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景的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主人公手拿流通货币的画面，这可不是以往的银元，而是一块圆形货币。
1910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开始走向近代，北洋军阀并没有继续采取银两作流通货币的路子，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银圆，这种钱币也称为袁大头，大洋。
在那个年代，偏僻地区一个工人起早贪黑，食不果腹地奋斗一个月，最多也只能拿到30枚，价值不及大洋的铜钱，而一块大洋就足够他们一家人好好吃上一顿饭了。
一块货币，就拥有三个名字，想必也拥有着意想不到的故事？
至于对于“一万大洋”的概念，现代人民也有着不同的疑问。民国时，它们究竟具有多少购买力放到现在价值又怎样呢？
其实，大洋的全称叫做“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也就是说一面为袁世凯侧面象，一面为禾稻的银圆。
这么看来，“袁大头”名称的由来某方面也有此原因，人民因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历史名声不佳，加上大洋上面他硕大的头部。这比较不雅的名称不就来了？
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具体的原因还得从清朝尚存的时期说起。
清朝后期，中国市场流入了大量的外国货币，思想和教育的落后，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手中虽拿下了外国人的货币，却完全不知晓是哪个国家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图案是什么意思？老百姓不管别的，只知道这就是钱，是能用出去的。
为了能够有效区分，他们都根据钱币币面图案，取个别名，以此来方便货物买卖。
不光如此，清政府中文臣为皇帝起草文件，也同样用此方法，在此我们举个例子:
道光九年十二月，皇帝所颁上谕中写道：“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陆行使……”
文件中所写的大髻、小髻指的就是西班牙银币，别称的由来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查理第三和查理第四的人头像发髻皆较大，根据图案，民间遂俗称为“大髻”，其小者则俗称“小髻”；而蝙蝠指墨西哥自由独立银币，即鹰洋，别称由来原因也同上。后面的别称则都如此。
清政府官员起草的重要文件都如此，更何谈百姓呢？
自然用得更加顺手，当时中国经济也在日渐走衰，社会封建思想日趋严重，教育条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贫困不堪，全中国文盲占到了绝大部分，掌握几种语言，只能是富人家的消遣。
因而对洋银一律称俗名，也就十分说得过去，英国贸易银元叫“站人”，法属印度支那银元叫“坐人”，别说，也很有意思不是吗？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这时候，民国初年已经开始铸造起了“开国纪念币”，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民国三年，他的头像才被印在流通货币上，被传遍全国，无数人接手。
同样量大的国产货币也不止大洋，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也被印在了银圆上，大洋上的像比另外一个大得多，“袁大头”和“孙小头”的俗名就被老百姓使用了起来。
银圆像中的人的身份，老百姓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个银圆能供他们一家人多久的柴米油盐，银圆上的人物各自的经历和在国家担任的职务，他们知道得几乎为零。
但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只因听说孙中山先生为人正直，被称为“中华民国国父”，很多百姓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从不称“孙小头”，反而多喊为“开国银元”。
据人口述，有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人民解放军从湘西隐蔽前行到黔东，秘密兜底四川，行程中，口粮少有，蔬菜更不用说。
为了补齐蔬菜，就派兵向山民们购买，但这里已经与世隔绝，人民币虽然已经发行，他们却只收银圆。
闭塞的山区，消息几乎无法流通，一老农竟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是大清光绪几年了？”
他不知宣统，不知民国，更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什么，但他认识袁大头和开国银圆。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被老百姓所记住，倒行逆施，为国人所不齿，视为民国之敌人，因而此俗名无人改口，一脉相承，传至今日。
“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这是在经典民国电视剧《大宅门》中的桥段，男主角白七爷作为老北京土豪，经常拉着驴子“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整整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
但白七爷不慌不忙，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甩出话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一块大洋就被他抛到了老板的面前，包子铺老板这才破涕为笑，并说出了那句话。
一块大洋的分量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可绝不是人民币一元如此简单。
学者李开周曾考证，一块大洋在1914年繁华的上海滩，都可以买走44斤大米。再按现代米价计算，一块大洋大约就有着145元的价值。
至于它的购买力也不简单，在经济落后的时期，能买到的东西更是丰富。
1914年的上海，只是一块大洋去下个馆子，就可以吃到四五道菜的套餐，并且全是烤鸭、烧鸡、红烧肉等“硬菜”。
1917年，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如果每顿都吃着“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
甚至连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吃好喝好，也就花一块大洋。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大宅门》里，为什么收了白七爷仅仅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立刻没了最先的悲伤，反而乐得喜笑颜开，仿佛之前没发生此事了。
只是八笼包子而已，能卖出精品菜的价格，简直赚大了。
此等惊人的购买力，也使很多民国名流笔下，充满了与大洋有关的优雅生活。
北洋时期的日常费用简直令人感慨，是今日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那个年代，各位文人名媛们，常常妙笔生花，轻巧细致地刻画出民国衣食住行的风趣意味，现下读来，百年后的青年感慨，谁不说充满了民国风韵，一骨子的优雅风情扑面而来。
生活质量的良好，就可以参考他们的每月工资，民国初期手中拥有几百大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光是民国时的普通教授，月薪就有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妥妥的月入过万，正教授月薪更是高得吓人，足足有三百到四百的大洋。
各报社的主笔作家们，也有两百大洋左右的工资。
由此可见，民国时拥有知识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像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一样，稿费可以四百块大洋起步；
你也可以像1917年才刚入职的胡适，第一个任职月份结束，手里拿着才到手的二百八十块大洋，写信给家里人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拉开了每个阶层之间的差距。
