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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3
摘要：19世纪最后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繁荣”和“大萧条”并存的发展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和思想，是将西方国家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力量。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的形成，是科技发展周期、经济发展周期和“体系积累周期”进入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相结合的结果。在欧洲历史上，后一个周期的资本输出阶段往往意味着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和大规模战争威胁的逼近。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看上述发展方式与战争的关系：大繁荣、大萧条或资本大规模输出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虽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能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协调机构，而且它们愿意共同致力于减少大萧条产生的有害影响，那就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
关键词：19世纪末大繁荣大萧条周期战争与和平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大繁荣中的“大萧条”
当时，在许多人看来，1873年到1896年的这些年月好像令人吃惊地偏离了历史经验，价格不时下跌，没有规律，但是不可阻挡地贯穿危机和繁荣时期，各种商品的价格平均下跌大约三分之一。这是人类记忆中最厉害的通货紧缩，利率也同时下跌，跌到经济理论家开始认为资本已经如此丰富，有可能成为一种免费商品的地步。利润减少，如今被认为是周期性的萧条好像在漫无尽头地持续下去。经济制度似乎快要停止运转。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大萧条”到底是夸张的描述，还是偏离历史常规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中说道：
受这时期大萧条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经济。1878年英国就有人说：“恐怕我得承认这个国家的贸易，或至少是其最重要的一些商品的贸易处在最萧条的境况中；许多商人和制造业主得不到任何利润；这些行业中的工资已经跌到非常低的地步；制造业地区有大量工人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天工；这些地区遭受着许多苦难……于我们不利的贸易差额逐年扩大，我们正处在商业深渊的边缘。”当然，大萧条绝非英国一家的事情，它也是“世界范围的一种趋势”，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虽然它在各国、各地区之间明显存在种种差异，但其基本倾向和许多特征都表现出“程度广泛的统一性”。比如，大萧条不是总体上的经济衰退，不是惊人的经济崩溃，相反，总产量，商业总营业额和国家财富持续增长。它可说是既繁荣又萧条的时代，在某些情况下，在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眼中，生产的量的膨胀似乎是经济困难的反映。价格持续下降，既比此前的1849—1873年低，也比此后的1897—1914年低，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或投资于政府证券或国外，由此开启了一个便宜的公共借款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总体上认识这个时代，既不要否定它大繁荣的一面，也不要忽略它大萧条的一面；认识这时期大萧条的表现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曲折和特点，也有助于深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及其结果。
二、在“大繁荣”中出现“大萧条”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中，斯大林提出的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可看成是对这种现象的解答。法国的波德提出大萧条源于四个基本矛盾，与斯大林的分析比较接近。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大量文献，对它的描述和讨论还反映在诗歌小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关于大萧条原因的观点，如“过度生产”“不公平竞争”“全世界的生产和流通突然转型”“国际事务的易燃条件”（inflammableconditions）等等。下面着重介绍几种解释：
1.生产能力大力提高，竞争加剧造成物价持续下降
科学技术的进步、普及和一系列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各种工业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和市场扩大的速度，造成物价持续下降。特别是英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加入对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的竞争，破坏了“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使它失去了“对某些特定市场或多或少的绝对控制”。其中，农业成为重灾区与农业技术进步和运输能力提高特别有关。随着这时期收割机、播种机、化肥、排水瓦管等的使用，还有新的小麦种子的出现，都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又由于交通条件改善，火车、轮船和冷冻技术投入使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地的粮食和肉类源源不断进入欧洲，欧洲本地的同类产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技术和生产进步会带来一些在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情况。卡龙曾这样讲到法国的经历：1860—1880年间，铁路虽对“边远地区”有好处，但“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所以，在经济萧条时期，“工厂几乎普遍倒闭，纺织工业在利穆赞失踪了，冶炼工业在普瓦图不见了，钢铁工业在贝里绝迹了，织布工业在南方中央地区全部歇业”。总的说来，技术进步，交通条件改善，工业化的范围扩大，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进行，都使国内外竞争加剧，不平衡加剧，价格普遍下跌，不少企业因此而破产或半破产成为普遍现象。
2.贵金属短缺造成“大萧条”
由此又牵涉到金本位制在19世纪末是否起积极作用的争论，但一般认为它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种比较公允的评价是：“1914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使国际货币政策的学者们陷入危险的错觉，即该体系的特点是调整有序，并且总体运行稳定”；实际上这个制度的运行“并不完美”，但在1895—1913年间“固定汇率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都运行稳定”，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金本位制体系。
3.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破产和失业
萧条发生时经济总体上没有下滑，而是其急剧变化和调整造成各部门或各阶层分配不均，出现了各种凄惨的情况，所以，在讲价格下降时，不要简单地把它与利润减少等同起来。卡龙指出，“尽管物价下降和工资上升，工业利润还是增加，虽然增加的趋势有时中断”，这一般是危机到来时才发生。由于不同行业或部门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遭遇不一样，而且在同时代人当中，会更多地听到遭受困难的行业发出的抱怨声，遂造成经济全面崩溃的假象。20世纪初，明妮·思鲁普·英格兰指出：繁荣时期对商品的需求量平均增长了25%，而生产成本平均增长只有10%。但某些行业的生产成本会比其他行业相对大一些，需求会作出相应调整，某些工业部门会发现自己的利润减少，而其他部门的利润会迅速增加。总的来说，在危机发生前，不存在利润普遍下降的现象，普遍下降只是萧条到来时生产停止上升的结果。
