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常被认为存在某种前后不一致，尤其是在抽象劳动这一概念上。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讨论过劳动概念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效用②概念(马克思并未真正解释过这一概念)之间的矛盾。经细致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效用概念涉及的是交换过程中参与者所实施的抽象化程序。唯有对抽象化程序这般缜密的理解方能阐明抽象劳动这一概念缘何而起：价值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由此，本文批判了货币形式在马克思语境下的发展，并基于上文的效用概念提出了另一途径。借助黑格尔、西美尔和阿多诺的著作，这一概念得以在更深层面上确切地表达。此外，本文还根据这种将货币形式视为整体和抽象（黑格尔和马克思年轻时代眼中的整体和抽象）的概念对范畴的辩证发展进行了再考量。最后，本文还探讨了简单流通和作为整体的流通过程（仅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在新的视域下将展示出其重要性。
一、批判理论：一项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计划③
“这不仅意味着认知主体具有概念性能力，更展示出概念性掌控着事情本身(reality[Sache]itself)。”⑦
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并不接受索恩-雷特尔(AlfredSohn-Rethel)的解决方案。这种拒斥的态度可以从他在与索恩-雷特尔讨论后所做的笔记中间接地看出。⑧同时,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多诺已然试图将问题域纳入他自己的概念范式之中。因此阿多诺最终概括道:最重要的是给予交换抽象(exchangeabstration)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分析。
阿多诺
”总体性……对于所有个体都是前—建构的,鉴于他们甚至在他们自身以及单子性构成上遵守的着它的‘局限’,同时他们也概念化了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总体性是最真实的。”
因此，阿多诺坚决反对将社会概念同质化为可理解的整体（intelligiblecoherence)。相反,他认为社会“即是可理解的又是不可理解的”。在他看来，我们不能仅仅断言解释学被辩证法所补充；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必须看到不可理解性（theunintelligible)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此过程中解释学作为方法导向另一个意义维度（dimensionsofmeaning):意义的结构呈现为一个颠覆性倒置的过程（inversionprocess)。
哈贝马斯
“社会的客观理性即交换的客观理性在发展过程中从逻辑理性模式上不断远离自身。结果，迈向自主的社会反而变得不再可以理解，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其自主性本身。”
这个自主性原则（lawofautonomisation)重新建构了个体的有意识活动。在此原则下，(正如前文所述)个体有意识地行动着,却缺乏有意识的理解。马克思的原话可以简洁地概括这种情形：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么做了。具有构建性的无意识意识实际上决定了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它才是辩证批判真正的对象。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事物（reality/Sache)与方法(method)是无法分离的,阿多诺也认为在概念化的过程中辩证法并非“一种独立于客体的纯粹方法”(amethodindependentoftheobject),而必须“依附于客体本身的结构”(followthestructureoftheobject)。
那么究竟是何种客体——作为一个被创造物——通过颠倒自身而占据了首要位置并成为吞噬一切的系统从而将在生活世界（life-world/Lebenswelt)中创造出它的个体贬低为可怜的附属品对此,阿多诺引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以阐释此演变历程:
“从宏观上来看，科学和超科学批判的统一可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他的理论被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为他的理论试图在存在基础的意义上将批判的总体建立在交换、商品形式及其内在逻辑矛盾性之上。这种对交换物的等价设定作为交换的基础被其结果否定了。当交换原则按照其内在发展机制扩大到人类活劳动领域时，由此也制造出了阶级差异。确切地说，矛盾在于交换的进行即是公平的又是不公平的。”
黑格尔
阿多诺由此假定整个经济体系是围绕交换原则发展的，但这个假定并非一个内在融贯的纯理论建构。相反，作为总体性的呈现，阿多诺的理论也是反映客体自身秩序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再现真实的体系本身(realsystemitself),阿多诺重建起非理性的系统性(irrationalsystematicity)结构。然而,阿多诺并未曾提供关于自主性的概念化过程的细节。所以他理论中的很多核心概念——如客观的抽象、颠倒(inversion)、自主化，总体性以及普遍性对个性的压制（poweroftheuniversalovertheparicular)——依然停留在假设的阶段而不像经济学批判所呈现出的那样具体。
阿多诺曾经推测：“马克思作为辩证学家并没宣称拥有一种完全发展的辩证法概念，他仅仅是在‘与之调情’(flirtingwithit)”。这个推测是否正确是难以判断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并未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我们仅仅考虑马克思关于辩证法作为方法的清晰表达,我们将不得不同意阿多诺的论断。然而阿多诺忽略的的一点是，马克思曾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手稿期间，于1861年12月9日致信恩格斯并谈到“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像在第一部分里那样明显”。可见，尽管马克思由于某种原因并未详述此方法，但他显然对于他自己的理论方法有着清晰的自觉意识。
注释
①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Reichelt,1939—),德国经济哲学家,1978年在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推荐下,任不来梅大学社会哲学教授。硕士求学于阿多诺,博士论文题为《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莱希尔特与巴克豪斯共同开辟了“新马克思阅读”这一理论运动。本文原文为:HelmutReiohelt:Marx‘sCritiqueofEconomicCategories:ReflectionsontheProblemofValidityintheDialecticalMethodofPresentationinCapitalin:HistoricalMaterialism,Volume15Issue4,2007.
