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声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一、导言
本文认为，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准备《资本论》手稿时，他确实改变了1857—1858年的最初“计划”，然而，本文同样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原初计划，尤其是他将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书定位为“计划”的结论部分的设想。本文试图根据散见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马克思的讨论，尤其是他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重构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以此来支持上述假设。第二部分将考察马克思的“计划”，重点是它的“后半部分”和世界市场危机范畴。为了表明马克思自己总是在世界市场危机的范式内来讨论现实危机的，第三部分将重新研究马克思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第四部分试图通过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第3部分与第5部分关于利润率下降和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矛盾的讨论扩展到全球范围，以及明确考察“计划”的“后半部分”的范畴，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思想理论化。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与世界市场危机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
马克思的“计划”最初制订于1857—1858年的《大纲》中，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并被收录于《资本论》及书信手稿的各种版本中，直到《资本论》第1卷出版，还有一些变化和修改。收录于《大纲》中的“计划”之一，内容如下：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上述“计划”显然表明，马克思最初打算直接将世界市场与危机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关系设定为“计划”的结论。同样，根据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的后期“计划”，他设想，由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危机组成的“计划”的“后半部分”能够并且应该在“已经提供的基础上”写作：也就是说，作为由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组成的“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或具体化。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本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然而，现存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倾向于将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视为一种不同质的抽象层面上的对象，即“阶段论”或“实证分析”，而不是“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目标。结果，在现存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的理论意义已经被边缘化了。
在将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降格为“阶段论”或“实证分析”对象方面，宇野派(Unoists)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宇野弘藏(UnoKozo)本人主张，国家或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与非资本主义领域的交流，是外在于“原理”的，因此应该在“阶段论”的抽象层面上进行研究。他还断言，马克思的“计划”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混淆了“原理”与“阶段论”的区分。然而，考虑到这一事实，即马克思本人甚至曾在他最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的第1卷第22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在“原理”的抽象层面上将世界市场中剩余价值规律的改变理论化，宇野弘藏的上述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二)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概念与国际价值理论
然而，仔细斟酌马克思《大纲》中的下列句子：“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或者《资本论》第1卷第22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的下述话语：“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这些陈述表明，马克思不仅将世界市场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简单总和，而且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并没有将国民经济设想为自发地运动的实体，或者将其置于《资本论》的抽象层面上。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既是“全球的”，又是“民族的”，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形式上。作为一个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概念，并不局限于马克思早期或中期的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大纲》中，它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仍然很重要。马克思的思想与宇野弘藏的或木下悦二(Kinoshita)的不同，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被视为民族国家形式内部的自给自足。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作为世界市场抽象的一般市场理论，其国民经济没有边界。
以国内劳动力市场为中介，马克思在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的层面上具体化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他将世界市场设想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同样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范畴，比如价值和抽象劳动，只有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它们的全部意义。“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
如果说世界市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的，那么国际价值概念同样有它的社会现实，即超越国民劳动或国家之间价值关系的交换比率的“世界劳动”。“到目前为止，个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有其使用价值，正是由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对其他人是有用的，并且只要全球所需要的抽象人类劳动的量凝结在其中，它们就能转化为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8章中假设了世界市场上利润率的多民族共存，但同时承认，世界市场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扩展和深化。
(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与世界市场危机
马克思在《大纲》中强调，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矛盾全面运作的场所，但他同时却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视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
