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从业16年的“黄金人”，一提起黄金，张炳南会立即陷入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的兴奋状态。谈及与黄金打交道的这16年的经历，张炳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在世界范围内弥漫着一股‘黄金无用论’，那时候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聚在一块都在商量怎么能把黄金卖出去。那时候包括各国矿山的矿主都相信，10年黄金变成铜。黄金从每盎司800多美元跌到每盎司200多美元的时候，世界上大的对冲基金开始暗地吃货，到了2001年，‘黄金无用论’突然消失了，黄金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牛市。你很难讲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金融阴谋’，但是这个过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我们警惕”。
“从发现黄金就有黄金崇拜”
张炳南:其实从人类开始探索太空，黄金就起了作用。在太空中很多东西是不可测的，不了解外面环境的时候，黄金最可信赖，因为黄金的物理属性最稳定。作为一种贵金属，黄金在航天和高科技领域的应用其实是很广泛的。当然，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可测，黄金也是最可依赖的。
黄金是人世间绝少有的东西，它是生产出来就不会消灭的。从4000年前人类发现黄金至今，大概一共生产了17.1万吨黄金，到现在人类可以找到的还有16.1万吨，那失去的1万吨可能是沉船在海底或者窖藏在地下没有找到而已。它只是转换形式，但是不会消灭，它的物理属性非常稳定。
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它的用途，这16.1万吨黄金，大概官方的藏金占到3万多吨，包括政府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老百姓储藏的大概有5万吨——相当于总量的一半是用在金融投资和避险功能上面。剩下的50%中，大概有40%是用在首饰上，用来美化生活的。还有10%是用在表彰、奖励、牙科类的——在全世界人的牙里面大概有几百吨黄金。其实我们每一个手机或者电脑里都是有黄金的，但是量很少，这也是用到了黄金的延展性、导电性、抗酸碱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黄金的功能都发生了哪些变迁？
张炳南:这些年我做了些黄金史的研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历史，与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差不多。这也可以说，人类的黄金史和文明史差不多长。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人类不同的文明处在萌芽状态、彼此隔绝的时候，对黄金的认识却是共通的。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人们在发现了黄金之后，都把它用在它最神圣的东西上。像埃及金字塔里那个著名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中国和印度在最崇拜的佛像上都是刷金的，布达拉宫、四川三星堆，你也可以看到对太阳和图腾的崇拜都用黄金，还有远在美洲的玛雅人用金做的太阳鸟。
埃及人、中国人过去又不认识，但是为什么都崇拜黄金？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哪怕是独立衍生的都崇拜黄金？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句话，黄金是人们能在人世间找到的最像太阳的东西。因为古人认为太阳很神秘，白天温暖、夜间寒冷，就想一直留住太阳，怎么办呢？发现了黄金以后，他觉得像（太阳）。古埃及人说黄金是“可以触摸的太阳”，巴比伦人说黄金是“太阳神的汗水洒落人间”，中国人把太阳叫做“金乌”。我由此感觉到，人们对黄金的崇拜源于对太阳的崇拜，而黄金这种稀有性又更适合做崇拜。人们从发现黄金起，就有黄金崇拜，文明的偶合也好，智慧的撞击也罢，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衍生的必然。
黄金从一诞生之初，就有了两大功能:一是崇拜、装饰功能，由崇拜而装饰，人们戴戒指来驱邪;二是货币功能，人们用过牛羊、贝壳和其他金属，最后还是觉得黄金最合适，这个马克思已讲得很清楚了。这么多年来，黄金的功能的发展一直延续着装饰崇拜和财富金融这两条主轴。
“盛世买黄金，乱世更要买黄金”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有一些关于投资的古训与黄金有关，比如“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这些古训对今天的我们还有借鉴意义吗？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黄金的投资功能是不是正在被重新认识？
张炳南:我们基于一点，全世界人都认识黄金，它比所有的货币跨越性都大，黄金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跨越地理限制、语言障碍、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甚至是时空组合的国际公认资产。
谈到中国人对黄金的认识，这可能又有一个历史问题。中国人是尊重认可黄金的，在上个世纪初，国家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不论是清政府、北洋还是又复辟的张勋、国民政府等等，任何一个政府上台都会发行纸币——当人类进入到纸币时代，就是一个信用体制，国家信用特别重要。但那时候，国家政权变换比较快，所以人们收藏黄金的意识就特别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发行人民币的时候，也不以黄金为准备的，也就是并不需要存了多少比例的金银才发行人民币的。以国家信用发行货币，这和全世界是接轨的。但发行以后，在上海有些资本家投资倒把，爆炒黄金，不用人民币，所以在1950年我们国家就停止了黄金的民间交易。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对的，当时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国家靠黄金换取外汇，如果允许黄金在民间自由流通，就不利于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收集国家极其宝贵的黄金和外汇资源，这都是非常有益的。
