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复旦大学范勇鹏研究员、中央党校李海青教授商榷
潘知常米斯茹许敏球阮立张蓓
十年后的回眸：再说“塔西佗陷阱”
潘知常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最近几年，我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2016年再版）中提及的“塔西佗陷阱”持续热议！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的正式提及，以及后来被列入我们党、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更是令它炙手可热。而且，就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又看到在我们国家影响至高的紫光阁微博也已经在讨论它。
另一方面，又必须说，十几年中，尽管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对于它的讨论，但是，却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误导、误解。例如，把它表面化为公信力的问题，或者庸俗化为政府公关、媒介应对问题，等等。还有，就是对于提出这一定律的误导、误解，例如，有人就认为，提出这一定律其实并不重要，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例如，他本人就可以轻易地从司马光的“马光曰”那里借鉴并提出几十个定律，如此等等。
这样一种情况，无疑就使得长期以来始终保持沉默的我本人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也不得不打破沉默并参与到持续至今的热烈讨论中来。
而且，即便个别人出于自己的种种考虑，无论如何都固执地坚持否认上述贡献，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他自己不妨就出来做个示范，不妨也从两千年前的名人那里借鉴一句话，来提出一个“陷阱”、一个定律试一下？或者，干脆就从998年前的司马光那里借鉴一句“马光曰”，来提出一个“陷阱”、一个定律试一下？
事实上，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十年前，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塔西佗的原话加以引用，而是存在着一个从“现象”到“定律”的提升、提炼，使其从一种人生的感叹深化为一个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的定律。其次，还存在着一个从‘词语“到”话语“的演进。本来，塔西佗的话只是一种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但是“塔西佗陷阱”却并非如此。它已经有了某种理论的支撑，也已经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何况，还必须指出的是，“塔西佗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无论如何都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本身所能够体现的。在“塔西佗陷阱”之中，已经加进了对于人心向背、对于公权力等的深刻剖析，更加进了对于历史与社会的大量实证剖析，必须强调，倘若没有这些，那么两千年前的塔西佗本人的那句名言的起死回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陀陷阱”的进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视野、进入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再以“塔西佗陷阱”为例，作者指责：“不应随意引用或引申这类可能存在误导的理论或概念，来简单对应分析和描述我们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不能把它当作必然的政治学规律。”可是，国内的“塔西佗陷阱”的成为”热词“，众所周知是在国家最高领导2014年引用过它之后，那么，现在作者却批评它“存在误导”，那么，言下之意，是说它误导了谁？是误导了国家最高领导吗？而且，既然它是“似是而非的标签”，那么国家最高领导为什么会在正式讲话中引用它？看来作者是在暗示自己甚至比国家最高领导都要高明啊。
总之，两位作者爱国之心固然可嘉，但是关公战秦琼式的做法却实在不敢恭维！
而且，作者似乎是很有自信，动辄指责别人是在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可是却根本没有弄清楚，“塔西陀陷阱”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也是在解释世界，我们中国无疑也在这一历史之内，在世界之内，因此，在总结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规律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于中国话语，但是，无疑也可以借助于西方话语，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概括能力，在这个方面，“塔西陀陷阱”虽然是借助的西方话语，但是，它的概括能力无疑早已被雄辩的事实证明是完全足以胜任的。
其次，要回答的是“塔西佗陷阱”何谓？
在我看来，简单而言，所谓“塔西佗陷阱”，应该是指的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大潮，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由此，我们必须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塔西佗陷阱”无疑是十分深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请注意，上述讲话中的“群众”、”公权力”、“人心向背”、“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精神失落”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深刻揭示。
具体来说，正如我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所揭示的：类似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这类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实在是屡见不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却是跳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对于这类现象的描述。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也曾经不禁感慨:“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他悲怆之极地发出绝世浩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则可以看作是为这类现象所提供的具体注脚。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现象就类似物理学中所谓的“黑洞“。根据现代广义相对论(GR)的描述，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也就是黑洞。黑洞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25倍太阳质量以上)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死亡后，核心物质发生引力坍缩而形成。黑洞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引力势更如此之深，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无疑，“塔西陀陷阱”其实就是这样的黑洞。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早已心如古“阱”，不惜坐“阱”观天、或者落“阱”下石、有的已经泯然堕落为市“阱”小人、市“阱”之徒、市“阱”无赖、有的站在陷阱的边沿却乐不思蜀？有的“坐阱观天”竟然茫然不知。
“塔西佗陷阱”的关键，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所导致的人心向背。这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不容忽视。国家之为国家，必须要为所有人提供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政治要廉洁，法律要严明，教育要平等，医疗要保证，住房要透明……而且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起码，所有的人都要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死得起人。而这就必须固守两大原则：其一，是“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其二，是“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少数人富起来的同时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给多数人以补充。
至于相反的情况，则是公权力的萎缩甚至丧失。公权力成为了一家之禁脔，并且独私一人一姓，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私天下”：“以我大私为天下大公”，而且，“始而惭焉，久而安焉”（黄宗羲：《明遗待访录》）于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结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自己的“劳”与“获”无限困惑：“多劳”竟然没有“多获”，“少劳”竟然“多获”，“多劳”竟然“不获”，“不劳”竟然“而获”。当次之时，毫无疑问，“塔西佗陷阱”就会应运而生。政府无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