4.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或大萧条的解释，是把它看成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组成部分，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下面三种周期理论比较能说明问题：
一种是库兹涅茨周期即约20年为一个周期的解释。刘易斯说：
熊彼特……认为，是生产增长的变动引起了价格的变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他把产量的变动归咎于技术进步变化所引起的投资机会的变动。因此，1850年到1870年是核心国在煤矿、炼铁、铁路、造船、纺织和服装方面的新机会接近于成熟状态的时期。1890年以后又可以利用下一次的一系列大投资机会：钢铁、电气、有机化学、内燃机、汽车；这些机会引起了另一次价格上升。按照这种看法，1870年到1890年之间，核心国只是简单地向下滑行，而且价格也在下降。技术创新的倾向就这样连接起来，即在25年的迅速投资之后会随之有25年的吸收，熊彼特称此为康德拉季耶夫的50年周期，但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价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中间阶段同时也是酝酿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使经济有可能在下一阶段发生新的巨大变革的时期。我们的教科书中常说的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其中许多成果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铺开的产物。如大规模铁路建设，而许多新的成就，如发电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化学工业的建立等等，大都是这里所说的第一阶段末期的科技成果，在第二阶段的使用中不断得到优化，而真正大放异彩大概要到第三阶段。有的产业，如汽车工业，要到90年代后期或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所以，19世纪末的大繁荣，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的技术革新和大规模投资（铁路等等）带来的。
另一种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的解释，每个周期约为54—60年。熊彼特把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分成三个长波：第一个是1783—1842年的“产业革命”时期，第二个是1842—1897年间的“蒸汽和钢铁时代”，或“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第三个是1897年以来的“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三个长波的三种称呼，基本上说明了各个周期的基本内容。这里清楚地显示出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成果，而在这过程中的一系列发明要在其后的第三个长波中才大显身手。
三、研究“大繁荣”和“大萧条”发展方式的意义
第一，现代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科技创新，包括因使用新技术而引起的生产组织的变化，即我们常说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匀速上升，而是波浪式地推进；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方式决定了现代经济也是这样发展的。至于科技发展为什么呈现为这么一种方式，这是科技史上的问题，需要专门撰文讨论，这里仅简单地说一下：科技创新一般以基础科学的发展为先导，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由于刚开始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往往风险很大，企业家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通常是在生产和销售遇到激烈竞争的时候才愿意尝试使用。社会需要强烈会促使科技成果加速形成生产力，反之则会延缓新的科技成果投入使用。也就是说，虽然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社会现实状况制约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第三，“大繁荣”和“大萧条”（也可以使用其他类似术语）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周期）的正常现象，也就是说不可能避免，但政府决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漫延或深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成果发生普惠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是靠竞争白热化实现的，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由此造成的物价下降的有利因素，使科技成果惠及更多普通百姓。这里，销售环节的管理非常重要，必须坚决打击操控物价的现象。实际上有能力操控物价的，往往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或在生产和销售中处于某个有利位置的企业，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掠取垄断价格。19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个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就是像美孚石油公司这样如日中天的托拉斯。
第四，世界经济是否繁荣及世界经济可能的发展方向，大体视以下几方面的条件为转移：
（4）虽然世界上总是存在一些局部性的冲突，但能否维护总体性的世界和平局面，以及中心国家的总体经济决策是否大体正确，也是世界经济能否比较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发生世界大战那样的情况，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霍布斯鲍姆曾说：“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大繁荣与政治上的基本稳定是分不开的。
如果同时期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即经济周期的繁荣期与科技周期的中后期重合，特别是在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周期向金融扩张转变的时候，这个中心国家能较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及大体上能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那么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将会迅速发展，进入全面繁荣。但是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主要是一个“理想模型”。某个历史时期要同时具备上述几个条件很难，或者说在历史上很少存在。近代以来，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发展中心一般也是经济发展中心，从1842—1897年的长周期看，新一轮的科技成果在进入中期时是中心国家或核心国家的资本最赢利的时期。在本轮科技成果进入后期或全面推广期时，即本文所着重研究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可视为是上述几个条件大体重合的时期，由于拥有相对稳定的政局，各国发展经济的政策有其合理性，在充分使用和推广前一阶段的科研成果时，新的科研成果也开始发挥一定作用，同时中心国家英国的经济正在向金融化转变，这些就成为这时期“大繁荣”的基本原因。但这时期另一方面的特点是竞争加剧和价格下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所以周期性地出现若干次重要波动，构成了大繁荣中的“大萧条”。