于是，从1950年到1982年，老百姓是不能自由地进行黄金买卖的。黄金想变现，只有卖给国家。老百姓可以买卖黄金是在1982年，我们允许黄金作为首饰自由买卖，但只在大城市定点售卖。当时的报道记载，人们都是排队去买，把柜台都给压碎了，可见对黄金的热情得到了一个释放。
到了2002年，国家对黄金交易就放开了，有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实际上，中国百姓可以投资黄金是在2004年，关于老百姓投资黄金可以免税的政策都得到了解决，所以黄金真正作为投资品来讲，就是这四五年的事。整个中国人民，包括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对投资黄金还处于一个新的认识过程。
黄金作为新兴投资品种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发育速度快，我们看到市场上黄金投资的速度基本是每年都翻番地往上涨;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包括法制相对滞后，包括教育、行业自律、投资者教育等，都存在一些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是什么问题？
张炳南:首先，整个社会对黄金投资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大家都觉得应该投，但是为什么投资、何时投资、投资的目的、拿家庭资产的多少去投，还都不很清楚。第二，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第三，人才培养和行业自律上还很滞后。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今天鱼龙混杂，包括一些打着合法旗号的非法黄金交易企业泛滥，给黄金投资带来不好的影响。
当然，我相信一个新兴投资品种的兴起不可能是清水一潭，在刚兴起的时候一定是泥沙俱下，经过了市场的规范，最后“吹尽黄沙始到金”。我相信黄金作为投资品，进入中国人的投资体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前一段张卫星的高德黄金清仓那个事件？
张炳南:高德这个事儿正好说明了，过去毛主席说过，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中国黄金投资市场，合法的渠道不去占领，不合法的渠道就要去占领。这个事情正好说明，合法的黄金投资渠道发育不够完善。
“中国在全球黄金定价上还没有话语权”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有人呼吁，说中国的黄金市场要和国际黄金市场争夺定价的话语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炳南:黄金定价权是一个全球黄金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任何产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供求关系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到某一天某一刻，是由当时的买卖量所决定的。应该说，今天中国在全球黄金定价上还没有话语权，定价权还是在纽约和伦敦，纽约和伦敦形成的价格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价格，我们的上海价格、东京价格基本都是跟着它走的。
我认为，今天中国还没有到争夺这个话语权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不仅是产量和消费量的问题，其根本上是一个国家金融实力的反映。黄金在全球黄金市场总量里只有2%是商品层面的交易，98%是金融层面的交易，所以真正黄金价格的决定它是一个金融实力。
黄金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在全球商品市场的价格目录里，你可以找到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目录里你也可以找到黄金，所以黄金既是商品也是金融品，还是政治品，是世界大国进行综合国力较量的一个工具。说到黄金定价权，国内很多人也在呼吁该去争夺，但我觉得，现在有些事比这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说什么呢？
张炳南:要增加中国国家和居民的黄金储备量，在这件事做好以前，空喊争夺话语权只是书生意气。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黄金储备目前居世界第10位，但民间我们一年的总投资量还小于越南。我们是实体经济大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金融实力还远远达不到实体经济水平，这时候你去争夺黄金的定价权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说黄金定价权真的太早了，现在我们外汇都不是自由兑换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货币和黄金是不可以自由流进流出的，本身就不具备调控国际市场的能力。中国目前黄金的官方储备只有600吨，美国是8300吨，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3000多吨，事实上也争不下来这个话语权。只有做到以下几点：一、提高国家黄金储备水平；二、增加市场上流动的黄金交易量；三、让老百姓真正把黄金当作一个投资品，愿意投资和储蓄它；四、加大对黄金生产扶持力度，发展本国黄金生产能力。藏金于国，藏金于民，藏金于市，藏金于未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普通民众排队向国家捐金，这应该是黄金对于国家经济作用的最直观体现吧。
