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大宗商品上演“暴涨”狂潮，市场此前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正在逐渐开始转向滞胀预期。国际国内专家学者普遍担忧，全球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滞胀或更多衰退风险。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典型的滞胀案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滞胀阶段，具体可以分为1968年中至1970年中、1973年初至1975年初、1979年底至1980年底的三次滞胀期。本次滞胀最直接的诱因是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国家集体减产，造成全球石油市场严重供不应求，从而推动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油价上涨构成了一次经典的总供给冲击，导致通胀加剧与产出下降，终结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史上难得的繁荣时期。
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不少权威专家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与1970年代发生的滞胀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无疑是最令人担忧的。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重要进口国，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外围是在美国全方位的打压下、极限的打压下，必须考虑如何避开或者跨越“挑战国陷阱”（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提出,要加强对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过程中"挑战国陷阱"问题的研究），考虑如何权衡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大宗商品的新一轮暴涨；国内不得不直面更多疫情蔓延、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严酷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可能形成的滞胀格局，才能确保2022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制智库本期围绕“全球或陷入滞胀，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多大？机遇在哪里？”这一主题，重点推出一组国内外专家探讨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诺贝尔学者对话中国经济学家：
2022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增长”？
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
李晓教授总结说，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可能会成为21世纪世界格局、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很可能是在“大疫情”、“大通胀”，当然也可能是在“大滞胀”的基础上，加剧全球性的“大分裂”，或者全球化“大分裂”。简而言之，这场俄乌冲突危机对于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能源，包括金融秩序可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长远来看，李晓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当中，如何解决好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手段及其路径依赖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避免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三是要考虑到民营经济是技术进步、稳定和增加就业的核心力量。所以，增强民营经济的政策预期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而言，如何确保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四是金融开放与发展，这里所谓金融开放与发展不仅是提高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存共荣的重要基础。
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一定要意识到，目前全球确实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如果事情发展得顺利，美国经济在今年和明年会增长得非常不错，中国也是一样。但也可能出现其他情况，那么经济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
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滞胀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典型的滞胀案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是世界经济史上难得的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被70年代的滞涨所终结的。1970年代滞涨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导致OPEC国家集体减产，造成全球石油市场严重供不应求，推动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油价上涨构成了一次经典的总供给冲击，导致通胀加剧与产出下降。
滞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制订者最不愿意面对的一种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低迷，那么决策者将会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在滞胀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通胀加剧。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通胀上升，那么决策者将会收缩财政货币政策以抑制物价。然而在滞胀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停滞。
要成功解决滞胀问题，只有两条出路。出路之一，是通过各种措施让总供给曲线重新右移。这些措施既包括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包括通过谈判妥协让资源出口国重新加快生产，但无论如何，即存在不确定性，也可能耗时费日。出路之二，是为了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而不惜牺牲另一个政策目标。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了成功遏制通货膨胀，不惜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代价。
笔者认为，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可能步入新滞胀时代。滞胀可能再度成为全球主要国家都会面临的重要挑战。
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的说法，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长期性停滞”的格局，也即世界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速显著低于危机之前。导致长期性停滞格局的原因，大致包括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球技术进步放缓、全球收入分配格局恶化，以及全球化速度显著放缓、各种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等。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在疫情爆发初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度显著下跌。例如布伦特原油价格就在2020年上半年由每桶60美元以上跌至每桶20美元左右。然而从2020年下半年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反弹，并已经远远超过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例如，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由每桶20美元上涨至每桶100-110美元左右。
