，申明大义。陈见八路军的司令员为抗日大业置生死于不顾，只身来孤岛会谈，深受感动，诚恳表示，黄司令员为抗日舍生忘死，深感敬佩。我陈某一定跟黄司令携起手来，同救中华，抗战到底。后来，陈志芳被编入我八路军教导六旅，为抗日救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黄骅身体不好，体弱多病，按规定可以吃“保健饭”。但他和大家同甘共苦，从来不吃“保健饭”。黄骅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黄骅穿着极为朴素，和战士一模一样。1937年2月，黄骅在陕北同顾兰青结婚时，也没换一件新衣服，并经常叮嘱爱人。“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好，工作好。”

黄骅的学习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军事知识、自然科学等，只要对革命工作有用，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不管是在跋山涉水的行军途中，还是激战过后的间隙，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敌占区，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他有一个白铁皮的小箱，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籍。由于他刻苦学习，所以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军事素质，思想修养都提高很快。呈送上级的请示报告，战斗经验总结、部队教育讲话，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从不请人代劳。黄骅对干部、战士的学习同样抓得很紧。他刚到冀鲁边军区，就发现司令部的文化学习不如政治部抓得好。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给大家讲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干部要带头学好。黄骅身体力行，带头执行机关制定的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司令部很快掀起了一个文化政治学习的热潮。

黄骅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后，以高昂的革命热情领导着冀鲁边军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时，混入革命队伍，窃据着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职位的邢仁甫（解放后在德州专署被我镇压）加紧活动，策划和操纵着一场谋杀我革命干部，准备投敌叛变的罪恶阴谋。

对邢的这一罪恶阴谋，我山东军区已经察觉，并千方百计派人到各分区赶送信息。但正遇日寇向我冀鲁边区进行“扫荡”，所以信息未能及时送到。当时冀鲁边军区的黄骅，陆成

道等主要领导人；见邢仁甫行动诡秘，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如：党的核心机密不给他看，重要的军事会议不通知他参加等。

1943年6月29日，黄骅率领部队在新青县的大，中，小赵村一带开展抗日活动。30日，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就起床，饭也没顾得吃，就从小赵村赶往大赵村参加重要军事会议，会议紧张地开了一天，晚饭后还在继续进行，天还没有黑下来，谋杀黄骅的凶手冯冠魁（原系汉奸，后被迫投降我军，邢委任他为手枪队长。行凶后又卖身投靠日寇，日寇再也不信任他，被当场打死）带了几个匪徒，骗过警卫，窜进会场。杀害了黄骅。与黄骅同时遇难的还有冀鲁边军区参谋处长陆成道等数人。

为了永远纪念黄骅的功绩，同年8月．山东军区决定将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1953年3月，黄骅烈士的遗骸，由黄骅县迁至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裴光烈士传略

黄明远

裴光，字子明，1902年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石佛店乡湖洼村。

裴光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塾馆开始的，读了九年四书五经，12岁到泉铺正直高等小学读书，14岁考入固始中学。当时内乱外侮，战争频仍，灾情严重，加之官府横征暴敛，地主阶级残酷剥削，致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他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怀着强烈的反帝爱国之心，积极同本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学生联合会，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召开声援北京学生大会，参加游行示威，查禁日货，揪斗贪官污吏邓孔友等活动，促进了全县爱国反帝运动的开展。

1923年初，共产党员冯品毅受团中央的派遣，到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员。他在住室内设立了阅览室，供进步学生阅读《向导》，《先驱》等革命刊物。裴光在这里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4年初，在冯品毅指导下，裴光和同学们在校内创建“青年学社”，联络进步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教育进步青年树立自主进步精神，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向青年们系统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明确提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奋斗目标。号召青年们勇敢承担反帝反封建的责任。在裴光等同学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下，青年学社从一师迅速扩大到开封各校，社员发展到300多人，成为省会颇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之一。同年，经冯品毅介绍，裴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5年春，苏联顾问应河南省督办、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邀请到达开封，使开封的革命气氛更加活跃0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省城各界十五万人在南关演武厅举行追悼大会，裴光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组织青年学社社员带头参加，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开封，一师和中州大学首先罢课声援。裴光站在斗争的前列，与省会30多所学校的一万多名师生一起，列队到省署请愿，并响应各界联合会的号召，带头捐款救济上海受难工人。

1925年10月，受中共河南省委的派遣，裴光与韩源歧，刘国章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中山大学，裴光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心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他还主动帮助文化低的同学整理笔记，解答疑难问题，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消息传到莫斯科，裴光怒不可遏，与留苏学生一起示威游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

1928年夏，裴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到苏联一些地方进行了考察。回国后，他被派往东北做秘密工作。当时东北地区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把所学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积极发展党员，扩建党的组织，与同志们一道，点燃起东北地区的革命烈火。

1931年初，裴光和爱人赵长慧一起被派往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当时山东省委机关在青岛。由于德、日等帝国主义在青岛开办了一些大型工厂，因此青岛已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裴光经常深入工厂，铁路，码头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红色工会。

8月20日，省委机关遭敌破坏，省委书记滕英斋被捕（后牺牲），10月，中央决定胡萍舟继任省委书记，裴光任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裴光协助省委书记胡萍舟起草了《鲁省委通告一号》，并拟定了《反对日寇侵略东三省的宣传提纲》，号召工农兵学商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把日寇

赶出东三省。在这些文件的鼓舞下，在省委的组织和领导下，青岛，济南等地学生2500多人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众同反动派作斗争，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机关由青岛迁至济南。济南，当时是国民党省府所在地，贪官污吏，宪兵警察、特务密探充塞全城，对迁入的户口盘查甚严，稍有不慎，省委就有再次遭到破坏的危险。面对这一困难处境，裴光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省委机关迁移重担。奔波于青岛，济南之间，历尽艰险，终于在1932年春将省委机关安全迁到济南近郊历城，并在共产党员姚第鸿舅父家中及其父亲工作的列车上安下了摊，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省委机关迁到济南以后，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负责同志都分别去各地巡视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裴光被留在济南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济南城内，多次召开基层党组织会议，加强党的敦育，布置党的工作。同时，他还经常冒着危险，深入工厂，学校，与工人和学生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1年，王明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大树亲信，排斥异己，把没有留过苏的山东省委书记胡萍舟看成是“土包子”。

裴光与王明是留苏同学，关系又比较好，但他坚决支持胡萍舟的工作，对王明一伙推行的“飞行集会”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1932年3月，胡萍舟调上海党中央，裴光仍任省委宣传部长。

大军阀韩复榘在山东当权期间，固始县留美学生张鸿烈任省府建设厅长。张的亲朋故友纷纷携眷从固始到济南谋职，裴光借此机会，在固始同乡进步人士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1932年6月的一天，裴光去这个支部开会时，偶然遇到固始籍的一个流氓，向他“敲竹杠”，他当场痛斥了那个流氓的可耻行径，那个流氓恼羞成怒，就向敌人告了密。当天裴光和爱人一起被捕入狱。

裴光被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当敌人得知他是山东省委负责人之后，妄想从他口中弄清山东省委的组织情况。审讯时，敌省要员亲临刑庭，软硬兼施，可是，裴光只回答一句话：

“不知道！”敌人便推出叛徒王凯如（已任国民党济南警察局长）出面劝诱，王假惺惺地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也干过共产党，我们虽然分道扬镳，但总算老相识了吧！”为了拯救你于危险之中，我现在向你进一步忠告，只要你把共产党在山东省的主要干部名单及组织分布情况告诉我，我不仅保你生命安全，而且还可以保你享受荣华富贵。”裴光怒斥道。“你是共产党的败类，无耻的叛徒，不配是我的老相识！山东党组织的情况我全知道，可是这是党的机密，我不会告诉你！”王凯如凶相毕露，立刻命令打手对裴光施加酷刑。裴光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在艰难的铁窗生活中，裴光不断地鼓励同志们坚强地活下去，同敌人斗争。敌人残酷地折磨我党同志，给每个政治犯带上几十斤重的铁镣，加之狱中伙食极糟，致使许多同志在放风时都走不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裴光利用放风的机会，串连党员，决定进行绝食斗争。他将进行绝食斗争的决定写成字条，用小竹筒传到各牢房，于是，一场绝食斗争开始了。他们向国民党监狱当局，提出给政治犯除下脚镣，改善狱中伙食等条件。绝食斗争一直坚持六天，迫使敌人答应了全部条件。

1933年的一个秋夜，北风瑟瑟，大地昏暗。裴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0岁。

（本文原载河南省民政厅编《烈士永生》14集编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壮丽青春献中华

一记彭云烈士

李继涛

柳丝黄，

柳叶青，

驽骀晨袭奔良蒙，

彭姑勇牺牲。

年华盛，

丹心红，

壮志未酬已殉忠，

遗恨寄苍穹！

这首《长相思》是刘启云同志为悼念战友彭云同志而作的一首词。

彭云，女，原名彭淑云，1920年1月21日生于黄县（今龙口市）北马镇。1938年

10月在该县崇实中学上学时弃学参加革命，翌年入党。1942年春任西海区妇救会副会长。在残酷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为了宣传革命，打败侵略者，她披肝沥胆，英勇顽强地为党工作。

1943年4月，在平度县大泽山区庞家洼村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顽军李德元部包围，突围中，身负重伤被俘，面对凶恶的匪徒，她英勇不屈，怒骂痛斥匪兵的罪行，被敌枪杀，时年23岁。

彭云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之家。父亲彭绍文经商兼事农业，日夜算计家业兴旺发达；母亲出身大家闺秀，恪守三从四德之道。

彭云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特殊的社会地位，养成了一副倔强的性格。7岁时，母亲给她缠足戴耳坠，她死活不愿意，母亲一离开，她便解开包脚布，扔掉耳坠。入学后，她十分同情穷人的孩子，常把自己的学习用品送给同学，家里的后园有几株果树，每逢果子熟了，她领着同学们摘着吃，有的同学家里揭不开锅了，她背着母亲把家里的花生饼送给同学们吃。彭云7岁那年，其父另娶二房。姨娘是穷苦人家出身，整日在锅台旁磨坊里操劳。彭云十分同情她，经常帮助她干家务，晚上也与她睡在一起。9岁那年，彭云得了一场瘟病，医生都说她生命没指望了，姨娘十分心痛，昼夜守在她的身边。3个多月，彭云不停地发高烧，眉毛头发都脱落了，但她以惊人的毅力，不哭不叫，终于战胜了死神，逐渐康复。特殊的家庭环境，不幸的经历，使小彭云养成了一种在那个时代大家闺秀少有的刚毅倔强的性格和斗争精神。彭云长到16时，父母逼她与早已定亲的富家子弟完婚，她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父母无奈，只好解除了婚约。为此，彭云高兴了许多天，她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崇实中学是帝国主义奴化中国青少年开办的教会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基督教，接受奴化教育。彭云对传教士那套宣传，不予理会，她不相信上帝能拯救人类，也没有屈服校方的压力参加教会。彭云的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她如饥似渴地猎取各种知识，学习十分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是女生部公认的好学生。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人民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崇实中学的爱国师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打破了这所教会中学的寂静，冲破了男女学生互不往来的陈规。他们互相串联，展开讨论，探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此时，崇实中学和小学部的一些爱国教师，团结进步学生，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张益珊开始接触，有些宣传抗日救国的书报、材料也在崇实中学师生中传播，爱国师生互相传递各地学生运动的资料，开始接受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因此，学校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一心读书报国的彭云也卷入了这一革命洪流中。

在学校里，一些爱国进步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彭云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很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书籍，如《新生》、《大众生活》，《妇女生活》、《东方》杂志和一些鲁迅的作品。书中的革命思想，使彭云的眼睛明亮了，视野开阔了。

1936年夏天，已升入初中部的彭云与男生班的一些同学，在教师杜纯德的带领下，经常在泉水疃的池水边集会，交流思想，分析时局，探求抗日救国道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思想，在这群热血青年中开始生根萌芽。他们走向社会，接触民众，通过张贴标语，印发传单、举行演讲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向各阶层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夏天，黄县各界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几天后，青救会长柳林到学校找一些进步同学淡话，做组织发动工作，彭云参加了青救会。这事被校方发现，找到彭云，强迫她退出青救会，今后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热血沸腾的彭云岂能接受这样的警告，她找到一些进步同学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困家山河破碎，我们哪能平静地读书。她们当即决定，一齐向校方宣布退学，到我党领导的县民众剧团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从此，彭云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县民众剧团在“民先”支队长柳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活跃。他们深入乡间、集市，学校，张贴标语，教唱歌曲，演出节目，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其问，民众剧团排演了很多丈艺节目，如《布袋队》《血洒卢沟桥》《梅娘曲》，《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等。彭云在剧中扮演的老太婆，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演出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期间，彭云加入了“民先”组织。

1939年3月初，日寇占领了黄县城。县民众剧团随县委和政府撤至黄县东南山区。彭云和剧团的同志在这一带山区，深入乡村，演出了大量的抗战文娱节目。月底，黄县民众剧团与掖县剧团，八路军五支队宣传队和胶东公学宣传队合编，成立了八路军五支队国防剧团，从此，彭云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文艺战士。

国防剧团归部队领导，流动性大，工作条件艰苦。给彭云这个戴深度近视镜的女战士增加了较多的困难，但她从不给部队添麻烦。翻山越岭，尽管行路艰难，但她还经常帮着别的同志扛枪、背干粮。在艰苦的环境里，彭云始终保持着旺盛乐观的革命热情。行军途中，经常伴随她嘹亮的歌声。部队驻扎后，她马上和同志们一起，到群众中宣传，在部队中演出。她担任部队文化教员，从不摆架子，教学既热情又耐心，战士们说：“彭教员朴朴实实，要是没有那副眼镜，谁也看不出她是读书人。”

1939年夏天，彭云在国防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哪里。根据地办妇女识字班，她摸着黑走遍了村村庄庄给妇女授课，教唱抗战歌曲，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大嫂的炕头上，姑娘们的纺车前，经常看到她的身影。她走到哪里，哪里的妇女工作，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就活跃起来。

这年秋后，彭云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学校经常在蓬（莱）黄（县）栖（霞）招（远）的山区活动，没有固定的教室，农家的草房内、山沟里，树林中，山头上，都是

抗大的课堂。彭云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半年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抗大留校，担任下一届女生区队的班长。

抗大的学员来自胶东各地，女生区队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为了把这些姐妹们培养成为革命的骨干，彭云不辞劳苦，言传身带，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做思想政治工作，抗大学员经常随军活动，她帮助女学员打背包，扛枪，每转移到一个新驻地，她都不顾疲劳，带领学员们清扫街道，为房东挑水，替同志们打铺草，烧洗脚水。天冷时，她总是睡在贴门的地方。有时饭不够吃，她不吃或少吃，省给学员们。大家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龄与自己相仿，却像大姐姐一样照顾自己生活的好班长。

1940年，彭云带领本班学员在敌人“六一”铁壁合围的大扫荡中巧妙周旋、迂回，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仍不顾自己的疲劳，处处想着学员。在最危险的时候，她总是鼓励大家，树立必胜信心，咬牙坚持下去。由于她领导有方，英勇顽强，在这次反扫荡中，多次转危为安。她带领的班减员最少，损失最轻。在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彭云认真考察培养学员，并介绍在反扫荡中表现突出的女学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体现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抗大校歌》，彭云指挥着学员每天都唱几遍。歌词的精神，深深地印在每个学员的心底，激励着她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去英勇战斗。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生活的磨炼和考验，彭云，由一个农村富户闺秀，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强，不畏艰险的八路军女干部。

1941年冬，彭云调任西海区妇救会组织委员。翌年春，任西海区妇救会副会长。

西海区，以大泽山为依托，含平，招，莱，掖等县，地域开阔，工作难度很大。干部深入村户开展工作，有时夜间要走几十里路。当时有的女同志有畏难情绪，害怕夜间单独执行任务。一次，地委的几个男同志为了锻炼激励女同志夜问单独执行任务的勇气，出了一个游戏性的题目。在机关驻地东南4里处有一座古坟，周围长满苍松古柏，古坟旁边有一块墓碑，上面刻有4个大字。传说那儿夜间还闹过鬼，你们女同志谁敢单独去一趟，摸清墓碑上的4个大字，我们男同志请客。彭云想到这是一个教育女同志破除迷信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说了声：“一言为定，不许反悔！”便独自一入朝驻地东南那座古坟走去。一个小时后，她笑嘻噼地归来，把墓碑上的4个石刻大字告诉了大家，同志们个个投以敬佩的目光。从此以后，女同志们都注意在工作中学习彭云，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胆量。

彭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常被同志们称颂。1942年夏天，彭云的膝盖处生了个疮，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再加上每天东奔西跑使患处严重感染，黄红色的脓血不断流出，她毫不在意，干脆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照样风雨无阻地奔波忙碌。跟她在一起工作的妇女干部看她走路实在艰难，劝她说：“彭主任，你不注意休息和治疗，这条腿可要出大问题的！”彭云笑着说：“我的腿没那么娇贵，需要时，它还可以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呢！”

战争是残酷的。彭云在工作中曾多次遇险，由于她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几次都化险为夷。1942年冬季，日寇在伪军配合下，对西海地区进行残酷扫荡。彭云正跟西海区各救会（各界救国会）会长柳林在大泽山一带发动群众，布置坚壁清野，尚未撤退，敌人已来到他们的驻地。在气势汹汹的强敌面前，彭云毫不惊慌，她化装成一个中年村妇，脑后挽一个圆发髻，手里提着个篮子，手枪藏在篮子里，混在逃跑的群众中，向明山撤退。拂晓，当彭云爬到明山山顶时，看到大批日伪军正从南北两面山坡向山顶迂回包围过来。她当机立断，趁敌尚未发现自己，用双手裹住头，顺着西坡向山下滚去。当敌人听到响声，集中火力向西坡猛烈射击时，彭云已滚到山沟里，借着一块大石头隐蔽起来。敌人以为是老百姓失脚跌进山沟，没有细究。

天亮时，彭云看到自己的衣服被挂碎，头脸身上几处流血不止。她顾不得这些，此时她清醒地意识到，最要紧的是尽快观察了解敌情，判断敌人的意图和动向，于是她隐蔽地向有村庄的地方靠近。正在这时，她碰到了也在观察敌人动向的战友柳林，她高兴极了。柳林告诉她，日伪军仍在附近活动。两人商量白天在山沟里隐蔽，等到天黑再向掖县方向转移，找地委机关。

晚上，柳林和彭云开始行动。他们摸了几个村子，发现每个村子都有敌人活动，敌骑兵还在大路上巡逻，这时行动仍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于是，两人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决定上半夜休息，保存体力，夜深后，向日伪老巢平度城附近转移，找地下党组织。

半夜之后，两人按北斗星定好方位，绕过村庄，迅速朝平度城方向运动。天亮前，他们来到离平度城10里路远的乔家村，与我地下联络站取得联系。两人如同回到了家，虎口脱险的喜悦，挂到了彭云的眉梢，几天来的饥饿疲劳一扫而光。

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彭云养成了勇敢果断，大胆谨慎的工作作风。有一次，彭云到掖南检查工作，掖南四区组织委员王益昌用毛驴将化妆成村妇的彭云送至紧靠掖青公路的曹碾庄。晚上，彭云正向群众宣讲斗争形势，突然听到敌人的汽车队从掖青路上隆隆开过，与会的干部和群众有些惊慌，彭云迅速观察了一下敌情，便冷静地对大家说：“不要害怕，这是过路的敌人，他们不会进村的。”事过之后，干部群众对彭云十分钦佩，夸她是个胆识超群的女豪杰。

1942年冬季大扫荡后，西海区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工作更加艰苦。日伪军在大泽山区的腹地旧店村设立了据点，根据地被压缩。敌人残酷的烧杀抢掠，使大泽山区一带遍地疮痍。开春后又缺粮闹饥荒，群众缺衣少食，苦不堪言，很多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迅速带领群众打开局面，扭转形势，度过春荒，西海区党委和军分区一方面号召党政军民一致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募捐救灾，生产自救工作，一方面组织反蚕食斗争，打击汉奸，瓦解伪政权，扩大抗日根据地。

3月底，西海区各救会会长柳林带领彭云等2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大泽山区周围开展反蚕食斗争。工作队分成5个组，分散到各村开展工作。彭云跟随工作队长柳林总是选择敌人控制严，艰苦危险的村庄开展工作。这期间，彭云经常晚上穿越敌封锁线，到各村宣传形势，教育群众树立信心，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为了工作，彭云经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特殊情况时只能宿在野外。在赴掖县，去昌邑途中，一夜单独行走几十里路，她从没说半句苦和累。一天夜里，彭云到昌邑开展工作，由于天黑路滑，加上过度疲劳，不小心摔倒在潍河里，全身湿了个透。她爬上岸，连夜坚持赶到目的地，当地群众无不为她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柳林和彭云这个组的同志在平度县庞家洼村开会。会议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便于隐蔽，大家都化装成当地农民和村妇的模样，然后各自回到老乡家里就寝。

谁知这天夜里，伪乡长向敌人告了密，顽军头目李德元当即派其便衣队长刘振卿带领30多名匪徒连夜赶至庞家洼。

天将拂晓，彭云听到动静，感觉情况有异，立即起床朝村北奔去，发现村北已有敌人向南蠕动，便折身向村南奔去，不料村南也有敌人。彭云意识到村子已被敌人包围，她当机立断，决定暴露自己，吸引敌人，掩护其他同志转移。她拔出手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朝村外跑去。朦朦胧胧的晨曦中，高度近视的彭云看不清道路，一连摔了几跤。敌人发觉有入朝村外突围，立即集中火力射击，彭云刚跑出村外就中弹倒地。

敌兵立即包抄上来，活捉了身负重伤的彭云，并夺下她那已打完子弹的空膛手枪。敌兵头目刘振卿看到躺在地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干部，立即判断是彭云。匪徒们听说捉到了有名的共产党女干部、西海区的妇救会长，正欣喜若狂，这时，其他几位同志趁机溜出村子，安全转移。身负重伤的彭云见已落入顽匪之手，她大义凛然，怒斥痛骂丧尽天良的顽匪，历数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捕杀抗日志士，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匪队长刘振卿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地当即令其喽啰袁希春将彭云同志枪杀……

彭云，一个披肝沥胆为党工作，一心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忘我战斗的女战士，好党员，含恨牺牲在国民党顽匪的枪口下。

彭云同志牺牲后，抗日军民悲痛万分，当地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用最好的棺木将她安葬在大泽山下。

日寇投降后，1946年的“三·八”妇女节，平度县召开了万余人的妇女大会，悼念彭云烈士。彭云生前的战友，县妇救会长杨宪章怀着悲痛敬仰的心情，在大会上介绍了烈士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妇女发扬彭云的革命精神，继承烈士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彭云的名字，连同她那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本文原载《黄县革命英烈传》第一辑，收入本书时稍有改动）

钱杰东烈士传略

冯永诚赵建国

钱杰东，原名钱汝滨，又名江洪。1912年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杨柳乡小颜庙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幼年的钱杰东，是在祖，父辈的爱抚下长大的。稍大，家里就聘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读书识字，成为本村钱姓家族的第一代读书人。

1926年，正当他奋发读书，立志将来做一个有出息人的时候，家乡遭到土匪的洗劫。他家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劫，全家人逃往曲阜城里。家庭的不幸，使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他开始以怀疑的目光，来探视世上的种种不平之事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同时，他更加刻苦自学，以求深造，于1926年夏考取曲阜省立二师附属高小。1928年6月，他高小毕业，又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此时，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省立七中进步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掀起了反独裁、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在这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钱杰东感奋不已。他的眼界大开，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很快从一个参加者成为运动的骨干。1929年1月，学校当局以“带头闹学潮”为名，将钱杰东开除。钱杰东离开济宁省立七中。7月，他在进步师生的同情帮助下，通过原济宁省立七中进步教师，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楚步成的关系，转入正谊中学读书，并改名为钱杰东。