张炳南:韩国老百姓的举动非常有意义，它告诉我们“藏金于民”的重要性。其实韩国的事例也让我们反思很多事情。韩国是1997年宣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但是其黄金储备与跟它一个水平的，比如意大利，差得很远。韩国为什么要老百姓捐金救国？是因为西方让韩国签订一系列的金融不平等条约，而韩国没有办法，没有外汇储备、没有支付手段，所以就只有让老百姓捐黄金。如果韩国当时黄金储备能有意大利那样的3000吨，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国家的黄金储藏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是一大堆金砖码在一起吗？有专门机构来为它们的成色做鉴定吗？
张炳南:国际上通行的储备金条是梯形的，400盎司，12.5公斤，是伦敦市场的交货标准，拿到伦敦市场上不用再切割、熔化。
关于成色，全球统一的标准是“三个九”，99.9%。这样的储备金条都是伦敦金银市场协会认证的一些金锭的铸造厂家制造的，只要是认证的厂家，我们可以假定它是“免检”的。一般来讲黄金是诚信行业，开一家店都是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在历史上黄金这个产业链诚信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不诚信，就会被踢出这个圈子。像英国有名的黄金银行——洛希尔银行，原来一直是给英国王室和拿破仑打理黄金业务的银行。它的老板原来是伦敦黄金定价委员会的主席，五大黄金商的主席，它们几百年就是做黄金买卖，这银行不大，但是信誉非常好。
我们国家70%的黄金首饰加工是在深圳，深圳主要以是潮汕人形成的群体在经营着黄金首饰，他们的传统都是通过口头约定，一诺千金。今天在全世界能立住的黄金矿山或者首饰公司，他们的诚信、成色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黄金行业其实利润率比较低，但是比较稳定，所以能坚持下来的都是信誉好的。
“中国黄金业的黄金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有报告说，今年中国的黄金产量将超越南非，成为世界第一，这有什么意义吗？
张炳南:实际上，我们在2007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当时预计我们的产量270.49吨，南非比我们多2吨，结果今年3月南非最后公布的数字是269吨。但是，从我们国家的黄金产业结构、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来讲，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强国。比如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公司一个公司的年产量就接近我们全国的产量。
当然，毕竟我们现在是最大的黄金生产国，而且是世界第三大黄金消费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世界黄金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因素在世界黄金市场上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这是几代黄金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中国黄金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张炳南:我想中国黄金产业的黄金时代，是随着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应该说这30年的发展，使中国从一个基本停留在手拉肩扛、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黄金生产国，发展到现在我们是第一黄金生产大国，我们的开采技术、选冶水平、对低品位金矿的采选冶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建立了完善的黄金工业体系。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黄金消费的意识，更没有黄金消费的能力，到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三黄金消费大国。
最近几年，黄金的确越来越热。第一是我们的市场放开了，能做了，个人可以交易;第二，这几年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意识高涨，比如去年大牛市，捂住很多人，但是毕竟开启了一个全民投资的理念，就像1992年，全民经商被激发出来一样;第三，伴随全球商品市场进入牛市，黄金价格也开始进入牛市，而且黄金是全世界主要商品价格涨得最慢的，比起油、铜、铁，黄金涨得最慢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拿黄金占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黄金和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的关系，您怎么理解这个关系？
张炳南:我认为这样的数据评比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我更看重黄金储备占国家总储备的百分比。
金融储备有两种形式: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黄金占总储备的量，也就是实物跟纸票子比，我们国家不到1%，而美国是75%。这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储备75%是以黄金形式存在的，欧洲国家大概都是30%多。亚洲国家都比较少，中国、日本都不超过1%、2%。
欧美是世界金融游戏规则制定者，特别是美国人，他告诉全世界说，美元和黄金一样好，甚至还要好，让美元走到全球去。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是基于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二是基于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了世界的70%。美国当时跟世界玩一个游戏:我把美元给你，你们都把黄金给我，我给你们固定一个兑换率，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然后给你算笔账，比如说你们国家有一盎司黄金，你搁在自己国家没什么意思，还得付保管费，你按35美元一盎司卖给我，你拿着35美元去买我们美国的国债，这样一年还有2.5%的利息，10年你不就变成了35×1.25了吗？10年后你再买回来，你的黄金不就变成1.25盎司了吗？这言辞听起来很好玩，很美妙，世界各国都同意了。于是全球黄金固定兑换率，大家把黄金放在美国，美国把美元给世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就是:你什么时候到美国去，美国都会把黄金换给你，而且是一个固定的价格。到了1968年，美国就宣布不再承诺这个兑换义务了。今天的话，你拿着888美元才能买到一盎司黄金，而且美国是不卖给你的，它国库里的黄金早就说不动了，你到市场上去买吧。
