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祭统》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古人重视祭祀，并以物品的多寡、器物的多少等来衡量对神灵的诚敬之心。阙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早在汉代时就已有了较为齐备的祭祀礼器。汉代之后，祭孔升为国家祀典，在历代王朝推动下，所用礼器不断丰富发展，至清代达到顶峰。
《礼记》书影
阙里孔庙的祭祀礼器主要有两类：一是祭器，二是乐器。祭器包括爵、簠、簋、笾、豆、镫、铏、篚等，其地位高于日用器。《礼记·王制》云：“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按使用频率，可分常规祭器和供器。供器主要为历代皇帝御赐，只在春秋释奠时使用；常规祭器为实用礼器，数量大都在数十甚至上百，多为成套使用。道光九年（1829）八月，根据署百户官张协中造送的《礼器库礼器清册》，孔庙各处礼器情况如下：
大成殿：五尊，长设。五供，长设。笾90件、豆90件（有盖并衣）、簠22件（有盖）、簋22件（有盖）、铏22件（有盖）、镫1件（有盖）、大爵34只、铜爵坫22件、毛血碟7件、大酒尊并勺3件、小酒尊并勺2件、盥洗2副、洗盆2件、彝斝2副、毛沙池2件、大铜烛台2对、大花馔盘7件、香盒7件、大帛匣7件、祝版200件（座1件）、圆胙盘1件、火盆1件、大圆炉1件并翅、方胙盘1件、剪烛盘并剪1副、大酒尊黄袱3件、小酒尊红袱2件、又旧袱3件、大香靠7件、小香靠1件、香棒7件、铏盘2件。
崇圣祠：笾64件、豆64件、簠16件、簋16件、铏14件、爵28只、毛血碟9件、酒罐3件、水罐2件、方炉9件、洗盆2件、彝斝1副、毛沙池1件、木爵坫28件、香盒9件、帛匣9件、祝版9件、祝版座1件、火盆1件、馔盘9件、圆胙盘1件。
启圣前后殿：笾16件、豆16件、簠4件、簋4件、铏4件、爵8只、毛血碟2件、盥洗2副、洗盆2件、方炉2件、大烛台2对、木爵坫6件、香盒2件、帛匣2件、火盆1件、木烛台2对、方胙盘大小2件、圆胙盘1件、祝版200件、祝版座1件。
寝殿并后土祠：笾12件、豆12件、簠3件、簋4件、铏2件、爵3只、毛血碟1件、盥洗1副、洗盆1件、木爵坫6件、香盒2件、帛匣2件、圆胙盘1件、花馔盘1件、小圆炉有翅1件、小馔盘1件。
东庑：笾112件、豆112件、簠28件、簋28件、爵9只、毛血碟3件、盥洗3副、洗盆3件、木爵坫9件、香盒3件、帛匣3件、馔盘3件。
西庑：笾112件、豆112件、簠28件、簋28件、爵9只、毛血碟3件、盥洗3副、洗盆3件、木爵坫9件、香盒3件、帛匣3件、馔盘3件。
阙里孔庙的祭器是一个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祭祀所用之爵为瓷爵，乾隆十二年（1747）厘正时，所用瓷爵均“依古”更换为铜爵。祭器的陈设也是有讲究的，大成殿正位，由里到外，依次为爵—镫铏—簠簋—篚—俎；东侧为笾、尊案，西侧为豆、祝案、尊案。祭器与祭品的搭配也要相称，如俎—牲，镫—太羹，簠—黍稷，簋—稻粱。
乐器,主要在祭祀雅乐演奏时使用，有镈钟、编钟、琴、瑟、笛、笙、敔等。根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所造乐器清册，钦颁乐器：编钟16枚并囊流苏、编磬16枚并囊流苏、柷1座并止囊、圉1座并籈囊、瑟4架并囊2个、琴6桌并囊流苏缎群6副、巢笙6攒并囊流苏、龙笛6枝并囊流苏、埙2个并囊流苏、篪4管并囊3个流苏全挂、凤箫2架并囊流苏、洞箫6枝并囊流苏，均有箱匣。旧乐器：麾旛2杆、钟16枚、钟虡大小3副、磬16枚、磬虡大小3副、歌笏6枝、楹鼓1面、足鼓1面、悬鼓1面、镛钟1口、小鼓4面、铁钟4口、柷1座、圉1座、搏拊2挂、鼗鼓2柄、田应鼓1对、琴6张、瑟4架、锡壎2个、旌节2杆、翟36枝、籥36枝、引导声4攒、笛4枝、箫4枝、提鼓2挂、拍板2副、点笙盘1个并五音石1块、旧红袍105身（存88身）、旧绿带106条（存70条）、旧暖帽106顶（存45顶）、旧凉帽106顶、旧皂靴44双、新红绢袍103身、新绿绢带59条、新獭皮帽109顶、新凉帽104顶、瑟匣4个、琴匣2个、袍服柜2个、冠竖厨1个、箫笛匣1个。