那么，何以一旦失去了人心、一旦丧失了公权力，就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则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必然导致权力中心，而权力中心的反面，则是公平正义的消失。“升官”是为了“发财”，“争权”也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结果，则是权力支配一切，对权力的信任、对人治的信任超过了对于公平正义的维护。于是，“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系辞下》）强权和暴力成为了统治手段，流汗不如流血、发展不如暴力，既然巧取豪夺更加有效，全社会也就没有人再想埋头从事生产创造。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团伙”或者“一盘散沙“状态，就是这样出现的。正如司马迁总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结果因为利益各自不同，1+1+1+1+1+1竟然<1，甚至等于零。本来，团队建设是要1+1+1+1+1+1>6，甚至大于10，可是，这就需要通过利他来利己、需要与人为善，需要把“我”变成“我们”，需要协同共赢、需要竞合，但是，现在却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正如兰西奥尼在《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中发现的：团队协作的瓦解的程序是缺乏信任——惧怕冲突——欠缺投入——逃避责任——无视结果，其起点，就是缺乏信任。每个人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结果，就必然是：相互欺骗、相互投毒。于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相互猜忌、拼抢，就只能导致全社会的一次次的血腥洗牌、一次次地沉入深渊。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八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苛政猛于虎、十羊九牧，层层加码、税外加税、费外有费。以及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额外设置的种种与邻居为壑的关卡。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办事规则，名义百出的政出多门，搞不完的章、跑不完的路、叫不完的申请、进不完的门，求不完的情……就是这样出现的。甚至“宰相门前七品官”。于是，社会运行成本高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正常状态下，挣一百块钱就可以用九十块钱来投入再生产，但是现在却挣一百块钱就却必须用九十块钱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就成为“坏的社会发展”。而且，社会也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危机即将到来的应有的敏感。一时，这高成本其实也无异于扬汤止沸，最终，这个“坏的社会发展”迟早将会蹈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综上所述，“塔西佗陷阱”的最终结果，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零和博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无论如何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早已命中注定，那就是：归零！这就是《史记》中说的：“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也是《红楼梦》中的探春预言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71回）无疑，“自杀自灭”的结果，必然是、也只能是：“一败涂地!”！
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师在遇难前曾经抱歉而言：“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借用这句话，我们现在则可以说：“塔西佗陷阱”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再也无法为社会“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
第一，关于“塔西佗陷阱”，很多人都祝贺说：这是南京大学百年来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的又一次引起国家最高领导人乃至全国各界高度重视的一项人文社科成果，因此，它如何如何。对此，我完全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对借助重大项目、科研奖励以及领导批示来包装自己的做法，一直就颇有非议。因此，我也不会特别看重国家最高领导人乃至全国高度各界高度重视这类的事情。在我看来，学术的标准就应该是学术自身的，没有必要借助外力，哪怕这个外力是来自最高领导。也因此，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2017年6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长安讲坛上发表《“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报告中的评价，他说：与其他几大陷阱相比，“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都有相应英文表述，都是西方人的发明。不同的是，“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因为它是中国人的发明。对此，韩文秀副主任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科学世界的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倒是十分恰如其分。
须知，当今中国学界的几乎全部的学术话语往往都是“舶来品”，也都是西方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消费者，而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无疑，者也正是西方学者往往指责“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一个理由。这就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这样的‘实力’就可以称作‘软实力’”，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显然，我们国家还缺乏这样的“货币”、这样的软实力“。而且，在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学术话语之前，中国也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而一个国家在世界学术话语的版图中所占的位置的大笑，也正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小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当然不需要学术话语的霸权，，但是却需要相应的学术话语权。为此，我们亟待去抢占世界学术的制高点、亟待去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也亟待去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的霸权。在这方面，“塔西佗陷阱”的应运而生，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也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具体象征。
“塔西佗陷阱”的前世今生
米斯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讲师
【摘要】
【关键词】
塔西佗陷阱潘知常公权力
自2011年始，“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成为媒体的热点词汇。尤其是2014年被最高领导人提及后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论著和讲话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它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这些论著中，对该名词都追溯到塔西佗本人，并概括为：“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并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似乎这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的提出者。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作为热词的“塔西佗陷阱”
二、“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吗？