作为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制定者，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金融学教材，学完他们的教材后，新兴的金融界精英们都不喜欢黄金。他们拿国家外汇储备买了什么？美国的50年国债、雷曼的债券等一系列国际金融的产品，眼花缭乱，光名词就够我们背一阵子的，但是现在来看，得到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财人，是给国家理财的，也是给全体人民理财的，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保本意识，其次才是逐利意识。这个雷曼事件就告诉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最终都是一个信用游戏，是信用，就有信用灭失和信用贬值两个风险。可黄金是干什么的？有人说黄金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我说如果说黄金只是对抗通胀，那黄金不会在4000多年间一直占据着人类财富的宝座。黄金从根本上是对抗信用风险的。什么是信用风险？美国这次金融风暴严格来讲就是信用危机，债没用了，公司也没有了，投行也破产了，信用没有了。
“在信用体系里打上黄金的补丁”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美国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否也是人们重新认识黄金的一个机会？
张炳南:从本质上讲，你投资任何东西都体现为别人对你的负债——你投资股票、债券，是那公司给你负债;你买了100万美元的国债，是美国政府对你负债。它意味着美国政府给了你一个承诺:你什么时候拿着这100万美元到美国，你都能买到它所对应的商品。但100美元能买到多少商品呢？这个政府没有承诺。当你真正去买的时候，发现能买的东西比你实际想象的或你心中默认的要少，这就是通货膨胀。
什么叫纸币？纸币是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货币符号，它能兑换商品，是政府强制的保障。我们小时候读的《多收了三五斗》，里面的人指着纸币上的人像说：“我不要这个，我要‘袁大头’，我要那银元。”那老板怎么说：“呵，这东西你不要，是要吃官司的。”吃官司什么意思？纸币你再不稀罕，那是政府强制发行的流通的货币符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是唯一一个你拥有它，没有人给你负债的资产，所以格林斯潘有句话，“黄金是最后的、最诚实的资产”。就是说，所有人都背叛你的时候，黄金不会背叛你，这就是黄金的功能。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事件中，你认为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张炳南: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好的一点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信用”，也重新认识到，我们可投资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信用”的。只有黄金是非信用的，黄金是最诚实的资产，就是这个意思。格林斯潘讲，黄金是最后的卫兵，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这次金融风暴之后，人们会讨论怎样重建全球的金融体系和个人的投资体系。现在有些书提出来叫“恢复金本位”，我觉得非常可笑。我认为如果评价人类的十大进步的话，解除金本位，实现信用货币，一定算是一个。我们过去挖了多少黄金白银，人类才能够生活到哪一步？发明了纸币以后，人的财富才能摆脱这个阶段。今天我们人类的总财富，是世界上金和银的几十万倍。如果我们现在还是金本位和银本位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今天我们还生活在马车时代，要么金和银是今天价格的几十万倍，当然我觉得这两个都不现实。
人类还会继续在信用货币的体系下生存，而且人类还会不断有金融创新，不过冷静想想，越创新风险越大。这次金融风暴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第一，无论怎么创新，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你再创新，你也不能说还不起钱的那个人贷款买的那个房子可以作为你整个金融创新的起点。但现实中这样的贷款几经包装就评级成了AAA。任何金融创新，都要基于良性的实体资产上去衍生，而不能是劣质的实体资产。在劣质的实体资产上再包装，拆开了盒子之后，一看也是一个烂月饼。第二，在整个信用体系，人还是要发展，人类还是要进步，我们的财富还是要增长几千倍几万倍，但是基于金和银的开采量不可能达到，所以我们说，恢复金本位太可笑了。
我强调的是，要在整个信用体系里，打上黄金的补丁。信用体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它也带来了危机和风险。无论是国家，还是居民，包括全球的金融组织，应该增加黄金的储备量，来应对不测风险。而至于要补多少，补丁有多大，取决于漏洞发生的可能性。漏洞的可能性是1%，你就存1%;可能性是5%，你就存5%。我坚决反对恢复金本位，信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并不是说信用体系是没有毛病的。我承认你的进步，但是我要约束你。就像我们承认火药发明是进步，但我们不能用枪炮随便杀人一样。金融风暴是一个灾难，地震也是一个灾难，人都是在与灾难的斗争中不断进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讲到了在黄金储备问题上，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意识还不够。从您这个层面，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有没有来自上层的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