在2022年年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认为，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大宗商品产能的回复以及全球运输体系逐渐恢复正常，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会由单边上涨转为双边盘整，甚至高位回落。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完全打破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在正常情况下，诸如战争等冲突的爆发将会显著加剧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导致避险资产（例如黄金、美元与美国国债）市场价格上涨、风险资产（例如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下跌。然而，由于俄乌冲突的双方均是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的重要供给方（俄罗斯主要是原油与天然气、乌克兰主要是农产品），两者之间冲突的爆发自然会导致大宗商品供给收缩，从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升。2022年年初至3月上旬，标准普尔商品指数年内涨幅就接近40%。
更重要的是，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俄乌冲突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结束。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俄乌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妥协，战争结束，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中长期对峙的局面进一步强化。第二，是俄乌战争继续升级。这两种情景对大宗商品购买者而言都并非好消息。在第一种情景下，大宗商品短期涨势可能终结，但大宗商品价格中枢在中期内可能持续抬升。在第二种情景下，大宗商品短期内可能急剧上涨。例如，目前已经有机构认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今年年内可能突破每桶200美元。又如，有学者认为，未来几年内锂价格可能上涨3-4倍。
如前所述，当前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加剧、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全球化速度放缓甚至逆转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很难摆脱“长期性停滞”格局。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相继爆发又加剧了全球大宗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种总需求低迷与总供给收缩并存的状态，无疑将会加剧全球的滞胀格局。事实上，当前的世界经济，与197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多大？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汪涛博士
以下为正文。
奥密克戎疫情扩散
多地实施封锁
最近几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扩散至多地。国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从3月1日的71例攀升至3月14日的3500例（最近降至1500例），而无症状感染者从48例激增至3月29日的7000例。虽然这个数字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似乎并不高，但其攀升态势十分迅猛。最新一轮新冠疫情在3月已波及28个省份，累计报告近35000例确诊病例和55000例无症状病例，双双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与全球其他地区一样，本轮奥密克戎疫情导致的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仍然很低。
为了抑制病毒传播，多地收紧了出行限制，并进行了大规模新冠核酸检测。主要措施包括暂停开放或限流密闭场所的娱乐活动、禁止堂食，许多城市将教学转移至线上。多城实施了局部封锁以进行大规模的新冠核酸检测，3月中旬深圳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市封锁，而上海经历了几轮局部封锁、并计划从3月28日至4月5日进行两轮交错封锁，后者影响了2500万常驻人口。吉林省多个城市正处于封锁状态，并且禁止了跨省跨市流动。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在限制跨区域出行，包括不允许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客进入，或要求持有近期的核酸检测证明。3月28日国内仍有56个高风险地区和500个中风险地区，而3月初仅不到200个。我们估算中高风险地区城市占全国GDP的34%、占全国人口的26%。因此，我们将瑞银中国经济活动限制指数从春节前的2提高至本周的3，而相比之下2021年平均为1.8，2020年3月为7。
3月城市内交通和城际出行明显降低。过去两周百城交通拥堵指数大幅下降，远低于2021年和疫情前的季节性表现。其中，上海和深圳的交通拥堵指数最低点都降至接近春节期间的低水平。百度迁徙指数的城内出行强度也比前几周有所下降，而城际人口流动规模降至2020年同期水平之下。
疫苗接种率提高
但政府或将延续严格的防疫政策
未来新冠防疫策略仍不明朗，或取决于疫苗接种情况和治疗方法进展。我们预计短期内政府将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通过地方性的封锁、大规模新冠检测和隔离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增病例。这些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成功地将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降至最低，在没有面临较大阻力的情况下，中国短期内不太可能放弃这些政策。朝前看，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提升和可用治疗方法增多或将推动防疫限制政策逐步放松。截至3月24日，88%的中国总人口已完全接种疫苗，其中48%的人接种了加强针。然而，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而言，其比例分别为80%和52%，对于80岁或以上的人群分别只有48%和20%。在新冠治疗方面，中国于2月应急附条件批准了辉瑞新冠病毒治疗药物Paxlovid进口注册，并于3月将其纳入新冠治疗指南；此外该指南还包括了去年12月批准的国产中和抗体。此外，国内还有特效药和国产mRNA疫苗在进行临床试验。
政策或无法完全抵消
疫情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工业生产受到的影响有效，但建设活动受到一定影响。虽然深圳在3月中旬封锁7天，但10个区中有5个在封锁4天后提前解封，且据报道一些工厂通过"封闭式管理"维持部分生产，只有部分工厂完全停产。此外，企业还可能把部分生产订单转移至不受疫情管控限制的其他地区，降低了对整体生产的扰动。例如，根据瑞银科技行业研究团队，苹果产品组装商鸿海在郑州（50%以上是iPhone业务产能）和成都（PC业务的主要工厂）都拥有工厂。此外，鉴于大部分工厂已经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政策，其他城市的防疫管控限制没有对工业生产造成明显压力。我们认为，防疫政策可能拖累3月整体工业生产0.5-1个百分点。鉴于房地产销售疲弱、水泥交付和钢铁交易有所下降，我们认为3月的疫情限制升级也可能对建设活动带来一定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估计一季度GDP环比折年增长势头可能从四季度6.6%大幅放缓至2%-3%。在3月中旬下调GDP增速预测时，我们已经考虑了疫情管控限制收紧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前预测为一季度GDP季调后环比折年增长率为3.5%）。
更多宏观宽松支持政策或将出台。随着疫情带来的下行压力加剧，我们认为政府会进一步放松政策和增强支持。若政府加快项目审批、并能充分利用调入和结转结余的资金，则额外增加的财政支持规模可达GDP的1%。财政能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可能会推出地方刺激措施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此外，我们预计未来1-2个月央行会下调政策利率10个基点，上半年信贷增速会进一步提升。后者可能受益于多次降准及其他流动性管理工具，以及进一步放宽信贷政策（包括对房地产行业）等。房地产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放松，包括放松开发商和购房者贷款限制、增加公租房建设、帮助开发商债务重组、更多地方政府减低首付要求等。