在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中，这一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始终存在，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人将之推升到人类知识共同体的高度。那么，是谁将古今中外的惨痛历史教训加以总结，将类似现象提升到定律的高度，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又是谁提出了避免陷入“陷阱”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之道呢？
对此，学林出版社原社长曹维劲在2017年08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中指出潘知常教授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在《“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一文中指出：“究竟是谁把塔西佗的这句话总结、概括、提升为一个政治学的定律的呢？不少人都在追根溯源，最终有人发现、并在网上提出：这是一位中国的美学教授——潘知常的贡献。而且，潘知常教授的这一贡献，就发表在其《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据查证，该书自2010年开始，陆续被包括硕士论文、核心期刊在内的学术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引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本书中，首次用加注引号的方式提到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潘知常教授的论证逻辑为：专制社会下的政府贪污腐败，官员升官争权都是为了发财夺利，而不去考虑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一切举动人民看在眼里，自然不会跟当权者站在一起。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就会是无论当权者怎么说怎么做老百姓都不会买账，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乱世。而塔西佗的话说了两千多年，却一直未得到西方世界足够重视。潘知常教授对中国古代历次腐败政权失败原因进行总结，得出陷入“塔西佗陷阱”就会亡国的定律，从而对中国乃至西方国家提出警示。
现象
结果
成因
定律
塔西佗
政府不受欢迎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无
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
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
中国社会的公权到了《水浒传》时代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一个泱泱大国，到了宋朝时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已经接近于零了！那种接近于零的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权当然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也是任何一个外族都可以把它灭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那样的王朝效命了。
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
必须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站在一起，政府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要顺应时代潮流。不能是家天下，而应该是公天下。一个社会公权是所有人的，社会就有希望。
从上表可以看出，塔西佗在著作中提到的那句话和潘知常教授提出的作为定律的“塔西佗陷阱”的本质区别。塔西佗的论述到结果为止，而潘知常教授的论述则是从现象、结果、成因最后总结提升到中西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定律，将之赋予了一种理论的支撑和价值观，从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三、“塔西佗陷阱”究竟是指的什么？
总书记2014年在兰考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心向背”这个关键词，十九大报告中更有203处提到“人民”，43次提到“群众”，可见本届政府是何等重视人心向背问题。的确，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边才能得民心，才有公信力！而“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我说过的霸王别姬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了。”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潘知常教授在著作中还为我们画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包容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生存的机遇。可那是因为有爱、有信仰、有美，也是因为有生存的快乐。”
在谈到利益共同体时，潘知常教授也谈到：历代王朝的更迭都是因为公权压缩，私权膨胀，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不公……百姓民不聊生，最后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宋代被异族所灭的根本就是“自由、平等、公义无处可寻”。而要破解这个陷阱就“必须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站在一起，政府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要顺应时代潮流。不能是家天下，而应该是公天下。一个社会公权是所有人的，社会就有希望。”
这样，正如H.西蒙指出，“发现定律的过程是以经济的方式把一组经验资料重新编码的过程，或识别资料中模式的过程。”“定律的发现以发现者手中掌握资料为前提，但是资料并不会引导一个科学家自动地去发现一个定律。”潘知常教授在塔西佗著作的前文本的基础上，对现象进行“重新编码”，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的定律，这一发现的参考系是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公共产品、公共社会以及人心向背。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塔西佗原话的内涵的丰富与深化，而这，也正是潘知常教授对于“塔西佗陷阱”的命名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7年6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长安讲坛上发表累题为《“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路不平坦，在发展的道路上要克服若干“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其中之一。但与其他三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都有相应英文表述不同的是，“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对此，韩文秀副主任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无疑，这是作为学者的潘知常教授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大贡献，是在大国崛起之时中国智慧“走出去”的道路中坚定的一步，是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贡献，体现了中国学界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信。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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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葛晨虹.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J]决策.2011年11月。
宋坤钰，风险收益关系和马太效应研究（D），复旦大学，2012年。
[10]葛晨虹.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J]决策.2011年11月。
[12]李鸿文.中国青年报[N]2011年11月02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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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21]宋坤钰.风险收益关系和马太效应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2]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23]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29]Simon.H.ModelsofDiscovery.Dordrecht:Reidel，1971.