②validity,在马克思的中文译著中这个概念也被译作“效力”、“有效”等,不同的译法依不同的文本语境而定,但基本含义是相似的——译者注。
③FetscherandSchmidt(eds.)2001.TranslationisbyWernerStrauss,editingbyJimKincaid.
④Ritsert1998,p.324.
⑤Cf.Simmel1978,p.80:“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在每一个意识活动领域中人类行为运用抽象的程度,那么不仅对于经济研究,而且面对经济自身都是通过对价值广泛的实在性的真正抽象而构成的这样的情形就不会如第一眼看起来时一样的惊奇了。”
⑥Backhaus1997,p.503.
⑦Adornoetal.1976,p.80.
⑧Adorno1989,pp.221ff.这不同于他在1936年11月17号的正面评价:“亲爱的阿尔弗雷德,毫不夸张地说,你的来信是我从1923年看到本雅明的作品以来最让我思想震惊的哲学作品!这种震惊反映了你作品的强大力量——我对此表示深刻的同意,这种深刻程度将远远超出你我的预期。”——AdornoandSohn-Rethel1991,p.32.
⑨Ritsert1998,p.331.
⑩Backhaus1997,p.502.
Adornoetal.1976,p.12.
Adornoetal.1976,p.15.
Ibid.
Adornoetal.1976,p.48.
Adornoetal.1976,p.25.
Adornoetal.1976,p.24.
例如,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的编后记中,马克思提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Marx1976b,p.102)
MarxandEngels1985p.333.
二、经济科学应该从何展开？
通过以上铺垫，我们似乎可以相对容易地描绘出阿多诺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具体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否须将考察重点转向对马克思著作中涉及辩证法作为方法的清晰表达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发展并运用了辩证法，它们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如果事情仅仅这么简单,那么马克思的方法将早被破译从而获得恰当的解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除此之外，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曾将黑格尔哲学作为其理论的起点①,这一点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遣词造句中很容易地辨识出黑格尔哲学的影子。然而，即使彻底了解黑格尔哲学也并不一定有助于彻底了解马克思的理论方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世纪60、70年代的黑格尔研究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清晰地看出）。所以,我们并不能通过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透析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因此，对于马克思理论方法的重建依旧有待完成。
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没有解决“交换的抽象的问题，另一个理论难题也随之而生。尽管马克思将他自己的理论描述为“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②,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经济学范畴(economiccategories)概念并没有做出更细致的阐释，与此同时经济学范畴也并未与“交换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讨论。
我们只能从《资本论》中清晰地看到关于范畴的理解。在《资本论》中，经济学范畴与价值概念紧密联系而展开自身，而“价值”在《资本论》语境中是交换活动自身所呈现出的抽象。由此可见，经济学范畴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正是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③徘徊于主观与客观之间(subjecive-objective),而价值则作为抽象的产物“存在于头脑中”:
“在这里，所谓等价物只是意味着，两种物预先在我们的头脑中默默地被化为‘价值’的抽象之后，两者在量上相等。”④
然而，这些文本依据也仅仅是一些暗示，它们反而引起了另外的问题。鉴于价值作为一种头脑的抽象(mentalabstraction)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得不质疑：劳动与价值的关系究竟该如何被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复了他在经济学语境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在1845年曾将费尔巴哈的理论称作“半截子的真理”⑤,他进而强调世俗基础（市民社会）内部的分离必须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在《资本论》中，他写道：
