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时如何投资保值？兵刀水火的事，每世纪都会有几次严重记录。汉人的经验是保存黄金，因为股票、证券、房地产都可能瞬息烟飞星散。经济学界对大灾难时期的投资报酬，较少有具体的数量化研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RobertBarro（2006）《20世纪的罕见灾难与资产市场》是篇代表作。本文介绍Oosterlinck（2017）的研究：他用法国二战期间的数据，显示美术品的投资报酬，明显胜过黄金、证券、地产、珠宝、公债。
美术品与古董的优势是：不引人注目，容易携带，只要熬过战乱，碰到景气回升，报酬率通常胜过贵重金属、珠宝、证券。
有件轶闻可供助谈：1949年后，许多人带着各种资产逃往美国、香港、台湾。最常见的是金条：中央造币厂铸造的十两金条（312.5克）称为大黄鱼，民间金店铸造每根一两（31.25克）是小黄鱼。
据说张大千不带这些，甚至连手上的历代名画也不带。他说这些东西惹人耳目，容易被盗匪抢劫、被官方没入。他随身带着老旧宣纸和各式颜料，有人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都是真材实料的宋代宣纸和颜料，以他的绘画能力，到海外静下心来，很快就能绘出高价古代名画。没人要抢这些纸张颜料，所以最安全也最增值。
有这种条件的人是例外，但也提醒我们：美术品是战乱时被忽略的重要投资目标。相对于证券这类可公开追查的资产，美术品（和古董）属于私密型的，用比特币的词汇来说，是“加密的通货”（crypto-currencies）：在圈内是有共同认知价值的通货，但外人不易看出，也不明确知道在谁手中，又有行情，还算容易转让。
美术品的另一种“加密”功能，是将多余的资金，买入高价作品，既可避税（隐藏财富）又可期待日后升值，是战乱时期缺乏投资管道的好对象，也是景气良好时的储蓄手段。具体的例证是，战乱时期美术品的投资报酬高，富裕时期艺品拍卖公司的行情扶摇直上。
学界对美术投资的报酬率，做过多项研究。有一项用1715-1986年间3329件作品的行情，发现趋避风险的投资者，对美术品的兴趣不高。有人研究美国1875-2000年间4896件艺术品的报酬，发现比固定收益型的债券好，但比股票报酬差。有人用几个国家拍卖公司上百万笔数据，做出艺术品价格指数。发现1951-2007年间，美术品市场平均升值4.03%（实质美元），这比股票差但比债券好。还有研究认为，艺术品市场无效率，主因在价格不透明。
这些研究表明，学界对艺术品的市场见解不一。但很少见到有个案，研究战乱时期美术品的报酬。
本文借用二战期间法国美术品的交易，显示这是个报酬率相当高的目标。这条路线还很值得延续，可对比各国在不同情状下的异同。美术品市场和常见的证券不同，有三项“怪异行为”的特性。
一、收藏者有强烈的“敝帚自珍”效果。
投资者不会在意股票的外观与式样，只要能升值就好。美术品的特性是：收藏者对某位艺术家情有独钟，或对某幅画有生死不渝的情感。著名的例子是元朝画家黄公望，80-82岁间（1347-1350），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的长卷《富春山居图》（约690公分）。此画用墨淡雅，浓淡干湿并用，极富变化，号称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末传到吴洪裕手中，临死前（1650）下令焚画殉葬，被他侄子抢救出，但已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为《无用师卷》，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较短称为《剩山图》，1956年入藏浙江省博物馆。2011年6月前后两段合璧，在台北故宫展出。这项特例显示，拥有画作的人（例如吴洪裕），会有特殊珍惜的倾向。
二、机会成本效果。爱画者会把资源投入钟爱的作品，不会把资金转投在其他高收益项目。
三、沉没成本效果：买愈多画作，就会投入更多资源在相同的路线，不轻易转买黄金或房地产。