[30]邱仁宗.论科学现的模式[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01。
塔西佗陷阱：历史与现实
许敏球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
“塔西佗陷阱”能够形成这么大的影响，说明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强大的概括力、解释力和传播力。对于这一概念，各种解释、阐述、讨论众说纷坛，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却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将针对“塔西佗陷阱”的三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塔西佗陷阱”、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什么是“塔西佗陷阱”？
要讨论“塔西佗陷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塔西佗陷阱”？目前关于“塔西佗陷阱”流传较广的一个定义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由这一定义出发，目前关于“塔西佗陷阱”的讨论往往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二是由其引申的媒体公信力问题。
然而“塔西佗陷阱”是否就是一个关于政府公信力、媒体公信力的问题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回归到潘知常教授最初提出的概念上来。
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是以《三国演义》开篇所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切入点，来阐述古代中国“乱世”的成因时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最终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弄清楚了“塔西佗陷阱”是什么，对于围绕它的各种讨论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比如关于“塔西佗陷阱”与“公信力”。“公信力”是“塔西佗陷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认为“塔西佗陷阱”只是一个关于公信力的问题，只是围绕如何增强政府公信力、如何增强媒体公信力来讨论“塔西佗陷阱”，实际上是将“塔西佗陷阱”的丰富内涵窄化、表面化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塔西佗陷阱”是这样说的：“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二、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
明晰了什么是“塔西佗陷阱”，随之出现的就是第二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从皇权的无限扩张、搏命集团（掠夺集团、获利集团）的产生、离心势力的成长、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公权的萎缩等角度进行了非常精辟又非常精彩的论述。潘知常教授还从囚徒困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观点，那就是，古代中国不仅是一段“治”与“乱”交替循环的历史，它还是一个“零和博弈”不断重复的历史。“《三国演义》不就是‘三输’？三国皆输。”从“零和博弈”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赢家、各方皆输的历史：“塔西佗陷阱”带来政权无法长期存续，作为统治阶层的获利集团自然输了；“塔西佗陷阱”带来社会无法长期稳定，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更是输了。
之所以会出现“塔西佗陷阱”，一言以蔽之，就是：无公心、无公权、无公民。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是出于公心，追求和维护公权力；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代表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
具体而言，可以发现三个“无限度”：
一是公权的无限度私有化。政府的权力，本来应该是一种公权力，它应当用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当用以为社会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应当用以为本国人民谋求福祉。然而虽然有“天下为公”这样的口号，古代中国的皇权却是极度私有化，国家变成了“家天下”，公权变成了完全的私有物品。谁拥有了皇权，谁就拥有了无限大的权力，所以皇权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追逐和争夺的对象，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央政权一旦出现问题，拥有夺取天下的野心或资本的势力，就会觊觎皇权，“彼可取而代也”，而这些势力没有谁从内心里希望天下安定，除非天下归于己手，即潘知常教授所阐述的“离心势力的成长”，这就从根本上为社会的难以长期稳定、政权的难以长期存续埋下了祸患。
三是无限度的暴力升级。公权的无限度私有化，和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的无限度掠夺，带来的结果就是无限度的暴力升级。一方面，要想夺取皇权，只能通过暴力，并且这种暴力要比现有统治者的暴力更强大。另一方面，皇权要防止被夺取，只能不断强化自己的暴力；皇权要维持对民众的无限掠夺，也只能通过不断强化自己的暴力。这就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往往都是通过大规模暴力的方式，每一次都是摧毁式的“重启”，不断地“从零开始”；其二是统治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没有缓冲的空间，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对话的可能，处于一种刚性的关系之中，一旦关系破裂，面临的就是双方的暴力冲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
三、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讨论了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个基本问题：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今天的中国并未出现“塔西佗陷阱”，但对这一问题加以警示，依然十分重要。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破解“塔西佗陷阱”最为成功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科学路径：“把分散的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并把人民的政治性与政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政治共同体；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把革命的愿景与党的纲领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命运共同体。”这就把以往政党（政府）与民众的“离心离德”，变成了“同心同德”；把以往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牢固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人心向背。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塔西佗陷阱”，因为民众会自发地拥护政党（政府），整个社会会朝着一个正向的、向上的方向努力，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存续也就有了稳固的根基。