那么代表着“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⑦的抽象人类劳动究竟是如何被转换成价值抽象的这种消耗如何设定了价值形式”抽象劳动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内部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但更难理解的是价值抽象与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中，价值概念的引入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得不假设价值是一种已然由资本所生发出的东西。这个前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最初设定。于是，马克思必须从生产的维度探索真实的价值形式，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不得不将劳动二重性纳入价值的讨论范畴。在处理价值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在《资本论》的第一章）,马克思发现了整合使用价值与价值作为交换过程的抽象产物的不可能性。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却是以价值作为起点展开论述的，在此文本中价值由一般流通发展起来，最终并没有与劳动概念结合起来讨论：
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⑩
因此，根据以上种种概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论述的价值可被看作抽象的产物，也可被视为“作为思想的客观形式”的货币范畴。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概念框架并不足以承担对这些概念的进行澄清的任务（事实上这项工作也并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主题）。而在《资本论》中这些概念被整合到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中，这种新的叙述方式首先预设了真实的价值（acutualvalue)以及(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说）劳动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但疑问并没有就此结束。货币作为马克思理论范畴的发展的概念框架中无法找到恰当的位置。马克思自己也指出：
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
同时，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货币形式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
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
还有：
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就越来越需要这种形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
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在方法论意义上给予货币形式充分的发展。
为了完善阿多诺的计划,我们有必要将以下两点结合起来研究: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呈现的叙述方式表明,马克思看到了自为的交换价值与在实践中实现的抽象劳动在流通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紧密联系;
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起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叙述方式以及在此方式下不同的概念体系。
那么下面必须考察的就是在《资本论》中形成的重要新概念。首先,效用(validity/Geltung)概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它也是我们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术语。在《资本论》第一版的附录“价值形式”中,马克思曾提到效用概念超过三十次,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词语组合中。然而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马克思却仅仅是以间接的论述与例证来说明。早在《资本论》第一版中,马克思就试图将劳动二重性与效用概念结合起来讨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从另一方面看,一切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删除了这个段落并将抽象人类劳动设为价值的实体,从而将抽象劳动提升到了准本体论范畴。
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
①“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大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LettertoEngels,16January1858,inMarxandEngels1983,p.249.
②LettertoLassalle,22February1858,inMarxandEngels1983,p.270.中文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卷第531页。
③Marx1976b,p.169.
④Marx1978,p.138.
⑤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Marx1975,p.422)
⑥Marx1976b,p.174.
⑦Marx1976b,p.134.
⑧Marx1976b,p.105.
⑨Marx1973,p.297.
⑩Marx1973,p.259.
Marx1973,p.151.
Marx1973,p.165.
Marx1976b,p.182.
Marx1976a,p.16.
Marx1976b,p.137.