祭祀时，乐器陈设于露台之上，相互配合，从而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当然，这些乐器也只有在国子监孔庙和阙里孔庙才能齐备，对于地方文庙来说，能够按时祭祀、足额备办好祭品和祭器就已经不错了。
乐器的陈设也需依据位次而行。据《孔府档案》第5117卷记载，乾隆皇帝第一次幸临曲阜时，乐器陈设位次如下：楹鼓在东南隅，编钟在东偏之南，编磬在西偏之南，笛东西各三。次面北，凤箫、埙、篪，东西各一。次面北，洞箫，东西各三。次面北，瑟，东西各二。次面北，琴，东西各三。次面北，柷在东北，敔在西北。田鼓，东西各一，在其北，东西面。麾旛在祝之北，西面。节一，东西，导引进止。文舞籥翟三十六，舞列在中道之东西，退则立于乐悬之东西。一次释奠，需要乐器16种、乐生46人。
（1）康熙时期。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阙里亲祀孔子，特留黄盖曲柄伞，以供四时飨祀之用。此后，孔庙释奠时，有执伞官负责陈设于大成殿露台之上。康熙五十八年（1719），诚亲王胤祉、十六阿哥胤禄奏请颁赐阙里新制乐器一份，获允。赍送乐器由礼部员外郎舒瞻、笔帖式明亮负责，包括起祝1个并座子1个、刷敔1个并座子1个、钟16口、磬16口、琴6个、瑟4张、笙6个、箫6支、横笛6支、篪4个、埙2个、排箫2架。这批乐器于五月二十一日至济南，山东巡抚李树德率领文武大小各员并绅矜、耆老、庶人等出城跪迎，至衙门后，“将乐器取出，陈设大堂，与百姓共相瞻仰，莫不啧啧赞颂”。
六月初七日，在兖州府知府金一凤的陪同下，御赐新制乐器赍送至曲阜，衍圣公孔毓圻率领合邑官员、绅耆、士庶及合族人等着公服出城跪迎，并安置在金丝堂，设香案谢恩。次日，用少牢在孔庙举行告祭，曰：“……于维圣祖，道集大成，乐须大备。今荷皇恩，颁发御定新乐，赍送到庙。皇上之重道崇儒，至此而极。庙庭之声容美善，更蔑以加。谨修禋祀之仪，假尔和平之听。所望神明默佑，绵国祚于无疆。惟期奕叶相传，报皇仁于未艾。神其如在鉴此，馨香谨告！”（《孔府档案》5087-15）
随后，衍圣公孔毓圻上折奏谢，称：“我皇上励精图治，凡事以德为车，以乐为御，万几之暇，旁及诗歌，精研律吕。今日颁到大乐，莫非精神思虑会通贯彻，所以奏之伶伦，八音克谐。”（《孔府档案》5087-15）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为迎接乾隆皇帝来年春季祭孔，衍圣公府担心自制乐器“恐尺寸之间未必中律”，遂咨文太常寺，请求颁发楹鼓、搏拊、麾节、羽籥等乐器，以与康熙御赐乐器式样相称。
（2）雍正时期。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孔庙大修将竣，雍正皇帝令通政使留保把阙里孔庙所藏供器、祭器的件数、大小、式样详细绘图并造具清册，送户部交与内务府制造。雍正十年（1732）三月二十四日，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吴拜、内务府司库李之纲由水路雇觅民船前往赍送。自京城至通州，先由内务府负责包裹抬送，然后由通州运河大路抵济宁州，过天井闸入府河，至兖州府城东10里，地方各官在沿途设彩亭相迎。五月二十一日，衍圣公孔广棨率世袭五经博士、庙庭执事官及宗族人等到舟上亲迎。二十四日，钦颁祭器在孔庙陈设，并行家礼告祭，以彰盛典。这些御赐祭器均为“仿古制雕刊，烧色光华璀璨，俨同三代法物”（《孔府档案》4998-03）。又钦颁供器13件，包括珐琅香炉1件、珐琅烛台2件、珐琅花瓶2件、珐琅松竹梅2树、珐琅香盒1个、退光金漆香几5件。其中，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画珐琅五供是目前已知最大体量的内府所造珐琅供器。