四、炫耀性效果：没人会把股票挂在墙上供人观赏，但拥有名画与古董者，对其他行家则有炫耀倾向。炫耀性愈强，愈不愿转手，报酬率不是主要考虑。喜爱的人认为价值连城，不爱的人还嫌麻烦。
本文个案的主要数据，是二战期间纳粹占领区内，巴黎有家著名艺廊Drouot，1937-47年间拍卖的8850件美术品。这笔数据可看出，和债券、股票、黑市黄金、外汇、特殊邮票的报酬对比，美术品的报酬率遥遥领先。战乱时期的另一项特色：投资者偏好小型画作，因为容易携带、藏匿、转手，所以需求高报酬也较好。
纳粹的审美观
纳粹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1937年对美术品作出明确区分：“真实的”（real）与“颓废的”（英文：degenerate；德文：EntarteKunst，也译“堕落的”）。博物馆必须“清理”所有的颓废作品：或是收入库存不再展出，或是卖到国外或是销毁。（编注：关于纳粹查禁艺术品的故事，可参看《云也退：被查禁和迫害，是一个神话的开始》。）
这种人为的干扰，造成国外对颓废作品有捡便宜的超额需求。
纳粹的审美观，1930年代初期就逐渐形成。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Goebbels，1897-1945，1933-45在任），要求画家AdolfZiegler（1892-1959，希特勒偏好的艺术家），举办一场艺展。主题是1910年以来德国的颓废艺术，展示品来自帝国内的搜藏。树立这个标准后，开始清理不符纳粹审美观的作品，半年内没收了101个博物馆内1.7万件作品。这项颓废艺展观众超过两百万，非常成功。
1938年3月，所有博物馆都清理掉各自的颓废艺作。无法卖掉的4000项作品，1939年3月由柏林消防局以演习名义焚毁。有市场价值的作品都卖到国外，这些被鄙弃的作品，用难以置信的低价出售，几乎是免费赠送。纳粹也知道可从这些艺术作品中获利，就安排部分在国外拍卖。
1939年6月10日，国际艺术品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奇景：有126幅画作与雕塑，在瑞士Lucerne城公开拍卖。这些颓废品的作者包括：Braque、夏加尔（Chagall）、高更（Gauguin）、梵高（VanGogh）、Modigliani、毕加索、Nolde、Klee、Dix与马谛斯（Matisse）。为了提高收益，这些知名艺作都标了高价，这和纳粹的审美观完全抵触。虽然万众瞩目，但拍卖并不成功，气氛也非常诡异。有许多作品卖不掉，因为买方有心理压力，怕被认为用金钱支持纳粹。
纳粹在占领区内，用前述的审美观迅速掌握艺品市场。主导者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Rosenberg，1893-1946），他是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主管党的教育，也是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长。他和其他几位重要人士，配合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政策，主管占领区的艺术。希特勒让罗森堡与他的团队，组成EinsatzstabReichsleiterRosenberg（ERR，英文：SpecialTaskForce，类似特勤组），从敌区征收档案文献与图书。
1940年9月，艺术作品也归ERR主掌，负责收集“无主的”文化财产。依此政策，犹太人拥有的收藏品都被盘查，没收的艺作存放在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dePaume）。这些没入品都做了编目、判别、估价，它们的命运取决于两项因素：作品的质量、是否符合纳粹审美观。有些作品送往德国，其余的卖掉或交换其他东西。