然而我们也需要警醒，人心向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长期执政”更加需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简要地谈几个方面：
一是要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本质上都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一个合格的政党（政府），一个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政府），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政党（政府），一定是一个能够提供好的公共产品的政党（政府）。
二是要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列，这是非常重要的。获得感、幸福感的前提，是安全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是除了生理需求之外的第二层次需求。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普通民众作为被掠夺的对象，安全感是极为匮乏的。安全感不仅包括社会秩序，还包括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安全感，还包括精神、心理层面的安全感，不仅包括对现实的感受，还包括对未来的预期，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提高。
三是要增强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性。权力失范是导致“塔西佗陷阱”出现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的中国，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公权的绝对私有化，但是也要防止公权私用、防止公权滥用，这都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来加以约束。同时还需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因为这种利益集团很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损害者和掠夺者，这也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的建立。
阮立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关键字：塔西佗陷阱；公信力；群众路线；舆论
“塔西佗陷阱”作为一个定律，并不是针对当代中国问题而言，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当代党和政府并未置身于“塔西佗陷阱”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塔西佗陷阱”的价值以及潘知常教授提出“塔西佗陷阱”的重要意义，是它作为一个定律，是广泛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是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科学话语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因此，考诸史料，屡屡可见“塔西佗陷阱”的存在。
以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历史为例。
公信力的风险，归根到底是“民心向背的危机”，一旦失去民心，政府的危机公关、舆论引导和公信力都变为流于语言和表面的“空中楼阁”，随之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这么一个对于政府是很难面对的政治局面。因为一旦进入陷阱，就意味着政府失去了公权力，失去了对群众的影响力，而这时即使是一些看似荒诞不羁的谣言就能摧毁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激发起对政府和社会都是毁灭性的事件或是灾难。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兴起。诚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自有其根本原因，是法国社会长期以来积攒的社会问题的总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过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却可以归结在法兰西王国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年里深陷“塔西佗陷阱”所导致。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导火索是1785年爆发的“项链事件”，事件过程众说纷纭、曲折离奇，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叫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的骗子，想方设法进入宫廷接近王后安特瓦内特，并雇佣与王后长相相似的妓女妮科尔·勒盖·多利娃，去欺骗王后的追求者罗昂枢机，并让罗昂枢机购买了一条价值高达两百万里弗的钻石项链，最后将项链出售成功骗得巨款。这个并不算很高明的骗局最终在1785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当天，由于当事各方的当面对质而被爆出。
法兰西王室为了维护王室和王后的清誉并没有及时将事件内情公之于众，结果一个单纯的诈骗案件在社会上被反复扭曲炒作。而在18世纪逐步成熟完善起来的民间报纸笔下，王后的形象被描绘成行为轻浮、无限贪婪、生活淫荡甚至干预朝政的无耻妇人，民望一落千丈，成为法国群众厌恶的对象，而国王路易十六在这个事件中支持王后并试图为其辩解的行为则被理所当然的视为胆怯、懦弱甚至是男性生理机能缺失的无用之人。
最终法国最高法院判决骗子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终身监禁，包括罗昂枢机和被雇的妓女在内的其他人无罪。迄今为止，多数历史学家在研究当时史料时也倾向认为王后安托瓦内特在事件中相对是清白的，罗昂枢机也只是单纯被骗，而骗子妮科尔犯有诈骗罪并因此受罚，这也符合当时法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但舆论却因这次审判变得十分亢奋。由于王室深陷“塔西佗陷阱”，没人相信王后在项链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在民众的心目中安特瓦内特王后“红颜祸水”，是全法国第一坏女人，王室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坏事都必与她有关。女骗子妮科尔第二年在国王反对者的帮助下逃出监狱并在英国出版回忆录，继续大肆诋毁王后，法国民众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虚构杜撰的。当时的法国，年年对外用兵，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国王反对势力强大，社会阶级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常年在灾荒、兵祸、失业中煎熬的法国人民得知贵族阶级竟如此奢靡，价值两百万里弗的奢侈品随意被骗子骗走，人民对王国的不信任化为了愤怒。