正如上述出自“计划”的引文所表明的，马克思曾想以一本关于世界市场的书来结束他的伟大“计划”。实际上，在《大纲》中，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或者全球观点，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其前言《巴师夏和凯里》起就至关重要。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被概述为这一主题:“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它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此清楚明显，在《大纲》中依旧明确如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在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同样明确地提到了“世界市场危机”这一概念：“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刻……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
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以及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同样强调，大工业需要创造并开拓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世界市场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预先就充分地对当代世界市场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他的最初“计划”，这属于“资本一般”或“前半部分”，尽管他最初打算在“后半部分”的最后一本结束性的书中讨论世界市场危机。实际上，以“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manycapitals’)的严格区分为特征，马克思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这显示于1857—1858年的《大纲》中，以及当他结束后来的1861—1863年手稿写作时在《资本论》中对竞争、信用和“资本一般”的重要讨论当中。因此，马克思能够在《资本论》中将危机理论充分地具体化。
然而，宇野派却将马克思“计划”的上述变化解释为对“计划”本身的放弃，并且认为：第一，危机理论的“原理”部分被纳入了“前半部分”，也就是《资本论》中;第二，与危机理论相对应的“计划”的“后半部分”，不是关于危机的“原理”理论，而是关于危机的“阶段论”或“实证分析”。对宇野派来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如《资本论》中所呈现的，本身是足够完整的，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宇野派拒绝在《资本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尝试，而不是像本文所做的那样，通过《资本论》的基本范畴的“逻辑演进”去构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实际上，宇野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大內秀明(OuchiHideaki)断言，“危机”部分最终被从原来计划的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最后一本书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写作1861—1863年《资本论》手稿之后被纳入到“计划”的“前半部分”，这一“事实”正体现了如下“事实”，即马克思抛弃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的主题，并且将危机定位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的“产业再循环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将其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计划’放弃论”的发起人格罗斯曼认为，当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资本论》手稿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1857—1858年《大纲》中的“计划”。根据格罗斯曼的论述，马克思之所以放弃了《大纲》的六册计划，是因为他意识到原来的“计划”仅仅是从“材料”而不是“理解”的角度来构思和列举的，因而是不成熟的。然而，格罗斯曼或宇野派的“‘计划’放弃论”显然是对马克思实际所写内容的误读。尤其是，格罗斯曼断言马克思1857—1858年的六册计划是从“材料”的角度构思和列举的，完全无视这一明显事实，即“计划”是被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收录到了马克思著作中最显著的辩证阐述——《大纲》的《导言》中的。正如久留间鮫造(KurumaSamezo)所指出的，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危机只有在一切矛盾都展开之后的最后时刻才能被系统地解释，而不是在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调查的中间阶段。”
三、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分析：1857年危机
马克思试图在1857—1858年的“计划”中将其危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即1857—1858年的危机是一次典型的世界市场危机。马克思还在《大纲》中预言，1857—1858年危机的到来将导致一场新的革命，就像1848年危机之后接着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一样。
马克思分析世界市场危机的主要原理，最充分地体现在收录于《资本论》第3卷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中的关于1857年危机的如下段落中，在那里马克思非常明晰地概括了世界市场危机的内在机理，分析了早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150多年的1857年危机。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在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渡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账，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会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四、通过拓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构建一种全球危机理论
尽管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但现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只有一少部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布伦纳(Brenner)是例外。虽然布伦纳2006年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到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但它却成功地意识到了后者的主要构成要素。这表现如下：对由利润率下降造成的国际生产过剩所介导的危机的国际扩展的分析;对国际支付和外汇汇率变化的分析;对金融化和随之而来的泡沫以及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反应的崩溃的解释。
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看，大多数现有的探讨全球化与危机之间因果关系的激进模式，如吉尔斯(Gills)，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优先考虑全球化与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全球化危机”，在从全球化到危机的因果关系与从危机到全球化的反向关系[作为(国家应对)危机的结果的全球化的加速或减速]之间摇摆不定：换句话说，即博拉尼(KarlPolanyi.)所谓的“双向运动”。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强调，全球化与危机之间的这种“双向运动”是更深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动力学过程的表面现象。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与现存的激进模式的一般看法不同，它从阶段论的视角将全球化设想为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表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如表1中所概括，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到世界市场危机的逻辑演进的主要构成元素与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中的主要范畴是相匹配的。这表明，世界市场危机可以被解释为以不断的具体化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演进”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观理论化的最终结论。表1是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的层面上构建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计划的一个延续，其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显示如下：“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各个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在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得到证明。”