孔庙祭祀礼器的备办主要由百户厅负责。每逢祭祀，衍圣公府都会令百户官提前查验祭祀礼器、乐器及乐舞生袍服靴帽损坏、残缺情况，以及时进行修理、增补。数量较大时，会派专人赴外地置办。乾隆四十一年（1776）八月初八日，衍圣公府派专差赵瓒、赵发敏前往苏州府等处制办孔庙祭器，计发铜85条、计重290.8斤；旧铜器30件，计重125.8斤；龠翟样1份，祭器式样匣9个。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百户官殷汝为请假回籍丹徒，令其在回籍之日就近购造孔庙祭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为筹办来年春丁，札派百户官刘永振前往苏州府办理祭器。光绪元年（1875）十月，百户官童先顺携银1000两，前往江西景德镇置办祭器。为请免厘税，曾分别咨文两江总督沈葆桢、总督淮扬等处漕运部堂恩锡、江西巡抚刘坤一，称：“窃照本爵现拟制备至圣庙五供，并添补笾豆暨府中应用粗细瓷器等件，惟五供、笾豆非往江西景德镇定烧，难以式用，专委百户官童先顺前往，如式采办。”（《孔府档案》5204-2）
孔庙的祭祀活动频繁，礼器购置和修理的次数多、费用高。嘉庆十五年（1810）、十六年（1811），根据三品执事官兼林庙举事孔昭辉造送《孔庙内修补礼器等件报销清册》，共使京钱845614文。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油画匠王景山负责修补圣庙乐器，包括楹鼓1座连架、琴桌6张、敔1座、籥笛箫2件、应鼓1架连座、足鼓1架连座、柷1座、麾旛2杆、钟架1座、大立柜1个，共工料京钱42200文。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据三品执事官兼举事总理林庙礼乐事务孔昭辉禀，本年正月初十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九日，四次收到修补圣庙乐器共京钱509560文，实际使用钱509420文。
除御赐、自行购置外，孔庙礼器也有各地捐赠的。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头等侍卫技勇巴图鲁陈国瑞捐制各瓷器供奉庙庭。为免除过关厘税，衍圣公府曾分别咨文沿途官署，称：“查该职员远道数千里禀，奉头等侍卫技勇巴图鲁陈国瑞捐制各瓷祭器，供奉庙庭，情出于至诚，未便阻其诚敬之心，自应准如所请，饬令该职员自行装运来曲，经过各关厘卡，应请援照宗圣庙采办祭器，免完厘税各案，验照放行。”（《孔府档案》5204-1）
阙里孔庙祭祀礼器的管理主要由百户厅负责，祭器存放在诗礼堂东侧的礼器库，乐器放在金丝堂西侧的乐器库，各9间。守库的正身负责日常的管理，并造具清册，每次有人员变动时，要依据清册进行逐项移交。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守库正身朱廷桂接手礼器库，在查验后，对错讹缺少之处及时上报百户官王兆晋，王兆晋又让其出具甘结并上报衍圣公府。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百户官赵士昂曾造送《孔庙树株残缺祭器清册》，其中祭器破坏数目：笾262件、豆3件、簠2件、簋2件、铏1件、铜方炉5件、尊勺6件、旧爵8只、燎炉3件、圣泽书院爵5只、木器并尊袱桌围、白6件、祝版座3件、香盒24件、桌围20件、尊袱18件、高照皮15对、门灯9对、平案桌7张、罍案桌7张、尊案桌6张、红毡俱无。道光时期，为加强对孔庙祭器的管理，礼器库的正身在收到祭器及用具时，不仅要造送清册，还要具领状。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衍圣公府新造40张祭桌，正身宋文富收到后，具领状：“丁子酉，今于与领状事。依奉领到新造祭桌四十张收存，不敢私行借用。倘有私借情弊查出，身等愿甘治罪。所具领状是实。”（《孔府档案》5203-4）