对全球供应链和通胀的影响
或较为温和
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有限。根据瑞银供应链综合压力指标，美国港口的拥堵已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半导体生产最近大幅加速，这可能有助于电子行业PMI指数改善并逐步缓解全球汽车的供应短缺。虽然瑞银中国经济活动限制指数有所上升，但亚洲其他地区在病例数较高的情况下已经逐渐放宽了限制。韩国3月前20日的出口同比增长10%（此前为13%），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31%，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1%（此前为12%）。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发达市场的通胀上升主要来自能源价格上涨、其他地区的供应链扰动、新冠疫情导致的需求结构转变，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胀表现远远好于美国和欧洲，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增长弱于长期趋势，粮食价格通胀温和，供应链类似中国，而且汇率更加稳定。在一些经济体中，能源价格管控也有所帮助。然而，近期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扰动供应链，给未来亚洲通胀带来了一定上行压力。
经济学家李晓、余淼杰：
2022，中国经济机遇在哪里？
北京大学余淼杰教授
近日，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与北京大学余淼杰教授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国博弈下世界、中国与企业的未来”直播上，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机遇作了深入探讨。以下是两位专家的主要观点。
余淼杰：改革的方向是“双循环”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的方向是要做好“双循环”的工作，对“双循环”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谈的也不少，但我认为都停留在一个定性的描述，而没有一个定量的指标。
换言之，“双循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好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呢？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指标，也跟李老师还有陈总请教。
第一点先讲外循环。客观的表述就是“双循环”相辅相成，以内循环为主体，但是外循环相辅相成的新发展格局。
但问题在于，外循环做到什么程度算是成功呢？我的一个指标是应该看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全球的贸易总额的比例能不能达到10%以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能达到一成，那是很好的。以10%以上为标准判断外循环比较顺利、非常成功，我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外循环的第一个指标。
第二点再讲内循环。内循环的目标是构建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递增。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呢？
我认为可以看内贸占GDP的比例能不能达到3/4，或者说3/4以上，或者外贸占GDP的比例在1/4以下，25%以下。为什么会提25%这个指标呢？
大家基本上都会认为：从经济上来看，美国目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国，这点我想大家是同意的。
如果研究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依靠国际贸易，而是依靠国内贸易。
美国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真的是已经形成，基本上来讲，美国的外贸占GDP的比例就达到了1/4。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不一定是这个数，但是一个可参考的指标。
刚才提到改革，我认为内循环有几点，这里不一一展开。
第一点是，首先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构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点是，应该要通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
第三点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推进投资的便利化。
第四点是，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合力来推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第五点是，做好区域的协调，来促进城镇化的实现。
外循环，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点要做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
第二点是要扩大进口成为一种规模化。
第三点是服务贸易要特色化，现在的服务贸易其实做得并不好，相对于商品贸易来讲，我们大量的贸易，服务贸易逆差，对服务贸易可能应该做到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第四点，企业“走出去”，企业到海外去投资，不只强调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走进去”，“走进去”就是到海外投资给别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是现在有些国家不认可，甚至有些国家妖魔化中国。
所以，更主要的来讲，中国企业到哪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真正做到民心相通，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五点，就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的看法是，“一带一路”应该做到差异化。
差异化是什么意思呢？要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点更加重要。先不说去年阿富汗的冲突，看现在的俄乌冲突，虽然中欧班列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事实上也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想这是个事实。
对陆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做贸易，但主要是进出口，企业到他们那儿投资，可能现在为期过早。相反海上丝绸之路的十个国家，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不仅是进出口，同时鼓励企业到那些地方去投资，这是一块。
最后一点，是地区间贸易协议，地区经贸合作。在我们完成了区域经济协议RCEP之后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积极地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CPTPP，就是全面经贸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当然目前CPTPP也碰到了一些挑战。
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地推进东北亚经贸的合作，特别是东北亚经贸合作里面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外需方面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些想法。我就讲这么多。
我非常赞同淼杰老师刚才谈的看法，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包括他刚才谈到人民币的区域化，特别是东南亚化，我前几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人民币的区域化问题研究》，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贸易的一些看法等，而且我发现我和淼杰老师的很多想法都是相互补充的，尽管有些观点未必完全相同。
比如，淼杰老师更注重从贸易角度，我更偏重于从金融角度；他更主要是从很现实的角度，我可能更侧重于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增长和未来可持续崛起的角度。