马克思的系统的、辩证的方法不同于其他危机理论，如杰索普，从货币的功能，即“危机的可能性”跳跃到世界市场危机，或如一些日本学者所尝试的那样，以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替代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即再生产的“危机的可能性的发展”。事实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应当将危机的可能性与危机的实际发生区分开来，并指出他关于再生产公式的讨论仅仅表明“危机的可能性的发展”。
如表1所示，马克思资本范畴向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逻辑演进”，不应该止步于思想实验，而应当进一步用于解释当前的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为此，应该以如下四个要素的具体化作为起点：(1)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现实资本的过度积累;(2)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矛盾，“金融化”;(3)国家对危机的应对;(4)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全球失衡。
(一)现实资本过度积累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尽管利润率下降能够直接导致危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的是，不经任何中介而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推导出危机，并不是马克思在其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中所表明的意思。在这方面，所谓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如格罗斯曼、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或马里奥·刚果(MarioCogoy)，他们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直接关联起来，就马克思的文本而言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化，或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到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逻辑演进”，当然，这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基础和中心的。
(二)“金融化”
马克思认为，国家之间边界的放松以及金融的增长将加快世界市场的发展。他在《大纲》中预测，信贷和金融将以世界规模发展，从而扩大和深化世界市场。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还说，由世界市场调节和加速的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信贷调节和加速的商品向货币转化的预先确认(pre-validation)，将最终导致世界市场危机。
考虑到马克思关于货币和金融在危机中作用的丰富而深入的分析，一些学者如贝洛菲奥雷(Bellofiore)或摩斯利(Moseley)，认为凯恩斯(Keynes)或明斯基(Minsky)在解释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上比马克思更重要显然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忽视了现实危机中的金融环节，而是它明确将其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关联起来了。
(三)国家对危机的应对
伴随着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家的衰退”，在斯大林主义体制覆灭之后受到质疑的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或者甚至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似乎在进步人士中得以复兴。然而，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的具体化，需要的不是凯恩斯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命题，而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具体化，尤其是扩展和综合“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集中”的理论以及“外部国家”论：即“计划”“后半部分”的国家。此外，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对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应对的分析，包括紧缩政策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国家引导下的重组，也很重要。
(四)多国之间的矛盾与全球失衡
构建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引入国家的多样性或“许多国家”‘的矛盾的环节。最近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从许多资本的竞争逻辑中推导出许多国家的现实，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一争论理所当然地建立在这样的方法论假设基础之上，即正如“许多资本”层面能够与“资本一般”层面区分开来一样，“许多国家”‘层面也能够与“国家一般”‘层面区分开来。然而，最近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争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分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而对马克思“后半部分”的范畴却考虑不足。最薄弱的一点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的范畴。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世界市场危机的范畴与许多国家的矛盾或地缘政治竞争联系或整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马克思“计划”“后半部分”的国家范畴推导出许多国家的必然性，尤其是“外部国家”，然后使其进一步“在逻辑上发展”到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外汇理论并将其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布伦纳、麦克纳利(McNally)、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试图在危机的分析中引入外汇机制。例如，布伦纳试图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经济危机的发展，强调利润率下降与外汇汇率浮动之间的关系。麦克纳利也指出，1971年以后向汇率浮动制度的转变是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帕维查斯也在寻求欧元区危机的原因，尤其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在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增加中，如希腊，以及这些国家的国际支付赤字的增加，是因为其“出口竞争力”的降低，这本身源自生产力发展的国际不平衡，并因欧元固定的外汇制度而加剧了。
凯恩斯经济学，包括明斯基经济学，大多固定在“一国论”的框架内，并且在使全球生产和全球金融之间的共生关系与矛盾理论化方面存在困难。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具有另一个优点，即它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视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全球治理”的最近响应，如20国集团(G20)，或“三驾马车”(ECB-EU-IMF)，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加以分析。
五、结论
(作者：韩国国立庆尚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