在小报舆论和谣言中所勾画的奢侈铺张、爱慕虚荣的王后形象，正好迎合了愤怒的法国人的心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年，钻石项链事件损毁了法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声誉。安托瓦内特王后更加不受欢迎，各种恶毒谣言四起，进而影响了路易十六国王的威望。舆论甚至编造了王后流传后世的轶事，“当大臣告知玛丽，法国老百姓连面包都没得吃的时候，玛丽天真甜蜜地笑道：‘那他们干嘛不吃蛋糕？’”其实这句话原自卢梭的《忏悔录》，讲的是另一位法国王后的事迹，然而当时的法国人因为不满而将此故事强加在安特瓦内特王后身上，她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一系列负面的印象。
此次事件之后，推开了法国社会革命的第一块多米乐骨牌，法国王室的尊严和道德代表形象被完全打破，原本支持国王的普通民众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国王已经完全不能影响他的臣民。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事后曾经表示，“事实上，王室已经一败涂地了，它的贪婪和虚弱暴露无遗”。从此，最反对王室的报纸和鼓动家，获得民众最多的认可，国王的政敌和各级政府机构不断对抗国王的命令，民众对君主制度的仇恨和蔑视情绪逐步失控，直至化为行动。
1788年6月7日，在Grenoble市，人民们第一次集结起来反抗国王统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并向前来镇压的王室军队投掷砖瓦，史称“砖瓦之日”；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反对国王的巴黎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狱，同年10月5日，爆发了“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法国妇女攻击凡尔赛宫，劫持国王和王后；酿成这件大规模民变的直接原因，实际上主要在于对三条谣言的煽动性报章报道的传播：雅各宾派领袖马拉主持的《人民之友》大肆宣扬国王将命令王室军队进攻巴黎，迫害群众；革命派德穆兰创办的《老科德利埃报》鼓吹国王想调动军队围困巴黎，并切断粮食来饿死巴黎人；其他各种小报也都在哄传国王对革命军携带的蓝白红三色旗不敬。而这三条谣言事后都被证明是革命派别有用心虚构的，但巴黎人民当时普遍的是毫不怀疑，这也就正说明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王室是何等的虚弱，人心对其是何等的背叛。最终在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特瓦内特被革命派和巴黎市民以“叛国罪”送上了据说是由他亲自设计的断头台。
路易十六统治的最后几年，法兰西波旁王朝陷入了如假包换的“塔西佗陷阱”，公权力丧失，社会极其脆弱，随着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到来，法国人民就立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本该忠于王室的军队拒绝镇压，革命中生命成为了最不值钱的东西，国王王后、贵族官僚、普通民众都朝不保夕。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很好的证明了，国家政权一旦陷入“塔西佗陷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无论怎么挣扎都会走向毁灭。因为，在“塔西佗陷阱”中，一些看上去绝不可信的谣言，政府都没有辩白的余地，民众都会无判断力的盲目追随，最后导致国家、政权、民众的共同崩溃。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封建专制体系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发展到极致。贵族利益集团把控国家政权之为自己谋利，社会两级分化严重，民众对封建专制体系的不满。其后，尽管王国内上至路易十六国王、各级贵族，下至资产阶级、普通民众都在采取各种手段摆脱危机，路易十六虽然试图用进行修修补补的社会改革来争取民心，试图挽救波旁王朝这条将沉的破船，但已经毫无作用。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没有弄明白，他在位的十数年间，曾任用正直能干的大臣，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利益集团，对下层民众不断退让，给予权利和民主。但这一切努力在“塔西佗陷阱”中都注定是劳而无功。
当温和的改革措施失败时，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来到了。而由资产阶级和民众对法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革命，却又由于雅各宾派专政以及后来的革命大屠杀，终于使得法国大革命变成了血腥、屠杀和残酷的代名词。
这就是陷入“塔西佗陷阱”，公权力丧失，民心丧失的后果；仅仅是失去民心并不是“塔西佗陷阱”的核心内涵，整个社会离心离德、各阶级所做得一切挽救的努力都付诸流水；改革或是革命，无论怎么做社会都无可避免的滑向最终崩溃，这才是真正的“塔西佗陷阱”，而在这个崩溃的社会中，无论个人品德如何，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是人人都以邻为壑，人人都从国家中谋取自己的私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没有赢家、全是输家”的零和博弈之中。
法国社会和民众经过长达100多年的大革命的血腥洗礼，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被杀得白骨累累、血流成河，最终悟出了跳出“塔西佗陷阱”的方法，那就是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确立民主共和的制度，只有完善制度建设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而这些这种顶层设计式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高回报、低成本的国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果引不起人民的共鸣，必将无法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无疑并不存在“塔西佗陷阱”，但是却也存在着避开“塔西佗陷阱”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微博在评价热词“塔西佗陷阱时”指出：“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因自身能力不足、错过发声最佳时机，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面前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表面看是公关技巧欠缺，根子却是脱离了人民！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塔西佗陷阱”的讲话更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一脉相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共提到203次“人民”，43次“群众”，18次“民生”，2次“公信力”和1次“人心向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赋予其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坚定自信，也体现了居安思危，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危机意识。