三、货币与效用——西美尔是否能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阿多诺不止在一个地方指出,与社会有关的最核心的问题非常类似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至少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最完美的存在者唯有在将其自身的存在包含在内的前提下才可被感知。依照这种推理形式,我们必将遭遇客观的抽象的问题:因为客观性不仅应该被理解为主体际的效用,还必须被准确地理解为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的真实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阿多诺从不使用“现实的抽象”这一概念——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相对于“现实的抽象”这个已经被社会科学家使用过的概念,客观的抽象及其涉及的推论形式蕴藏着更多的理论内涵。
我们不妨先转向黑格尔对此问题的探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可能由于他不必担心被排除出当时的科学共同体,他也就不必恪守科学的标准化程序。所以,事实上黑格尔并没有受到学术禁令的折磨。在此环境下,青年黑格尔曾提出:“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它作为存在的概念是一切事物的可能性的统一形式①。这种思考不仅仅出现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还出现在他后期法哲学的讲义中。黑格尔还提到,货币作为存在的概念(existingconcept)同时也是存在的普遍性(existinguniversal)。②此外，黑格尔还曾更加精确地指出,价值也以这种方式存在。在黑格尔的文本中,这一思考还呈现在:
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普遍性的现实存在。这种普遍性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普遍性,还是一种主观的普遍性。③
在此,“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普遍性”同时是总体性和抽象;正如“我”作为一个存在的概念是一个“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那无界限的无限性”,也是“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④。然而,准确来说,存在的概念并不是“我”,而是物。
是否只有哲学家(因为作为研究普遍性的专家他们具有考察理性思维的能力)才可能发现经济领域中实际存在(inre)的普遍性还是说社会科学家也可以恰当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多次提到“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⑤。这个术语显然源自于黑格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货币同样被定义为现存的普遍性。
这个总体作为想象的商品总汇存在于货币本身之中。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⑥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⑦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本身。
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个体化了……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后者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为财富总体。⑧
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辩证法作为方法已然呈现。这一卷包含了一个试图解决等价性的普遍形式的发展问题的段落(此段在第二版中被删除),它非常清晰地表明:
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⑨
从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几乎在与黑格尔哲学相同的意义上涉及了现存的普遍性概念。然而这种抽象究竟该如何在交换过程的实践中被理解和确证我在之前曾稍微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效用概念,但他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然而正是效用概念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但我们还是首先从哲学文本即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此著作中,西美尔明确地探讨了货币与效用的关系。根据阿多诺的价值哲学谱系,在价值学说方面西美尔是唯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而他则在探索经济领域的价值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西美尔将价值视为存在与意识中的“客观价值”,同时他也将之归为一个“形而上学范畴”⑩。因为在西美尔的话语体系下,某物是“客观的”就意味着它介乎于主体与客体之间:
事实上,它是一个第三范畴,既不能从主体,也不能从客体中得来,但是,可以说,它处于在我们与客体之间。
然而这个第三范畴究竟可以在哪里找到新康德主义显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适当的答案:
我已经观察到,事物的价值属于这些东西:那些精神内容,当我们想象它们,我们同时经验到某些在我们的表象之内独立的东西,并且它们与通过它们存在于我们之内的功能相分离。
在此,西美尔再次强调了(新康德主义)有关意识的命题:即我们意识中存在某物,但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却作为意识之外之物被感知。据西美尔看来,客观价值为了获取客观性须通过
这里也使心灵的一个基本能力变得明显了:将它自己从这些观念分离出来,它设想与表达了这些观念,好像它们独立于心灵自己的表象一样。
因此在西美尔看来,效用概念是与“表象的内容”(contentofarepresentation)相联系的。后者不同于“内容的表象”(representationofcontent);不管内容是否被表象,它们都是不能被废除的,因此它们是“有效用的”。那么对于主观主义哲学的追随者西美尔来说,价值作为被感知的客体如何在将自己设置在主观范畴的前提下获取客观的质这不得不涉及心灵的卓越能力(remarkableability)的发展(心灵能力是随着效用概念的确立而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的)。
这一内容自身是被作为独立于概念构想的行为之外的。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将思考的内容从思索行为独立出来的非凡的能力,这是它主要的能力之一,并且不可能被进一步还原。
心灵的卓越能力并非由更为精致的价值效用现象学单独决定的。因为客观价值——正如其他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所同样强调的——只有在效用被实现的前提下才存在,所以它在“超主体”性上包含了西美尔意义上的“首要的现象”(primaryphenomenon)。在西美尔的语境下,“首要的现象”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与一种先验幻觉(aprioriillusion)联系在一起,“价值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作为一个事实,它和实在自身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当这种价值“作为事实而存在”时,它就会被感知为“经济价值”,而“附着”于客体。西美尔强调,价值的这种特殊客观性源自于交换并随着交换过程本身的进行而呈现:
价值不得不作为价值而存在以进入经济的形式与领域,现在被我们指明为在我们与对象之间的距离的心理关系的意义排除了。这一心理关系区分了知觉原初的主观条件而进入了需要的主体与价值的相对的客体。
自然,西美尔的解释曾经引起很多的批判,本文对此暂不讨论。相反,我们试图探讨的是西美尔提出的有效价值抽象作为理论范式是否同质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后者那里,等价性仅仅意味着等量关系“预先在我们的头脑中默默地被化作价值的抽象之后,两者在量上相等”。为了获得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必须更加确切地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指涉我们意识中的抽象,尽管他也提到意识的抽象也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因此,抽象可以被看作我们并未意识到的大脑活动;它从而也是一种逻辑无意识的过程,一种在意识之中却缺乏意识觉知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马克思曾提出,人们将不同种类的劳动等量齐观地化作人类劳动,他们通过价值把不同产品等同起来,他们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这些活动的。当他这么说时,他到底在指涉什么这种意识的缺乏指的究竟是劳动的等同化还是作为价值的产品的等同化还是说它指涉的是价值与劳动的联系抑或是说作为价值的产品的等同化是有意识的活动,而向等量劳动的还原则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
①Hegel1974a,p.334.