在这里，他结识了进步同学程铭汉、鹿省三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鲁迅，蒋光慈，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和马列主义书籍。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斗争生活，使他的思想逐渐充实起来。他开始从一个要求进步，主持正义的学生转变成为一个自觉革命的战士。1931年初，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经常到历城，一师，北园乡师等处参加革命活动。一次，在齐鲁大学开展活动，被敌探察觉，幸而提前得讯转移，幸免于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青岛，济南等地学生，准备组织南下请愿团，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抗日。钱杰东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和同学们一起，冒着漫天风雪，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济南火车站卧轨截车，向市民和士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六天六夜的坚决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答应发车，请愿团乘车去南京请愿，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1932年7月，钱杰东在正谊中学毕业，报考济南省立一师未成，遂由党组织介绍他到博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钱杰东在博兴以教书为掩护-，积极组织师生宣传新文化，介绍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当局只打内战不抗日的行径，并多次组织师生罢课。钱杰东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博兴县党部的注意，是年底，指使学校将钱杰东辞退。钱杰东回到家乡稍住，又到济南，与省委取得联系，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很大破坏，各学校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由于钱杰东的革命活动有些暴露，组织上确定他转移隐蔽。这年暑假期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即聊城后期师范），编入九级二班。这时，聊城师范党的活动也和全省一样处于低潮，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钱杰东在这种情况下，暂时不能开展活动。他便注意了解情况，团结同学，为恢复聊城师范的党组织作些准备工作。1934年下半年，形势渐趋稳定，钱杰东即开始进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首先，他介绍杨绪铭（即苏明）入党。翌年春，他联络共产党员盛北光等人恢复成立了聊城师范党的中心支部，钱杰东任支部宣传委员。接着，钱杰东又介绍耿荆山、赵芳洲入党，并积极培养发展对象。中心支部还担负起聊城、阳谷、寿张、堂邑、冠县等地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在4月的一次中心支部会议上，钱杰东提出以合法形式组织同学开辩论会，宣传革命思想，扩大政治影响的建议，得到支部的赞同。当时拟定了两个题目，一是“国家政权是否对人民有利？”二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辩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站在国民党政府所谓正统派一边，另一组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为了使这次辩论合法，他们以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名义向教务处请示报告，得到了教务主任黄沧溪的同意。并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了国民党派到聊师的冯训育员（外号冯狗子）的认可。这样，在合法的会议上，狠狠揭露了国民党及其黑暗政府的反动阶级本质，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使国民党正统派遭到惨败，在全校产生了极大影响。事后，学校当局虽知事情严重，但由于事先是经他们批准的，却不能追查，只是有苦难言罢了。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发生。为响应北平学生运动，中心支部发动全校师生游行示威，并计划组织“赴京请愿团”。校方闻讯，惊慌万状，命令不准在校内集会。聊城国民党党部也派军警阻挠。钱杰东此时已发现患有肺病，但他不顾疾病的痛苦，终日活动在群众当中，领导学生同学校当局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同学们称他为“铁钱”。但这次斗争，因为没有得到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因而没有取得赴京请愿的胜利。通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使钱杰东认识到争取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的重要性。于是，这年冬天，他和盛北光冒着纷飞的大雪骑着自行车，顺黄河大堤，经阳谷，过范县，行程300余里，到濮阳古云集一带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在春节后与赵健民取得联系。

1936年春，韩复榘为建立地方武装，扩大势力，在济宁建起乡村建设训练处，命令全省12处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接受一年训练。钱杰东等共产党员根据省委的指示，在乡建训练处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建立后，领导学员同国民党乡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赶走了曾留学意大利的中将军衔的军事主任，在这些斗争中，钱杰东始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2月，钱杰东受训结束，分配到乐陵县第三乡建学校任教育主任。他到乐陵后，即成为中共乐陵县委宣传委员，积极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并在知识界建立了党的组织。

“七七”事变后，‘他根据党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地方上层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乐陵县长同意，在全县各乡建立了抗日武装。当南犯日军逼近黄河，兵分三路进攻乐陵县时，钱杰东等人率领当地农民武装，在庆云一带展开阻击战。战斗打得残酷激烈。后来敌人调来大炮轰击西，北两路敌军又占领了乐陵城，钱杰东率领的武装受到敌人三面夹击，撤退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队伍失散。钱杰东突围后，辗转到了泰安，找到了省委。

1937年底，日寇过黄河，侵占济南，沿津浦路长驱南犯，形势异常紧急。根据省委的指示，钱杰东回到家乡泗水县，准备组建抗日武装。

钱杰东到家后，很快和当地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改名江洪，又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

此时，他的肺病已有明显的发展，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父母，妻子都十分担心，劝他在家休养。但他一心想着党的工作和救亡运动。他奔波在泗北农村，到处联络进步青年和各阶层人士起来抗日。他的家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聚会的场所。

1938折年初，泗水县党组织响应省委的号召，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编入省委领导的四支队。钱杰东看到许多党的骨干离开了地方，便向省委请示批准，在曲、泗边缘区建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曲泗工委)。钱杰东成为工委主要负责人。为了加强地方党的领导，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曲泗工委一面派人到国民党七十五大队（国民党秦启荣收编的地方武装），做争取工作，一面要求上级派干部来帮助工作。不久，七十五大队一部分人接受了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泗水县独立营，成为泗水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

1940年2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曲泗宁中心县委撤销，钱杰东调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1940年2月，他被调任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三地委组织部部长。6月，鲁南区党委成立，钱杰东又调鲁南区党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1941年2月升任组织部副部长。

1941年4月，钱杰东同志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期间，因劳累过度，病逝在莒南县换头沟村，年仅29岁。

钱杰东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他从走上革命道路起，就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奋进。他的生命的火花是短暂的，但他忘我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本文原载中共济宁党史征委会编《党史文苑》1986年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宋占一烈士传略

聊城市民政局

宋占一，字子贯，后改为魁甫，1906年10月2日（农历九月四日）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张炉集乡小张庄一个中农家庭里。

父亲是一名开明的私塾先生。宋占一幼年时就随父读书，9岁时父亲不幸病故，他又考入邻村邓院读初级小学。1920年春，宋占一入聊城“东临道立模范小学”读书，1922年冬毕业。次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三师”求学期间，宋占一勤奋学习，成绩优良，并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确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1925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占一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活动，并和其他进步师生组织了“爱国十人团”，与学校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惨遭杀戮。1925年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赵以政，王寅生等人相继回到聊城，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同年10月，宋占一在“三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宋占一积极按‘照党的指示，在进步师生中传播革命书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红色团体，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聊城的第一个组织——中共鲁西县委成立后，宋占一被补选为县委委员。

1928年1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日）中共鲁西县委在阳谷坡里发动了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占据教堂，开仓放粮，周济贫民。农民武装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建立了鲁西地区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权—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宋占一在暴动的第二天，赶赴坡里，参加了起义军领导小组，负责宣传工作。他参与了起义军革命文告的起草工作，组织书写张贴反帝反封建的标语，发表演说，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

坡里暴动后，军阀张宗昌惊慌不安，急派重兵前往镇压。起义军由于装备低劣，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坡里。坡里暴动失败后，宋占一由阳谷经冠县辗转回到聊城，到其舅父家暂避。宋占一的舅父出于爱怜之心，对宋占一进行劝慰、开导，要他多加珍重。宋占一乐观地对舅父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不经一失，不长一智，正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国事，为了挣脱黑暗，我永远不打退堂鼓，永远要吹冲锋号。”

不久，宋占一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化装到济南，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29年初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1928年12月，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和其兄王用章叛党投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山东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29年初，邓恩铭，宋占一，朱霄、杨一辰等同志相继被捕入狱。

宋占一入狱后，虽屡遭严刑拷打，但始终不失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对敌斗争的信念更加坚定。宋占一还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为了改善待遇，争取狱中自由的两次绝食斗争。

1929年，军阀陈调元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狱中党组织对当时的时局，进行认真分析，决定利用日本从济南撤兵和国民党接收济南之际，组织越狱。越狱定在4月19日进行，宋占一与其他18位同志参加了越狱斗争，但因组织工作不充分，举事仓促，越狱的只有一人获得自由，宋占一和其他同志均被捕回。

1930年9月，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狱中党的同志为了回到党的怀抱，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这次越狱，有7人脱离虎口，宋占一和其他9人又被捕回。

1930年冬，宋占一的表弟张道一去监狱探视他，并告诉他：外面正设法营救。事隔两三天后，宋占一给表弟写了封信，信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古诗，你可能读过吧，你能体会到它的真正含义吗？流泪是懦弱者的表现，只有丧失灵魂的人，才会在强暴者面前哭泣流泪，乞求可怜。”后来，宋占一又在给表弟的信中作诗数首，以表达他当时的心境。诗曰：

天下真理有一个，

马列主义是正说。

笃信共党干革命，

老天实现万众乐。

富贵荣华非所愿，

为求真理能实现。

满腔热血扑群魂，

我生我死复何憾。

老母劬劳未敢忘，

移孝作忠理应当。

历下行刀呈一快，

切盼慈母莫悲伤。

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信共产主义，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道出了他对慈母的怀念之情。

宋占一的哥哥宋魁一，曾为宋占一请了一位律师，准备在受审时为他辩护，宋占一在信中拒绝，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视民为草芥，毫无公理可育。”

1931年初，军阀韩复榘以“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的名义，判处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等22位党的干部死刑。4月5日，敌人将宋占一等22位共产党员杀害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宋占一时年25岁。

战斗英雄孙连君

吕振光

孙连君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一营三连的副排长。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先后炸毁敌碉堡14座，缴获轻重机枪3挺，步枪80多支，毙伤俘敌150多名。1944年

7月被授予“胶东军区战斗英雄”称号，同年秋被选为胶东临时参议会后补参议。1945年11月在兰村战斗中英勇牺牲。

孙连君是山东海阳县小纪乡南台村人，1921年冬出生于一户贫农家里。从小随母亲

上山挖野菜，打猪草，稍大一点便帮着父亲在地里干活，长到十五六岁时就到邻村地主家当长工。他是在生活煎熬中熬大的。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胶东半岛，从此饱受饥寒之苦的劳动人民陷入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民族灾难之中。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小纪集上到处是烧焦的断壁残垣，路旁地里筑起一个又一个新坟。国破了，家亡了，激起了孙连君满腔义愤，乃于1941年8月参加八路军，在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一营三连当了一名战士。

度过严冬的人，方知太阳的温暖，有阶级仇民族恨的战士，革命的决心最坚决。连长将一支七九步枪亲手交给孙连君，叮嘱他要紧握手中钢枪，消灭一切害人虫。

孙连君把连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牢记心头。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他很快懂得了参加革命不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更加自觉地苦练军事，学习政治。

1942年3月底的仰望顶战斗，是孙连君第一次参加的激烈残酷的战斗。日伪军200多名向孙连君所在的三连扼守的仰望顶阵地，连续发起进攻，都被三连勇士打退。可是三连战士手中的子弹将尽，连长便命令停止射击。待敌人再次攻到离我阵地前沿十几米时，连长率领同志们一跃而起，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肉搏中，入伍不久的孙连君英勇无畏，一连刺死4个日本兵，并第一次用上了从日本兵手中夺来的大盖枪。

同年秋，十三团奉命拔除即（墨）平（度）边界的兰西埠据点。在夜幕的掩护下，十三团的勇士们把兰西埠团团包围了。

夜11时整，担任主攻的一营三连向西门发起了攻击。九班长抱着炸药向西门摸去，不慎在壕沟边摔伤，炸药包掉进沟底。连长和指导员心急如焚，怎么办？炸不开围子门，要强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啊！正在这时，团里的贾参谋长来了，问清情况后便说：谁能去把炸药包取回来？“我能！"孙连君十分肯定地回答，一转身就消失在夜幕里。几分钟后，他气喘吁吁地挟着炸药包回来了。大家一齐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他身上。

“你能把炸药送上去吗”参谋长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

“首长，我一定完成任务！"孙连君抓起炸药包就要跑。

“等等！”参谋长点燃一支烟，告诉他用烟点导火索的方法，并叮嘱道：“要沉着灵活，隐蔽前进！”

“是！”孙连君回答一声，抱起炸药包就向西门冲去。当他越过壕沟猫腰运动到围子门下，把炸药包安放好时，不料燃着的香烟熄灭了。他急得团团转，只好把炸药包又抱了回来。

参谋长将三支烟和一盒火柴交给他，叫他千万要沉着。他又第二次冲了上去。

当他翻上壕沟沿时，不小心将一块石头蹬到沟里，惊动了在围子门上打瞌睡的敌哨兵。“干什么的”敌哨兵哗啦一声推上子弹，半睁着唾眼咋呼着。孙连君急中生智，“喵—

喵—”学着猫叫。“他妈的！懒猫子半夜里也来找老子的麻烦！”

“有八路吗"

“报告排长，没事儿，刚才是猫打架！”

“再瞎咋呼，小心你的脑袋……”

敌排长走了，孙连君喜出望外，小心谨慎地摸到门楼下，把炸药包安放好，看着导火索闪着红色的火花，发出嗤嗤的声响，这才就地卧倒向壕沟边滚去。

“轰隆”一声巨响，围墙门炸塌了一半。隐蔽在据点外的我军指战员，像潮水般涌进据点，把伪七旅旅长姜黎川吹嘘的“万无一失的平原上的铁甲车兰西埠”被彻底摧毁，除姜黎川带着几十人逃走外，其余近千名敌人全部被歼。兰西埠的胜利，狠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南海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孙连君智炸兰西埠西门楼的英雄事迹很快就在部队和群众中传开了。

1943年秋，孙连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0。1944年春被提升为副排长。1944年7月胶东军区授予他“胶东军区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并被选为胶东临时参议会后补参议员。

1945年2月，我军发起了讨伐大汉奸赵保原的万第战斗。在胶东一提起赵保原，就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是个大坏蛋。他公开打着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师长兼鲁东军区司令官、山东省第十三区专员和保安司令的旗号，暗地里却干着勾结日军、进攻共产党的反革命勾当，对老百姓的祸害较之日伪军有过之而无不及，胶东人民对他恨之入骨。现在决定打赵保原的老巢万第，正是孙连君和同志们的夙愿，用孙连君的话说，早就应该把“碗（万）底（第）”翻过来，如今翻“碗底”的这天终于来到了，他和同志们怎能不兴高采烈哩！在讨赵誓师大会上，孙连君跳起来高呼口号，誓死要把“碗底”翻过来。

2月11日，北风呼啸。夜11时半，攻打万第的战斗打响了。三连又是主攻连队。连长见几次爆破失利，便命令孙连君：“你的任务是炸开敌围墙，开辟冲锋道路！”“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孙连君说罢，带领爆破组箭似地冲向烟雾中。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围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火光下显出了孙连君的身影。突击队一跃而上，敌人第一道围墙被突破了。

翌日，正值旧历除夕，敌人调集重兵向我占据的九号碉堡进行疯狂反扑，妄图夺回碉堡，守住万第。隐蔽在九号碉堡附近的三连，在打退敌人第八次反扑后，突然发现山脚下有伙敌人围着口黑色棺材，棺材上写着“不成功，便成仁”六个白色大字。原来是敌参谋长皋鸣九向赵保原发誓要夺回九号碉堡演出的一幕“抬棺上阵”闹剧。这时，带着一个排冲杀在前的孙连君高喊投弹，一排排手榴弹冰雹似地飞去，炸得那伙敌人连同棺材一道灰飞烟灭。皋鸣九既没有“成功”，也不想“成仁”，惊恐万状地带着残兵败将龟缩到据点里去了。

万里上空飘着火红的晚霞。我军集中了各种火炮，猛烈轰击着前、后万第。

炮击过后，我军发起总攻击。三连的任务是：炸开敌围墙，为突击队开辟进入巷战的道路。连长和指导员又把这一艰巨的爆破任务交给了孙连君。

在火力掩护下，孙连君带着一名战士摸到了第二道围墙，将炸药包往围墙上竖，不料支杆短了一米多，够不到围墙垛口，两人急得团团转。孙连君急中生智，飞快解下裹腿带，把支杆与一根敌人拉铁丝网的木桩缠在一起，然后点导火索，两人迅即连滚带爬地闪开。在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后，突击队潮水般从爆破口涌进了据点，孙连君一骨碌爬起来，随突击队冲了进去，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拼杀。

万第战斗胜利结束了，“碗底”终于被翻过来了，除赵保原带着200余人逃掉外，敌8个团12000人全部被歼。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主力部队于1945年9月初包围了胶东内地最后一个顽固堡垒—伪军王铁相等盘踞的平度城。

在三连的军人大会上，夏侯团长指着一面绣着“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平度城上”金色大字的红旗说：这是平度人民送给我们团的，团里决定把它授予你们连，相信你们一定能继续发扬英勇善战、攻必克的战斗作风，把红旗插到平度城头。打好胶东抗日的最后一仗！

指导员从团长手中接过红旗，又庄严地把它交给孙连君，这时战士们齐声高喊：“誓把红旗插上平度城头！活捉王铁相!”“打好胶东抗日最后一仗！”9日晚8时整，我炮火向敌城头猛轰，西门城楼被打塌了。十三团的尖刀连—第三连发起了攻击。孙连君指挥梯子组在壕沟上架好桥，带着爆破组迅速穿过敌人火力封锁，冲过桥去，靠近了城墙，竖起一根四五米高、承担50斤炸药的杆子，命令战士快撤，点燃导火索后，迅速隐蔽到壕沟边。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一道大口子。

“冲啊!”孙连君带着全排战士飞也似的冲上去，三连一举突入了城内。王铁相接到西门被突破的报告，便常着卫队前前来督战，妄想把我军赶出城外。于是开始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突破口争夺战。

突破口东面有一座院落，屋顶上敌人三挺机枪交叉扫射，掩护敌兵从南、北两面向我反扑。面对这三挺该死的机枪，孙连君大喊一声“跟我来”，便匍匐，滚动着向敌机枪阵地迂回过去。接近院墙了，他用小包炸药把厢房的墙壁炸开一个洞。在敌人慌乱掉转枪口时，他们已冲进屋内。依据窗口，瞄准屋顶上的敌人，“砰！砰！砰！”一个排子枪，三四个敌

人从屋顶上滚了下来，机枪顿时成了哑巴。趁敌混乱之机，他们踏上梯子，冲上屋顶，又把其余几个敌人全部捅死。随即抱起缴来的轻机枪，时而向南，时而北，猛烈地扫射反扑之敌，掩护我主力部队源源不断突入城内。到处是一片冲杀声，巷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到第二天清晨6000多敌人全部被歼，我军大获全胜。

东方太阳冉冉升起，三连插在平度城头上的红旗迎风飘扬。为表彰三连战绩，上级授予三连“平度第一连”光荣称号。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破坏《双十协定》，海运其精锐部队第八军李弥部从青岛登陆，继而在所谓“恢复交通”的叫嚷声中，李弥部马不停蹄，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胶济路上空顿时战云密布，炮声隆隆。

1945年11月下旬，蒋八军的一○三师三○八团西犯，抢占了胶济路军事要地蓝村。我军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奔袭蓝村，给进犯之敌以当头棒喝。

21日黄昏后，我十三团一营和南海独立团一部，一律轻装急行军，于当晚20时左右包围了蓝村。23时，一颗红色信号弹升土天空，攻打蓝村的战斗开始了。

然而，一贯冲锋在前的孙连君，在看到攻击的信号后，立即带着突击队运动到围墙底下，搭着人梯，翻越围墙，第一个跳进据点，几分钟内全排战士也都突进据点了。

他带队沿一条小巷攻击，抓到敌连长的一个勤务兵，从他口中得知我军受阻，他们已与上级失折旧了联系。孙连君感到情况严重了，怎么办？他想起战前团长的动员：“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攻下蓝村，打痛敌人。”顿时精神振奋，便召集班长说：“我们已闯进虎穴，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先打掉敌连部，里应外合消灭敌人！”

他争取了那个勤务兵带路，顺利地进入敌连部大院。他指挥战士分途袭击，打死了敌连长，消灭了院中、屋内地堡中的20多个敌人，缴获了4挺轻机、10多支冲锋枪和成箱子弹。

他当即分配了武器弹药，命令两个班守住院内四角和门口的地堡，自己带一个班以堂屋的地堡为依托，等待即将来临的残酷战斗。

孙连君带领全排连续打退敌人五次进攻，固守的大院岿然不动。拂晓时分，外面停止了枪声，一片骇人的宁静。不一会，外面传来敌人的喊话声：“八路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国军优待俘虏，快投降吧！”孙连君感到现在处境已越来越险恶，因连续作战人员伤亡较大，要突围出去谈何容易，眼前只有固守待援。他抓紧战斗间隙，召开了火线党小组会，一致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

这时，敌人集中了几十挺轻重机枪轮番扫射，把院墙啃开了一道道口子，成排的六○炮弹把院墙四角的地堡都炸塌了，随之大批敌人涌进院内。孙连君虽已多处受伤，仍沉着应战。当敌人向正屋冲来时，孙连君带若最后两编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肉搏中，孙连君抡起在平度城缴获的日本军刀左砍右劈，劈死了两个敌人后壮烈牺牲。那两名战士也先后壮烈牺牲。

孙连君牺牲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十三团、十五团再次发起攻击，经两小时激战，重创敌十三O八团，解放了蓝村，沉重打击了蒋八军的嚣张气焰。

传播革命火种的人

一孙汉三烈士事迹

中共昌邑县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孙汉三，原名孙朋杰，又名孙超，1905年生于山东昌邑县龙池乡瓦城北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学业优异，但因家庭贫困，生活无着，被迫失学。为谋生他15岁就到外地缫丝厂当童工。在工厂里他经常遭老板打骂。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狠狠地痛骂了老板一顿后，愤然跑回家。后来，因生活所迫，只好随人卖短工为生。地主，老财的作威作福，和穷人缺吃少穿的悲惨生活，使他常常思索着“为什么社会这样不公平!”他认为，穷人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就得识字，学文化。因此，他立志要为穷人家孩子办学堂。他利用他家两间小南屋里办起了“穷孩子小学”，教孩子识字，算账，唱歌。搞得很活跃。乡亲们很满意。晚上他的小学又成了穷兄弟爷们玩耍的场所，谈穷论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大家把他当做贴心人，有事找他商议，他都尽量帮助。

1925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他很赞赏。便与进步青年赵立秀等人，在孙膑大庙筹办了“中山小学”，广泛吸收劳苦大众子女入学。因他有办“穷孩子小学”的基础，“中山小学”发展很快，成了瓦城一带最大的学校。瓦城大地主的儿子赵元臣感到不妙，认为不插手该校，后患无穷。于是，他假装支持，当了校董，篡夺了学校领导权。他篡权后，一是排斥穷人孩子入学，二是不准孙汉三当学校领导。孙汉三便与劳苦大众商议，决定成立“农民协会”与赵元臣开展斗争。一呼百应，农民纷纷入会，并推举孙汉三为会长。经与赵元臣进行说理斗争，驳得他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最后，赵元臣被赶出学校。“中山小学”按原定宗旨继续办了下去，而且越办规模越大。然而，赵元臣并不甘心失败，他暗中勾结政府，诬告孙汉三聚众闹事，图谋不轨。政府派兵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还想惩治孙汉三。他只好下“关东”避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燃起了抗日烽火。1931年孙汉三在东北参加了唐聚五组织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因他救国志坚，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很快担任了参谋职务。以后这支部队在日，伪反复围剿和利诱下，司令唐聚五准备带队伍叛变投敌。孙汉三誓死不当卖国求荣的汉奸，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几经辗转，返回昌邑老家。