法国艺品市场，因而受到颠覆性的冲击。犹太人开设的艺廊受到严密监管，有些著名艺廊把业务转给非犹太家族。有些艺廊被盘查或转售，或要求清除属于“颓废艺术”的作品。这些“颓废之作”因而大量流入市场，常有拍卖或私下交易。自由区的维希政府，偏向保护本国艺术宝藏，不会迫害“颓废艺术家”。自由区的主要顾虑，是不让国家级艺品送往德国。因而在1941年6月通过法律，禁止艺术品出口，但成效有限。
法国战败后，要偿付德国庞大赔款。德国因而有借口为所欲为，对艺品市场的掌控是其中一项。德国从不同艺廊买入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艺廊名为HotelDrouot。这是巴黎著名的拍卖场，以美术品和古董为主，有16个拍卖厅，约70家拍卖公司入驻。二战期间德国在此买卖的艺品，都没留下记录，但金额与数量必定可观。然而还是有迹可循，因为德国有家重要的运输公司Schenker，留下运送的明细记录，记载从巴黎运送到德国的物品（合法与非法）。档案显示，德国博物馆是巴黎艺品的主要采买方。
只要有交易就有利润，被占领的巴黎艺品市场竟然反常兴盛，有人说这是“天赐良机”（agodsend）。巴黎的证券市场战败后关闭，1940年10月14日重开，但1941年3月才准许交易。而Drouot拍卖场，1940年9月26日就开张营业。在德国监控下，Drouot必须把十万法郎以上的交易，制成目录送审，记载买方的姓名地址。
二战期间，十万法郎以上的画作超过450幅，销售金额迅速超过战前记录。1942年12月，有位过世的牙医拍卖部分收藏，金额超过5.3千万法郎。1942年巴黎有70家这类的拍卖场，营业额都超过1920年代，这也激发出许多新设立的艺廊。交易热络后，必然出现伪作与仿作，因为画作已成为重要投资目标，自由区的伪作与仿作更是明显。
艺品市场在战乱时反常兴盛，主因是缺乏投资管道与机会。战时物价飙涨，画作被视为安全的投资项目，主要目的是保值。媒体给在Drouot买画的人取个绰号：对法郎不放心的人（lesfroussardsduFranc，英文：francfearers）。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这类投资者偏好小型作品，因为容易藏匿，黑市交易方便，容易脱手，可避税也可隐藏财富，几年内还能赚一笔。
数据与分析
为何挑选油画来分析？因为这是二战期间占领区最主要的拍卖项目：1）油画占拍卖总量的47%（1940-1）；1941-2年占45%；1942-3占47%；1943-4占47%。2）油画占交易总额51%（1940-1）；1941-2占65%；1942-3占61%；1943-4占62%。整体而言，1940-4年共拍卖16349件油画（图1与图2）。
为何1942年的拍卖额特别突出？原因之一是战事吃紧，物价急遽上涨，资金转入艺品市场。原因之二，是前述著名牙医GeorgesViau的收藏，1942年流入市场，创造出5.3千万法郎的业绩（注：图2看不出这个数额，因为已换算成1938年币值）。
接下来用“指数变化”，来显示艺品市场起伏趋势。建构指数的总样本8，853件，分两大类：（1）较寻常的作品；（2）属于“绩优股”（blue-chip，又译为蓝筹股）：共有4966件油画，是339位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19-20世纪活跃的法国艺术家）。明显的差异是：第2类的平均拍卖价是13667法郎，中位价是2160。明显高于第1类（普通作品）的平均价10024和中位价1600。表1依作品姓氏，显示拍卖总数量和总金额的排序。
指数起伏的趋势，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1）图3是全部样本（8853件油画），图4是绩优画作（4，966件）。图3与图4的纵轴，是以1937年的指数为100，每半年标示一次：横轴是1937年到1947年下半。实在线下的虚线，是估算时的5%信赖区间。
