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收入,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除了个别年度以外,《明实录》中均载有每年的银课收入。虽然自成化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的记录是将银课和金课合计的,但由于金课数量很少,只有几十两,所以银课是主要的。在全汉研究列表的基础上,为了分析方便,笔者试将所知各朝银课综合列表于下[4](P602—610):
各朝
银课收入(两)
太祖朝
75070
太宗朝
4934898
仁宗朝
212864
宣宗朝
2308058
英宗朝
930833
宪宗朝
1424020
孝宗朝
983312
武宗朝
526720
总计:11395775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朝银课并不多,这主要缘于当时治国方针是厉行节俭,不事奢侈,没有大力开采,所以征课也较少;而明太宗朝与宣宗朝则是明朝银课收入最多的时期,宣德九年(1434年)达327608两,是永乐元年(1403年)80185两的4倍多,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29830余两的11倍稍低些。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课数字并非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有降的。明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明显减少;明宪宗朝有所上升;自孝宗至武宗朝,又呈完全下降的趋势。这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如果具体来说,如弘治二年(1489年),银数是宣德十年(1435年)以后最高的,但也不及宣德九年的一半。
据此可知,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考虑进去,那就是实际银课征收中的陪纳现象。根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浙江银课在洪武年间是岁办2870余两,到永乐时增至77550余两,为洪武年间的27倍多;宣德时再增至87580余两,即又增加了1万两。可是后来据镇守太监李德和兵部尚书孙原真上奏,实办银为25790余两,陪纳为61780余两。于是,正统年间缩减为38930余两,实际上这个数字也难达到;到了弘治二年,只办10841两[5](卷11)。这说明,征课数字高,并不等于开采量高;征课数字激增,实际开采量并没有激增,而是陪纳增多了。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具体情况如宋应星所云: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6](《五金·银》)。
各矿时开时闭,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开采,且开采数额不足时,就括派赔补。明孝宗朝已见云南银矿中四个矿场矿脉久绝、不得已岁征银皆出自矿夫口粮陪纳的记载[7](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由此可知,《明实录》中所载的银课数字,也并非就是实际矿产量的征收额。明中后期,云南银矿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但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明朝曾“令云南每年该征差发银八千八百九两五分,定为常例。自弘治十六年为始,每年折买金一千两……并余剩银两一同解部,转送承运库交纳”[8](《户部·金银矿课》),即云南的银课已有部分折为金,送交承运库;并且这部分银两成为云南的年例金保存了下去。弘治十七年(1504年),云南的银课达到了31900余两[7](弘治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这也是明朝在那一年全部银课的数额。因此,对云南银矿的开采数额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
明世宗即位后,也就是自嘉靖年间开始,《明实录》终止了对每年银课额的记载。于是,晚明银课的数字便没有了完整的记录。王士性曾记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银课5万～6万两[9](《方舆崖略》)。以宋应星所云,占有全国银产量之半的云南银课尚且如此,那么,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不过10万两或12万两,是可以推知的。这样的银课数字,表明了国内银矿开采的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年代
太仓银库岁入银(两)
太仓银库岁出银(两)
嘉靖七年(1528年)
1300000
2410000(+)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及以前
2000000
(约)3470000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2125355
4122727
嘉靖三十年(1551年)
2000000(+)
5950000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5310000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579000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4550000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4290000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
3360000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3020000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
2200000(+)
3400000(+)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2470000(+)
3630000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3700000
隆庆元年(1567年)
2014200(+)
5530000(+)
隆庆二年(1568年)
2300000(+)
4400000(+)
隆庆三年(1569年)
3790000
隆庆四年(1570年)
3800000(+)
隆庆五年(1571年)
3100000(+)
3200000(+)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至万历元(1573年)十一月
2819153(+)
2837104(+)
万历五年(1577年)
4359400(+)
3494200(+)
万历六年(1578年)
3559800(+)
3888400(+)
约万历九年(1581年)
3704281(+)
4424730(+)
由上表可以看出,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这反映了明朝财政的拮据。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1571年)有了根本的转变,出与入的数字于此年交合,因此值得特别注意。而这一年,恰恰是美洲白银大量输出开始的一年。是巧合,还是非巧合下文还要谈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铸钱1900万贯,每贯5000文,工部铸十分之六,南工部铸十分之四。令“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供铸钱之用。可见,铸钱的工本费也是用银子来支付的。以上铸造,共需用工料银3282万多两白银,而户部太仓库只贮有153万多两银,供给京师、戍边尚嫌不足。由于一时无法筹措出这么多的银子,只能改为每年陆续铸造[11](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因为即使是铸钱,其原料在民间,也要用银来购买,需要听从市场价格的摆布。另一例子更可说明这一问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科给事中殷正茂上言,鉴于财用不足,惟有铸钱“可助国计”,但是两京所铸钱用铜价格太高,“得不偿费”[1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铸钱行不通,因为它最终还是要有银子才行。工料、物料都要以交换价值计算,这是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是白银在货币流通领域占有压倒优势后造成的。他的着眼点首先就是不能将有用之银投于无用之地。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私铸盛行,钱法阻滞,大学士徐阶上疏言铸钱五大害处:
户、工二部每年以二万八千两有用之银,投诸无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计,开私铸之门,二也;朝廷以此钱赏中外之人,彼受赏者得钱无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钱给与民商,彼领受者有亏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钱法,因之阻滞,禁治之令,因之不行,亏损国体,五也[10](卷244)。
隆庆元年(1567年),皇帝颁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8](《户部·库藏·钱法》)由于明朝并无银法,翻检《大明会典》,散在各卷中的仅见“折银”的记载,所以这条法令的颁行,虽然其本意是朝廷对白银在流通领域的普遍行使采取的限制法令,但它却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就在于,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说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他的着眼点首先就是不能将有用之银投于无用之地。