1934年，孙汉三回家乡后，经朋友齐文甫（共产党员）介绍到柳疃警察分局当书记官，经办刑事，民事案件。不久，他发现，当官的贪财枉法，专为有钱有势的人办事。贫苦平民有理无钱总是输官司。为此，他与上司闹翻，辞职回家。但他并没有消沉下去，经常与早期入党、暂时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等在一起，互鸣报国救民之志，研讨抗战救国的办法。在互相交谈中，他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转变了靠文化闹翻身求解放的幼稚思想，坚定了靠共产党领导闹革命的信念。

1936年，共产党员孙乐文从青岛回到瓦城，看到了孙汉三报国心切，抗战志诚，便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并给他一些宣传学习材料，安排他做好三项工作：一积极团结青年，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战纲领；二利用温海峰家的收音机，收听广播，写成传单、标语进行散发和张贴，宣传抗日救国；三开展募捐救亡运动，支援抗战。从此，孙汉三就以瓦城小学为基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国土遭到日寇蹂躏，国家危亡就在旦夕。孙汉三心急如焚。“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他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消息，并在瓦城成立全县“民先”统一的领导组织，孙汉三任书记。此后，“民先”组织在昌北一带蓬勃发展，还筹备了部分枪支弹药。

这支队伍的发展，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也因孙汉三在做瓦解各区队和警察队的工作时不够慎秘，暴露了自己，国民党县长刘毓章怨借机破坏“民先”组织，扼杀抗日民众团体。孙汉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与大家商议，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对策，以要求刘毓章带领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名义，搞“军事示威。”他们从利渔一带借来一百多匹马，组织了一百多名“民先”骨干，带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在孙汉三等人带领下，骑马闯进县政府，要求刘毓章率部上前线，并声称还有二千多人在城北集结待命。刘毓章一看这浩浩荡荡的阵势，早已吓破了胆，便假惺惺地说了几句抗日和安抚的话，要大家回去，听他的调令。结果两三天后，他携带家眷和在昌邑搜刮的民脂民膏，逃之夭夭。从此，孙汉三组织的民先队伍名声大震，不断壮大，给广大群众和爱国志士带来了希望。

孙汉三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也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能力。1937年，由李福泽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他介绍给县委书记张智忠。从此，他肩负起本县一，三区建党的重任，并建立了瓦城第一个党支部。随后，他又与李福泽发展了一批党员，分别建立了白塔，郭疃，逄翟，马渠等党支部。到1938年秋，经他组建的党支部就有20多个。

1938年2月初，日寇侵占潍县城。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在潍县的蔡家栏子、昌邑的瓦城，举行武装起义，组建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经昌邑县党组织领导人李福泽，张智忠研究决定。潍河以西起义队伍的组织领导由孙汉三担任，同时负责筹备整个起义部队的食宿安排、后勤供应等工作。孙汉三根据县委的指示，雷厉风行，准时完成了瓦城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8年2月中旬，李福泽，张智忠、孙汉三在瓦城拉起了百人的队伍，举行武装起义，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季方华也带潍北起义部队的四个中队到瓦城会师。部队很快发展到上千人。不久，马保三领导的寿光牛头镇起义部队—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来到昌邑瓦城进行整顿。鲁东工委决定与七支队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马保三，韩明柱任正副司令员，鹿省三任政委。部队指挥部很快研究了攻打柳疃日伪据点的作战方案，打响了昌邑抗日的第一次战斗—柳疃战斗。在这期间孙汉三对部队的后勤供应，伤员照顾，民众劳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鲁东工委和七，八支队全体指战员对孙汉三的工作非常满意。后来第七，八支队由寿光、昌邑，平度向胶东地区活动，4月中旬到达掖县与第三支队汇合，然后进驻黄县城。此次东征，孙汉三奉命留守瓦城，担任指挥部后方办事处主任兼中共昌北沿海中心区委书记，负责巩固和扩大昌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由于大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军东征，吕北党员和“民先”骨干大大减少，以瓦城为中心的昌北根据地，处境非常困难。孙汉三看到了斗争的严重性。他不畏艰险，跋涉于昌北平原上，一面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一面筹集武器弹药，组织武装力量，很快又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巩固和扩大了瓦城一带抗日根据地。

就在孙汉三领导昌北抗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四纵队”近两千人，在其司令王尚志带领下，乘我七，八支队转战鲁南之机，打着“困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旗号，窜到了我昌北根据地，一面逼粮要款，一面绑架抓丁，并秘密侦察我军情报，镇压昌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白色恐怖面前，孙汉三不避艰险，日夜奔忙，加强与各村党支部的秘密联系，要求各党支部（小组）要公开揭露“四纵队”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加强反特、防奸工作，要提高警惕，严密活动，坚决斗争，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积极领导党员、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

1938年9月，由于地主狗腿子赵建荣的告密，四纵队了解到孙汉三是昌北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于是，便以商讨“联合抗战”为名，请孙汉三参加会议。孙汉三本着我党“坚持团结，共同对外”和“有联合，有斗争”的方针，决定参加他们所谓的“联合抗战”会议。结果到会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抗战会议，而是丰盛的“诱降宴会”。主人是童年时代的同学—“四纵队”第八大队长史述德，司令王尚志作陪。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诬蔑共产党、攻击八路军的。孙汉三针锋相对，以事实驳斥敌人的无耻谰言，宴会不欢而散。

四纵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要在瓦城孙膑庙戏台搞所谓国，共同台抗日宣传演出，妄图借此把昌北的共产党员全部抓起来。孙汉三看透了敌人的阴谋诡计，紧急通知各党支部不组织参加演出，演出时不要去看，迅速分敞隐蔽，保存力量，从而及时粉碎了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保护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

此后，孙汉三感到形势严峻，一方面他向各个党支部发出“提高警惕，不要上当”的紧急指示，一方面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并掩藏了党的全部文件。四纵队屡遭失败，对孙汉三更加恨之入骨。农历九月初二夜晚，敌人派暗杀队突然闯进孙汉三家中，将他绑架到瓦城北大石碑旁。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等手段，企图让孙汉三交出昌北地下党员名单。孙汉三坚贞不屈，凛然正气。敌人伎俩用尽，一无所获。穷凶极恶的敌人，将孙汉三五花大绑捆在石柱予上，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将他杀害。孙汉三牺牲时年仅33岁。

孙汉三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是昌邑县著名的爱国志士，是中共昌北建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组建昌邑县抗日武装的奠基人，也是昌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他短暂的一生，为抗战救国，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代代传颂。

（郭连孙绍达整理）

王德一烈士传略

王德收

王德一，1911年出生在新泰市城关菜园村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并敢于同黑暗势力抗争。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大肆屠杀我国人民，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军队不予抵抗并撤出济南，从而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这时，王德一正在新泰城关高等小学读书，当他听到这消息后，义愤填膺，拍案斥骂日本帝国主义是“狼狗不如的禽兽！”民党军阀是“无心肝之辈！”接着，他与广大师生一起，怀着满腔怒火，冲出校园，走上街头，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济南，讨还血债！”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后来，在济南求学的进步青年王汉臣，董朴如等回新泰宣传“五三”惨案经过。

王德一进一步了解了真相后，率先参加了由旅外学生发起的“反军阀雪国耻，反贪官污吏，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1929年2月，在曲阜求学的进步学生赵传钵回新泰创办“读书会”，意在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王德一怀着追求真理的愿望，首批参加了读书会。在读书会里，他学习了一些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开阔了政治视野。特别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使他产生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萌发了变革社会现实，投身革命的志向。同年7月，王德一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济南省立一中革命气氛比较活跃。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受到了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坚定了投身革命，推翻黑暗社会的决心。1930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德一入党后，以满腔热忱投入了民主革命斗争。他除在学校里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运动外，还经常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回家乡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传播革命火种。每次他回到家，就以聚会的形式，把同学好友邀到自己家里，组织他们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王建青等同志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为新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蒋介石不仅不下令抗击日军，反而集中大量兵力继续围剿我中央红军，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高涨的爱国热情。王德一与济南广大师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同年冬，他又根据党的号召，随同声势浩大的山东学生请愿团南下，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请愿未果回到济南时，他听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破坏学生运动已下令学校提前放假，他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与南下的济南广大学生一起，在车站外举行了示威，并到省政府请愿。假期，他回到家乡，积极写传单，贴标语，发表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他还和王建青等同志一起，发动师范讲习所的师生举行了为时两天的罢课，以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新泰党组织和他的宣传发动下，全县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爱国高潮。

1932年7月，王德一从济南一中毕业回到家乡。这时，中共新泰特支和共青团新泰特支已在羊流小学，城关小学建立了活动基地。王德一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白天，他和王建青等同志来往于青年学生中间，向他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晚上，他出入农民家门，宣传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举动，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在宣传活动中，他不断发展党员，使新泰党的力量得到了壮大。’由于王德一在革命宣传活动中作出了显著成绩，是年秋后省委特派员到新泰整顿党组织时，他被指定为县委委员。

龙须崮暴动失败后，崔宪五、李寅彬遭到通缉，王宪廷受到怀疑而被迫外出隐蔽，县委解体了。这时，临时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又相继遭敌破坏，上下联系中断。这对王德一来说，如同孩子失去了母亲，大雁离开了群体一样无依无靠。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一方面积极恢复基层党的组织继续开展活动，坚持斗争。

1935年下半年，刘少傥，王迫悟根据省工委组织部长赵健民的指示，回到新泰召集王宪廷，王德一等恢复了中共新泰县委，王德一仍任组织委员。在县委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发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斗争。

1935年冬，张庄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前夕，王德一和王宪廷、王迫悟先到张庄煤矿进行了考察，了解到矿井下没有安全设备，工人死亡事故经常发生。矿主对此不管不问，也不发给抚恤金，死难工人家属无法生活。王德一他们借此在工人中进行了串联和发动，以“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补发死难工人抚恤金”为条件举行了罢工，并提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的口号。罢工斗争持续了十多天，迫使矿主答应了全部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声援。王德一、王建青等人和从济南乡师回来的同志，一起发动城关小学、羊流小学，师范讲习所的师生举行了罢课和集会游行，并成立了“教员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散发了《抗日救国告全县同胞书》。

1936年1月，国民党新泰县教育当局以改薪为名，数月不发薪金。对此，全县短期小学教员极为不满。为维护短期小学教员的利益，王德一与李竹亭，刘子军等党员一起，发动组织教师成立了索薪请愿团，涌入县教育局请愿，要求教育局尽快发薪，否则将集体罢教。经过数次请愿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新泰教育局如数发还了拖欠的全部薪金。索薪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知识界人士。

是年夏天，由于国民党新泰县政府控制盐市，随意抬高盐价，农民吃盐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党组织决定发动农民私下贩盐，进行抵制官盐的斗争。王德一参加了这项斗争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和单洪等同志，先后组织了两支农民运盐队，分别到青口和羊角沟一带运盐出售，由于盐好价格便宜，很受群众欢迎。后来运盐队越来越多，并和盐警发生了几次冲突，还打死一名盐警，后来，国民党县政府调来军队进行镇压，这一斗争才暂告停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德一响应党中央“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县委其他成员一起，组建了“抗日后援会”“抗日救国会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抗日团体，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9月初，新泰县委为争取国民党新泰县府支持群众抗日，决定发动群众向县政府请愿。王德一和王迫悟等同志一起先后发动教育界爱国人士向国民党县政府进行了三次请愿，终于促使国民党县政府答应“拨出枪支开展军训，允许群众组织抗日团体”的要求。

9月下旬，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到新泰，传达了省委关于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县委召开会议作了研究，决定利用各抗日救亡团体和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联络人员，收集枪支，待机行动。领导人员并作了初步分工。11月下旬，董琰、李枚青，周星夫等回到新泰后，党员骨干在八腊庙小学由孙汉卿主持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研究了抗日武装的组织发动问题，并重新作了明确分工。王德一和周星夫负责新泰东都和石泉庄一带的组织发动工作。

在紧张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中，王德一患了肺病，但他从不吭声，就是在吐血不止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进行反“扫荡”战斗。后来终因病情加重，于1941年在沂水县东南埠逝世。

王德一是党的好儿子，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

一王鼎臣烈士传略

李居义

王鼎臣，名廷勋，字鼎臣，号德武，1910年4月6日出生于掖县(今莱州市)梁郭镇张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学绍在家开了一个皮货作坊，制作皮衣、皮帽。他苦心经营，刻意供独生儿子王鼎臣上学读书。

1918年，王鼎臣入张村初级小学，1924年升入掖县城县立第一小学高级班，1926年8月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校址在掖县城)。

王鼎臣勤于学习，擅长书画，学业优良。在九中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班长、学生自治会卫生委员，副主席等职。在中国大革命的影响和进步老师的教育下，王鼎臣痛恨旧社会，一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他和进步师生团结一起，多次进行抵制日货，反对学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斗争。1927年底，九中校长李浩光贪污教学经费和学生的学杂费。王鼎臣发动学生对李浩光进行斗争，迫使李浩光交出赃款。

王鼎臣为人忠诚，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不避艰险。同学李日新，因家庭困难缴不上学费想退学。王鼎臣慷慨解囊，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为李日新缴上了学费，使李日新得以继续学习下去。有一次，王鼎臣从家回校的途中，发现一户农民家失火，他毅然放下书包和群众一起将大火扑灭。

在学校里，王鼎臣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又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力量。是年6月，他先后介绍郑耀南等人入党，点燃了掖县的革命之火。

1930年6月，王鼎臣九中毕业后，赴济南投考第一师范落榜，便考入了东昌（今聊城）第三师范。国民党反动派对第三师范统治很严，进步学生常常被特务盯梢监视。鉴于这种情况，不久王鼎臣便离开该校，经三师美术教师王子正（曾在九中任教）介绍到济南私立爱美中学高中部艺术师范科二级插班学习。

南家的南屋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掖县委员会，郑耀南当选为县委书记，王鼎臣当选为民运社保委员。县委成立后，王鼎臣亲自组织党员和进步学生散发县委《告全县同胞书》。任务完成后，王鼎臣返回济南继续求学。

1932年6月，王鼎臣毕业于爱美中学回到掖县，在驿道小学任教。掖县县委在这年4月间成立了党的秘密武装特务队。县委号召党员，积极搞枪支弹药，参加特务队。王鼎臣响应县委号召，买了一支手枪。他还经常和同志们相约，星期天到西由镇后邓村的西河树林里练习打耙。经过几次练习，大家的射击技术明显提高。王鼎臣对同志们说：“我又增加了一分革命的本领！”

为了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王鼎臣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阴历十月十五日，是西由镇庙会，晚上唱《三堂会审》。由镇村大人多，戏台前人山人海。王鼎臣等人带上传单悄悄到了戏台前。兵分三路，一路在戏台北面，一路在戏台南面，一路在戏台西面，一起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一喊，戏场大乱。区公所、联庄会的人紧急集合，吆喝着抓共产党。在混乱中，他们按照事前的约定，在“益盛合饭馆”会合后，安全撤走了。

为了发展党的组织，控制掖县西南一带。1933年春，王鼎臣到了沙河镇县立第二小学任教。这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供出了王鼎臣和郑耀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密令掖县县党部查处王鼎臣和郑耀南。县党部里的国民党左派孙会生及时把此情报透露给了郑耀南，王鼎臣，这时他们便离开了县立第二小学，同郑耀南一起转移到北平。在北平，经在北平上大学的掖县籍共产党员郭欣农介绍和北京市委接上了关系。不久，又通过共产党员陈义山的关系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9月，同盟军失败后，王鼎臣又回到胶东。这年冬天，他到栖霞县官道乡邴家庄，找到了在九中时的同学衣吉民。王鼎臣托衣吉民的大哥去掖县找他父亲，弄了一批皮货带回来，王鼎臣便以卖皮货为掩护，秘密活动在招远县毕郭和栖霞县观里一带。

1934年3月，王鼎臣转移到莱阳县城西杨格庄，继续以经销皮货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王鼎臣在莱阳县参加了胶东“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即转移到即墨县城西关，以开帽店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在青岛登陆，向北进犯。1937年底，王鼎臣处理完货物，由即墨县回到家乡，仍以教学为掩护，秘密投入了发动抗日武装的工作。为了建立抗日武装力量，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国民党和各阶级，阶层，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县委决定，把全县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武装起义，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一部分留在地方继续隐蔽活动，作为后备力量。县委决定王鼎臣留在地方工作。王鼎臣坚决执行县委决定，并耐心地劝说留在地方工作的其他同志，他说：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希望同国民党长期合作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和我们合作到底的，他们时时都想消灭我们。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隐蔽一部分同志，作为后备力量，准备第二次流血和战斗。

是年10月，王鼎臣调胶东特委任政治保卫局副局长。1939年1月，日伪军侵占掖县城，2月侵占黄县城。五支队对伪军刘桂棠等部多次打击后，进入山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时掖县基层党、政组织大部转入地下活动。一些社会渣滓趁机泛起，扰乱治安，危害人民。王鼎臣和这些汉奸，特务，投敌叛变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王鼎臣还十分关心和爱护同志。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的妻子刚生小孩，她的母亲跟着照顾，因为是外地口音，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王鼎臣就把王文的妻子，孩子及其岳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他对自己家里的人说：“他们是我们革命同志的亲人，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由于王鼎臣的父亲，妻子等人的关心和保护，王文同志的家属在王鼎臣家平安地住了一年多。

1940年，王鼎臣担任了胶东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他的工作更忙了。区党委给他配备了马匹，但是，他很少骑马。他经常把马让给病员或体弱的同志骑。这年冬天，上级发给王鼎臣一件棉大衣。他说：“我从家里带来一件皮大衣，这件棉大衣就发给别的同志吧。”．一连几年，发给他棉大衣，他都没有要。王鼎臣的妻子刘玉英，给王鼎臣做了好几床被子．，王鼎臣都送给了同志。天冷了王鼎臣又回家要被子，妻子再无被子可给，只好把门上的夹门帘摘下来，洗了洗，让他带走。

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处，是华东鲁南根据地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进行联系的交通要道，是微山湖西的一块狭窄的三角斗争地区，敌我对这一地区争夺相当激烈，斗争也异常尖锐复杂。这年12月20日深夜，日军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共万余人，对我湖西，单县以东地区进行“扫荡”。21日，专署机关在转移中误入敌人的合围圈，被敌人包围在单县东北的马桥村。王鼎臣（到湖西后改名王鼎成）带领同志们奋勇突围。由于两侧被敌人的机枪封锁，王鼎臣突围中在马桥村附近的小吴庄西南角中弹牺牲。

22日，同志们把王鼎臣的遗体安葬在小吴庄西南角。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又将王鼎臣烈士的遗骨迁葬于单县湖西抗日烈士陵园。1946年9月，陵园遭国民党军队破坏。解放后，湖西人民重修烈士陵园，将王鼎臣的名字镌刻在陵园的烈士纪念碑上。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年仅32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革命功绩，斗争精神，高尚品格，永远铭记住人民心中。

同窗经风雨比肩求光明

—悼念王锡泽同志英勇牺牲五十周年

华楠

王锡泽同志，原名刘琪，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镇马埠崖村人，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我们在烟台志孚中学（现烟台市第一中学）是同班同学，曾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一起到延安，又一起开赴山东抗日前线。从1940年锡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他的一生，虽然只有二十个春秋，却如朝霞一样绚丽，激励着当时烟台志孚中学的许多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争。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一代青年的优秀代表。我和锡泽最初相识，是1934年夏天。那一年，作为烟台志孚中学的新生，我们同被分配在五级二班。当时他14周岁，我13周岁，正是一生中开始思想启蒙、渴求真理的时期。

这期间的客观环境，也为我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吞东北，渗透华北，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激起了人民的义愤。烟台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东北返回的乡亲和学生不时传诉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烟台国民党当局继续以奴颜婢膝对待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蛮横欺凌对待人民的不满情绪，从而不断激发和加深了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不作亡国奴，要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在我们入学的几个月前，烟台各界人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冯玉祥将军慷慨陈词。“我宁肯战死在疆场上，也决不屈当亡国奴！”这些话，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

志孚中学是烟台进步力量占优势的学校。校长庄子毅倾向民主进步，他宣称要把学校办成“抗日的大本营”。我们刚入校时，学校大门里的北面壁墙上画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其中东三省特意用虚线标出，表明那片国土已遭沦陷。这等“国耻”矗立校园，震撼和警醒着每一个有良知的青年学生，并促进着我们同仇敌忾，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锡泽虽只长我一岁，各方面都比我成熟。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仅功课好，而且体育好，品行好。这三项他都是甲等，每学期都被学校评为“三甲学生”。他酷爱文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是班上出类拔萃的学生。也许正是客观规律与他个人素质的结合，使他成为我们班最早参加学校的抗日进步组织“读书会”（即旭光读书会）的学生。

锡泽是个多才多艺的进步学生。他爱体育，篮球打得好，球场上团结了不少同学。他爱唱歌，经常能听到他学唱进步教师袁侃如教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的激昂歌声。他还爱画画，有一次学校办画展，他画的马克思像，产生了很大反响。

时势造英雄。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背景下踏进社会的锡泽同志，有着渴望进步，追求光明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当他接触到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后，便较快地由民族觉悟提高到阶级觉悟，自觉地投身革命洪流，在实践中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的人生转折。

发生在1935年春天的“四·二三运动”—又称“徐明娥事件”，使锡泽和我第一次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

烟台人民有在春季观赏梨花的习俗。1935年4月18日，各学校放春假时，益文中学和真光女中联合去南山梨林踏青。当时，烟台地下党的组织刚刚遭到破坏，烟台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勾结口商，走私日货的丑闻正越来越多的引起学生和市民的义愤。因而国民党当局以维持秩序为名，派了一批警察到南山，监视学生活动。存一片欢声笑语中，突然枪响，真光女中16岁的学生徐明娥，因抗拒一警察的调戏而惨遭枪杀。

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各校进步学生经过紧急磋商，成立了以省立烟台第八中学（简称八中）、志孚中学、益文中学和真光女中等校为主体，组织统一行动的“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决定4月下旬召开追悼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张奎文对外妥协投降口寇，对内镇压迫害人民的罪行。

在志孚中学，这次活动的领导者是地下党组织指导和影响下的学生领袖李丙令。锡泽是其中的骨干，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积极支持和鼓动其他同学参加游行，在游行中他带领大家呼口号，维持队列秩序。他还在学校壁报上写稿，揭露国民党当局。4月23日，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的志孚中学游行队伍正要出发时，遭到了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林秋圃等人的阻拦，校外，还有国民党当局驻军的，一个连包围了校园。形势紧急，有人动摇。锡泽等同学积极活动，坚定了大家走出去的信念。当林秋圃气急败坏地威胁：“你们再闹，商会就要停办学校!”时，学生们高喊：“你是走狗！打倒土豪劣绅！”在学生的呼喊声和鼓倒掌声中，林秋圃跺着脚低着头灰溜溜走了。志孚中学的队伍终于率先走出校园，正气凛然地冲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赶往集合地点。其他中学的队伍和各小学的师生代表也相继到达会场，胜利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和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次斗争，不仅打击了烟台国民党当局及张奎文的反动气焰，也锻炼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能力，沟通了各校进步同学之间的联系，为日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乃至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36年4月，“民先”在志孚中学建立并发展组织，第一批就有锡泽，并且是负责人之一。那时，参加“民先”没有很多手续，但锡泽却坚持划表，郑重其事地交给我和其他进步同学认真填写，热情很高。他常召集“民先”队员在学校南面的山坡上秘密开会，介绍苏联社会制度。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化达党和红军的动态，各地抗门学潮的情况……这些，一次又一次地鼓舞蓿“民先”队员们奋勇向前。我们曾避开困民党军臀的耳目，上街激发党的《八一宣言》和其他传单，还利用寒假的机会，分头回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我们也宣传学习新文字，推广汉字拉丁化。有一次，锡泽和我约上几名同学，骑上自行车，每辆车上插一面小旗，在烟潍公路上奔波几百里，到招远县进行抗日宣传。