图3的变化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1937-8是战前，开战（1939）后指数跌到66。1939年6月至1940年8月间（从开战到法国迅速败战），拍卖活动中断。1940年4月艺品市场重开，但因6月时德军侵入而中止。第二阶段，德国占领初期，指数与1937年水平相似，1940年底到41年初时，市场回复战前水平。接下来是41年的迅速反弹，指数约235（业绩成长两倍多）。第三阶段，1943年下半年略下挫，之后回复到先前的水平，持续到1944年底。然后急遽下跌到1947年。
这表示二战激烈期间，艺品拍卖异常活跃，反而比1945年战后表现更佳。这种情景和英国形成明显对比：英国指数在1937年为100（英法相同），1941年71.7，之后缓升到1947年的105。二战期间英国物价高涨，但艺品指数要到1944年，才回复1934-9年的水平。纽约艺品指数是另一番景象：1941年二战正热，指数就回到1929年大萧条前的水平。
为何要区分“绩优画作”与“普通作品”？战时经济困难，随着艺品市场热络，自然出现许多伪作。绩优画作就是较知名作者的真迹，用以区别伪作与仿作。所以图4的指数水平，每个阶段都高于图3。
接下来，图5显示油画与其他7种投资的指数对比：艺术品、绩优艺品、证券、公债、邮票（这五种在合法市场交易）；还有三种在黑市交易：黄金（拿破仑金币）、黄金（依据拿破仑金币、法币、黄金美元制定的指数）、外币（依据英镑、美元、瑞士法郎制作的指数）。为何迟至1941年3月才开始对比？因为要到1941年3月，巴黎证券才回复交易。在此之前，资产只能在黑市交易，无可靠数据可用。
图5显示，这8项投资目标中，“绩优画作”的指数最高，其次是画作（全部样本）和邮票，黄金、证券、金币的报酬都远不如艺品。若以每月报酬率来比，艺术品约4.79%、绩优画作6.21%、黄金1.39%、拿破仑金币1.32%、外币-0.46%、证券0.06%、利率为3%的公债：-1.51%（邮票无对比数字，参见图7）。
艺术品走红的主因，与战乱的大环境有关：二战期间市场关闭，外币买卖不易。股票与证券必须实名登记，很容易显示投资者的资金状况。不动产必须登载，脱手不易。持有外币者必须申报。在诸多管制下，合法的管道内“没有人能投资任何东西”。
简言之，战乱时艺品投资有几项优势：隐密性高、可对抗物价上涨、合法交易（非黑市）、容易在海内外脱手、政府不干预买卖。黄金也是战乱的主要投资，但只能黑市交易（战时禁止公开买卖），政府会干预。股票与证券的缺点：必须实名登记，缺隐匿性、无法对抗物价上涨（不会随物价升值）、无法到国外兑现、受政府管制。房地产、外币的流动性与可靠性，更次之。
画作的行情主要依作者而异，愈有名气、愈是真品的行情愈高。表2是艺术行情表：塞尚勇夺冠军、高更倒数第2，毕加索（颓废画家）名落孙山。还有一项因素：作品尺寸。这关系到藏匿的方便度，以及携带他处或国外的可行性。整体而言，小型画作的行情高于大型作品（图6）
再来看邮票市场。图7显示：1938-48年间的整体趋势，与图2、图3类似。邮票的指数明显高于画作。邮票的每月投资报酬率，无具体数字可引用。我们对这个项目所知有限，值得注意。
最后来看本文的核心议题：被归为“颓废作品”的画作（例如毕加索、梵高），在巴黎的艺品市场行情，真的比不上非颓废作品吗？图8显示未必如此：1937-41年间颓废作品的行情确实较低，显示纳粹的审美观能左右行情。1941年下半起情况就反过来，显示长期而言，眼睛还是雪亮的。
本文的各种指针显示：战乱时期以及所得不均度高的地区，对容易逃避监管、容易隐匿的资产（例如艺术品与古董），会出现超额需求，行情异常飙涨，投资报酬也高于房地产、证券、股票、黄金、珠宝。这也说明为何美术艺品，在二战年代的巴黎会有热烈的反常行情。
参考书目
Barro，Robert（2006）：“Raredisastersandassetmarketsinthetwentiethcentur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1（3）：823-66。
Oosterlinck，Kim（2017）：“Artasawartimeinvestment：conspicuousconsumptionanddiscretion”，EconomicJournal，127：2665-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