（4）政治稳定是经济和科技周期自然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近500多年来的历史看，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能否建立起一套协调机构或机制，协商解决各自的利益冲突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有两种重要力量会打破这种力量的平衡：一种是旧中心的衰落和新中心的崛起，在中心转移过程中通常会陷于混乱；另一种是力量似乎差别不大的一个或几个大国因经济或领土争端陷于难于调和的冲突中，使世界走向战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一战的发生与英国失去世界中心地位有关，由于缺乏一个权威，一战前的诸多和平努力没有产生什么大的效果。由于一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又爆发了二战，即几个力量类似的大国间的混战。
四、大繁荣、大萧条的发展方式与世界大战
西方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已经讨论得很多，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努力，材料也收集得够完整了，问题在于解释。19世纪末几十年间的“大萧条”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到克服或缓解，并由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因此需要讨论的是：大繁荣、大萧条的发展方式是否必然走向战争；对现代世界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两次大战到底解决或缓解了一些什么问题；如果处理得当，我们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使它们得到解决或缓解吗？从经济的角度看大战的原因，无非是以下几个：
其一，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不意味着商品输出变得不重要），也即布罗代尔-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的金融资本输出阶段，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国际武装冲突的时期。这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由竞争加剧造成的，一方面是对市场的争逐，另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特别感受到后发展国家的竞争，对生产的投资开始相对下降，大量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导致资本输出增加。换言之，这时期物价下降的同时是资本积累的增加，于是在商业扩张的同时，金融扩张开始加速。卡龙这样讲到这时期法国的经济情况：19世纪60年代初以后，“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资金由投资转向储蓄的结果”；该倾向日益明显，“以利息方式分配的收入总数大大增加”。到1913年，法国证券的发行相当于工业净值的6%，而1896年时只占2.1%。英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要大得多，但发展十分曲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虽然总体上是不断增长（见图1）。
图11850—1913年联合王国对外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其二，争夺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大体已经被瓜分完毕。努斯鲍姆认为瓜分世界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输出的竞争，因为帝国主义最有用的方面是输出资本：“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出口——资本输出——中，我们发现了殖民控制对全盛资本主义有着最高的重要性；政治控制无疑使资本从控制国向被控制国输出更加方便。”
其三，贸易保护。后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或多或少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时期除了英国相对比较超脱，其他国家都不能避免。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实行贸易保护，尽管英美体系的经济史学家总是严厉地加以批评。法国的企业家虽然“广泛地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总是怀有矛盾心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存“依赖于贸易保护”，政府降低关税的每一次尝试都受到他们谴责，“在海上、殖民地和外贸方面执著地坚持国家主义政策”。普法战争后，他们主张把法国国内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应用于对外贸易、航运业和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结合起来，要求“政府把外国竞争者排除在国内市场之外，并尽可能开放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空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进口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但从有关贸易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殖民地的保护措施使法国出口保持上升”。
总的说来，19世纪后期，西方各主要国家在尽可能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同时，先后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使自己的企业最大程度地占领国内和殖民地市场。美国在内战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立法。在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俾斯麦和皇帝转到保护主义一边”最后，一直坚守自由贸易的英国也亦步亦趋地向保护主义靠拢。如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出现得很早。19世纪70年代就有人说：“我们再次从许多地方听到呼声，要求立法进行干预，抱怨自由贸易的失败。”1890年英格兰银行决定拯救巴瑞兄弟公司，而在此前的1866年它拒绝拯救戈内公司，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争夺殖民地，保护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虽然劳力和金融的流动尚未受到阻碍），这里似乎有一个死结：国内矛盾导致各列强往海外扩张，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迫使他们不断强化贸易保护。每个国家都想尽可能多地把商品卖给人家，又想尽可能少地买人家的商品，这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各国都致力于少输入、多输出，反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就是都把压制对方视为解决国内外矛盾的基本方法。可见，新重商主义也是战争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如果当时席卷各国的民族主义不是那么猖獗，大战或许不会发生。一般认为，民族主义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而发展，随工业化的进行而达到极盛，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达到顶峰，它至少是一战的导火索和开路先锋。
纯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战中最大的冤家对头应该是德国和英国，前者是新崛起的大国，后者是最大的老牌殖民帝国；20世纪初，德国大建军舰主要也是针对英国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初期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冲突最尖锐的二个地区：一个是巴尔干，另一个是阿尔萨斯和洛林。按哈尔珀琳的解释，前者是因为俄罗斯想控制土耳其海峡而使矛盾尖锐化，后者是因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占领这两个省而使法德两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巴尔干塞尔维亚民族的独立要求引燃了大战，而战争开始时法军的最初出击方向就是那两个曾属于法国的省。