我们在学校的南山上频频举行的秘密会议，被学校的一名国民党派来的童子军教官觉察了。他为了阻挠我们的活动，编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鬼故事，来吓唬一些同学，说什么南山上有鬼，鬼的两条腿不会走路，只会蹦，会叫，云云。锡泽和我们一起，当面质问他看到鬼没有？要他讲讲鬼的具体形象，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学中揭穿了他的鬼话，使他更加孤立。

1936年夏，四级同学毕业后，锡泽主持了学校“读书会”和“民先”的工作。1937年2月，锡泽经李丙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主持了学校党的工作。在学校的活动中，他充分表现了认识上的敏锐，有预见性，为人处事上的热情，坦率，公道，正派，以及同反动腐败势力作斗争时的魄力和胆量，从而赢得了群众的尊重和信任。

初中毕业后，我和锡泽等几位同学一起赴北平考学。时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当时，我们已经考上了几个学校。然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牵动着大家的心。锡泽对我们说；“看来，这学不能上了，咱们要赶快回烟台，找丙令商量一下去延安。”于是，我们很快返回了。

这次抉择，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回到烟台不久，组织上便决定派锡泽，我等四人途经西安，前往延安。延安，是我们心中的圣地。锡泽在1936年秋和1937年春几次说过要去延安。他还说：“只要能找到党，我一切都可以舍弃。”他出生于富裕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可是，当崇高的革命理想在前面召唤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履行了诺言。8月中旬，锡泽和我（另两位同学被家庭拖住未能成行）瞒着各自的家庭，带着简单的行李，奔向久已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到达西安后，先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办事处临时安排在一所高中借读，不久，通知我们秘密到三原，在那里经过口试笔试手续后，决定我们一批100多人整装编队行军去延安。

那是我们第一次行军。锡泽17岁，我16岁。尽管精简了行装，只背了一床被子，带上一点必需口用品，但路上的艰辛还是首次品尝。锡泽很坚强，他不顾身体疲劳，脚上打泡，始终精神饱满地鼓励我和其他同志，学习，走路、做饭，宿营，还时常领唱《大刀逃行曲》等抗日歌曲，以鼓舞士气。十多天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延河水畔。

在延安，锡泽和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三队学习。穿上新棉衣，带上红五星后，锡泽激动地跳了起来。那个星期天，我们俩专门跑到街上吃了顿饺子，以示庆贺。锡泽曾多次和我说，想早一天见到毛主席。正巧，当年冬，突然来了一架苏联飞机。接到通知后，大家很快拥到附近的机场。锡泽比我先发现了毛主席，高兴得又鼓掌又跳跃，并指给我看主席正和一位下飞机的领导同志在拥抱(后知是王明。同机来的还有陈云，滕代远和康生等。)接着，全校到清凉山校院前开欢迎大会。会上，我们如愿以偿地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在欢迎词中的头一句就说：“今天是喜从天降！”又风趣地说。“昆仑山上来了天兵天将，他们给我们带来法宝。”“我们要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会后，锡泽对我说：“毛生席像鲁迅，又像诸葛亮，讲得太好了！”

无论在那里，锡泽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力求精通的学习态度。在陕北公学，有一次著名教授何干之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课后，又到窑洞里和学员们座谈。锡泽提了不少问题，如怎样联系现实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等。何干之一一作了回答，锡泽边听边记，十分认真。后来他在军事课目的学习讨论中，也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善于钻研，勤动脑筋。

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三个月之后，1938年1月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从“陕公”选调学员，锡泽和我都被选去，先编在抗大三期四大队十二队，后改为四期一大队四队。主要是学军事，学习从战士到班排连的军事课目，要求很严格。这期间，锡泽学习非常用功，一心想着学好本领，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他积极支持我作文化娱乐委员的工作，有一次我布置俱乐部，墙壁上原来画了些花草，锡泽石后让我改画飞机大炮。他说：“这样才能显示出军队的特色。”学习中，锡泽刻苦探求，如鱼得水，阅读了众多军事书籍，做了详细的笔记。训练时，他一丝不苟，直到能够熟练掌握每个战术和技术动作的要领。在全队学员中他的各项成绩都是第一流的，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和“乔格聂夫”(这两人都是苏联劳动英雄)式的学习积极分子。

从长途跋涉去延安，入“陕公”露天听课，冻破了手脚还要做笔记，直至上“抗大”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锡泽常和我说：“只有吃下苦，才能得锻炼。”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自觉地实践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只有身体力行，“艰苦朴素”，过好艰苦奋斗这一关，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经得起严峻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回想起来，锡泽同志在延安学习期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日后的革命实践，为到抗日前线去，为从事军事工作、带兵打仗做准备。无论在“陕公”或是在“抗大”，毕业时，他都坚决申请到前线去。好男儿志在沙场，痛歼敌寇。他的选择，同当年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令人钦佩。

1938年8月，“抗大”学习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由张经武，黎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从延安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在乘汽车去西安的路上，我晕车了，吐得很厉害，锡泽一直在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又亲耳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他的谆谆教诲，特别是关于持久战，敌后游击战，以及根据地建设的精辟论述，十分鼓舞人心。当晚，锡泽找我温习讲话的要点，补充在笔记本上。

为了实现做军事工作的愿望，锡泽一点也不计较职务的高低。1938年12月，山东纵队成立时，他被分配到纵队司令部当参谋，后任五科（教育科）科长，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一面积极工作，一面不断要求到连队锻炼。1939年夏，日寇对我山东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形势严峻，锡泽又几次申请到连队去。这时我被调到纵队政委黎玉同志身边当秘书，锡泽便让我向黎政委反映他的要求。我深知他的心愿，如实作了汇报。纵队领导很赞赏锡泽的精神，不久便分配他到四支队三团任连长。

从此，我和锡泽很难常见面了。但对他的消息仍时有所闻。“身先士卒”“为人爽直”“作风正派”“模范带头刀“冲锋在前”“刻苦钻研”“善于总结经验”“既抓军事工作，又会作政治工作”等等，都是经带听到的有关对他的赞语。他是全团军政双全、很出色的连长。

1940年夏，我到部队作调查时又见到他。问他当连长近一年的体会，他说了一句至今仍不失为基层工作者宝贵财富的话：“在连队工作，就是要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打成一片，少说多做，说到做到，勤于动手，更勤于动脑。”想不到，这一次见面竟成永诀，这句话成为他生前留给我的最后经验！

1940年秋，一次白天对敌作战中，锡泽带领突击队在攻打蒙阴县小张庄时，英勇无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0岁。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却像火一般的红。

汪洋烈士传略

赵良王伟

汪洋，原名汪之正，字诚斋，号洪波。抗战期间改名汪洋，亦称汪波。1912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夹河乡顾庄村（今属河南省台前县）一个农民家庭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政治指导员，团长、团政委、山东纵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第四旅政治部主任，政委，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中共鲁中一地委（泰山地委）书记等职。1942年10月17日在莱芜县吉山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洋积极投入中共地下支部领导的救亡运动。他组织同学深入郊区农村，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民众抵制日货，还和同学们一起，发起抗日募捐活动，声援和支持抗日前线将士。并参加了济南市赴宁（南京）请愿团。1931年12月7日晨，汪洋和济南12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冒雨集合在济南火车站，要求乘车南下请愿，并在凛冽的寒风中，卧轨截车成功。翌日，汪洋和代表们到达南京。12日下午，蒋介石被迫接见了全体代表。接见时，汪洋和学生代表们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事后，学生们又举行了示威游行。17日下午，参加游行的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从而酿成了“珍珠桥惨案”。当时，汪洋也遭到追捕。

在这些革命活动中，汪洋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强烈的爱国热忱，逐步成为济南学界和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35年春，山东省教育当局决定对全省师范学校学生实行会考。济南乡师的党组织，学生自治会，联络全省各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反“会考”斗争。汪洋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

1935年冬，汪洋毕业后，到肥城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数月，又转入东阿县县立小学任教。执教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次，他组织领导全县小学教师240余人进行增资罢教斗争，因而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并被革职。革职后，他在山东省工委的领导下，成立宣传小组，活动在济南至北平的火车上，散发传单，进行演说，宣传抗日。

1936年，汪洋考入西安东北军学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派担任学兵队少年先锋队的政治指导员，在下层士兵中开展抗日活动。汪洋随军奔走于陕，豫，苏，皖等省，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多次用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园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事例，激发广大士兵和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并经常教唱自编的爱国救亡歌曲。他还在送给朋友的影集的扉页上亲自题诗：

大好河山，

沦为敌手。

为了自由，

决不罢休。

汪洋在民族危难之时，毅然投入抗日斗争之中，忠诚的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他离开家乡奔赴西安后，给家中来信曾说“为了大我，就顾不得小我了，望家人不要以我为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洋随东北军五十一军从西安东上抗日，7月底到达临沂。该部队中共工委通过中共山东省委，派汪洋等与在国民党临沂专署任教育科员的地下党员崔介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临沂军事工作小组，负责开展鲁南地方工作。此后，汪洋去沂水城北朱家庄任小学教师，进行抗日活动。秋冬之交，党组织又派人去朱家庄替回汪洋，要他和在蒙阴当教员的地下党员一同去平度县，和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汪洋又和崔介去博山，与曾在西北军壮丁训练处任职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在接近博山的沂水县鲁村镇设立招兵办事处，以武装抗日的名义，召集煤矿工人，组织抗日武装。在这期间，汪洋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很快拉出一个营，组成了抗日游击队。1937年12月底，日军占领博山。汪洋等率队撤离博山，当到达沂南县张庄时，遭到国民党张里元部特务营的围歼，并被俘。因汪洋持有第八游击队的证件，方得安全回到临沂。此间，国民党专员张里元将原益都县的保安部队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合编为一个独立营。并由国民党益都县税务局长戴星三任营长。

临沂军事工作小组为了加强对这个营的领导，派汪洋等到独立营帮助工作。汪洋分管三连和营部的工作。

1938年1月，汪洋在临沂城赵都街小学教师陈六飞家里，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临沂总队部”。汪洋为军事部长。

这天拂晓，在博山下庄，驱戴行动开始了。四连首先包围了营部。戴星三认为是四连受气后的报复行动，便命令手枪队缴械。一连也被三连缴了械。汪洋指示战士们对手枪队要以礼相待，愿走者发给路费，愿留者欢迎。当天上午，汪洋等率部队开到博（山）莱（芜）边的西石马。并沿车辐，桃花泉、青龙湾、黑峪一线崎岖山路向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驻地马棚进发。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和代理政治委员林浩得到汪洋的报告后，正式宣布原独立营为四支队第三团，汪洋任团长。原二、三、四连，编为一、二、三连，并配备了政工干部。

三团指战员编入八路军序列后，感到一切都非常新鲜。司令员，政治委员亲自到各连队看望战士，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连队里经常开班务会、军人大会，并组织看宣传队演出，学唱新的抗日歌曲。通过这些活动，战士们学到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不久，汪洋率四支队三团挥戈南下，攻克莱芜县城，俘虏了国民党顽固派县长谭远村以及公安局长荆大麻子。这时，国民党顽固派第三纵队秦启荣部2万余人向我反扑过来。四支队主动撤出莱芜城。在嘶马河与敌军决战。当时，汪洋率三团沿嘶马河以北正面阻击敌人。不料，部队行至嘶马河村附近耐，遭到预先埋伏在村内碉堡的秦启荣部鲍梯队的阻击，不能前进。后经全军奋力冲杀，击溃了敌人，并占领了嘶马河村。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秦启荣乘我军立足未稳，亲率第三纵队包围上来。此时，洪涛司令员肺病加重，身卧担架。代理政委林浩决定由汪洋统一指挥全军。汪洋便立即命令部队退守围墙，并宣布，敌人不逼近不准开枪。他指定几个神枪手，专门射杀围攻寨子的敌人。经我军反击，敌人又一次被击溃。此后，三团又转至滕县，打垮了鱼肉乡里的反动地方武装申从周部，解放了滕县城。接着又挥师东进，打临沂，灭莒南之敌，并在周村、张店、博山之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破袭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抗日群众很受鼓舞，奔走相告，把这支队伍誉为“铁骑军”。经过几次战斗，三团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四支队的主力。

1938年5月，郭洪涛同志率一批红军干部从延安到达泰西。汪洋根据上级指示，派二连护送他们安全通过了津浦路。此后，支队又加强了三团的领导力量，并在各排设置了政治工作战士。

6月底，汪洋所在的四支队三团和二团随省委机关南下滕县，创建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当时鲁南地区的滕县、费县，峄县一带顽固势力很猖獗。四支队虽然在山亭，高庄、长延、白卯等地连续打了10几个胜仗，但仍站不住脚。部队刚走，顽固势力就卷土重来。因此，老百姓见到四支队来了就关闭寨门，不要说宣传组织群众，就连吃饭、住宿也成了问题。部队常常以野果充饥，露天宿营。眼下，天气酷热，病号不断增加，部队严重减员，只好将两个团缩编为一个团，保留二团番号，汪洋任团政委。

8月，四支队撤离滕县，回师沂蒙山区。一天晚10点，当部队到达滕县八里沟时，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伏兵从南北两侧向我军猛烈射击。不好，汪洋敏锐地感到，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我边区省委机关。据此，汪洋和团长商定，由团长带领三营突击南面山上的顽军，自己率一营突击北面山上的敌人，二营六连和其余人员保卫省委机关冲出伏击圈。在激战过程中，汪洋发现敌军避开我军进攻，向前迂回，企图堵截省委机关。汪洋马上指挥部队前去打击堵截省委机关的敌人，战斗持续到天亮，敌人被我军击溃。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当部队通过一个山口时，突然遭到一股顽军的伏击，两部电台被抢走。汪洋沉着地分析了情况，认为眼前的敌人很可能是在八里沟打埋伏的那股国民党顽军。他们的目的是，先抢电台，得手后，再消灭四支队和省委机关。于是，汪洋当即命令三营抢占制高点。一营断后，堵住尾追的顽军。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这股顽军，夺回了电台。

9月初，四支队保卫着省委机关安全到达沂蒙山区。10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沂水县岸堤召开庆功大会。省委书记郭洪涛代表省委宣布：命名四支队二团为“钢二团”，八连为“钢八连”，四连为“铁四连”。同时，各连还选出了3名最勇敢的战士作为代表，披红挂绿上台领奖。那场面好不壮观l汪洋等看着战士们胸前那一朵朵鲜艳的红花，不禁想起了在几次保卫省委机关的战斗中牺牲的同志。是啊！这些荣誉应当属于牺牲了的烈士们！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1939年1月，进行整编，编成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二、挺进和陇海南进共十个支队及三个团。汪洋调任山纵四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9月，山东纵队进行整训和整编，下辖一，二、三、五旅及一、四、五，独立四个支队。1941年，一、四支队的各一部编为第四旅，汪洋任政委，廖容标任旅长。．当时，由于敌人实行“清乡”和“蚕食”“扫荡”政策，致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处境十分困难。面对这种形势，汪洋紧密团结干部，战士，共渡难关。在洪涛同志病重期间，汪洋坚定不移地率领部队同敌人进行战斗，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四旅与泰山军分区合编为鲁中一军分区，汪洋任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鲁中一地委（泰山地委）书记，廖容标为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0月，日伪军一部从莱芜城、口镇、博、胶济路等地，麇集5000余人，分6路向汪洋所在部队驻地莱芜县吉山西的刘白杨村偷袭。10月117日拂晓前形成合围。这时，军分区主力，正由廖容标司令员率领战斗在淄河流域。在这危急时刻，汪洋率领地委机关和一个县、区干部培训班（教导队）及两个连的战斗部队，共300余人，向外突围。至山前石，发现敌人已占领山头。汪洋立即率队北撤，行至茶叶口时，又与章丘方向的敌军遭遇，激战半小时，仍不能突围。在这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汪洋命令部队轻装从北岭向东突围。他率领一个排带一挺机枪，抢占西岭，阻击三面之敌。完成阻击任务后，汪洋率部队且战且走，辗转到吉山河时，又遭敌人猛烈阻击。他指挥部队强渡吉山河，进入南峪。当部队进至半山腰时，埋伏在山上的敌人突然开火，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只听汪洋大声喊道：“同志们，拼刺刀！”并指挥部队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后人记述当时战况时称；“其状难言，有弹尽继以肉搏者，有用手榴弹与敌同尽者，有以牙咬死敌人者，有毁械自尽者，其志至壮，其义至烈！”汪洋等百余名将士，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汪洋同志壮烈殉国后，延安我军总部电告全军致哀！谷牧，赵健民在鲁中追悼汪洋烈士的大会上致了悼词1945年8月，泰山地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共议。把莱芜县吉山西岭上的一座叫钓鱼台的八角亭台，改名为“汪洋台”，并立碑纪念。纪念碑上有记载汪洋烈士光荣一生的碑文，还有他的亲密战友廖容标的题词：“烈士的鲜血换取了民族抗日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中还陈列着烈士的遗像，供人民群众瞻仰。后，山东省委决定把汪洋烈士墓迁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每岁清明时节，广大干部，群众到陵园参加祭扫活动，纪念和缅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

汪洋烈士千古！

王云生烈士传略

中共寿光县委党史委

王云生同志是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贯勇敢坚定，辛勤工作，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曾历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委员，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寿光县委书记，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军法处长，山东纵队特务团政委，山东淄博地委常委，专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山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一，二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等职。1972年9月18日在上海因病逝世，终年68岁。同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王云生，名伯龙，字云生，1904年生于寿光县王高镇一个贫农家里。父亲靠种地，打短工为生，没有上过学，很盼望儿子能有个读书机会，全家人乃节衣缩食，加上乡亲们解囊相助，才使王云生12岁时进入本村小学。他深知自己上学不易，因而奋发苦学，成绩优秀，在班内名列前茅。他爱广交朋友，尤爱结交和他一样贫寒的同学。他为人持重大方，敢抑强扶弱。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因家力不支，高等小学毕业后便和父亲一道务农。

1922年，张玉山同志因病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辍学回家，在张家庄办学堂。1923年春，张邀请王云生去该校当教员。两人失学的原因虽不相同，但都是失学青年，同病相怜，感情上产生了共鸣。随后接触日多，都对旧社会憎恨不满，很快又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立志追求救国救民，寻觅改变社会现实的道路。一天，张玉山从济南带来一本《共产国际》，两人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越来越被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萌发了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要求。

1924年4月，王云生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王云生加入党的队伍后，便迸发出无限的革命热情。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以张家庄为基地积极开展工作，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依靠广大群众，改革旧私塾，举办平民学校，抗粮社，互助会，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同时，他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在张家庄，南台头、王高、芦家庄等地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

1925年7月，王云生被我党组织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了第五期训练班学习。在那里，他聆听了彭湃等人的讲课，大大地开阔了政治视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社会现状、革命态度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

1926年1月，王云生学习结业返回山东，省委分配他到青岛市委任组织委员，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斗争生涯。

是年2月，王云生去参加中共青岛支联在四方机厂召开的支部干事会，讨论纪念“二七”活动等筹备工作，被军阀张宗昌部毕庶澄的谍报队侦知被捕。在敌人法庭上，他坚持党的信仰，严守党的秘密，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巧妙地对付了敌人的多次刑讯，使敌人一无所获，只好于同年的8月将他释放。出狱后，他躲过敌人的跟踪盯梢，几经转折，于10月回到寿光。经中共寿光县委审查同意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青岛的半年牢狱折磨，使王云生身体很虚弱，还长了一身疮癣，组织上和家人都劝他休息治疗。但他看到北伐军所向披靡，反动军阀节节败北的大好形势，哪能在家待住，立即情绪昂然地投入斗争。他披雪冒寒奔走于寿北地区，协助县委巩固统一战线成果，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积极作准备。这年春节，他在家门春联上写道：“削尽阶级方平等，挣脱束缚得自由。”表现出他对革命理想的孜孜追求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

1927年4月，中共青州地委在益都建立，王云生当选为地委农民委员，从事益，寿，临，广、潍五县的农民运动。

6月，王云生受县委的委托，出席了山东区委在益都圣水村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接受了山东区委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立即停止迎接北伐军等指示。回寿光后，他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按照县委的指示，着手整顿组织，疏散干部，部署开展秘密斗争等工作。并具体领导了寿光县的抗粮抗捐斗争，发动党团员和农会会员，贴标语，散传单，拒纳粮，把斗争搞得轰轰烈烈。

10月10日，中共山东区委在龙山车站附近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王云生作为寿光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王云生当选为省执委委员。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寿光形势趋向恶化，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脱离革命，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县委组织有些松弛，党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此时，王云生受县委委托，勇敢坚定地承担起领导寿光革命斗争的重担。

1928年2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二次会议在坊子召开，会议改组了省委。王云生当选为省委常委，负责农民工作。他栉风沐雨，活跃于县内外各地，奔波于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为开展农民运动辛勤工作。

正在这时，县委书记病逝，寿光党组织急需有一个健全的县委来领导工作。为此，上级党组织调王云生回到寿光，于1928年春在崔家庄双风小学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会议，改选了寿光县委，王云生当选为县委书记。在王云生的领导下，县委依靠广大党员，团结进步力量，发动农学组织，积极活动在寿北、弥东及城南一带。并开始清洗党内投机分子，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扭转了寿光党组织一度松散消沉的局面，使党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局面。

这一年，山东军阀张宗昌派驻寿光税官蔡子梅，派其亲信刘文田驻王高镇，强征营业牌照税，搞得群众生计无存，民怨沸腾，都骂他税狗子。王云生亲自指挥了这次抗税斗争，并将税霸刘文田击毙。这次群众性的斗争胜利，顿时震动寿光全境，贫苦农民奔走相告，反动县府惶恐不安，半年多未敢下乡催粮要款。寿光县委及时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认识到党只有掌握武装，才是革命斗争胜利的唯一出路。自此，寿光党组织转入了发展武装的秘密准备工作。

不久，王云生在王高镇组建了一支几百人的民团队伍，持刀扛枪（当地的鸟枪），学武习艺，站岗放哨，准备时机成熟，发动武装暴动。后因种种原因，于1929年解散了，但民团队员们经过年余的武装训练，大大提高了军事素质，在后来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中，不少队员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

寿光县委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1930年至1932年中曾作过几次变动，这期间王云生改任县委委员和青莱特委委员。

1932年8月，省委交通员任国华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寿光县委的同志。寿光县委接到济南党组织发来的紧急电报暗示，立即分散转移。王云生先转移到胶东，后辗转到济南山东省委工作。

1933年2月，由于团省委特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投敌，使省委、团省特委机关均遭破坏，王云生与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和参加省委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数人均先后被捕，被押于国民党第一监狱，后转监于反省院。

在狱中，反动当局采取金钱高官引诱和鞭笞酷刑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使王云生动摇信念，出卖革命。捕共室主任王天生之流，也假惺惺地以关怀营救的姿态出面劝他受衔纳聘，背叛组织。王云生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斗争，并与被捕战友团结一致，开展了反诱降，反自首，反迫害的活动和绝食斗争。王云生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英雄气概。敌人对他采取了种种手段均未达到目的，无奈由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他五年徒刑。

囚狱五年，王云生受尽折磨，他却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终日耿耿于怀的是党的革命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王云生于同年秋获释出狱，回到寿光。他即与县委负责同志一起，又投身到抗日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去。

1938年3月，八支队奉令东进，在昌邑瓦城与七支队合编，王云生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法处长。此时，原七支队负责人张洪礼为了发展个人势力，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七、八支队合编，竟指使反革命分子金岩杀害了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案件发生后，王云生等人组成临时军事法庭，逮捕了张洪礼。审讯中，张洪礼在铁证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经请示上级批准，军事法庭判处了张洪礼，金岩死刑，在棋盘地就地枪决。