②Hegel1974a,p.229.
③Hegel1974b,p.230.
④Hegel1952,§5and6,pp.2122.
⑤Marx1975,p.379.
⑥Marx1973,p.221.
⑦Marx1973,p.222.
⑧Marx1973,p.218and221.
⑨Marx1976a,p.27.
⑩Simmel1989,p.38.
Simmel1989,p.37.
Simmel1989,p.38.
Simmel1989,p.32.
Simmel1989,p.27.
Simmel1989,p.29.
Simmel1989,p.73.
Marx1978,p.138.
Marx1976b,p.166.这一经验基础也是社会学试图解释的。社会学通过在理论上联系现象学与功能主义概念谱系而完成这一阐释。例如,哈贝马斯曾提出,如果解释学社会并不涉及由货币中介导致的无计划的社会行为系统,那么它将是唯心主义的。必须指出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不可仅仅局限于“原初抽象过程”的层面。相反,对于这种无计划行为(业已被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成功构建)的理论阐释只有在“第二级抽象过程”的处理机制上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同时它也必须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由抽象普遍劳动生产出的真实价值到底是什么
四、货币作为客观设定(objectivepositing)与普遍接受性的统一
下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抽象活动是如何在交换实践中被理解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将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简单流通(simplecirculation)概念及其双重含义。这个概念仅仅清晰地呈现在这个匆忙完成的长篇手稿中。一方面,交换价值设定活动在历史性视角下被理解,但是这种历史性视角并非一般意义上历史经验描述的视角(这一点被正统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也不幸地被恩格斯简化为一些粗略的公式)。交换价值设定相反更多地被理解为逻辑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但马克思本人事实上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这一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总过程的角度将简单流通视为一种表象(surface),这种分析路径显然与黑格尔逻辑学同构。从文本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马克思还直接借用黑格尔的一些术语,这可以体现在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从存在论向本质论的发展历程的叙述为模版讨论了从商品向资本的过渡。①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假定了商品是作为有用的产品进入交换领域的。在此过程中,商品一方面是作为由商品本身转变成的产品,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表层)则是作为“相似于”产品的商品出现的。接下来我们将考察第一方面的内容。
在不同的情境下,马克思重复了以下观点:
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②
在《资本论》中我们也能找到与此逻辑相似的段落: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所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就越来越需要这种形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所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绝不会发生。这第三种商品由于成为其他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③
同时,马克思指出“交换比率一开始往往具有偶然性”,物的可交换性源于“物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相互欲望,这些欲望并不出于所有者自身”。因此,“物的价值只存在于该物的为他的存在中,只存在于该物的相对性,可交换性中”④(这句话仅仅能在第一版中找到)。之后它们才被“固定”(fixed)为“价值量”(magnitudesofvalue)。经济学家试图将货币的起源追溯到交换过程。马克思也曾经讨论过这种理论路径,而他显然对这种当时流行的理论了如指掌并嗤之以鼻:
我们须意识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源自1859年,也就是说这种批判路径的生成发生在他发掘出呈现于《资本论》的新叙述方式之前。如果恰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言,只要剩余产品被从外部投放入流通领域货币就随之形成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货币的形成过程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也曾假设,在历时性维度上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正逐渐转变为商品交换⑥,而与此过程相对应的是货币形式的变化或者说承担货币职能的使用价值的变迁:
在此,马克思关于货币形成的观点实际与理论界的普遍看法相似,即至少在货币发展的最初阶段货币的确涉及了门格尔(A.Menger)所说的“最市场化的商品获得了货币职能”这一事实。
那么为了防止陷入马克思自己所批判的经济学家信奉的货币技术主义(monetarytechnicism),他应该如何推进他的理论逻辑答案是,他必须将原始产品交换与《资本论》中的效用概念联系起来。