尤其是报告中的那句警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时刻提醒着不能忘却古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底更首次对外表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李克强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提到，本届政府的所有工作，都要自始至终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作为政府各项中做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说的其实也是“人心向背”。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015年更是“首论中共‘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就正如潘知常教授所说，任何公权必须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无论怎么做，无论做什么都不行，因此，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重视“人心向背”，时刻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才会保持公权力，才会具有公信力，也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塔西陀陷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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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从“塔西佗陷阱”谈政党宣传的公信力
张蓓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
政党宣传本质上是政党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向民众展开的信息灌输行为，目的是引导民众的意识行动朝自己设定的政治目标发展。具有公信力的政党宣传是塑造政治认同，提升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渠道。反之，则易招致民众的厌倦，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一、何谓“政党宣传的公信力”
二、政党宣传的公信力与“塔西佗陷阱”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政党对宣传的重视。政党宣传被视为政党为争取合法性和稳定性，应对风险的重要利器。然而回顾20世纪政党宣传史，宣传并非总是发挥积极的效能。失败的宣传不但削弱政党统治的公信力，甚至有可能加速政党的灭亡。极权主义政党的宣传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难得的案例。本文语境中的“极权主义政党”特指统治德国第三帝国13年的纳粹党与统治民国22年的国民党。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以政党的形态真正开花结果。极权主义政党声称要在人间建立“社会工程”，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自然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宣传在改造现实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宣传是极权主义政党发展壮大的主要手段，极权主义政党把宣传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如此重视宣传的政党，宣传却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悖论，“塔西佗陷阱”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
一般而言，判断理论优劣的标准有三：其一是理论的解释范围。解释范围越广泛的理论越是好理论。其二是理论的精确程度。解释越精确的理论越是好理论。其三是理论形式的节俭性。结构越简约的理论越是好理论。作为政治定律的“塔西佗陷阱”，不仅具有深刻明晰的“理论硬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解释力突破时空的拘囿。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多少短命王朝、历史兴废难逃“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对所有政府、政党、公权力的政治运行提出了警醒。因此，它无疑比那种仅仅只对某一具体现象有解释力的理论作用更大、应用范围更广。
极权主义政党的宣传对民众的鄙视，使其根本无法实现创建者设立的目标。它不真实、鼓励虚伪，宣传与事实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关系。久而久之，宣传日益招致民众的厌恶，宣传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形成恶性循环，必然迈入“塔西佗陷阱”。
三、走出“塔西佗陷阱”：事实比宣传更重要
政党的宣传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宣传学家埃吕尔注意到，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一致：它“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和确定的事实”。[7]中国民间俗话说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其实，“塔西佗陷阱”也道出了宣传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一个政府、政党丧失民心，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说到底，决定政党宣传公信力的因素不是技术性的宣传技巧或策略，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日常生活中的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政党的宣传自然具备公信力；失信于民，宣传的公信力也会随之荡然无存。事实是“道”，宣传是“技”，“道”若不行，“技”也无济；事实是“皮”，宣传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用《圣经》的隐喻，脱离事实的宣传，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人心的向背决定政党宣传的公信力。要避开“塔西佗陷阱”，事实对民心的导向无疑胜过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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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邸利会：《中研院：那一年的选举》，《新华文摘》，2009年，第98-101页。
[15]、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3页。
[16]、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