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赏金”第二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因为只值4元钱的在逃嫌疑人。有网友截取了这个网络平台信息：A级通缉令里的欧阳志鹏，赏金为4元。并配以一段话：当你觉得自己不受重视、没人在乎的时候看看这个。
而两年之前，这个主要展示在逃嫌犯、失信人员、法庭直播等政法信息的非官方平台，因为接受转账被认为是骗钱。现在在知乎里还能找到这件事的痕迹，在“如何评价通缉犯信息查询APP人民赏金”这个问题下面，在逃人员信息的错漏和收款二维码被截图展示。
两年之后，APP上在逃人员的信息错漏被修正，支付方式也从二维码转账变成了购买虚拟物品，但近日的媒体报道里，“人民赏金”接受充值的行为再一次受到质疑。平台创始人袁艳春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用户在网站上的充值、消费与在直播平台上的是一样的——都是购买虚拟物品，属于消费行为。
目前，平台的模式确实与直播平台类似：用户充值购买“泪滴”，1元能买1泪滴，然后在公布嫌疑人信息的页面将泪滴作为悬赏，手铐1泪滴，警棍10泪滴，警车100泪滴，牢房1000泪滴。
袁艳春自称，如果举报人能提供线索有效、被警方采纳的证据，就会将扣税之后的赏金全额转给举报人。不过，这些悬赏金额过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举报人联系他。
他说，从网站上线到现在，充值悬赏的人一直不多。每一个逃犯页面里都标注着公安赏金和人民赏金两个部分，人民赏金多数是0，偶尔有个位数。“我们就跟欧阳志鹏一样，那么孤独、冷和寂寞。”
至今没人来领赏金
南方周末：这些天网友、媒体提出质疑，认为平台有可能是在非法集资或者募捐。
袁艳春：“人民赏金”不是非法集资，因为没有给网站的用户承诺任何回报，也不是和水滴筹、轻松筹一样的募捐，这两个平台都是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民政部门公开指定平台，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用户在我们平台上付人民赏金，可以看作消费行为，就像在直播平台上打赏主播一样，在这里是悬赏追逃。为了证明这是消费行为，我们还在PC端的网站上提供了申请发票的后台功能。
南方周末：如果是消费，那消费者得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什么？
南方周末：公司在2020年就有过一些争议，被认为是行骗。
袁艳春：当时网上很多人骂我们是骗子，认为传播通缉令、抓逃犯的信息都得是官方的主动行为，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就和我们公司有明显的落差了。他们觉得我们是骗子，其实不是，是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来我们在网站首页和搜索界面都加了巨大的提示，标明“非官方”，希望能提醒用户。
南方周末：网站上的数据从哪里来？
袁艳春：2020年以前，公安的通缉令并没有全部发在网上，我就想通过朋友联系公安，拿到各地发布的通缉令。但是这个太难了，大多数时候我们连公安局的院子都进不去，进去了都不知道要找谁。后来我们想招聘记者，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记者证，希望以采访的目的和各地的公安部门取得联系。
南方周末：但记者的证件有严格管理规定，而且记者一旦离开供职的新闻机构，证件就失效了。
袁艳春：所以我们也没有招到，现在说起来就是笑话了。后来发现我们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网用不上，就开始通过公开信息收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订报纸了，但我们订了很多报纸来收集通缉令，也收集互联网上和电视台的信息，有一些全网轰动的，我们就一条一条手工录入。我们的数据库不够大，也不够全。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的信息发布会更通畅吗？
袁艳春：2020年以后，各地的公安机关的社交媒体平台变多了，包括微博、百家号、公众号和网站上面的更新都多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网站直接收录。
南方周末：是通过自动化的爬虫抓取信息吗？
袁艳春：全是人工，因为需要核对准确性和真实性，不能用爬虫。我们盯着各地公安的不同平台，一旦有通缉令就复制过来。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想到开通赏金功能？
袁艳春：因为在收集通缉令的过程里，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悬赏金额很低，甚至没有悬赏，所以就想把民间的力量引进来，加了赏金的功能。我的打算是，如果举报人向公安提供的线索有效，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钱给他们。这样可以激励大家追踪逃犯。
南方周末：到目前为止有举报人来领取赏金吗？
袁艳春：没有，现在网上都说，“这个人就值4块钱，追到地铁就不敢追了，不然上地铁我就赔钱了，要是来回打车就赔钱了；等抓到他，他甩手给我10块钱，说你现在举报我就只能领4块钱，但是你放了我，就能赚10块钱”，这话是玩笑，但确实是实际情况。
“万一哪天公安部把我们整合了”
南方周末：公司在2016年就注册了，“人民赏金”也是在2016年上架，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款产品的？
袁艳春：我一直对互联网创业很感兴趣，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就创办了叫6亩地的平台，做在线B2C生鲜。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流量又贵，就没能做下去，到2013年滴滴和快滴大战的时候又想创业，但是又失败了。
南方周末：当时看到的需求是什么？
袁艳春：我在2015年前后发现公安发布的通缉令没地方贴。以前他们可以贴在机场、高速路口，但后来市容市貌的要求高，通缉令可能会被撕下去；很多电视台和媒体都在做商业化运作，播报在逃人员可能会向公安局收钱，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痛点，就是通缉令发布难。
南方周末：这样的需求是怎么发现的？是有专业人士向你透露，还是观察到的？
袁艳春：我老家在山西，在北京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去武汉工作，后来又调动到湖南，这些年和民警有一些接触，有时候聊着聊着就拐到这个话题上了，他们说现在通缉令缺少发布渠道。后来我就想，可以做一个公安悬赏的发布平台，万一哪天公安部把我们整合了、收编了，那这个平台就上交给国家。我期待的是，将来有一天公安局有通缉令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布，就好像中国政府采购网一样，政府但凡发布招投标，就得在上面发布。
南方周末：6年过去了，现在有与公安或者其它有关部门建立合作吗？
袁艳春：没有。有时候有举报人联系我们，说想提供线索，我们都会建议他们直接按照通缉令的信息联系办案警官。
还在烧钱阶段
南方周末：现在公司规模有多大？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的经营怎么样，有扩张或是获得投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