马克思对等价机制的阐发显然有别于唯名论的路径。原因在于如果价值被视为抽象的产物,那么这种抽象尽管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但却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抽象。价值既不是一个包含殊相的通名,也不是从抽象过程中提炼出的普遍性。价值作为普遍性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等价性机制的发生往往是在参与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与此同时,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地延续和发现着价值,这个过程在黑格尔本质论意义上被视为设定与外部反思(externalreflection)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也的确提到了“反思”作为范畴的属性。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和黑格尔一样将设定反思的过程理解为无意识层面上的客观历程。外部反思因而反映了被设置为已经被发现的某物(Vorgefundenes)。马克思通过举例解释了这个观点:
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⑧
尽管这个例子所展示的反思过程在今天可能会有着不同的阐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下他生动地勾勒出:构建性的设定活动尽管保持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它自身却是有意识反思的前提。有意识的反思作为外部反思只有在被发现的情况下才包含了这个前提。从马克思在此语境下引出例子的方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将反思理解为交换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还理解为交换过程中的普遍性元素。
那么反思过程是如何描绘交换过程的马克思强调:
人们忘记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之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从而是可通约的。⑨
同一单位并非一开始就有了(这一点已经在《资本论》的叙述中正确地被指出,因为价值的形成是以普遍抽象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是头脑自然运作的产物。粗略看来,马克思认为人们并未有意识地去构建同一单位,而是在他们自然思维过程中生产出它。如果我们由此得出反思范畴也是交换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确保了它的效用性,那么这必然涉及思维的双重活动。具体而言,在此过程中这些范畴即是分别独立被设定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体:一种不变之变(non-changingchange)——在其中差异与统一被同时构建在同一个过程中。
在《资本论》中,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是作为“对立同时又相互依赖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们的形成都建立于价值存在的前提语境下。因此等价形式有赖于价值的形成。如果我们采取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中所做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后面的版本中已经删去),即产品在发展成价值之前已经获得了可交换的形式,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人们在从事交换的时候首先构建了形式本身——等效形式(formofequalvalidity/FormderGleichgeltung⑩/FormgleicherGeltung),他们构建了“等效性”(gleicheGültigkeit)。马克思也将这种等效性描述为直接可交换性形式——“同等效力的形式,因而是可交换的形式”——种在其中一切都相等而无差别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等同性并不泛指一切等同行为,而仅仅是指交换过程的等同,所以此处的等同关系同时也是价值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个等同关系就是价值关系。”这意味着心灵所理解价值统一体一开始就是双重面相的。在持续的思维过程中,不等价物不断被构造成为等价物:
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上衣上,就赋予麻布一个价值形式,使麻布也只作为价值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它自己区别开来。
马克思试图通过以下例子解释这个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基于这一注脚,我们不得不质疑:马克思的解释框架是否具有说服力。然而马克思试图解释的以及他富有争议性的文本所真正呈现的却是处于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特殊与普遍的直接统一。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例证其实是对外部反思的阐释。等价形式呈现为自身的自然属性,正如国王表面上天生就是国王。
那么等价形式究竟是否能被觉知
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等价形式在此即可交换形式,在我们的意识中它直接与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物的效用仅仅建立客观性或者说价值客观性之上。唯一可以被感知的是客观的物。因此,等效性形式——也即价值的直接效用形式——是作为价值对象性(valueobjectivity/Wertgegenstndlichkeit)而呈现为物,但我们的主动意识却无法觉知到这一点。价值对象性本身是无法被感知的,尽管它能被记录——但是是以缺失感性之物的形式被记录的,因为真正的物体仅仅在具有客观性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作为一种外部反思,意识统摄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的范畴而将它们统一视作客观性存在。