就德国而言，它其实并不希望英国参战，至少在大战之初是这样，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见解。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也说：（1914年）7月29日，“柏林接到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说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准备参战了。这样一来，事件虽然开始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对德帝国主义说来，这一方向却最不称心如意。这引起了德国统治阶级上层的狂怒。威廉在利希诺夫斯基的来电上批道：‘英国在它认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摊自己的牌’”。甚至可以说，如果德国知道英国将加入法国一方作战，就有可能不贸然发动经比利时进入法国的进攻。
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初，“德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威胁，这对英国的海洋战略和帝国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德国首先想到的是使法国屈服，因为它认为法国是德国的敌人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且，德国的政治家还认为，“德国只有维持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强大实力，才能继续执行其强有力的全球政策”。即使德国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无法否定民族主义在一战爆发中的作用。从德国对英、法的态度看，似乎德法间的领土冲突甚至比英德的争霸矛盾更加难以协调，因为虽然英国日益暗中把德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但德国却在英国面前依然有些自卑，至少它在打败法国之前并不想公开向英国叫板。
另一方面，如果一战前列强中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中心国家或霸权国家，或者如果几个不相上下的强国愿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它们就可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从而有可能制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普法战争后，欧洲的国际关系朝着建立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其作为协调机构的三皇同盟不久就被敌对的两大军事同盟所取代，各强国间失去了一个多边协商的机构，论者往往把这作为走向大战的重要原因。如霍布斯鲍姆曾说：“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愈来愈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战争。”但若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军事集团的出现并非必然导向大规模战争，关键是在这个集团之上或之间有一个双方都同意加入的协调机构，可以就各方的重大利害冲突进行讨价还价。一战后，虽然建立了国联，但它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军事集团间冲突尖锐化的趋势最终无法制止，所以走向了另一次世界大战。
国际协调的核心是解决或缓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冲突，协同对付大萧条或各种类型的经济危机，或通过宏观安排理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通中的关系，保证世界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实现这种协调和安排，有时需要互相妥协，有时可能实现共赢。在一战前或在两次大战之间，正是在此类重要问题上几乎毫无建树，成为走向大战的重要原因。金融扩张本身可以是和平的，但在一定背景下会比较容易走向战争。这种情况在佛罗伦萨、热那亚、荷兰、英国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时代都曾出现过，在当代美国霸权下依然是这样。从今天的角度看，在认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时应该分清：哪些矛盾是当时无法克服而走向战争的，这种无法克服与当时哪些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关；随着这些背景的改变，哪些矛盾是后来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克服或加以缓和的？或者说，在类似背景下，为了避免战争需要克服的是哪些矛盾，今天有可能创造这些条件来克服或缓解这些矛盾吗？
从此出发，我们也可以从二战的结果来回顾两次大战爆发的某些基本原因。二战的结果无非有两个：一是打倒法西斯，为战后的和平和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若干基本原则，使经济繁荣成为可能。法西斯是各国在工业化时代或多或少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它是否发展成洪流，既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经济社会状况有关。一般情况下，它受到国内经济政治条件的约束或鼓励，它在德国、意大利的全面爆发，虽然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内部经济条件恶化的结果，而这种恶化的程度又与缺乏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和制度安排有关，否则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兴起的条件将不会那么充分。
之所以缺乏国际协调机构或机制，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特别强大的中心国家，或几个不相上下的强国不愿妥协或未能意识到这样一种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当时的情况是，在德国的挑战面前，英国已经无能为力了，但它不愿放下身段，而是模仿德国，通过军事联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利益；同时，美国在政治上尚未做好荣升霸主的准备，这就为冲突尖锐化和世界大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经济利益是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在现代世界经济条件下各国都是这样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至少在今天依然如此。因为这是各国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必然要体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我们不可能阻止这种追求，只能更多地通过共同努力来抑制它野蛮生长的一面，那就是有效的国际协商，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战争。
注释从略。摘要：19世纪最后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繁荣”和“大萧条”并存的发展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和思想，是将西方国家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力量。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的形成，是科技发展周期、经济发展周期和“体系积累周期”进入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相结合的结果。在欧洲历史上，后一个周期的资本输出阶段往往意味着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和大规模战争威胁的逼近。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看上述发展方式与战争的关系：大繁荣、大萧条或资本大规模输出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虽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能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协调机构，而且它们愿意共同致力于减少大萧条产生的有害影响，那就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