张炳南:我跟你讲一下外交语言:我们现在是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黄金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相信，真正的一个行为，一定是在现实发展中衍生出来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会让我们更多地把金融安全意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像这一次的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和金融，也需要“秤砣”。我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黄金的重要性会更多地被高层和民众所认识，所以我对中国的整个黄金市场的良性发展，对整个中国无论官方还是居民的黄金储备水平，包括我们国家未来黄金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与‘黄金无用论’斗争的16年”
张炳南:1975年是中国黄金业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当时国家外汇极度缺乏，周总理委托王震副总理主抓黄金工业，王震到全国各地的采金点去调研，回来跟周总理汇报。王震有句话:“黄金上不去，我死不瞑目。”他作为开国将军，不仅为农垦事业，而且为黄金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黄金事业的特殊政策，比如生产一两黄金，国家给多少布、多少柴油、多少炸药之类，这也使得黄金工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个意义讲，中国黄金的黄金时代是早于改革开放的。坦率地说，此前我们国家主流经济学家对黄金的认识，就是列宁的那句话:到共产主义社会，黄金就用来修厕所了，没有用了。对黄金不太重视，使我们在黄金产业上走了一段弯路。
1993年，国家取消了国内收购与国际差价。在此之前，国内的收购价远低于国外价格，这一年是黄金市场化改革的开始。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从此进入完全市场化的轨道。同时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大型黄金企业的雏形形成，在这个框架下一直发展到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个人的工作经历，整个社会或者国家对黄金产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炳南:我在黄金行业工作了16年，这16年也是中国黄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16年。1992年，我到国家黄金管理局工作，当时还属于保密行业。那时任何一个生产量超过1万盎司的矿山，就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谈论。后来的这些年，黄金逐渐走向市场化，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黄金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百姓层面，对黄金的认识都在提高，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
黄金从每盎司800多美元跌到每盎司200多美元的时候，世界大的对冲基金开始暗地吃货、买进黄金，使黄金价格不断拉升。到了2001年，“黄金无用论”突然消失了，黄金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牛市。你很难讲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金融阴谋”，但是这个过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我们警惕。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这么坚持黄金有用论？
张炳南:一个国家通常有几大储备:外汇、军火、粮食、石油和黄金。我觉得黄金储备是其他储备不能替代的。外汇储备——外国可以冻结，这个是有先例的;军火储备——10年不打仗，就会落后;粮食储备——5年不用就发霉了;石油储备——是有限度的，有限量的。而黄金，比如我们说能换多少原油的黄金，找几个房子就能放下了。而且事实证明，越是在战争期间，黄金的国际支付作用就越明显，真正打起来，在没有决出胜负之前，交战国的钞票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觉得黄金储备是国家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金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即使不考虑战争这种极端例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黄金价格狂涨和这次美国金融风暴黄金在一夜拉出28年最大涨幅，都说明了这一点——黄金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战略资产。
在我看来，黄金行业是太阳底下最灿烂的职业，因为达·芬奇有一句话——“黄金是人世间唯一具有太阳光芒的物质。”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特别有意义，它既是给国家和人民提供最坚实的财富基础，同时也向爱美的人士提供最耀眼的生活的材料。我也很自豪，在10年前世界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被“黄金无用论”把持的时候就坚定了给予批驳。通过这件事情回头来看，我们更要借一双慧眼，学会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实在看不清楚的时候，没关系，黄金不会骗你。黄金永远是最诚实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