因而人们在从事交换活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思维所从事的是主动将意识集中于眼前的客体上,集中于经济学家所属的商品之上。在这种结构情形下人们被投入到一个等价化的过程中,因而也就投入到了价值设定的活动中,但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交换价值设定互动”(exchange-value-positinginteraction)与“交换价值设定劳动”(exchange-value-positinglabour)的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附录中描述了普遍等价形式的形成过程:
这种排挤可以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例如,麻布所有者用其他许多商品来估计他自己商品价值的过程。反之,一种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却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自身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在这里,这种排挤是一种与被排挤的商品无关的、客观的过程。因此,在商品形式的历史发展中,一般等价形式可以交替地时而属于这种商品,时而属于那种商品。但是,一种商品,除非它的被排挤,从而它的等价形式,是一个客观社会过程的结果,否则决不能真正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
在理解附录中的这一段落之前,我们有必要知晓本文开头提到的经济范畴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1.经济范畴即主观又客观(subjective-objective)。2.经济范畴具有思维的客观形式(objectiveformofthought)。等价过程作为主观过程——由于它仅仅发生在思维中——并不能客观化,也就是说它无法走出人们的大脑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物质化。举个例子,当亚麻拥有者在大脑中将他的亚麻等价于一定数量的其他产品时,这个过程中已然发生的是所有产品都具有了等价形式,而这个形式显然仅仅在人们的思维中才具有效力。简言之,在此过程中,商品变成了普遍等价形式。但这个过程依然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同时“思维的形式”变得客观。马克思后来又提出了我所强调的“客观社会过程”概念。通过这个概念,颠倒的客观化过程与选择适合货币形式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过程被结合在一起理解。这两个过程的统一体的形成意味着普遍有效性的构成,又代表着普遍接受性的建立。马克思将这种统一命名为“一般的社会效力”(generalsocialvalidity)。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种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
一般等价形式作为可交换性形式具有特别的使用价值形式;换言之,它具有普遍有效的直接形式。一般等价形式概念的出现提供了这样一个信号: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将颠倒理解为普遍性所具有的特质,同时马克思又更准确地用黑格尔的“包含”(inclusion/Einbegreifens)概念来指称这一颠倒。当一个单独客体在它自身中包含了它所属的同类别的所有实存客体时,它就可以被定义为普遍性存在,比如动物、上帝等等。特殊性不能被归纳(subsumed)到某种抽象的普遍性中。相反,它被包含(included)到普遍性自身中,所以它既是抽象性的又是总体性的。
这样,本文开头提到的条件就得以满足了:所谓的真实的抽象作为效用与存在(being/Sein)的直接统一是一个客观的概念。真实的抽象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其主体际的效用性。它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满足作为普遍性而同时存在的要求。
如果我们因此放弃导游册版本的马克思,我们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以概念的方式实现了他早期理论中对货币特质的理论构想。在这些构想中,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将货币表述为“表征着所有物品价值的实存性概念”。另一个在《资本论》中实现的或者说获得准确论述的概念是阿多诺所谓的“客观的抽象”或者说“在现实自身中支配一切的概念化运动”。这一论述为进一步解释交换原则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②Marx1973,pp.146-147.
③Marx,1976b,p.182;MarxandEngels1983b,p.55.
④MarxandEngels1983b,p.54.
⑤MarxandEngels1987a,p.291.一个类似的经济技术主义批判可见阿蒙(Amonn)对熊彼特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分析。Cf.Amonn,1911,p.330ff.
⑥“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不再是产品。”(Marx1973,p.150)
⑦Marx1973,p.166.
⑧Marx1976b,p.149,脚注22。
⑨Marx1978,p.136.
⑩MarxandEngels1987b,p.21.
MarxandEngels1987c,p.915.
MarxandEngels1987b,p.17
Marx1978,p.136.
Marx1976a,p.19.
Lask1923,p.57ff.
Marx1976b,p.144.
Marx1976b,p.148.
Marx1976a,p.51.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中却删除了此段。
“价值形式只是由于它的一般性质,才与价值概念相符合。”(Marx1978,p.146.)
Marx1976b,p.181.
Marx1978,pp.148-149.
Marx1978,p.149.
Marx1978,p.150.
这是一个阿多诺喜爱的术语,在他的讲座中他使用此术语以指出我们应该用有别于传统的方式来解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