更离谱的还有日常消费，除开一日三餐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足足拥有十七间房，还处于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要二十块大洋。
而往往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大洋也能让自己一个月吃喝玩乐，躺着花都花不完。
这样的幸福生活，是现代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但终究只是民国时期里的风花雪月，热情憧憬的心情并不能换得，只能当成生活前进的目标。
但是民国的风情生活，对于各个阶层来说都是这样“工资高物价低”？
其他阶层的收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民国时同为教师的人员，占了北洋教师数量90％的小学教师们，他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富裕的吗？
经考证，显然现实十分的残酷，在北洋时代，哪怕是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仅仅只有十六块大洋。
这只是表面法律规定，但更多的人实际只有四五块大洋，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已经成为常事，被政府拖欠都时有发生。
这鲜明的对比，民国时期可见也并不是全部都为浪漫优雅，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显现出来：“大师”云集也不过20％，文盲遍地，有着80％的惊人覆盖率，中国的文盲，人数长期保持高水平。
那些底层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北京铁路工人，按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看似很高的工资，实际上在北京，五口之家的每年最低生活费就已经有了100块大洋的超高支出。
上海工人们，这样的看似不高的工资都只是他们能看梦中幻想的，只是一种卑微的奢求。
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在10到25块大洋左右，每月开支却已经超过了这个额度，租房，物价等各种费用不断宰割着他们。
工人租的“上等住屋”，一套小房子里面就有四五家合租，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往往是蝇虫遍地，污水垢地，就这样的环境还能称得上是“上等”。
如若期间不幸被脏乱差的环境染上了疾病，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就更是雪上加霜。
风花雪月，能看到的只是少数人，大洋无疑掌握着普通人的经济命脉，制衡他们的一生。
风云涌动的民国，不仅是军阀割据的年代，也是权力相争的大变革时代。
“袁大头”毫无疑问是民国最具影响力的钱币，版本复杂，材质多样，金、银、铜、镍皆有铸造，其中名品辈出，高价更是比比皆是。
但银元的种类繁多，也让各地钱庄借机对各种银元价格抬高或抑低，从中谋利。
不仅使人民遭受经济损失，而且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严重阻碍了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后，已经光复的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清朝灭亡，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随之结束。
碍于民国成立时，由于币制尚未建立，除四川，福建分别改铸大汉银元和中华元宝外，主要的造币厂，大都仍沿用前清的做法，铸造银元，以供流通需要。
币制混乱导致货物贸易问题频发，后来3月11日，孙中山先生鼓励重新铸造了十万银元。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在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中提出重要要领，随后武昌和南京两处造币厂率先铸行了“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铜元辅币，将十文面值的作为主要，在全国大量发行，借机来取代清朝铜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铜元的由来不是一个小事，更像是一个变革。
毋庸置疑，这种铜元的币名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用于纪念开国之事，在钱币收藏界的一般共识，向来把对一种钱币，应该把可以明确币名或显示钱币最主要特征的一面称为“面”，其相对的另一面则被称为“背”。
据此我们应该把此币最能区别于前朝铜元,并具有鲜明的划时代革命和进步意义的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字样的一面称为“面”，而把其对应记值的另一面称为“背”。
如果包浆完美，字迹清晰，价值也必定不菲。
1928年的时候，“袁大头”的实际铸造量就已经超过11亿枚，远远压倒了其他任何一种钱币。
“袁大头”的成功说明了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是相当雄厚的——这也是他战胜孙中山阵营的真正原因。
一种货币如果成功了，会超越政治的藩篱，“袁大头”最初铸于1914年，可1916年袁世凯称帝旋即病故之后，“袁大头”并没有随着真正的袁大头的离去而离开政治舞台，各地政府还在继续铸造。
1917年，政府规定以“袁大头”为税收本位币，这就彻底把“袁大头”在市场上的主币地位紧紧焊死在上面。
即使到了军阀混战时期，“袁大头”仍然很流行，因为各地军阀都没能力创造出一种信誉较高的货币，只好继续铸造“袁大头”来流通，“袁大头”的影响深远，这从一定方面上也说明了袁世凯被其罪行所覆盖的政治能力。
因为钱币的特殊意义，稀有才是最珍贵的，就算是普通的袁大头很稀有，平时也很难见到他，他的价格自然要高于普通的银价，这涉及到颜值、成色等多种因素。
收藏领域中，袁大头银币一直是中国现代货币改革的重要货币，银元品种中最受欢迎的非他莫属，被誉为“银元之宝”。
是很多收藏家的心之所向，这枚钱币虽然不是一万多年前的古钱币，但它出现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发行量和发行量都极为有限，因此价值不菲。
在寻找这件宝物的时候，无数人需要花上不少人力和财力，虽然过程艰难，但只要入手，就会爱不释手。
袁大头银元从民国三年开始大量铸造发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停止使用袁大头银元。
在此期间，产生了许多版本，民国三年，袁大头是现代货币的代表之一，被称为银元之宝，足以看出其地位。
再加上独特的历史环境渲染，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收藏行业，袁大头被誉为民国三年的必备收藏品之一，收藏价格也是水涨船高的年份按年。
“袁大头”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也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的铸造，再加上知名度高，它的数量不断增加，发行范围也越来越广。
“袁大头”的流通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也为“废二元、改元”准备了条件。
它是中国近千枚现代银币中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角色。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也开始结合历史事物的起因与结果，来进行一番总结，久而久之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论调，甚至给某一位历史事件直接“定性”。
但是历史不只有一面，可以是多面的。“袁大头”就是这么奇妙，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解释都有不同见解，还能自圆其说，也挺有意思的，这其实也是方法论的事。
每一件事物都有其好处，好多历史事物，如果深入调查，进行换位思考，尝试从不同角度看待，更多的发现等着人们的思索，这也不难为是过去的一种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