我认为，我们的相互补充非常好。他刚才说的这些我都非常同意。在此基础上，我想补充以下几点。
举个例子，现在人们都说中美关系给了中国很大的压力，大国博弈确实是美国全方位地围堵、遏制中国，这毫无疑问。
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矛盾永远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只要双方需要管控好分歧和冲突。
但我觉得，特别是俄乌这件事出了之后，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那时候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那个讨论很热烈。
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俄罗斯表面上看是被踢出了SWIFT，实际是面临欧美全面的制裁，中立国都已经宣布不中立了，不仅在经济金融领域，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企业，体育、文化、演艺全部都参与了制裁。
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被“去国家化”了，真是被开除“球籍”了。40多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讨论曾经非常热烈，但是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我们现在的压力还主要是在内部。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压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当时一切都在不确定性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对未来懵懂无知，我认为是当时最大的压力。
现在对于中国而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压力在于自身，也就是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一个自我突破。
刚才，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崛起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中断的。从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情，从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百姓的幸福生活方方面面来看，我们一定要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无数的国家出现了崛起的中断，它们的发展被中断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发展或者崛起中断的产物之一，或者表现之一。我刚才说了，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国家终究是少数。
如果只考虑成功的国家，不考虑失败的国家怎么失败的，我认为这个很危险。
而且我在《双重冲击》一书中也谈到，这些挑战国发生失败是有共性的，我把它归纳为“挑战国陷阱”，也就是它主要体现在面对外在的压力，即在位霸权的全方位的围堵、遏制、打压，这些国家不得不集中动员社会的资源予以应对，最后忽视和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所以最后被牺牲的那些国家，当然原因有很多，但这方面是有共性的，使得这些国家发展和崛起中断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全方位的打压下、极限的打压下，如何避开或者跨越“挑战国陷阱”？这一点（包括刚才淼杰老师谈到的“双循环”问题）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在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特别是我说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基础上，在继续向外用力、扩大开放的同时，应当以历史闯关的决心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路子。
您刚刚提到，说改革在哪方面？我认为从宏观上讲我们的改革有三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中美之间必须保持理性的管控冲突和矛盾，确保和平竞争，竞争与合作并存，相互达成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竞合的框架。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从以往“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和制度型开放”。我认为，只有通过“规则和制度型开放”，才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努力形成与世界市场的共存共融的关系。
也就是说，美国要想转变中美关系，（我们就）让你存在着你的“调整的敏感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正式提出“中国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问题。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从RCEP到CPTPP将是中国新一轮对外改革开放过程中巨大的一步，因为CPTPP它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门槛问题了。
像中日韩（自贸区），包括RCEP还主要是门槛问题，但是CPTPP它涉及到的是规则、制度，包括财产权利、劳动保护制度、劳工制度，所有这些都是规则、制度问题了。
我认为，这可能会使中国迈出巨大的一步。中央有这样的决心，敢于公开提出“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说明我们是有这方面考量的。
第三，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金融发展，破除一系列不利于金融深化发展的规则和制度障碍。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还经常研究爱德华·肖、麦金农的那个“金融压抑”问题，现在我不知道，但中国金融界好像没人考虑到“金融压抑”问题，实际我们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讨论问题，考虑的是金融资本盲目扩张、无序扩张，它也的确存在，但我们同时还要考虑是不是也存在着“金融压抑”？要破除一切不利于金融发展的问题，也要解除“金融压抑”的问题。
一方面，无论是历史和现实的需求都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社会经济的创新、活力、增长和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深化发展。
我认为，金融业绝对不能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开放，的确使中美两国能够形成稳固的经济联系，让美国对中国具有“调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重要的核心所在。
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只要我们形成相互依赖的情况，真正的有“调整的脆弱性”，就会避免脆弱的相互依赖。
绝对不能让美欧放心大胆地像对俄罗斯那样去对待中国。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本身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几年，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应当从长远的、近期的、内部的、外部的各种角度去进行利益的考量，我认为这个过程非常必要。
其次，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重要进口国，我们要对特定大宗商品的供应可能下降甚至中断保持警惕，提前寻找新的进口替代国与替代产品是非常有必要的；再次，从中长期来看，推动我国国内能源革命与产业转型，降低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对进口大宗商品的依赖，方是治本之策。
作者：中制智库
智库研究
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已经呈现连续性、梯度性的特点，中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经营战略、营销模式、还是产品研发、后期服务，都有各自独到的宝贵经验。
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并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