4月，王云生参与指挥了解除伪黄县县长壬景宋的地方部队的战斗，随即建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王云生负责组织力量，除掉了掖县三支队内部的赵森堂反动集团，处决了主要头目赵森堂、王文峰等人。继而他又参与指挥了攻打伪军张金铭的战斗，歼敌200余人，将这股反动势力从掖县境内赶了出去，解除了对三支队的威胁，为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八支队两进邹（平），长（山），桓（台）一带，王云生参与指挥了焦家桥战斗，打垮了土匪八个司令及其新属部队的进攻。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其省府机关进驻沂水东里店，占据了沂鲁山区，把我鲁中同胶东地区隔断，并以此地为中心，指挥在山东的大小顽固派进行反共摩擦活动。为了维持鲁中和胶东的联系，加强沂蒙山区我抗日力量，12月上旬，活动在清河地区的七，八支队奉命南下，王云生随队前往，进驻沂水，临朐一带，同四支队并肩战斗。

1939年3月，王云生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治委员。不久，到第一支队铁路北工作团扩军。后任山东纵队民运部副部长，负责补充兵源，筹运物资，为部队扩建做了大量工作，为坚持清水泊地区的艰苦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3年7月，王云生出任寿光县县长，为开创抗日斗争新局面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日夜奔波。县里成立了民兵指挥部，王云生任总指挥。他深入各区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除叛徒，抓汉奸、破坏敌伪据点，并动员教育伪军家属“唤子”，“索夫”，争取瓦解伪军。

王云生在担任寿光县长期问，还非常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43年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前方打胜仗，后方多打粮”的口号，把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多种经营，既改善了人民生活，又支援了部队。与此同时，他还抓了文化教育工作，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冬学，夜校，妇女识字班遍布各村。他提议各区成立了业余文艺团，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战宣传。县里还在北台头，东庄两村举行“文艺大会演”，万余名群众观看演出。所有这些宣传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云生调到渤海区第三专署任副专员。不久，到华东党校学习，1947年2月毕业后，又回到第三专署任副专员。这一年，康生等人在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对干部大搞“人人过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云生对此十分反感。他在专署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我们不搞残酷斗争那一套，个人有问题自觉检讨，最后写个检查报告就行了。”同志们都赞扬他这一实事求是精神。

1952年底，王云生调任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他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对待国防工程建设。他经常深入部队，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施工部队的思想工作，提高主人翁责任感，发挥主观能动性，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他还协同地方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支持施工部队。他对山东地区的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后于1955年10月调任山东省移民垦荒局局长。

1956年9月，王云生调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在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认真细致，处理案件慎重，掌握政策稳妥。他不仅重视发挥法院的专政职能作用，而且重视发挥法院的保护人民群众职能作用。

王云生到法院工作才三个月，就建立了院长，庭长接见人民来访和批阅重要申诉来信的制度。

1959年9月，党中央作出特赦决定，省里成立了特赦办公室，王云生参加了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他不仅对特赦工作的部署，安排、宣传教育、检查审批等工作给予具体指导，而且狠抓了落实。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全省法院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任务。

王云生在1960年发现并亲自抓了日照县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推行爱国公约的试点经验，随后在日照县召开了有全省法院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推广日照县法院这一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基层调解工作的开展。

1962年3月，王云生发现华侨婚姻案件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并主持召开了全省华侨婚姻座谈会，提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使侨眷侨属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王云生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从自身做起，狠抓了法院队伍的思想、作风，业务建设。

他经常对法院干警讲：“要发扬正气，打击邪气，以正压邪。”他对下级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备至，从不以权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教育同志，受到机关同志的普遍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王云生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1984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给他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接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他召开恢复名誉的平反大会，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我革命几十年，没做亏心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相信党对我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王云生同志，安息吧！

一吴匡五烈士事迹

杨书绅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浴血奋战，转战南北，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生。1941年6月7日在苏家庙子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吴匡五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吴匡五，1915年生于阳信县温店乡吴店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幼年聪慧好学，家人为之取名观志，意为志向远大，长大可支撑门户。他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后在乐陵高小毕业，又考入惠民中学。这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吞我国土，杀害我同胞。为表示以武力消灭日寇，收复国土之决心，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贶武：即要奋个人之勇武，驱除鞑虏之意。

为便于书写，又将“贶武”改为“匡五”。在全国爱国浪潮的推动下，吴匡五同学校的进步教师、同学一道，上街讲演和游行示威，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为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敌视，被诬以“共嫌”的罪名被开除了学籍。后经人介绍，他又入聊城后期师范学习，肄业后任小学教员。他擅长音乐，爱好读书，勤于钻研，博得了学生的敬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学校被迫解散，吴匡五忧心忡忡。此时，他小学时代的一位同学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团长，邀吴匡五前去共事。吴匡五早已识透国民党腐败透顶，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断然拒绝了这一邀请。为维持生计，他改学木工，由于勤学苦练，居然成为一个技术熟练的农村木匠。但日寇未灭，何以为家？救国之志深深埋藏在他的心中。

1938年10月，肖华同志率师到冀鲁边，开辟抗日根据地，安抚流亡，集结志士，抗日救国。冀鲁边区在乐陵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符竹庭任校长。吴匡五看到了希望之所在，毅然报名参加。为探求真理，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尤其对毛主席的书更是反复学习，深刻钻研。通过学习，使他明确了许多革命道理，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分配他到冀鲁边特委《烽火报》社担任编辑。

不久，他被调任庆云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训科长，并由县委书记李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吴匡五调津南专署任民训科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又派他到陵县组建抗日民主政府。7月9日他就任陵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担负起陵县一带抗日救国的重任。

当时，军事斗争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吴匡五本是书生出身，战争知识缺乏，要领导一个县的对敌斗争，无疑困难很大。但他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有关理论，坚持在战争中学习，在战争巾运用，很快将自己锻炼成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在陵县这块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对敌斗争的好“戏”。

1940年冬天，德平，徽王、神头、滋镇、大王庄、孙禄等六处据点的日伪军将县大队包围在化缘店，前后张店一带，四面枪响，唯东南方向枪声稀疏，吴匡五判断东南面敌人有埋伏。

于是，吴匡五果断命令部队向西突围，当部队刚冲出包围圈时，埋伏在东南道沟的敌人挟两挺机枪尾追而来，但为时已晚，冲出包围圈的县大队占据了有利地形，回击敌人，毙敌20余人，而我军只一人受伤，突围成功。

在抗日斗争的岁月里，吴匡五在陵县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沉着冷静，意志坚强。1940年冬天，日伪顽进一步勾结，陵县对敌斗争的形势极度恶化，县区军政机关不能在县境内活动。吴匡五满怀必胜信念，带领县区军政机关在陵县与德县的边境集中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经常组织同志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教唱《国际歌》、《延安颂》等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激发同志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吴匡五具有舍己为公，不徇私情的优秀品质。他的家乡离陵县不远，但他参加革命后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回家探望。

1940年春，他家乡遭了大旱，群众携儿带女，外出乞讨。吴匡五的母亲也因生活无着，步行百里来到陵县。儿子是县长，照顾逃荒的母亲在陵县度过灾荒是合情理的，同志们和群众也是能够谅解的。可吴匡五为了革命事业，不久就劝老人回了家乡。这年夏天，他父亲病逝了。他知道后，忍受着极大的哀痛，给家里去信，让家人料理丧事，自己仍坚守在岗位上。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去找他，请他介绍参加革命队伍，但他坚持原则，与同志们商议说：“我这亲戚过去行为有些不正，现在不了解他的来历，不能收留。”他毅然打发这个亲戚回去了。

吴匡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次夜行军中，他疲劳极了，骑在马上睡着了，可马忽然停了下来，他在半睡半醒中打马前进，马猛然往前跑去，一步陷进道沟里。吴匡五从马背上翻跌下来，摔伤了头、面部和手臂，可是他二话没说，上马继续前进，宿营后的第二天照常工作。同志们看望他，他总是面带笑容地说。“这点伤算什么”可他对同志却是一团热情。县委书记孙晓峰被捕脱险，在跳墙时跌伤，住在陵县以北的德县边境养伤。吴匡五闻讯后，从陵县以南的平原边境赶到德县去看望他，热情祝贺他胜利脱险，安慰他好好养伤。县委组织部干部曹明惠的父亲被土匪杂团董连部捉去，吴匡五马上把董部一个连长的父亲拘捕，迫使董部把曹的父亲放了回来。为了团结抗日，吴匡五坚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陵县党组织一度和德平县曹五旅建立了统战关系，双方商定不在对方有政权的地方再设政权。但曹五旅违背协定，在陵县，临邑两县派出了霍荣青、尹寿明两个县长。霍，尹互相勾结，破坏抗战，甚至冒充我八路军和抗日政权的名义办坏事，败坏我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声誉。二贼不除，陵县，临邑祸难不止。吴匡五率县大队先后将霍、尹捕捉送上级军政机关处理，同时将其所属人员全部遣散。吴匡五对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坚持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

吴匡五的威名与日俱增，敌人闻其名则胆战心惊。伪军们讲：谁要不走运，出门碰上“五块五”（吴匡五）。敌人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吴匡五及其所领导的县大队。1941年9月7日，吴匡五率县大队在苏家庙子（今属临邑县）一带活动，被敌人察觉，以临邑为主的日伪军将苏家庙子包围。吴匡五指挥县大队冲出包围圈后，即向临邑方面转移。因为敌人倾巢出动，临邑是空虚的，这一正确的决策使得县大队全体同志安全转移。但在转移中，吴匡五身负重伤，被同志们抬到平原县姜家医治，终因伤势过重，抢救不及，溘然长逝，时仅27岁。

人生有涯，英灵不泯，陵县人民深深怀念自己的县长。为缅怀吴匡五烈士的业绩，鼓舞人民斗争，表彰英烈，经上级批准，陵县于1943年更名为匡五县，又于1945年5月在三官道为烈士建墓立碑，以志永久纪念。吴匡五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正如碑文中所称颂的那样：“哀哉！吾人每追忆吴公少年英武之气概，不屈不挠之魄力，艰苦卓绝之作风，忠于革命之精神，舍己救人之风格，当机立断之聪能，不急不躁之仪态，足为吾人取法。”

吴匡五烈士虽然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他的英名和业绩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本文原载《浩气长存》第二辑，编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附：吴匡五烈士墓碑文

匡五县抗日民主政府暨

各救国会公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修建

武大风烈士传略

中共庆云县委党史办

武大风，原名武同心，字班昌，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庆云县东安务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长，县宣传部长、县长等职。1943年2月在铁营洼遭日军合围，壮烈牺牲。

武大风自幼勤奋好学，在庆云简易师范学习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九一八事事变后，武大风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对外献媚求荣，对内残酷统治的黑暗现实，和进步同学在庆云简易师范发起组织了一个社会研究会，分析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党组织派刘格平到庆云开展工作，武大风在刘格平的教育下，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1931年经刘格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当时的中共津南特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进行宣传。武大风便与进步同学把小册子印成传单散发。学校当局发现后，惊恐万状，派人查抄，将武大风等同学开除。后来，师生们为武大风等人鸣不平，掀起了“复学”运动。校方迫于压力，让他们复了学。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和进步师生上街游行，演讲，愤怒声讨日本侵占我东北的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由于武大风带头组织一些革命活动，校方不断借故刁难他们，于是他和几个同学愤然离校。离校后，他奉组织的指示，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严务村，伍家村，尚家堂等地发展了四十多名党团员。不久，他又受组织的派遣到无棣县去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他与武风亭等人组织领导了庆云县马颊河罢工运动。在运动中，他带领群众游行示威，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罢工斗争失败，武大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遂到唐山保安队当兵，后来又在通州警官学校学习半年，结业后被分到塘沽警察分局当秘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曾在军队中秘密活动发展革命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武大风返回庆云县任宣传部长。1938年，他到三区（尚堂）去开辟新区工作，并任区长。

1939年，庆云县建立了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由武大风任县长。为表示斗争决心，他改名为武大风，寓意伪县长王照康（糠）经不住大风之吹。

在对敌斗争中，武大风注意分化瓦解工作，认真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对死心塌地屡教不改的铁杆汉奸，不心慈手软，曾在一个月内就指挥除掉了60余名罪恶多端的汉奸，对弃暗投明者，则给以奖励，还经常召开绅士会，伪顽家属会，申明我党的主张和政策，要他们告诫其亲人迷途知返，寻找机会立功。通过艰苦的斗争和工作，很快打开了庆云一带的抗日局面。

武大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一心扑在抗日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与下级关系亲密无间，水乳交融，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鱼水之情。

1941年初秋，武大风调任阳信县县。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加上阳信前任县长齐坚三被捕叛变，阳信的党组织和抗日力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十分恶劣的环境中，武大风不怕艰险，勇挑全县的抗日重担。他深入群众组织抗日力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阳信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转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庆云县为武大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黄邱建立“大风公校”以志纪念。

于伯显烈士传略

栾保爽

于伯显，原名于希曾，化名李达。1905年12月生于招远县金岭镇中村村的一户小康家庭。他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就学，1930年冬因家庭经济状况突变，被迫辍学。他性格内向而中强，为人诚恳，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谦虚好学，善于钻研，对人处事富有正义感。1931年他在招远县竹林寺高等小学任教员，翌年，转入招远县中学任教。1934年应聘于山东省长山县中学任教务主任。1937年冬，他和学校进步师生参加了长山，桓台，临淄三县交界处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4月5日，随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七、八支队东进胶东，同年7月，转入胶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三军政治部联合出版社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胶东《大众报》社电台台长，1942年11月16日牺牲于牙前县。

1930年冬，于伯显在天津北洋大学肄业。翌年，返籍从事教育工作。1934年，他与天津北洋大学同学，长山县中学校长马耀南见面，并应马校长的聘请，到长山中学任教务主任。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都愿为“教育救国”贡献一切。当时，国政日非，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内“围剿”工农红军，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九·一八”国耻未雪，华北危机又迫在眉睫，“何梅协定”字迹未干，卢沟桥烽火又起，平津沦陷，京沪失守，国家危在旦夕。这一切，使于伯显“教育救国”的愿望化为泡影。他心想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虽有报国之心，却无救国之术，因而终日忧心忡忡，寝食不安。马耀南见他情绪低落，便开导他说：“国难当头，岂能心灰意冷，热血男儿应当脱去长衫，投身子抗日洪流，共赴国难，才是正理。

我们要和进步师生多做些抗日救亡的工作。”并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给他看，使他对时局的认识和政治见解有了很大提高。从此，于伯显精神振奋。他同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抗日讲演队，自编话剧《铁血青年上前线》和《联合起来为救国而奋斗》等，发动学生到集市，街头，田间进行抗日宣传，颇受广大群众和师生的欢迎。同年，德州失守后，山东省国民党教育厅长何思源下了“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南迁”的命令。于伯显为准备奔赴抗日战场，动员其妻杨金芬携子返籍，自己留校和进步师生坚持上课，拒不南迁。此时，他还参加了“抗日武装骨干训练班”，聆听了廖容标老师所作的“如何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报告”，学习游击战“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十六字诀，以及在敌后如何发动农民，向农民宣传抗日的道理，扩大抗日武装。通过在训练班中的短期学习，他的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被发展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同年11月下旬训练班结业后，他和进步师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中去，为武装起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7年12月20日晚，日本侵略军偷渡门台子黄河渡口，企图横断胶济路进攻济南。22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携资带眷同其大小官僚弃城南逃，局势更加严重。25日，日机轰炸长山中学，于伯显即随校长马耀南拉起了“长山县保安大队”。12月27日，长山中学语文教师姚仲明和军事教员廖容标在长山太平庄汇集抗日武装力量到黑铁山宣布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加入了这支抗日武装。马耀南任该部行动委员会主任，于伯显在行动委员会做宣传工作。这时，日本侵略军也分路渡过黄河，侵占济南，周村，长山等地也沦入敌手。

1938年1月8日，这支起义部队夜袭长山县城，消灭伪组织“维持会”的武装30余人，1月19日，设伏于小清河击沉敌汽艇一艘，击毙敌人12人(内有将佐纹军官各1名)。同年2月又在周村西部白云区三官庙与敌激战一昼夜，击毙日伪军近百人。于伯显在战斗中不畏艰险，经常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同年4月，鲁东抗日七，八支队奉命东进，支援胶东抗日救国第三军，开辟抗日根据地。于伯显闻讯向马耀南提出要求随七，八支队东征到家乡参加抗战，经领导批准后，于4月5日随马保山，韩明柱的七，八支队东进胶东。是年7月七、八支队完成任务西返昌邑瓦城时，于伯显就留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战时联合出版社，油印小报，向人民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8月13日，胶东《大众报》创刊后，于伯显被委任为《大众报》社电台台长，报社没有电台，他就和曾在英国轮船上当电台职员的葛次元共同设计和安装了一台收报机。同年冬，日寇以烟台为中心把侵略魔爪沿烟潍公路向东西延伸。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便于坚持长期抗战，决定将根据地从蓬，黄，掖平原地区转移到以大泽山为依托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四县接合部的山区地带。《大众报》社奉命先将机器，物资隐蔽在黄县南部山区，并随同区党委转移。

1939年9月，年轻的《大众报》社电台工作人员，在于伯显的领导下，从飞过天空的无数电波中，收到了我新华社的讯号，谛听到延安的声音，全报社为之振奋。为此得到中共胶东区党委记功和表扬。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报社表示祝贺。

胶东抗日力量的壮大和《大众报》社电台的真实报道，唤起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惊恐。1939年12月，由秋山少将指挥日伪军，对我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扫荡。12月8日，电台获悉敌人已经出动，正向我防地逼近，胶东区党委决定立即转移。于伯显闻变不惊，立即组织电台同志们掩埋了机器和物资，隐藏在驻地附近的狍猺山上静观敌情。9日，夜幕降临，他们从敌人背后，向招远西南部山区突围。在这次突围战斗中，报社有30多位同志壮烈殉国。报社突围后，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和宣传部长林一山来到报社进行慰问，并指示，“突围出来的人员迅速集合，三天之内恢复出报。”电台的同志们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把悲痛化成力量，重新架机设台继续进行战斗，不到三天，《大众报》又和群众见面了。

一

1941年春，胶东《大众报》社从掖县境内迁到蓬，黄边境的艾崮山根据地的前寨村。这年8月13日，是《大众报》创刊三周年。胶东区党委指示报社在8月上旬建成发报台，并在《大众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这天，以新华社胶东分社的名义向新华社总社发报。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由于战斗频繁，流动性大，加上创制电台的工具和原材料都很缺乏，建发报台困难很大。于伯显接受任务后，便召集大家研究对策，为了坚定同志们的信心，他说。（一）任务已决定，要坚决想法去完成，知难方能稳步向前(二)有领导大力支持，缺乏材料可以取于民（搜集民间材料），取于敌（到敌方购买），取于己（发挥本台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三方面解决。（三）由他和葛次元等同志组成创制发报台的领导班子。之后，他带头和同志们日夜加班，反复试验。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将电台发报机在《大众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之前制成。当日晚，以新华社胶东分社的台讯首次发报，首条消息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边境重镇—黄城集！”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向全国转发了这条消息。报务员徐科收到这条消息后，欣喜若狂，高呼：“总社转发了我们的消息啦！”同志们闻知奔走相告，当晚举行了庆祝会。

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自己动手制成电台发报机是一件奇迹，在《大众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口这个电娃娃首次发报成功又是一个奇迹。这样，胶东区不仅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号令，看到兄弟部队捷报，而且也可把胶东军民的英雄事迹向外界及时播发。为电台发报机的制成，于伯显和他的战友们再次受到胶东区党委的表彰。

二

1941年和1942年是山东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胶东也不例外。敌人经常发动大规模的“拉网扫荡”，采取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和“梳篦战术，进行袭击。由于战斗频繁，报社电台时常一日数迁。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为了保证信息的传播，于伯显领导着电台的同志们为收发电讯，常常露宿荒山，依山石而设电台，靠苍松而架天线。有时冒雨雪操作，雨水打湿了衣服．油布遮住机器，冬天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仍然坚持收报发报。后来由于敌人频繁“扫荡”和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大众报》社不得不分散隐蔽进行工作。于伯显决定把电台和收发报机分别隐藏在山洞里。他们在山洞里秘密坚持工作，按时把电讯稿件交给报社编辑部。

《大众报》也由一日刊改为三日刊。总之，在反扫荡的艰苦战斗岁月里，电台收发电讯始终没有间断，保证了区党委及时地指导着胶东区军民的对敌斗争和后方建设。

三

敌人的“扫荡，一次又一次被我胶东军民粉碎。日本侵略军恼羞成怒。1942年11月，敌人拼凑了两万多名日伪军，在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指挥下，对胶东解放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拉网”大扫荡。敌人在陆地上用日伪军强行兜剿，沿海以军舰封锁港口，空中则有飞机侦察，扫射，轰炸，对每个村庄，山头，河流及主要路口，均用密集队形齐头并进，如饿狼般地扑向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

敌人晚上据驻要道，把山口、点火堆设网围堵，妄图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网打尽。《大众报》社电台被迫化整为零，分散隐藏，乘敌不备破网而出，与敌周旋，坚持工作。11月19日，胶东《大众报》社电台工作人员，分散在牙前县北阁子村的血昔垛山区，凿山壁，砌假墙，隐于地下。敌人在围攻我马石山，制造了马石山惨案后，又掉过头来进行围剿。于伯显在出洞察看敌情时被敌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38岁。于伯显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他的名字和英雄业绩留在胶东抗日战争史上，永垂后世，将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王伟于洪葆整理）

我的老师于画舫

于一川

于画舫烈士原名于清书，山东潍县阙庄（现潍坊市寒亭区双杨镇阙庄）人。他是我的同乡，老师和革命领路人，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于老师1905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7岁丧父，全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他自幼富有正义感，看到那些富人欺侮穷人的事，总要挺身而出抱打不平。在学校里，他博览群书，勤奋钻研。在阙庄小学和潍县中学读书时，便能作一手好画，尤其爱画“金鸡独立”的大公鸡。大概是欣赏它那种勇敢战斗的精神吧。他曾对我们说；“人生在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表达了他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他从十几岁起，便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同学们积极投入到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他们上街演讲，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血腥暴行，努力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

因母亲年迈，家中无人照管，画舫老师中学没读完，便被迫退学，回阙庄小学任教并操持家务。他虽出身于富裕家庭，却痛恨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劣绅恶霸，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每逢饥荒之年，他总是慷慨解囊，将家里的粮食，衣物拿出来救济穷苦农民，还不断向他们宣传同地主老财作斗争的道理。为此，当时阙庄的庄长于瑞海对他恨之入骨，常常制造事端，借机寻衅。有一次，于瑞海通过在学校读书的女儿得知：画舫老师向同学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时，曾以他在庄里作威作福，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罪恶事实为例，便气势汹汹地闯入学校，对画舫老师横加指责。画舫老师面对强暴，无所畏惧，义正辞严地据理驳斥，讲到激昂处时，竟一脚将他面前的桌子踢翻，吓得于瑞海狼狈地溜出了校门。就这样，全村的农民就有不少人主动接近画舫老师，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潍县国民党右派势力十分猖狂。国民党潍县党魁张兰修，郭伯民，王有德等，公然和地主劣绅勾结在一起镇压革命。这些反革命分子把整个潍县搞得乌烟瘴气。目睹这一切，画舫老师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这时，他的老同学介绍他结识了中共潍县县委成员牟洪礼。在他们的引导和帮助下，于老师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7月，经耿梅村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本来已经离开阙庄的画舫老师，受潍县县委的派遣又回到了阙庄，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在这期间，画舫老师还胜利地组织领导过几次颇有声势的群众革命斗争。

