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商业空前繁荣，各种货币大量涌现，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不过，战国时期天然的贝壳和龟壳已经退出货币领域。《管子》说当时货币主要分三类：“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当然，实际上充当货币的物品不止于此，除了珍珠玉石、金银类贵金属和各种青铜铸币外，谷物和绢布也在当时的商品流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谷物和绢布
谷物和绢布是生活必需品，这种天然属性让两者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肩负着货币的职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就将五谷、文采（即彩绢和布帛）与黄金、珠玉、布泉（青铜铸币）并列。
《孟子》记载，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用粟（小米）来换取冠（帽子）、釜（锅）和各种铁农具。春秋战国时代官员的俸禄就是谷物，《史记》记载孔子在鲁国的俸禄是“粟六万”，《墨子》中已经用二百石、三百石来代指官员品级，当时的一石谷物约合今30公斤左右。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直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布匹与黄金、铜钱都是秦国的货币，并确定了比值：一匹长八尺、宽二尺五寸的麻织布，其价值等于11枚秦国铜币。
不同种类的五谷和布帛价值也不相同。《管子·乘马篇》说，行军打仗时，一百乘兵车一晚上的花费是黄金一镒。这相当于细绢三十三制（绢长一丈八尺为一制），或者是葛布一百匹。
在金属铸币供应相对不足的战国时期，以物易物的现象应该是十分普遍的，谷物和绢布当然是最佳的交换媒介。
珠玉
珠玉，即珍珠和各类玉石，都是极其贵重的物品。珠既包括珍珠，也包括打磨成球形的玉石，河南洛阳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项链就由11件玉珠、1件玛瑙珠、5件水晶珠、2件绿松石珠、1件椭圆形玉饰、1件扁平玉管组成，所以古文献中常以“珠玉”连称。珍珠和玉石体积小、价值高，便于携带，适合远距离运输。珠玉之中最有名的就是随侯珠、和氏璧。
《论衡》说“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也就是说随侯珠是经人工干预而形成的有核珍珠，其珠核是随侯以特殊药物制作，能让珍珠呈现出夺目的光彩。需要指出的是，珍珠是有寿命的，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易被酸碱物质腐蚀，而且珍珠里的水分会渐渐流失，珍珠也会失去光泽，几十年或上百年后，珍珠就会由白变黄，最后干枯粉化。山东临淄战国墓出土有一对金耳坠，原本串在金丝上的珍珠已经破碎，散落在金丝附近。
和氏璧最初是一大块璞石，楚人卞和发现后，几经曲折，玉石工匠将这块璞石加工成了和氏璧。《史记》记载秦王曾想用十五座城邑从赵王手中换取和氏璧，但未成功。“价值连城”这个成语便由此诞生。其实，玉璧和土地的交易在《左传》中就有记载：春秋早期，郑国曾和鲁国交换土地，因为鲁地价值更高，所以郑国又送给鲁国玉璧来抵价。
战国时期，珠玉往往和黄金一起作为赏赐、馈赠的佳品。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王一次赏赐给虞卿“黄金百镒，白璧一双”；《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相李兑曾送给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其中或许有策士的夸饰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珠玉的流通。
黄金和白银
黄金是战国时期的通用货币，其主要产地在楚国，考古出土的战国金币也多属楚国。《管子》中宣称，如果让齐国名相管仲拥有楚国那数量庞大的黄金，他就能让齐国的老百姓不必耕田织布就能得到粮食和布匹。
楚金币有龟板形、长方形、圆饼形、瓦形等形状。楚人会在金币上加盖钤印，印文一般是“郢称”（旧释“郢爰”）二字，“郢”是楚国国都，“称”有称量之意。另外还有“陈称”、“卢金”等几种印文。一块完整郢称金币的重量是楚制一镒，约合今250克。
这些金币在使用时会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在流通时需要用天平来称量。考古人员在楚地挖掘出了大量与天平配合使用的砝码，仅在长沙地区101座东周时期的楚墓中就有49座出土了砝码，总数达398枚。1945年湖南长沙一座战国楚墓出土了10枚用来称重的砝码，重量在0.69-251.3克之间，按楚国衡制分别对应1铢、2铢、3铢、6铢、12铢、1两（24铢）、2两、4两、8两（半镒）、16两（1镒）。前九枚砝码重量之和恰是第十枚砝码的重量。