因此,也可视做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二、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此后,美州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特帕斯克论述了美洲白银到达欧洲以后的系列活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条重要线索:
一是自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波罗的海、摩尔曼斯克———斯堪的纳维亚、俄国———波斯———亚洲;
一是自西班牙经过陆路或海路———黎凡特———亚洲;
一是自葡萄牙、荷兰、英国———好望角航线———亚洲[21](P433)。
就这样,美洲白银经由曲折的途径,在周游了世界之后,相当大的部分流入了亚洲,并又有相当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三、白银货币化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
白银是促使世界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2](P192)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其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链接。概言之,它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为了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下笔者从白银需求与输入的关系来略作考察。
世界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商品和白银的交换关系。当时,世界上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最大需求国是中国,不是西方。当西方走向世界寻求财富时,他们最早寻找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因此,世界两大银矿开采地的白银,最终大部分流入了中国。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关键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供求关系则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银价较高,在中外金银比价上,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22](P53—54)。在这一特定前提下,世界开采的白银大量流向了中国。关于中国的白银输入问题,中外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始已作了大量可贵的探讨,其统计数据大多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档案文献,估算也大多建立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由于贸易情况错综复杂,造成数据庞杂,学者们的统计年代不一,统计数字歧出,以致莫衷一是。以下主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考察估算。为了论述清晰,这里统一采用吨为计算单位,年代则主要以外银大量开采和流入的16世纪40年代为起点,以1644年为终点。
据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560—1600)的四十年里,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23](P9—10)。山村弘造和神木哲男根据16世纪末在亚洲旅行的罗伯特·费舍所说,认为每年由葡萄牙商船运送到中国的日本白银有60万克鲁扎多,相当于22.5吨;而依据17世纪20年代的记载,由葡萄牙运往中国的日本白银则更多,每年达到45～56.25吨。他们综合估计,在1560—1600年间,平均每年由中日商船运输11.25吨,加上葡萄牙人运输的数额,总数达到1350～1950吨之间[24](P351);17世纪30年代末,在日本锁国政策有效实施的情况下,估计每年流向中国的日本白银是150～187.5吨,那一时期总的白银流出为1600～2000吨,或者更高,为6000～7500吨;并且粗估1560～1640年的80年间流向中国的白银总量为7350～9450吨之间[24](P352)。
美国学者艾维泗不同意日本学者的估计,他引用小叶田淳的研究,认为在17世纪初年通过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每年出口白银达到150～187.5吨[25](P71)。据里德估计,1601—1640年,东亚共得到约6000吨白银,平均每年150吨,其中4500吨是来自日本,而几乎所有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26](P27)。
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在总量上,肖努估计美洲白银最终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而谢和耐估计美洲白银的一半流入了中国。全汉升认为,肖努的估计比较接近事实[31]。而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则认为谢和耐的估计可能更接近事实。以上根据各方面数据进行的估算,属于粗估,没有扣除运输费用。由于白银贸易涉及面宽广,规模巨大,文献数据零散,何况当时走私严重是世界性问题,更增加了估算的整体难度。所以,实际上很难确切地估算出总额。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作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32](P432—465)。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那就是,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中国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低估了,应该给予重新研究和评价。
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世界经济体系。
结语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复杂、变动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称经济全球化的开端,这使得明代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如西方史学家所揭示的,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归功于15世纪。1500年以前,向君主缴纳的全部税款,以及向领主和教会缴纳的部分赋税,已采用了货币的形式[33](P645)。无独有偶,中国白银货币化所标志的货币经济的巨大进展,货币经济化发生于明代。东西方货币经济的进展,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启动,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创造了条件。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币,采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跨越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货币流动形态。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以白银为轴心建立了起来,换言之,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或称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于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对此,明代中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链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
当中国市场与世界连接起来,世界市场的白银滚滚而来之时,它已成为正在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助动力。白银货币量的增加,无疑提高了商品的产出和销售,加速了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同时,它也加剧了整个社会发生重大改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经断言:“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他引述一位威尼斯人的话说,金属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都是每个政府的神经,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的存在与生命……它能主宰一切……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一切都会变得死气沉沉”[33](P694)。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中国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的转换,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为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促成了世界范围生产出现明显增长。
从总体来看,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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