在学校，他除了进行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组织大家进行革命活动。如组织领导阙庄小学的学生举行了声势较大的“五四”纪念活动。在纪念会上宣讲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会后又组织学生走出学校，打着旗帜，高呼口号，在阙庄附近几个村子里游行示威。这一行动引起当地反动当局的震惊和恐慌，他们虽然派出了武装窜来窜去，对学生们进行监视，但是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依然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继续前进。

麦收时节，画舫老师组织农民进行“抢坡”斗争。他首先让贫雇农收割他家里的庄稼，然后到劣绅的地里抢收。他还利用麦收时节，组织了一次短工罢市斗争。罢市之前，他先编了一首《短工罢市歌》，教贫苦农民学唱。罢市这天，短工们很早来到市上，等地主老财上市雇人的时候，他们便一齐唱起了《短工罢市歌》。

可怜穷苦短工汉，

鼓打三更天，

就往市上窜，

财主来雇人，

讲价口舌干，

一旦下了市，

上坡上场院，

竭力干营生，

还说俺偷懒，

一旦有错，马上就骂：

“你们快滚蛋。”

财主吃什么？

吃的我血汗，

财主们享福，

拿我牛马看。

联合起来团结罢工，

看他们怎么办？

短工们的歌声，把到市上雇短工的地主老财们惊呆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敢出头露面雇人讲价。这时，画舫老师来到市上，以每天三元的工钱领着一批短工走了。地主老财们傻了眼，雇吧，价太高，过去每天一元钱，现在要用三’元，不雇吧，麦子已焦了梢，时不等人，没办法，只好照着画舫老师开出的工价领了工。罢市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农民的斗争勇气。

潍北阙庄一带，有十多家猪鬃加工厂，称为鬃行。这些鬃行多由地主，资本家经营。他们把当地的猪鬃集中起来，加工后卖给外国商人。当时，这些鬃行雇的多是女工，童工，每天几角钱的工资，连半升高粮都买不到。而工人们干的活却是又脏又累，而且还受凌辱。

对于这一切，画舫老师早就看在眼里，并考虑着如何发动工人与这些欺压工人的吸血鬼们进行斗争。他首先到工人群众中去作调查，了解了工人们挨打受骂忍辱负重的悲惨情景，便奋笔写了一首《鬃行工人罢工歌》。这首歌，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行径，倾诉了工人们的艰难处境。这首歌在工人中间传开以后，激起了工人对资本家的极大愤恨。于老师又到工人中间，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与资本家做斗争。他告诉工人，团结就是力量，斗争就是出路，齐心就能胜利。

工人们心齐了，觉悟提高了。于老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马上发动鬃行工人进行一次有组织的罢工斗争。

此时，阙庄的资本家于起，有一批猪鬃急于加工交货，如不按合同规定日期交货就要被罚款。抓住这个时机，党支部决定罢工就从于起的鬃行开始。

罢工这天，工人们照常到工厂，但都聚集在门口，不进车间千活。大街的墙上，贴满了标语，上写“工人，农民快快醒悟！”“我们再不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农民团结一心和地主，资本家做斗争！”“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开始，于起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开除，停薪相威吓，要工人开工。而工人却一起唱起了《鬃行工人罢工歌》。工人代表向于起提出了“提高工资，及时开支，取消搜身制度，不准开除工人。”四个条件，并坚决地说：“不答复，决不复工。”附近鬃行的工人和农民，家属也都纷纷赶来支援。于起看到工人这样齐心，又怕耽误了供货合同，只好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另外几家鬃行，也主动地改善了工人的待遇。

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短工罢市，鬃行工人罢工斗争，使画舫老师进一步认识了群众的力量。1928年冬，他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霸斗争。

当时阙庄的庄长于瑞海横行乡里，使贫困农民难以忍受。

画舫老师就首先组织群众和他进行斗争，并编写了一首《劳苦农民歌》启发鼓动农民革命意识。歌中写道：

劳苦农民真可怜，

从早做到晚，半夜才吃饭，

冷难挨．寒难挡，生活好凄惨。

纳粮叉纳税，又要特别捐，

一年粮食卖净了，生活怎么办！

父母已年迈，陪伴过难关，

想尽孝，报亲恩，哪能遂心愿。

逼得下关东，舍命去挣钱，

省吃俭用难糊口，只得把家还。

思想起来心如刀割，

痛苦对谁言。

他亲自部署阙庄党员和群众，一夜之间在方圆三四十里范围内，到处张贴标语，历数于瑞海、张三等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压榨群众的罪行。就连潍县城的城门上和县府大堂上也贴上了标语，在全县造成很大影响。

1929年春，由于画舫老师出色的工作，潍县县委改组时，他被选为县委委员。

画舫老师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家伙们的恐惧和仇恨。一直与国民党潍县县党部保持密切关系的校长于友亭，就派人监视他。有的恶霸地主也给当时潍县反动县长张桂森递黑状子，告发画舫老师。记得有一次，于友亭无耻地责难画舫老师在学校的活动，公开说画舫老师是“共产党分子”。画舫老师拍案痛斥于友亭。“你这老顽固，对共产党怎么这么恨？你说我是共产党，你看我脸上贴着‘共产党’三个字吗”他毅然罢教回家。

1929年夏，潍县县委委员张德善被捕，画舫老师处境十分险恶。县委派人给他送来一张写有“最近风大”的字条，要他提高警惕。省委通知他立即转移去青岛。于是，画舫老师就和爱人一起，离开家乡去青岛，担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秘书。

画舫老师夫妇到青岛后，住在费县路。他以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后来又以经营书店为掩护，白天在店经营，晚上深入到码头工人中进行串联，宣传革命道理。他脱下长衫，与搬运工人一起拉车，不怕脏，不怕累，和工人们结成知心朋友。当时的斗争条件极为艰苦，他一天劳累之后，还要编写，印发党的文件和各种宣传材料，时常工作到深夜。他爱人除负责“放风”以外，还帮助画舫老师传送文件和宣传品。不久，画舫老师又调到济南工作。

1929年秋初，我到济南乡村师范就学，画舫老师很快派人和我接上了组织关系，建立了乡师第一个党支部，由我任书记。画舫老师经常到乡师给我们讲革命形势，分析对敌斗争的特点，指导我们工作。

这年秋，临时省委遭到破坏，画舫老师奉命回潍县，参加县委领导工作。1930年春，省委常委兼巡视员曹克明自首叛变，亲自带领捕共队去潍县捕人。5月6日，画舫老师不幸被捕，押解到济南，关进第一监狱。敌人使用各种酷刑，妄图征服他，但画舫老师坚贞不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强加罪名，判八个月徒刑。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改判死刑。

1931年4月5日，这个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画舫老师和邓恩铭，雷晋笙、吴丽实，刘谦初等革命先驱，被敌人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时年26岁。

画舫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原载《山东党史人物传》第一集，编入本书时，参照《潍畔英豪》所载《潍北人民的好老师于画舫》一文作了补充。—编者）

赤心报国家，深情留人间。

一记雨晴烈士

都兴华刘友琢

雨晴原名于立晓，化名于青、于清，雨晴，1918年2月生于牟平县四区上庄镇，姊弟五人。他的父亲于宪亭，经商致富，家庭生活温饱有余。

雨晴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32年考入烟台志孚中学，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北平东北中学。

1936年春，他在北平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旋即参加了东北学兵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雨晴返回北平，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东北军一二九旅六十八团做宣传工作。1938年8月，他到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先后任连队政委。委①和营教导员。1940年8月任五旅十四团政治委员。1941年11月8日于胶东招莱边区崤山战场牺牲，时年23岁。

雨晴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光辉的一生。他所走过的道路，是追求进步，光明的道路，他是民族的精英，青年的楷模。这里所记的，仅是雨晴烈士许许多多闪光事迹的一部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天，上庄镇“德聚成”商号里，突然传出一阵激烈的争论声。“世道这样乱，你就不该在外面惹乱子！”这是商号掌柜于宪亭气愤的话音。

“我不知道什么叫乱子！日本人在中国又烧又杀，我们眨眨眼就算惹乱子，这样下去中国人都要成亡国奴了！”这是于宪亭长子雨晴盛气的语声。

街坊邻居都疑惑，一向安静而以“孝悌”治家著称的“德聚成”商号，父亲谦虚谨慎，儿子质朴忠厚，为什么父子俩忽然争吵起来呢？

原来是这样。卢沟桥畔的枪声一响，抗战全面爆发。雨晴在北平党组织领导下，积极为抗战奔走。于宪亭在家乡收到北平校方的“警告信”，便派商号账房先生拿着他的亲笔信，专程到北平告诉雨晴家里有急事，叫他即刻回故乡。雨晴报告了党组织，经组织同意，他回家乡筹集党的经费，继续宣传抗日。

军初建时，连、营政工干部都叫政委，后来改称政治指导员、教导员。

雨晴一回到家，父子俩就争论起来，声调越来越高，措辞也越来越激烈。

父亲驳不倒儿子，就撇开原来的话题。“我只希望你读书上进，不读书就是胡闹！那不如回家经商种地—我只希望你关心家事。”

父亲的声音已经低了八度，儿子可不愿意就此罢休：“鬼子占了东三省，又进攻平津，危及山东。国将不国，何以为家!”

父亲勃然作色，可心里不得不佩服儿子说得有理，无懈可击。

雨晴在家乡，依然秘密进行着革命活动。他利用朋友于立谦开设的“共同社文具店”作联络站，联系上级组织，传递书信文件。他还与地方党组织孙德运等同志发生了联系。这一切，他进行得非常秘密，表面上却表现得很平静，不商不农，不问世事，呆在家里读书看报，用以敷衍视听。

正是雨晴在家“赋闲”的时候，牟平的地方势力派丁孛庭，看中他是富家子弟，又是来自北平的学生，便派部下于天甲带着厚礼和委任状，邀请雨晴参加他们的部队。雨晴一口拒绝。当时周围有好多人，都不理解，在别人认为抢都抢不到手的美差，为什么雨晴不为所动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们只知雨晴是富家子弟，却不知他少年时就立下了救国为民的大志。

—雨晴在志孚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思想受到进步影响。1935年4月21日，雨晴参加了烟台各校师生组织的以“徐明娥事件”为导火线的反对“何梅协定”的示威游行，从中体验到团结的力量。

—在雨晴求学深造的东北中学，学生多是东北籍，民族意识浓，爱国热情高，雨晴受到感染和鼓舞。其时，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不久，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

—“西安事变”时，雨晴在东北军学兵队。他目睹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蒋的义举，深刻地认识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人企图倒行逆施，都将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身碎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雨晴和东北学生代表团返回北平。由于雨晴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意志坚定，斗争勇敢，回北平后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雨晴在家里“赋闲”，其父于宪亭仍不放心。他知道儿子虽然性格内向，平时言语不多，行为稳重，但这次回家来，更加变得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对家里的事情毫无兴趣。这使他产生了疑惑，便随时注意儿子的行踪。后来，他发觉儿子仍在进行秘密活动，怕他惹是生非，就想用成家立室来羁绊住儿子，并搬出雨晴的祖母来，强迫雨晴跟邻村一个姑娘结婚，以安其心。并对雨晴的行动严加监视。但他们不知道，雨晴那满腔的报国热情是拴不住的。

1938年8月10日，阴云密布，天将下雨。雨晴没有向年迈的祖母告别，也没有向已怀孕的妻子泄露秘密，更不便向父母吐露心曲，毅然离家出走。他骑着自行车，冒雨赶到蓬黄掖根据地，参加了三军。11雨晴善做思想工作。他任三军某连队政委的时候，部队成分复杂，多数是刚拿起枪杆儿的农民和旧军队的军人，也有弃暗投明的黑道人物，打仗的勇气有余，纪律性涣散。为了把这样一些人培养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坚强战士，雨晴学习红军的建军经验，把党组织扎根在基层，在整训中培养骨干入党，以党组织为核心把全连战士团结起来。雨晴很爱战士，整天跟战士泡在一起，经常向战士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遵守纪律的重要意义，以及“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亲自给战士上文化课，并让战士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冬天整训没有器材，他就发动战士就地取材，用圆木杆架在树上当单杠锻炼身体，用废手榴弹练习投弹，把冬训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三军初建时期，困难很多，但雨晴通过抓好组织建设，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终于把连队建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1940年8月，雨晴升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政治委员。

当时，十四团在“六·一”扫荡中遭到严重挫折。政委和副团长阵亡，部队减员很大，困难问题较多。五旅首长认为，政治工作是雨晴的老本行，他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军事才能，有条件担负起这一重任。

十四团的主要困难是干部配备不齐，部队编制不足，指挥不灵，军心不稳。雨晴认为，张开五指不如紧握拳头，建议把全团缩编成两个营。并向全团干部战士作了动员。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把二营的战士充实到一，三营，干部保留在团部里。这样两个营便于指挥，战斗力相应提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雨晴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战斗中，一个战士冲上去刺死了一个举手投降的俘虏，指导员主张处分这个战士，连长却不以为然。对这件事的两种不同态度引起了雨睛的深思。

怎样使党的政策深入到干部战士的头脑，认识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自觉地执行呢？雨晴既没有处分战士，也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干部，而是采取一种别开生面的教育形式—讲故事。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开战斗经验讲评会。他第一个发言。

他先讲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形象生动，引人入胜。接着，他讲述了“西安事变”的故事。由于他亲身经历，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最后，他作了归纳总结说，干革命更要讲究政策和策略，不能感情用事。他深情地向大家说：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在西安事变中杀死蒋介石，能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吗？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吗？肯定不能。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参加抗战的人越多越好。如果不讲政策，只顾痛快一时，乱砍乱杀，便没有人敢向我们靠拢，就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啊！”

雨晴的话，感动着每一个战士的心。刺杀俘虏的那个战士，在讲评会上自觉地做了检讨，连长，指导员也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别开生面的教育形式，使干部战士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后来到十四团任团长的于得水同志，情不自禁地夸奖说：“雨晴政委虽然年轻，但他博古通今，很善于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雨晴的军事才能，早在任五旅十三团二营教导员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

顽固派徐淑明有部众2000余人，假抗日，真反共，盘踞在招莱边区犁埠，崤山后一带，打着鲁东行署的旗号成立招远县政府，横征暴敛，百姓不胜其苦。1940年2月，团首长命令二营教导员雨晴为主组织指挥战斗，惩治徐匪。雨晴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敌人号称两千，实是乌合之众，我军有群众的支援，战斗力也比敌人强得多。他与营连干部一起拟定出作战方案。一切准备就绪，雨晴先把部队带到道头据点虚提晃一枪，旋即东返，给招远顽固派造成八路军正规部队东去的错觉，松懈其戒备。然后把队伍带到远离崤山百里外的村庄，偃旗息鼓，让战士安安稳稳地休息了三天。2月22日是正月十五，趁敌人欢度元宵节之机，雨晴带领队伍远程奔袭，一举击溃了徐淑明的“油饼队”，摧垮了招远县政府，击毙了县长王振照，解放了招莱边区人民，成立了招南抗日民主政府。二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

1940年10月中旬，雨晴政委和于得水团长奉命率十四团（两个营），从平度到东海进行反投降斗争。

昆嵛山地处文登、牟平交界处，向有“外障东海、内蔽三齐”之说，是胶东的战略要地。那里麇集着郑维屏，丁孛庭，秦玉堂等大小8个顽军司令，部众5000余人。以汉奸赵保原为首，在胶东组织“抗八联军”，派洪彪任东海剿共总指挥，勾结日伪军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企图摧毁我东海抗日根据地。

雨晴、于得水率领十四团到东海，与孙端夫、梁辑卿等组成指挥机构，将东海九营充实给十四团为二营。部队在文登县山东村誓师后，先在母猪河畔重创了洪彪指挥的顽军，旋即扫清昆嵛山外围据点。东海十七团北上掏了“老虎窝”①，十四团南下砸了“蛇头”②，解除了进山作战的后顾之忧。

在总攻昆嵛山战斗打响之前，为了迷惑敌人，雨晴与于得水研究决定，白天率领十四团奔袭高村、张家埠，俚岛据点的日伪军，扬军威于百里之外，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主力不在昆嵛山区。黑夜，部队又悄悄返回昆嵛山待命。这一行动，果然起到了麻痹敌人的作用。1941年1月7日总攻昆嵛山战斗打响之夜，十四团首先攻进黄龙岘据点，经过通宵激战，消灭了丁孛庭一个营，击毙营长杨玉洲。丛镜月的一个训练大队也被击溃。

东海十七团同时攻克东、西子疃。第二天，郑维屏像被捅了窝的马蜂，组织千余人的敢死队，从桃花岘分两路出兵，进行反扑。我十四团、十七团分头出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攻。郑维屏遭到惨败，急忙缩回山里企图凭借险要地形继续顽抗。

昆嵛山南麓决战胜利后．十七团在山前继续肃清残敌，十四团像一支利剑直指郑维屏的主力商立端团。商立端握兵千人，驻防在昆嵛山后石门里一带。

虎窝是牟平县的一个地名，郑维屏的据点。

秦玉堂布防于海阳留疃至牟平南黄一线．号称“一字长蛇阵”，我军攻克南黄，谓之砸“蛇头”。

石门位于昆嵛山北麓，地形十分险要。两山对峙，陡峭得如同笔立，山峰上，云雾缭绕，雄鹰也难以盘旋其上。两山之间，仅有数丈宽，两面那座山的半空，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好似一个高耸狭窄的石拱门，羊肠小路从此穿过，东面那座山的山根与山路之问，是一条水流湍急的深壑。清朝宁福营曾在石门里养过马，把住石门，再暴烈的骏马也难以逃掉。商立端在这里经营了多年，明碉暗堡无数，是易守难攻的要地。

雨晴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商团的情况，认为只宜智取，不能强攻。于得水团长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熟悉山上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便共同研究制定出智取方案。他们首先派出兵力向殿后方向佯攻，造成敌人认为我军从北面攻打石门的错觉，然后让战士带足干粮和水，由于得水带队，翻山越岭，跨谷跳涧，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攀上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然后“飞”下山去，直插石门。商立端不曾料到我军会从背后进攻，碉堡失灵，大部被歼，商立端带残部溃逃，被我十四团歼灭于序班庄。商立端被其部下击毙。

东海反投降斗争，战果辉煌：毙俘顽军3000余人，缴获轻机枪3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和其它一些弹药武器。反投降胜利后，文登、牟平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了胶东抗日的大好形势。于得水团长留在东海地区，雨晴政委率五旅十四团又西上蓬、黄、掖。部队东来时不足700人，西上时人枪都成倍地增长，成为胶东能攻善守的抗日部队之一。这支部队的成长，雨晴倾注了全部心血。

雨晴虽然出生于比较富裕的商人之家，但日常生活非常艰苦朴素。他关心集体，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在干部战士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韵记忆。

人们不会忘记—雨晴离家出走，骑着自行车到了蓬黄掖根据地，脱下长衫下连队，和战士一样穿布衣，吃粗饭，徒步行军，从不搞特殊。他把自行车送到伙房公用。自行车破得实在不能再用了，就卖掉，卖车的钱也用来改善了战士的生活。同志们风趣地说：“政委一心为革命，自行车也彻底为革命了。”

人们不会忘记—雨晴参加革命后，一直无法与家庭取得联系。一次，他意外收到父亲通过地下交通寄来的5元钱。当时这5元钱抵得上他半年的津贴费。雨晴收到钱很高兴，他就用这笔钱买了报刊，丰富了战士们的文化生活。

人们不会忘记—雨晴对待同志平易近人，批评人从来不严辞厉色。他批评青年战士不注意学习文化时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够打胜仗的。没有文化的青年人，心不明、眼不亮，只能坐在锅台角看到家门口。”几句话说得战士心悦诚服。战士们尊敬他，爱戴他，有事愿跟他商量。

雨晴为人豁达大度，谦虚谨慎。他非常尊重于得水等老同志，丝毫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他与夏侯苏民是同时入伍的老战友，私谊甚厚。为工作，有时夏侯苏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雨晴仍和善相待。

人们不会忘记—……

雨晴同志一心为革命的事迹是书写不完的！

1941年2月11日，雨晴和于得水率领部队征序班庄围歼商立端团残部，他的指挥所设在家乡的一个山头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屋顶。

这里是雨晴生长的地方，有童年的伙伴，有年近九旬的祖母和久别的双亲，有倚门而望的妻子，还有个未曾见面正咿呀学语的儿子……在战斗间隙，他从送饭的老乡口中获悉，“家人安康，儿子长得喜人”，“父亲变得坚强了，一心支持儿子抗日，敌人用刺刀威胁，他宁死不肯低头……”①雨晴知道了这些情况，很高兴，也更加热爱和思念自己的亲人。

战友们都知道，雨晴入伍后一直没有回家。序班庄战斗结束了，大家都说政委应当回家探亲，住上几天。然而，敌人尚未除尽，军务在身，哪能抽身离开部队呢，雨晴断然拒绝说：“敌寇不除，国家不安。全家团圆，待到抗战胜利以后吧。”

兵贵神速，雨晴立即与于得水挥师去组织午极会战，毅然策马离开了自己眷恋的家乡。

1941年11月8日，西北风呼啸，天空乌云密布，招莱边区崤山一带迷漫在风雪之中。

①于宪亭先生在雨晴同志参军后，积极支持儿子革命．他为人开朗，思想进步，曾被选为昆嵛县参议员。

雨晴率五旅十五团①两个营，驻在崤山后，万福庄、犁埠等村庄。早晨，崤山东麓忽然传来密集的枪声，侦察员报告：莱阳顽固派王子绍部到那里抢粮，与地方部队发生激战。雨晴当机立断，率十五团即刻参战，消灭这股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上午8点，战斗打响后，方知是日伪军600余人和顽固派互相配合向我进攻。

于青云担心政委的安全，劝他退到安全地带。雨晴说，这里观察敌情最清楚，要在这里指挥战斗。他镇定自若，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政委！政委！”于青云连声喊着，可是，政委再也听不到了。

王副团长和身边的战士．都急红了眼，敌人刚冲上来，愤怒的战士投完手榴弹，在浓烟中高喊着：“为政委报仇！”“冲啊！杀啊！”端着刺刀冲入敌群。日军见势不妙，狗急跳墙，没辨出风向就施放毒气，正好强劲的西北风把毒气刮向了的战斗在持续着。我军不断出现伤亡。

枪声时断时续。为了掌握战况和抓住瞬息万变的战机，雨晴不顾战友的劝阻，向前沿阵地冲去。敌工科长于青云扯了一把，也没有拦住，便和通讯员冒着弹雨冲向前沿指挥所。

①1941年夏，14团改番号为15团，崤山战斗时，十五团两个营到平度执行任

敌人。一营聂教导员带领战士趁机冲锋，把阵地夺了回来。此时的南线，三营长夏侯苏民留部分战士守住阵地，他和八连长曹积亭带领预备队，巧妙地接近了敌人，从侧面开了火。敌人遭到三面夹击，狼狈万状，慌不择路，丢下尸体全线溃败下去。

暮色苍茫中，战斗胜利结束了，日伪军的猖狂进攻被击退了。部队撤到西城子村，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乡亲们送来最好的饭菜，慰劳胜利归来的勇士，然而，战士们谁也无心去品尝美味佳肴，都为他们尊敬，爱戴的雨晴政委的牺牲而深感悲痛。

雨晴虽然牺牲了，但“他为人民、为革命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①。”

参照于洪葆整理的材料对本文作了补充，1942年1月10日《大众日报》

碧血洒异国丹心照中朝

一张端胜烈士事迹

马洪喜

一天中午，端胜正在山上放羊，霎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时山洪暴发，一只小羊落在后面被洪水冲走。端胜只顾照看前边的羊群，没有发现丢失小羊。