《礼记·曲礼下》：“君子虽贫，不粥祭器。”曲阜孔庙的祭祀活动因有朝廷资金的支持，祭祀礼器的备用尚充足，但因地方资金困难，加之一些突发情况，除自用外，亦有外借的情况。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百户官姜玉櫆鉴于库存祭器损坏的情况，曾向衍圣公府禀称：“切照库存祭器除外，多前明旧铸，承用到今，历有年所，向无损坏。乃近年日见残缺，上年查出损坏者至百数十件之多。推求其故，缘昔年祭器谨藏库中，从无通融之处。近二十年来，曲阜县春秋借用，卑职虽严饬库役谨慎办理，收发之时必细加检点，但非当面损坏，伊等亦难于指禀。”（《孔府档案》5202-11）为此，衍圣公府将铜爵21只、爵坫7件、镫1件、铏2件、簠2件、簋2件、笾80件、豆80件等大小器物194件移交曲阜县，以备春秋祭祀之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乾隆皇帝南巡，为准备所有沿途应行遣官致祭一事，邹城县也曾向衍圣公府借用祭器，用于备办述圣庙祭祀。后因乾隆皇帝已南下，未再遣官致祭，邹城县遂把借去的笾12件、豆12件、簠3件、簋3件、铏1件、爵7只等50件祭器归还衍圣公府。
礼器管理虽严，但因数量大、使用频率高，加之典守看护不严，清代后期经常发生礼器失窃的现象。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一日夜间，康熙皇帝御赐的1套中和乐器，被贼窃去1具夹钟，经衍圣公孔昭焕全力搜查，于十九日在邹县泰来典起获原钟1具，窃贼张显四被曲阜县衙抓获。经验查，钟身周围俱残损，难以施悬。因该钟为内府所造，宫律攸关，外间不能仿铸，衍圣公府不得不上奏朝廷，乞求皇上开恩，并敕乐部按式铸造。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衍圣公孔昭焕“免其议处，余着该部议奏”。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夹钟重新铸造完成，由衍圣公派专员赴京祗领，以备应用。“其铸造所用铜斤，即将残损夹钟毁用，毋庸另行取用。……金两按钟体尺寸，照例核用赤金一两三钱九分六厘。”（《孔府档案》5206-13）这次铸造的新夹钟，工价、赤金价、工料价合银71.952两，由广储司垫付。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一日，司乐铉金镛为防偷盗，令门斗轮班值宿。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二十八日，礼器库因大风被椿树砸中，正身蒋杏源前往验看，发现祭器丢失123件，后练丁楚士魁在东南门麦地查获镫盖24件，在正南门外城河内查获簠豆盖24件，剩余75件不知去向。
综上所述，阙里孔庙的祭祀礼器具有数量丰富、规制齐全、仿古雕刻、管理严格等特点。这些礼器既是献祭者对孔子诚敬之心的表达，也是清廷尊孔崇儒和祭祀礼仪发展的见证。所谓礼明乐备，昭盛世之华章是也。
作者简介：
鲁凤，孔子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孔府档案及孔氏家族文化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篇，出版《孔林历史文化研究》（合著）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