从考古发现来看，楚国之外的各国也都铸造有金币，一般是圆饼形状。浙江出土有越国的金饼，河北出土有燕国的金饼，陕西出土有秦国的金饼，河南出土了刻有三晋文字的金饼。此外，河北灵寿还出土了中山国铸造的4枚金贝，呈贝壳形状。从文献记载来看，各国应该都有相当可观的黄金储备，或许这些黄金在后世被熔化重铸，导致现今发现的较少。
在黄金的计量单位方面，一般用“镒”。当时各国的衡制有一定差异，楚、赵实行“镒—两”制，魏、韩、卫实行“镒—釿”制，齐实行“镒—锱”制，秦实行“斤—两”制。从出土文物的重量来看，楚、赵、秦三国“两”的重量基本相同，在15.5-15.6克之间；“镒”的重量各国有差异，楚国一镒与秦国一斤都是十六两，约合今250克。三晋地区一镒是二十两，齐地一镒是二十四两。各国一般会将金版或金饼铸造为一镒，但在实际流通过程中可能还是需要用天平来称量的。
银在当时也被称作“白金”，一般被铸造成铲、版、饼、贝等形状。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就有周天子用“白金”赏赐臣下的记载。但文献对银币流通的记载极少，只是说银可以作为货币。出土的银币也不多，河南扶沟曾出土有18枚白银做成的布币，学者推测其年代大约为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其用处尚不甚明确，如果是货币的话，应该也和黄金一样，都是称量货币。
青铜铸币
战国时期，主要有四种青铜铸币：布币、刀币、贝币、圜钱。古钱币研究者根据布币的外形特点，将布币大体分为空首布、平首布、圆首布三类。
此外，楚国还铸造有两种布币，个头大的面文“殊布当釿”，意为一枚这种布相当于一釿；个头小的背文“四布当釿”，意思就是四枚这种布相当于一釿。“釿”是三晋的货币单位，楚国铸造这种特殊布币，大概是为了方便与三晋的贸易。
刀币中最出名的是“明刀”，齐、燕、赵三国都有铸造。有学者认为，“明刀”的“明”与“盟”相通，或许就是三国会盟协商定下来共同铸造这种刀币，便于贸易往来。所以三国“明刀”的形制和文字字体虽然不同，但都有“明刀”二字。这种“明刀”的铸造数量非常巨大，仅出土的燕明刀就达20万枚以上。
贝币，主要是楚国铸造，又称蚁鼻钱、鬼脸钱。呈海贝形状，铜贝上一般刻一个字，有“巽”、“行”、“君”、“贝”等十几种，也有刻多个字的，还有不刻字的。“古者货贝而宝龟”，战国时期贝壳和龟壳已经罕见作为货币出现，但在楚国，青铜铸币的形状就是贝壳，金币的形状则是龟壳。
楚国还发行过一种长方形的铜牌，铭文有“视金一朱”、“视金二朱”、“视金四朱”等，这是标明其价值等同于1铢、2铢、4铢的黄金。
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比较复杂。青铜铸币中只有极少数如楚国“视金一朱”、“视金四朱”铜牌钱直接在币面标明了与黄金的比价，更多的货币比价只能是推测。
黄金可以兑换一定比例的铜钱。根据出土的岳麓秦简推算，秦制一斤黄金等于9216枚秦“半两”铜钱，这些铜钱的重量合秦制288斤，折合今72公斤。《管子》说一斤黄金价值万钱，秦汉时代也基本延续这一比例。不过，很多国家的货币并非如秦“半两”一样“重如其文”，而是根据特定币值来流通，如三晋铸造的布币刻有“半釿”、“二釿”等。不过这些青铜铸币和黄金之间的比值应该和秦国类似，或者说各国黄金和铜钱的比值基本相同，否则肯定会出现很多人去黄金价格低的国家买黄金，然后去别的国家抛售以赚取差价的现象。
至于各国青铜铸币的兑换，情况比较复杂。许多国家都发行有多种青铜铸币，重量各异，而且，即使是同一种规格的青铜铸币，重量也会有一些差异，不同时期，这些货币含铜量的差异则更大。有些铜币会在币面标明与其他铜币的比值，如一枚楚国“殊布当釿”布币等于三晋的“一釿”布。当时各国的铜币之间应该是有较稳定的兑换比值的。不过，随着各国铜币含铜量的变化，比值会有波动。甚至不排除在特殊背景下，这些青铜铸币恢复到需要通过称量才能流通的情况。
战国时期各国境内都有大量其他国家的货币，燕地出土有大量赵、韩、魏的布币和齐、赵的刀币；赵地出土有大量韩、魏的布币和齐、燕的刀币；巴蜀地区还出土过燕国的刀币，足以说明当时货币流通范围之广。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战国时期存在着大量货币仿铸现象。如在中山国和韩国境内都发现了赵国铸币用的钱范。至于仿铸的原因，或许是为了便于去他国采购物资，或许是受他国委托，我们就只能是做各种推测了，甚至不排除各国之间曾打过“货币战争”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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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锋：《战国货币列国间流通初探》，河北师范大学，2010
周斌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贸易及货币的流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胡传耸：《关于重量单位“镒”的几点认识》，北方文物，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