他把羊群赶到一块岩石下边避雨。浑身上下湿的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被风一吹，瑟瑟发抖。大雨过后，天色已晚。端胜不顾雨淋路滑，急忙把羊群赶回圈内。

端胜回到家中，因受凉发起了高烧，两腮烧得通红，昏沉沉的一头倒在炕上。地主发现少了一只小羊，随即找上门来，满脸怒气地高声吆喝着：“小胜子！你给我丢了羊一声不吭就跑回了家，赶快起米给我去找羊。”"

端胜的母亲看着发烧的孩子，连忙向东家求情说：“天又黑，孩子又小，正在发烧，等他爹回来，让他爹去找就是。”

地主恶狠狠地说：“不把小羊给我找回来，就得赔我一只大羊。”

端胜的父亲回家后，只好把在外干了半个月的工钱赔了地主的羊才算了事。端胜病好后，发誓宁可跟着大人去打短工，再不给地主放羊了。

端胜后来又给另一家地主当了长工。从此，他一年到头早起晚睡，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生活的煎熬使少言寡语的端胜更加沉默，他把对黑暗的旧社会的仇恨深深藏在心里。

抗日战争初期，南博山一带青年农民纷纷奔赴抗日战场，参军杀敌。1939年2月，张端胜满怀抗日救国的心情去临朐县三叉店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一支队，成了一名光荣的抗日战士。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节前夕，一支队司令部为让战士们过个欢欢乐乐的春节，提高战斗情绪，更好地打击口寇侵略者，决定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在除夕之夜，趁日伪军过节，防守松懈之机，分兵袭击盘踞在临朐城西南的冶源，二郎庙，米山，于家河四个日伪据点。

这次战斗，张端胜在特二连任二班副班长。特二连的任务是奔袭距离最远的于家河日伪据点。这个据点是日伪的仓库重地，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和粮秣，有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看守。

午夜，部队从驻地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在刺骨的寒风中，特二连像一支利箭射向于家河。张端胜带领特二连尖刀班在前面开路。经过5个小时的急行军，他们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六道封锁线。拂晓前，特二连赶到于家河村外。张端胜带领尖刀班摸掉了敌人的哨兵，迅速抢占了哨所。随着连长一声枪响，全连战士立即冲了上去，仅用1个小时，消灭了7名鬼子兵和100多名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面粉、猪肉、粉条等物资。

这次战斗，不仅消灭了敌人，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情绪，而且部队过了一个胜利，愉快的春节。张端胜在这次战斗中，机智勇敢，带领尖刀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1940年秋，张端胜在一支队教导队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二地委特务连任连长。他刚到职不久，原连指导员带领全连叛变投敌，将张端胜捆绑起来，威逼他一块投敌叛变。张端胜对叛变分子的劝降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但叛变分子执迷不悟，仍坚持把部队拉往早与敌人约定好的地点。当我二地委发觉后，立即命令一个武装班抄近路前往截击，途中与叛变分子遭遇。张端胜瞅准时机，挣脱绳绑，一脚踢倒一个看押他的叛变分子，夺过他手中的步枪，向叛变分子开火。这时，我后续部队赶到，迅速平息了叛乱，惩治了为首的叛变分子。张端胜又回到了一支队特二连。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我制造摩擦，并利用反动的“大刀会”袭击我地方抗日武装，杀害我抗日军民和地方干部，严重地扰乱了我抗日军民的抗日活动。

1941年春天，为了打击反动道会门“大刀会”的破坏活动，决定派特二连去解决“大刀会”。

“大刀会”多数道徒是受反动道首蒙骗的，只有少数上层反动分子顽固地与我抗日军民为敌。为消灭这股反动力量，部队制订了严密的作战方案，决定由张端胜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先引敌“出洞”，然后再一举围歼之。

这时，张端胜在特二连任排长。他带一个班到达“大刀会”的巢穴附近，便虚张声势，一边大喊大叫，一边鸣枪射击。“大刀会”首领果然上钩，命令道徒倾巢出动，向张端胜他们蜂拥扑来。张端胜带领战士且战且退。“大刀会”的道徒们一个个赤膊上阵，口中念念有词，跟在我军身后穷追不舍，很快进入了我早已布好的“口袋”中。我指挥员一声令下，“打！”"霎时，机枪，步枪一齐向敌群打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开花。“大刀会”“刀枪不入”的“仙身”在我八路军战士的强大火力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战斗不到20分钟，“大刀会”的反动骨干队伍被一举歼灭。

1941年冬，我部队在沂北县的麻峪驻防。一天晚上，我哨兵抓获一敌勤务兵。经审问，他供出于家河驻有一个伪军中队的情况。这股伪军是奉命“扫荡”我根据地，天黑前才到达于家河的。他们也不知道邻村驻有八路军，因此防守比较松懈，刚住下就在屋内喝酒，赌钱。这时张端胜已调鲁中军区特务营一连任副连长。领导决定派张端胜率一个排出其不意地消灭这个伪军中队。在夜幕掩护下，张和战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先摸掉了敌人的两个岗哨，然后冲入院内，堵住了各个房子的门口。在战士们“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威严的喊声中，伪军们乖乖地举着双手做了俘虏。我军一枪未发，解决了一个伪军中队，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1942年初特务营整编，张端胜调任鲁中二团三营八连连长。这年夏末，日伪军分八路向我抗日根据地抱犊崮山区扫荡。我鲁中军区二团根据反“蚕食”斗争的形势，决定给驻在沂南岸堤一带的顽军吴化文部以严厉打击。

吴化文部队，除在岸堤驻有重兵外，四周据点、碉堡林立。在岸堤的外围高户北山上驻有敌人一个营，武器装备较好，是吴化文部中战斗力较强的一个营。该营踞守北山顶，工事坚固，并筑有大小暗堡十几个，有四五米高的围墙，墙外是壕沟。要消灭岸堤的顽军，必须首先拿下高户北山，切断敌人的增援和外逃的道路。团部命令张端胜率八连在一小时内消灭高户北山之敌，以保证整个战斗的胜利。

张端胜接受任务后，立即对敌情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动员全连作好了战斗准备。

夜幕降临以后，八连悄悄地运动到敌人据点的围墙外，由张端胜和副连长各带一个排分别从东西两侧搭“人梯”爬过围墙，指导员带另一个排在外接应，约定以枪响为号对敌发起攻击。

凌晨三时许，敌人一个个还在熟睡，岗哨也都抱着大枪迷迷糊糊地歪倒在墙角。我两个排的战士们迅速地进入敌人的院内，待张端胜的匣子枪一响，战士们向敌人居住的各个房内甩进了一颗颗手榴弹。一阵巨响，房内一片鬼哭狼嚎，敌人被炸得蒙头转向，乱作一团，迷迷糊糊地做了俘虏。敌营长负隅顽抗，向院内打出一梭子匣枪子弹，一颗子弹正打在张端胜的脚上。张端胜不顾疼痛，指挥战士们向房内甩进十几颗手榴弹，消灭了敌营长和敌营部官兵30余人。这一战，出奇制胜，干净利索地歼灭了高户北山之敌，为全团全歼岸堤之敌创造了条件。战后八连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指挥其驻济南、昌潍、青岛的5个军约10万人，向胶济铁路沿线我解放区大举进犯，声言“半个月打通胶济线”。7月5日，东西两路敌人在张店会合，继续南犯淄川，博山。

国民党193师的一个加强营占领博山城东20华里处的煤炭重镇西河坡地村。我鲁中9师25团奉命解决敌人这个加强营，三营为主攻营，副营长张端胜亲自指挥突击队。30日晚，全团发起总攻。张端胜指挥突击队率先冲入村内和敌人展开肉搏。

经一夜激烈战斗，敌人这个加强营全部被歼灭，无一漏网。这次战斗，首创鲁中军区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建制营的胜利。

1947年1月2日，鲁南战役打响，我华东和山东野战军在陈毅等指挥下，集中27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对侵占鲁南之敌包围进攻。8纵23师69团在团长子步血率领下，奉命于2日20时向盘踞在临（沂）枣（庄）方向的太子堂外围制高点石城崮、北大窑之敌发动进攻。三营营长张端胜指挥全营指战员向敌人发起多次冲锋，激战一夜，于3日晨4时攻占石城崮，歼敌一个连。首战告捷，士气大振，三营又从太子堂西南角直插敌人心脏，至4日战斗胜利结束。我23师一举全歼敌44旅全部，旅长蒋修仁以下2000余人被俘。三营出击迅速果断，打得勇猛顽强，受到师团首长的表扬。

太子堂战斗结束后，三营又加入了歼灭敌第一快速纵队的战斗。这时，天气突变，时雨时雪，道路泥泞，行动不便，敌快速纵队机械化装备的优势难以发挥，在我军打击下，向峄县狼狈溃逃。我69团三营作为全团的先锋营对敌紧追不舍，凭着革命战士的两条腿和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一快纵纵队的四个轮子赛跑，一夜过18道河，磨透一双鞋，许多战士光着脚追击敌人。张端胜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和战士们一样赤脚追击敌人。1月11日我军攻克峄县，活捉敌26师师长马励武。至20日，我军相继攻克郭里集，齐村和枣庄，生俘敌51师师长周毓英。整个战役历时18天，共歼敌19000余人。三营在营长张端胜的指挥下，在追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顽强，被团首长誉为“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营。

1947年2月20日晨，莱芜战役打响了。69团三营按计划进入阵地，等待进攻的命令。上午9时攻击开始。三营指战员在张端胜指挥下，个个如下山猛虎直扑敌群。敌人在我强大攻势下，溃不成军，向普通方向撤退。三营首战凤凰山，控制了普通外围的制高点。敌人退守普通后，固守顽抗，妄图等待援兵。21时，我集中兵力向普通之敌发动总攻，敌我双方激战两小时，我军未能攻入镇内。张端胜便指挥三营在我炮火支援下，首先选择正东方向攻入，其他团队则从南面攻入敌防地，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成几个孤立点。这时，张端胜率三营左右穿插，英勇战斗，在21日拂晓前，打退了普通之敌最后一次反扑，敌人见大势已去，便仓皇往东北方方向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将敌大部歼灭，俘敌剐团长以下500余人。

23日，三营随全师向敌46军后侧腰部攻击。我军像潮水般地涌向敌群，敌官兵互不相顾，指挥失灵，自顾逃命。我指挥员冲到那里，哪里的敌人就跪倒在地上纷纷缴械投降。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万余人。

1947年4月下旬，敌人屡次侵犯我鲁南解放区，以求寻找山东主力部队进行决战。为了掩护我主力部队机动作战，69团奉命于26日攻击泰安城。

1947年秋，我军转入外线出击。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连日行军打仗，三营指成员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9月21日土山集战斗打响，师长陈宏命令69团攻击牛王庙，限一个小时拿下这个村庄。据侦察报告，牛王庙驻有国民党整编11师的一个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团长于步血把主攻牛王庙的任务交给了三营。张端胜接受任务后，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经过火力侦察，他判断敌人在牛王庄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的兵力。后来，又抓到了敌人的两个通信兵，进一步搞清了牛王庄驻守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整编团。团长根据张端胜得到的真实情况，修正了作战方案，组织全团对牛王庙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全歼牛王庙之敌。张端胜认真观察判断敌情，而不是盲目执行命令，为我军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受到了团长的表扬。

1948年6月，我华东野战军进军豫东，于17日拉开了豫东战役的序幕。17日7时向开封外围守敌发起攻击。69团的主攻目标是飞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的守敌。攻击开始后，三营在张端胜营长的指挥下，人人奋勇杀敌，一路冲锋在前。激战到18日中午，将敌人压缩在邮电局的大楼内。全团集中火力，全歼邮电大楼之敌。23时全线发起总攻，在炮火支持下，三营和一，二营连续爆破，于19日凌晨l时突破小南门。张端胜营长立即指挥冲入城内的先头部队与守敌展开了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坚守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24时我军全部攻入城内，三营又向鼓楼进攻，20日9时攻下鼓楼，至22口4时，我军浴血奋战五昼夜，全歼三万守城敌军，解放了开封城。

1948年11月6日，在淮海大战中张端胜指挥三营参加了围攻国民党黄伯韬部的战斗。

1949年5月27日，我军解放了上海。这时，张端胜已升任26军77师230团团长。奉命警卫繁华的南京路和火车站。

1950年10月19口，张端胜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全体指战员，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正是：

白雪皑皑埋忠骨

一衣带水系英魂

中朝友谊传千古

英雄美名万古存

（本文原载《博山英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有删改）

一记郑培明烈士

宁丰书

郑培明，字镜秋，1899年生于山东日照县（现日照市）李家洼村。

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入狱,4月28日与革命先驱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绞杀在北平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时年28岁。

在青州

郑培明出身子一个农民家庭。上有双亲，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全家人的生活靠父亲给人扛长工维持。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全力供郑培明读书。郑培明先入村垫，后到邵疃高小读书。五四运动时，郑培明正在日照县中学读书，曾和同学们一块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

郑培明中学还没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父得知后异常高兴，将家里仅有的几棵树卖了，把钱全部交给郑培明带去青州。郑培明深知穷人的孩子求

学艰难，因而学习倍加刻苦，成绩颇佳。在此期间，山东的早期共产党人邓恩铭，曾多次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推荐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郑培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对当时反动政府对外献媚，对内残酷剥削压迫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经常在师生中直言不讳地抨击社会的黑暗。他曾说：“必须改变社会，打倒军阀，驱逐列强，中华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郑培明为人公道，好管不平之事。1922年日照县教育局为豪强所把持：他们与当地土豪郑萼廷勾结，侵吞教育经费，霸占邵疃小学的公产，引起当地群众、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愤慨。郑培明在暑假返里得知后，异常气愤。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当地师生的支持下，带领青年找教育当局和郑萼廷讲理，当着公众的面揭发他们霸占公产的卑劣行径。豪强们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其罪行，交出公产。

在青岛

1924年夏，郑培明毕业于青州师范。经人介绍刭青岛台东镇小学任教。当初，邓恩铭在青岛曾以该校小学教员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革命火种已播撒在该校。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邓佑民正在该校任教，并从事工人，学生运动工作。邓佑民在与郑培明的接触中，见他思想进步，便主动和他接近，向他讲一些反帝爱国的道理。郑培明还时常跟随邓佑民到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了解情况，亲眼看到日本资本家同中国官僚相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镇压工人运动，看到工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情景，更加激起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大愤恨。因此，他在教学期间，经常向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并走上社会，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军阀的黑暗统治。

郑培明在假期返里期间，许多进步青年都愿意接近他，听他讲反帝爱国的道理，讨论各自的理想和志向。郑培明常对他们说。“有志青年应以国事为重。现在军阀混战，南北不统一，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实行黑暗统治。国无宁矣，则民不安也，要打倒军阀，把列强赶出中国去，削国耻，争国权，统一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在他的影响教育下，有的青年毅然离家去武汉参加了北伐军。

在济南

1925年舂，为寻求救国真理，郑培明离开青岛来到济南。经同乡早期国民党人丁惟汾的推荐，任山东省社会教育经理处总务。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山东督办是奉系军阀张宗昌，因此国民党人在济南也是秘密活动。当时国共两党的秘密联络点在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郑培明常随丁惟汾往来于此。在这里，郑培明认识了国民党人王乐平和王仲裕，后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与丁惟汾，于恩波等人共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不久，山东督办张宗昌下令捕戮在山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因而，郑培明等人的活动经常处在暗探的监视下。身处险境，郑培明毫不畏惧，经常乔装打扮，与敌周旋。积极奔走在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联络进步人士，发动工人，学生反对军阀统治；协助丁惟汾发展了许多国民党员，壮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但是，他的活动也被敌人侦知。敌人处处监视追捕他，郑培明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北京

为摆脱险境，丁惟汾介绍郑培明到北京，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会计干事，兼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当时，李大钊负责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就在一起办公。这样，郑培明有机会与革命先驱李大钊接触，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领导北京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郑培明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为开展群众运动做了许多组织和发动工作。他自己也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消息传到北京，全城沸腾，群情激愤。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北京人民连续三次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与会者悲愤交集，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被害同胞!”“救国救民坚持到底！”等口号。郑培明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亲自带领工人，学生游行演讲，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号召抵制英货，日货，散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传单，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参与组织“沪案雪耻会”，带头捐款，支援在“五卅”惨案中蒙难者的亲属。

“五卅”惨案后，李大钊在北京发动了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这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林森等正在北京，他们表面上表示赞成革命运动，却在暗中唆使北京的一些右派团体向段祺瑞政府告密，破坏革命运动。邹鲁，林森等在北京召开了“西山会议”，通过了反共议案，宣布取消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他们还在北京组织了地方伪党部，以此来破坏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紧密合作，团结中间力量，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郑培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决定，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之中。他深入学校，工厂和社会团体，向工人，学生、进步人士等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和他们投靠反动军阀，献媚帝国主义、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从而教育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团结和争取了国民党左派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1926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组织领导30万群众在北京举行了国民反日大会，强烈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郑培明参加了大会，并带头高呼反帝等口号。

3月18曰，各学校团体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立即驳斥各国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不准日本军舰带奉军进大沽口，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当天，各学校团体分成两路分头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派出军警，用刺刀刺伤请愿群众数人。郑培明首当其冲，痛斥了反动政府屠杀群众献媚帝国主义的罪行。

3月18日，有十余万群众，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与会者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政府请愿，郑培明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当请愿的群众进入段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时，守卫突然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反动政府悍然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抢射击，并用马刀、刺刀砍杀请愿群众。广场上顿时血溅满地，尸体纵横，当场有47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二百余人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在这场斗争中，郑培明奋勇当先，同军警展开搏斗，敌人击中了他的颈部和足部，他身负重伤被群众抢救脱险。

“三一八”惨案的当天晚上，李大钊领导召开了北京党，团区委联席会议。决定要把斗争坚持到底，组织慰问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本质。第二天北京各学校都停止了上课，有许多学校为死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3月23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又在北大举行了追悼大会。郑培明虽伤创未愈，却不顾伤痛，积极组织这些活动。

“三一八”惨案后，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北方区党、团组织暂时转入了地下活动。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进北京，赶走了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寇的支持下，随即入关，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奉军占领了京津一带。

奉系军阀入关后，加紧了对革命者的迫害，京津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当时蒙古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去蒙古，加强蒙古的革命骨干力量，领导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声援京津的革命斗争。当时郑培明也被派往蒙古。

1926年夏，北伐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为了加强北伐军的力量，争取北伐早日胜利，中共北方区党委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参加北伐军。郑培明也被派往广州参加北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译电专员。不久，郑培明又奉命回到北京，任国民政府北方交通局北京总机关部会计主任，兼北方交通局总务科长。后因事务繁忙，不能兼顾，便辞去会计主任。专任总务科长职务。

永别

郑培明自从离开青岛后，从未向家里寄过钱，父母也很少接到他的来信。郑培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日辄迁徙，无定居之处。全家人为他忧虑不安，他的妻子更是终日忧心忡忡。

1926年夏，郑培明由广州回北京，顺便返里省亲，全家十分高兴。年迈的父亲希望家庭的重担从此由长子培明来挑。妻子更是喜出望外，希望从此永不分离。可已经受了革命洗礼的郑培明，早已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的安危。他对父母说；“我这次回来看看父母，住几天我还得去北京，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父亲听后十分不悦地说：“你在外边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你知道咱家穷，我是累死累活供你上学，为的什么？万没想到白供你上了学，你一分钱没捎来家，一分地没置下，你老婆孩子还靠我来养活。”听了父亲的这一番话，看到父亲说到伤心处老泪纵横，郑培明也不山得潸然泪下。他对父亲说：“我知道父亲为我受了不少苦，我怎能不心疼，可是，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更多的人家比咱还苦。我在外边干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了穷人不受苦才干的。现在洋人侵略中国，中国的军阀欺压老百姓。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候，有多少有志青年舍家离业，走上救国道路，有国才有家，我怎能只想自家，不管国家呢？”父亲感到儿子的话有道理，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人非草木，焉能无情。郑培明怎能忘记父母恩，手足情和妻子儿女之爱。但为了革命，他弃情割爱，同家人挥泪告别。然而，他的全家万没想到这次竟是生死的诀别。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及京师警察厅，出动了数百名宪兵、臀察和便衣特务，在北京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李大钊等200余人被捕，郑培明也未能幸免。

郑培明身陷囹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同革命先驱李大钊等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

郑培明惨遭绞杀后，为了缅怀烈士，慰藉烈士亲属，一些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辗转努力，于1929年将郑培明烈士的灵柩迁回其故乡日照安葬。

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指引下，郑培明由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成长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为缅怀先烈，北京香山李大钊烈士陵墓的碑文上，镌刻着郑培明的英名。华东和日照烈士陵园，也陈列着他的革命事迹，供后人学习和瞻仰。

（本文原载《日照英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作了删改。）

巾帼英雄青年楷模

—郑勇烈士事迹

宁丰书苗玉华

郑勇，日照县小后村乡辛兴村人。1921年生。幼年丧父，由母亲带着她和兄嫂，妹妹及一个侄女度日，家庭生活较宽裕。

那时农村仍然流行着封建包办婚姻，个别地方妇女还有缠足的陋习。郑勇接受了新思想，经常在妇女中宣传婚姻自主和提倡妇女放足。她和妹妹从小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订下了婚事，但她敢于以大无畏的精神带头反对，率先提出解除婚约，同时不顾社会的舆论，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勇敢地踏上社会，并参加了革命。

一家舍己为革命

1938年郑勇的哥哥郑锦章参加了革命。自此之后，经常有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到她家找郑锦章联系工作。郑勇从他们的革命活动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她毅然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她家在敌占区，环境险恶，郑勇胆大心细，每次都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传送情报、接待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受到党组织的信任。1939年秋，郑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勇同志入党后，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的嫂子牟均在她的带动影响下，积极协助她开展工作。1940年春，郑勇被调往日照县民运部任宣传干事时，县委决定郑勇原来担任的工作由牟均接替。后经党组织批准，由郑勇介绍牟均参加了共产党。

1941年日北工委成立后，工委决定加强对敌占区的工作，将秘密联络站设在郑勇的家里，并且有的同志还需要长期住在那里，这样一来，掩护同志的任务更加困难了。辛兴村离日照城很近，相距三里的平台村就有伪军据点。敌人不时地出动骚扰，派便衣特务到这些地区刺探我方情报，搜捕抗日军民。郑勇深知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万一有失，会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也会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灾难。但她认识到这是党组织对她和全家的信任，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

郑勇回家向母亲和嫂子讲了工委的决定，对她们说：“工委交给我们这个任务，既艰臣又光荣，对我县抗日工作的开展关系重大，我们要用生命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绝不能使党的工作遭到损失。咱的家也是同志们的家，有咱吃的也就有同志们吃的，同志们来了就要像对待兄弟姊妹一样，看成是自己家的人。”母亲和嫂子都说：“放心吧，俺一定按你说的做。”

郑勇的母亲年逾六旬，这位革命老人有胆有谋，不畏艰险，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志。有一天晚上，党的地下工作者住在她家，还有本村的女共产党员郑秀等正在她家开会。

老许接着就呻吟了一声说：“大姑，先生们不放心就叫他们进来看看吧！”说完又呻吟起来。敌人听到病人的声音，又看到屋里黑洞洞的就走开了。由于老人的巧妙周旋，使同志们化险为夷。

不畏艰险斗敌顽

1940年春，组织派郑勇同志参加了县委民运部驻望海区工作组。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随时都有危险。郑勇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和同志们一起深入敌占区，走家串户，秘密发动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为使行功方便，她剪去长发，可以随时乔装改扮，她经常装扮成男同志，到敌占区与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联络，传送信件或侦探敌情。虽时常遇到敌人盘查和跟踪，但由于她胆大机智，巧妙地对付敌人，多次摆脱险境，转危为安。

1940年夏，四县联合办事处会议以后，有些根据地环境恶化。为巩固根据地和加强边沿地区的工作，县委重新调整力量，郑勇被调到民运部驻四区工作组。这个组活动在安岚、碑廓、虎山以及赣榆县靠近日照的一些村庄。这些地方虽没驻扎日伪军，但被国民党的五十七军和一些杂牌军队盘踞着。他们打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招牌，经常向这些村庄派捐收税，群众负担很重，生活极为贫困。县委指示，在这些地方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的村政权。完成这些工作任务首要的是从废除旧的官税制，实行新的合理负担入手，以此来减轻群众的负担，启发他们的觉悟。

1940年冬的一天下午，工作组正在岚山头村召开废除旧的官税制，实行新的合理负担的动员大会。时近傍晚，安岚区委通知民运部驻四区工作组到结庄汇报工作。郑勇主动提出自己去结庄汇报工作。工作组长考虑到三四十里的路程，女同志一个人在夜间行走很不安全，有点犹豫，郑勇看出人家的心思，急忙说：“我化装成男的，你们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郑勇经过一番改扮，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就登路起程了。天阴得漆黑，一路上她跌跌撞撞，在夜间11点钟左右才摸到结庄，当即找到了民运部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工作组对各项工作开展的情况。领导听后非常满意，并表扬了民运部驻四区的工作组。第二天，郑勇同志带着圆满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心情，兴冲冲地返回岚山头。

坚贞不渝勇献身

1941年9月，县委派郑勇到鲁中区党校学习。不久，该校因日寇扫荡暂时停办，郑勇等11名学员被编为一个组，集体向滨海地委机关驻地莒南县老牛腰转移。为避开沿途敌人的岗哨，他们攀山越岭，绕道而行，每天行程百余里。旧历年除夕这天，他们途经莒县毛家堰村。这里离夏庄镇日寇据点约五六里路，周围碉堡林立，封锁很严，很难通过。加上天气变冷，同志们衣着单薄，一路上又不得饱餐，又饥又冷，精疲力竭，便带领大家到她的一个亲戚家住一夜，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临莒公路时，不料，被汉奸伪保长张金升侦知。张急忙跑到夏庄日寇据点向日寇报告。当晚12点左右，夏庄据点的鬼子和伪军约300余人，由张金升带路，兵分两路包围了毛家堰周围的山沟、树林。11名手无寸铁的学员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仅有五人安全突围，三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郑勇等三位同志不幸被俘，敌人将他们带到夏庄据点。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日的上午，郑勇等人被押到敌人的审讯室里。翻译官杜介甫随着日寇防务司令川奇和几个鬼子兵走了进来。川奇一见到她们就发出一阵狞笑，走上前去说：“姑娘大大的漂亮，你们的投降皇军，给皇军和我的翻译官当太太，你们的不死，我的金票大大的有!”郑勇怒不可遏，高声大骂敌人“野兽、侵略者……”川奇气得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这些女共产党太厉害了，非杀不可！”

杜介甫见郑勇长得漂亮，便生了邪念。他劝说川奇先不要杀她，妄想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在一次单独审讯郑勇时，审讯室里的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杜介甫和几个鬼子兵早就坐在那里。当郑勇满面愤怒，阔步走进审讯室时，杜介甫起身让座，殷勤让茶，几个鬼子也跟着乱哇啦。郑勇怒目而视，对杜介甫毫不理睬。杜介甫煞有介事地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共产党员吗？”

郑勇斜视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问什么？汉奸还没告诉你吗？”

杜介甫又问：“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郑勇厉声回答说：“共产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杜介甫忍着怒气，故作镇静地说：“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当共产党是要杀头的！”

郑勇斩钉截铁地说：“当共产党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了，为抗日救国死了是光荣的!”

杜介市仍不死心，他涎着脸，又恬不知耻地说：“你还很年轻嘛，长得又很漂亮，死了太可惜了。只要你说一句投降皇军就行了，再给我，当太太，我可以保你不死。要钱花，我有钱，要当官可以给你个区长或副区长当。”

郑勇一听再也压抑不住心头怒火，她大骂杜介甫是“不知羞耻的畜牲、卖国贼”，猛然抓起桌子上的茶碗朝杜介甫摔去。杜介市慌忙躲闪，没有击中，郑勇趁势向杜介甫猛扑过去。敌人被郑勇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吓蒙了，他们惊慌失态，几个鬼子有的嗥叫，有的直向后龟缩。杜介甫吓得向后退了好几步，他羞愧难当，狼狈不堪，急忙唤进两个伪兵抓着郑勇向外拖。郑勇奋力挣扎，骂声不绝。

金钱、荣华富贵都未能使郑勇动摇。敌人的诱降失败了，杜介甫的美梦破灭了。他们看软的不行，又对郑勇施以酷刑。这天上午，刑讯室里的梁上挂着一条绳子，地上摆着马鞭，棍棒，刀子等一大堆刑具，杜介甫和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匪徒站在那里，郑勇被反绑着架了进去。她朝匪徒们和刑具扫了一眼，挺立在那里，嘴角显露出对敌人的嘲笑和蔑视。杜介甫走上前去用手一指梁上的那条绳子和地上的刑具：“你看一看这是什么？”

郑勇带着鄙夷的语气说：“我看见了，这只能吓唬那些软骨头，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

杜介甫又气势汹汹地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得投降皇军。”

郑勇说：“早就想好了，为抗日救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像你这样的卖国贼，死了是光荣的！”

杜介甫脸气得铁青，抓起鞭子朝郑勇身上乱抽一阵，又吩咐两个匪徒对她施以各种酷刑。郑勇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几次昏迷过去。苏醒后，仍怒口圆睁，大骂敌人是“强盗，侵略者，汉奸卖国贼。”

敌人毒打郑勇时的狂叫和郑勇坚贞不屈痛斥敌人的声音，不断从碉堡里传出，附近的群众都隔墙相闻。他们对郑勇的英雄行为非常钦佩，对残暴凶狠的敌人切齿痛恨。这期间，上级党组织曾多方组织营救，可惜未成功。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五日，天空阴沉，日色暗淡，夏庄大街小巷布满了敌人的岗哨，戒备森严。时近中午，十几个持枪的匪徒把郑勇等人押到刑场，敌酋川奇和汉奸杜介甫走上前去说：“你们投降不投降？不投降现在就枪毙！”

郑勇她们厉声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死也不投降，坚决不当亡国奴！共产党会给我们报仇！”

接着她们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侵略者！”

川奇和杜介甫气得暴跳如雷，急忙命令匪徒们将她们吊在一棵槐树上。杜介甫和十几个伪兵举枪向郑勇她们身上乱射，罪恶的子弹穿透了英雄的身躯……郑勇年仅21岁。

郑勇同志牺牲已经40多年了，但她那种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至今广为传颂。

（本文原载《日照英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有删改）

一记朱玉干烈士

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朱玉干，原名朱国栋，1906年生于山东泰安市郊区徂徕镇北望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幼年在本村上学时，目睹社会的黑暗，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憎分明的种子。

1931年，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朱玉干被派往河北省平原县，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到津浦铁路沿线，任地下交通员，负责从沧州到徐州一段地区的通讯联络工作，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后来由于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平原返回原籍北望村任小学教师。在任教期间，他秘密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本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朱玉干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原则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广大的劳苦大众充满无限的爱，对阶级敌人怀有刻骨的恨，对背叛革命的叛徒更是深恶痛绝。

1932年秋，他接到上级的通知，得悉一个姓代的叛徒在去上海的途中，到泰安搜集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借机进行破坏活动，上级要求他们严惩叛徒。朱玉干代表泰安县委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了行动计划。当叛徒到达泰安后，就落入了我严密的控制之中。由朱玉干亲自处决了叛徒，保卫了泰安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加激发了朱玉干抗日救国的热情。8月下旬，他配合范明枢等同志，建立了“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朱玉干任政治部长。他根据党组织的部署，经常往返于泰安，莱芜、新泰等地进行党的秘密联络工作。12月下旬，日寇占领济南。国民党军队仓皇向徐州地区撤退。不少溃兵南逃时路经北望村。朱玉干得知这一情报后，经省委同意，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向溃兵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争取了40多名国民党士兵携带两挺机枪、30余支步枪起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壮大了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1月，朱玉干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在黎玉和洪涛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当时环境非常艰苦。为了抗战事业，朱玉于虽然自己家庭生活很困难，但他毅然将仅有的家产土地卖掉，为部队购买枪支弹药。朱玉干的爱人被大家热情地称为“火头军”，她虽然是位缠足的农村妇女，当时还有一个仅6个月的吃奶孩子，但她只要一听到自己的同志来，就赶紧准备饭菜，有时一天要做五六次饭，从来也不嫌麻烦。朱玉干及其家属为徂徕山起义做出的贡献，曾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的表彰，并获得银质五星奖章一枚。

同年5月，朱玉干随省委和四支队转移到沂蒙山区一带活动，并被调到省委机关任除奸科长。6月，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成立泰安县委，朱玉干任县委组织部长。朱玉干在县委的领导下，率领部队在徂徕山一带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一次，一股敌人到徂徕山我防地骚扰、抢掠，朱玉千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率领战士赶去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同敌人肉搏时，朱玉干竟抱住了一个敌人，咬掉了他的一只耳朵，并夺下了敌人的匣子枪。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不久，他又率领五名同志偷袭敌人一个据点，缴获了两挺机枪。这时，敌增援部队包围上来，朱玉干命令大家马上撤退。在撤退时，战士小薛身负重伤，落在后面。朱玉干不顾个人安危，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弹雨，救回了小薛。当他返回驻地时，便累得昏了过去。

1939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苏豫皖边区党委，朱玉干任社会科长。1940年鲁中区党委成立后，他又调任区党委社会部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同年11月，日本侵略者出动5万重兵，大举向我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的沂蒙山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根据地抗日军民奋起还击，在沂蒙山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突围中，朱玉干和司令员刘海涛等8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转移至蒙阴县境内杜家林，被奸细杜宪刚发现，并立即报告了汉奸队。汉奸头目赵厚坡，刘炳厚带领汉奸队诈称我抗日联防大队，将朱玉干，刘海涛等8位同志骗捕，押送到大旺庄汉奸大队部。汉奸头子石绍武妄图在朱的身上得到我党的机密，便设宴招待，并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朱玉干义愤填膺，愤怒地将敌人宴席掀翻。恼羞成怒的敌人凶相毕露，对朱玉千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朱玉干大义凛然，痛斥敌人的惨无人道和祸国殃民的暴行。朱玉干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十分恐慌。1941年11月18日，敌人将朱玉干绑赴蒙阴苏家后庄以南杀害。临刑前，朱玉干昂首阔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朱玉干同志离开我们近50年了，但他那英勇不屈，视死如又率领五名同志偷袭敌人一个据点，缴获了两挺机枪。这时，敌增援部队包围上来，朱玉干命令大家马上撤退。在撤退时，战士小薛身负重伤，落在后面。朱玉干不顾个人安危，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弹雨，救回了小薛。当他返回驻地时，便累得昏了过去。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同年11月，日本侵略者出动5万重兵，大举向我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的沂蒙山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根据地抗日军民奋起还击，在沂蒙山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突围中，朱玉干和司令员刘海涛等8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转移至蒙阴县境内杜家林，被奸细杜宪刚发现，并立即报告了汉奸队。汉奸头目赵厚坡，刘炳厚带领汉奸队诈称我抗日联防大队，将朱玉干，刘海涛等8位同志骗捕，押送到大旺庄汉奸大队部。汉奸头子石绍武妄图在朱的身上得到我党的机密，便设宴招待，并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朱玉干义愤填膺，愤怒地将敌人宴席掀翻。恼羞成怒的敌人凶相毕露，对朱玉千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朱玉干大义凛然，痛斥敌人的惨无人道和祸国殃民的暴行。朱玉干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十分恐慌。1941年11月18日，敌人将朱玉干绑赴蒙阴苏家后庄以南杀害。临刑前，朱玉干昂首阔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朱玉干同志离开我们近50年了，但他那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记邹恒禄烈士

王守惠

邹恒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活动在胶东半岛的一位忠诚战士。在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代，他为驱邪恶，求解放，在革命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他历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文登县委委员，文登县职工会会长，特委联络员，牟平县委书记，特委组织委员，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直属骑兵连政委等职。他为中共胶东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开辟昆嵛山革命根据地，“一一·四”暴动和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邹恒禄，乳名青言，化名俞可范，号石匠俞，1901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今文登市）葛家镇林子西村一个贫农家里。兄弟三人，他为长子。因父亲多病，一家生活的重担过早地落到了邹恒禄的肩上。两个弟弟渐能务农时，他就走乡串村当货郎。但仍缓解不了家庭的困境。邹恒禄又跟亲友学石匠，不论严寒酷暑，终年在石窝里拼命打石头，虽然如此，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1931年，父亲病重，因无钱治疗去世。邹恒禄悲愤地对两个弟弟说：“咱拼死拼活地干，还不能让爹多活几年，这是什么世道！”兄弟三人常在一起切齿咒骂地主老财和官衙。

1932年，邹恒禄听说有人办起“农民协会”，参加的都是穷苦农民，大家团结在这个组织里抗租息，抗捐税。他觉得很对自己的心思，就报名加入了，并积极活动起来，成为该区农民协会的骨干。不久，他与邻近二区农民协会宣传干事刘振民等互相配合，在市集办起秧歌队，走村串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使反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在昆嵛山一带迅速兴起。

1933年春，中共地下党员张连珠（邹的表弟）到邹恒禄家走亲戚。张连珠首先表扬了邹恒禄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反抗捐税的斗争，接着非常机警地问道：“你有没有听说有个比农民协会更好的组织？”

“没听说，是怎样的组织？”

“农民协会里都是农民，这个组织里工、农、兵、学、商都有，她才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她不但领导穷人反对租息和苛捐杂税，还反对官衙。她要让穷人掌大权，彻底翻身做主人……你没听说，朱、毛领导的红军，那就是共产党的。共产党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像俄罗斯把地主、资本家和官衙都打倒了，就是这个党领着干的！”

邹恒禄越听越入迷，急不可待地说．“好啦，好啦，我可有指靠啦！表弟，这个组织在哪里？我报名参加！”

张连珠紧握着他的手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共产党！你家穷，受害深，对地主有大仇，你当石匠，是雇农，这挺好，你敢领着穷人与坏人斗，也不错。共产党就要你这样的。今天，我就介绍你参加共产党！”

此时此刻，邹恒禄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模糊了双眼，浑身顿时充满了力量。张连珠又给他讲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党的纪律等。

邹恒禄越听心里越亮堂，他急迫地说。“咱也要学井冈山的样子，把昆嵛山区也变成工农的天下，党给任务吧！”

“眼下，最要紧的是向穷人讲明为什么受苦，使大家明白，要想活命，翻身，就得结成一条心，把财主官府打倒，这就叫革命！”

邹恒禄攥紧了拳头，霍地站起来，恨不能抡起几十磅的铁锤，像他砸大石头一样，一锤把那些压得穷人透不过气来的“顽石”砸个粉碎。

邹恒禄遵照党的指示，在家乡的劳苦工人（手工业工人），农民中积极进行党的活动。他向徒弟交待了山上的石匠活，就腰捆草绳，肩搭褡裢，身背石匠工具，奔上了昆嵛山崎岖的羊肠小道。

他性格开朗爽直，待人诚恳，石匠活的技艺又较高，所以在家乡方圆数十里内颇有名气，群众都爱和他交个朋友。他虽然文化低，但记性好，道理讲得明白实在，能把话说到劳苦大众的心坎上，加之办事又机智果断，所以宣传教育和党组织发展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在他入党的第一年—1933年里，就发展了于得水等八名党员，相继建立了林子西、李家庄、周家埠三个党支部和若干党小组。年底文登老三区已有党员36名。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常子健来胶东，整顿恢复胶东各县党的组织。2月，重新组成了中共胶东特委，常子健任书记，邹恒禄任特委委员，文登县委委员、职工会会长。这时，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的党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委又让他兼任特委联络员。自此，邹恒禄便放下了石匠工具，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酷暑严冬，时而攀登在昆嵛山的崎岖山路上，时而奔波于黄海之滨的丘陵间，风里雪里雨里泥里，不避艰辛地活动在胶东特委同基层党组织，各地联络站之间。石匠这职业，使他练就了一副铁骨钢筋般的壮实身板，为他胜任联络员这一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委要召开会议，通讯联系，筹集经费等，没有他送不到的信，找不到的人，完不成的任务。他脑子里装有这一地区的明细地图，即使黑夜到一村，他也可以毫无差错地跳进地下党员的宅院，或用暗号叫开“堡垒户”的家门。

同年9月，邹恒禄被调去青岛海港码头做工运工作。

1935年1月，张连珠等在济南获释回到胶东。根据团省工委的指示，在文登二区重新组建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这时邹恒禄已从青岛返回，任特委委员。

是年春，邹恒禄等积极配合张连珠，在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息、抗债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盛夏的一天夜晚，在各地活动的邹恒禄、于得水等在丁树杰家开会。会上大家议定：（一）目前仍以宣传发动群众为主，发展扩大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二）加强小武装活动，打击作恶多端的坏分子，还要用打税狗子的名义，从盐务局等处多搞些武器，为暴动作准备。

10月，中共胶东特委在烟台上夼村开了七天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武装暴动前的工作。会上有人对暴动存有疑虑，信心不足，邹恒禄就站起来说：“我是个粗人，识字不多，道理懂得少。可是，我这两年走的地方多，见的人和经的事多，走到哪里，哪里是哭声，群众已经被地主老财和官府衙门逼得活不下去了！同志啊，一个共产党员能丢下人民的死活不管吗？眼下的难处是不少，可再难也得挺住！石头再硬，锤也砸得开，革命再难，咱们也得闯！”邹恒禄的一席话，大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会后，邹恒禄和同志们全力投入暴动的准备工作中。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震撼胶东大地的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多少共产党员和饱受苦难的劳苦大众的热望终于实现了。

按照特委的部署，暴动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东路是文登，荣城、威海，由张连珠（暴动总指挥）负责，西路是牟平，海阳，莱阳，由程伦（暴动副总指挥）负责。邹恒禄和曹云章分在西路，赴牟平组织暴动队伍。

暴动这天，曹云章和邹恒禄组织的300余人牟平暴动队伍在午极村集中，冲进了地主开设的“隆裕油坊”，分了他们的浮财。接着挺进通海，打算夺取敌区公所的武器，但区长、区丁已闻声逃遁，于是撤出通海。当夜进驻雅埠庄。11月30日涉河到达白石村，分了该村大地主开办的“怡昌缫丝厂”的粮食和浮财。然后暴动队伍路经中庄，穿过黄山前，于12月1日来到松椒村。

第二天，队伍分为两路，一路溯沟而上，沿村进行宣传，一路去西南方向，迎接海阳东进的暴动队伍。

下午3点多钟，国民党展书堂八十一师突然包围了松椒总部，邹恒禄等人一面率队还击，一面组织向西山突围。与此同时，沿村进行宣传和迎接海阳暴动队伍的两路队伍，也被敌包围。由于敌众我寡，暴动队伍在敌人的追杀中星散。

邹恒禄冲出敌人的包围，辗转来到昆嵛山西麓，一路上打听到一连串噩耗。牟平县委书记张贤和等牺牲，程伦、曹云章等被俘，东路暴动队伍也于12月5日失败了，丁树杰当场牺牲，张连珠被俘。他强压心头悲愤，决心把革命闹到底。

邹恒禄是幸存的特委领导人之一，他首先恢复了中共牟平县委会，自任书记，主动挑起牟（平）福（山）边地区工作的重担。

邹恒禄隐蔽在昆嵛山西侧合子村郑同昌（中共地下党员）家。一天，他多日寻找不到的于得水突然来到这里。两人相见，悲喜交集。当他听到于得水带领幸存的二十余名暴动队员进入昆嵛山区坚持斗争打游击的情况时，高兴得直拍大腿：“好啊！干得好！老于，一定要把暴动剩下的这支队伍保存下来，这是咱们的本钱呀！就看你的啦！”

1936年1月，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太康人）经在河南省工作的中共党员邓汝训介绍，从上海来到胶东。与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已接上关系。

得到县委的报告，邹恒禄恨不得插翅飞到上级领导身旁。他连夜赶了七八十里路，到了沟于家村张修己家里。正在窗台上埋头写着什么的理琪，听到响动，转头一看：一位身体魁梧的大汉已站在面前。从张修己等人的描绘中，理琪便猜想到这就是邹恒禄。

“啊！石匠俞！”理琪搁下笔，急着要下炕。

“理琪同志！”邹恒禄一步扑到炕上，粗大的双手紧紧地攥着理琪的手。

暴动失败后剩下的特委和县委负责人，一些党员干部，在理琪的主持下，开了一天会。会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决定理琪任胶东临时特委书记，二是总结了前段斗争，尤其是“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在理琪的领导和教诲下，邹恒禄等的思想提高很快。是年夏季的一天，邹恒禄，于得水等在院下村开了个会，商定要拔除昆嵛山区的一颗钉子—界石镇联庄会。大家要邹恒禄去请示理琪。

理琪开始不大同意，要邹恒禄回去和大家谈谈。邹恒禄坚持说。“理琪同志，你说革命不能光拼命，我赞成，你分析咱暴动失败的教训，我认为都对。可咱不搞大的暴动，搞点小行动还不行吗？界石镇联庄会卡住昆嵛山区的要道，不利于游击队的活动和工作的开展。拔掉这颗钉子，不仅消灭了敌人，装备了自己，还能宣传扩大党的影响，这对建立昆嵛山根据地大有意义。”

理琪笑了，说：“好！有道理。不过，一定要做好准备，尽量减少损失。游击队宝贵啊！”

6月2日，于得水、邹恒禄等率领昆嵛山游击队奇袭界石镇联庄会获胜，缴获20余支枪，补充了游击队的武器。

8月，为开展城市工作，加强与上级党及胶东西部地区的联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从文登沟于家迁到烟台。邹恒禄为配合和掩护理琪工作，化名俞可范，随同前往。

10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正式成立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特委书记，邹恒邹任特委组织委员。12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特委机关被破坏，理琪和邹恒禄等9人被捕。

邹恒禄在烟台被捕后，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自己的血肉乏躯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不久，他和理琪等一起被解往济南监狱。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一面学习时事，一面同反动派作斗争，过了将近一年的特殊战斗生活。

1937年11月，邹恒禄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又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工作。

根据胶东特委的安排，邹恒禄在牟平，海阳一带恢复发展党组织，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并主持建立了以刘仲益为书记的海阳特支。

同年12月24日，在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以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县东部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揭开了胶东人民抗战的序幕。这时，邹恒禄正在牟平、海阳和文登西部一带加紧活动，积极发动党员和群众参军抗日，迎接“三军”西上。

翌年2月，邹恒禄随“三军”西上，跃马横枪，艰苦转战，奇袭牟平城，大战青山，马石店，攻克福山县城，为开辟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是年9月，“三军”“三支”奉命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是年底，又改称“山纵五支”），邹恒禄任“五支”，司令部直属骑兵连政委。在他的带领下，骑兵连斗顽敌，打土匪，几经战斗洗礼，成为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一把利剑。

1939年3月，邹恒禄在反击顽军刘桂棠(山东惯匪，外号“刘黑七”)进犯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颈部被流弹打穿。

在养伤期间，邹恒禄知道我地下医院缺医少药，他把自己的伤置之度外，央求医护人员把药省给重伤员。军区领导对邹恒禄极为关心，见他伤口日渐恶化，决定通过内线关系送往烟台（敌占区）医院治疗。不幸，因感染破伤风，4月10日在转送途中牺牲，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