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史学理论成立的关键在于哲学，那么，19世纪之前西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史学理论，虽然的确存在自在的史学理论意识，也就是有关史学是什么的素朴观念。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在客观性问题上，人们一直抱持一种具有审美色彩的模仿论或幼稚实在论。也就是说，客观性意味着思想对外部世界的忠实再现或复制，心灵客观地认识事物，用刘知幾的话来说，如同“明镜之照物”或“虚空之传响”。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始终没有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历史认识问题还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对历史知识的偶尔一瞥反而会坚定他们怀疑的目光。
在本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古典时代，相较于变动不居的历史世界，永恒不变的存在王国更能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在柏拉图看来，对变易之物的感知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不过是一种“意见”，只有那些可证明的数学类的普遍知识才具有完全的实在性，因而才可称得上是“真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历史学的价值甚至低于诗歌，因为史家仅仅描述已经发生的个别事件，而诗人则往往能吟唱出人世间的普遍本质。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中，历史学仍然是无足轻重的。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的自明原则和逻辑必然性视为科学知识的标志，从而把历史学排除出他的知识体系，因为它所记录的不过是人类的偶然行为。在那个信仰非理性存在的时代，强调个别事物真实性从而有利于历史学的唯名论者，在与强调普遍原则的唯实论者的争论中，也注定不可能占据上风。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仍被视为一门修辞学问或表现艺术而非科学探究，史学理论问题得不到哲学的眷顾。在其著作《论艺术和科学的虚妄和不确定性》（1520年）中，阿格里帕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对历史知识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认为它充满了自负和谎言，是一种最不可靠的知识类型。17、18世纪依然是普遍主义盛行的非历史的时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醉心于自然科学的探究，而冷落了历史问题的研究，他们对历史知识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培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哲学家对感官经验的强调，的确可以成为对历史知识的一种潜在辩护，但他们终究认为，历史学作为简单的经验描述，至多是构筑知识大厦的砖瓦，其本身并不是科学。唯理论者主张真理的标准是清晰自明的普遍观念，因此，他们对历史知识必定会采取与古代哲学家同样的轻蔑态度。笛卡尔认为，历史知识缺乏统一性和可靠性，对同一事件往往会有不同的记叙，用这样的知识去指导行动，如同在沙滩上盖房子，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当然，在从古代到启蒙时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不时会出现对历史怀疑论的反驳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瓦拉，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18世纪德国神学家克拉登尼乌斯，他们都曾试图站在历史怀疑论者的对立面，论证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启蒙哲人伏尔泰甚至首次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尝试用哲学的方式探究历史。然而，囿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都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知识的性质进行系统深入的哲学考察。
真正致力于沟通哲学和史学的，是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孤傲学者，他便是18世纪早期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根据其“真理即创造”的原则，维柯论证说，只要我们遵循适当的历史批判方法，就能够真切理解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因为它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也就是说，在维柯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可能的，它甚至比自然科学更为真实有效，因为自然并非人类所创造的。正是维柯所提出的这种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形成了与普遍主义理念相抗衡的力量，同时也给历史学注入了信心和底气。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纠葛，后来成为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基调，并形塑了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不过，维柯的思想太过超前了，并没有对他的时代造成直接的影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与之前的普遍主义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实证主义纲领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确立事实，然后是探索规律。后者是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前者仅仅为发现规律做好准备。英国的巴克尔、法国的泰纳和古朗治以及后来德国的兰普雷希特，都是把孔德的实证主义纲领贯彻到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他们都试图在考订、分析和综合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从而把历史学改造成为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
19世纪是历史学家尽享荣光的世纪，是历史学科学化和专业化的世纪。在这个历史学的黄金时代，社会总体上展现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无节制的渴望。无论是历史主义历史学家，还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他们都坚信，只要遵循他们所提供的方案，历史学就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不过，19世纪历史学灿烂的晴空，也不时会飘过怀疑的阴云。在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理性，而在于非理性的“意志”或“生命力”。理性的外观背后是态度、利益、算计和无意识的冲动。理性不过是非理性达成自身目的的工具，甚至是纯粹的自我欺骗。在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中，尼采对历史学的质疑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这位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阴郁哲人，从当时历史学繁荣昌盛的气象中，嗅出了某种危机的气息，并对之进行了“不合时宜”的无情批判。在尼采看来，历史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人类行动和生命力时才具有价值。而且，他认为，不存在客观的历史真理，不存在纯粹的历史事实，只存在出于利益的主观阐释。这样一来，“本来如此这般”的信念就被转换成了“应该如此这般”的意志。尼采的这些历史怀疑论思想，将会在20世纪后半叶的福柯和海登·怀特那里得到响应。
19世纪晚期对历史学的不信任，不单单是由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外部攻讦，更是源于历史学本身所衍生的问题。过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其逻辑结果当然是相对主义和知识的社会学。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主义史家，除了要挑战实证主义的专横和傲慢，还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局。一方面，他们拥有对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和信心。在兰克这样的史家看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公正、真实和客观代表着职业的操守和尊严，偏见、虚构和主观则是对史家崇高使命的亵渎和侮辱。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对个体性和多样性的彰显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反过来会损害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按照历史主义的逻辑，一切都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固定的基点。
为了对抗逻辑缜密的实证主义，也为了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缺乏哲学根据的历史主义历史学，迫切需要哲学家来为之提供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自身的客观性和合法性提供辩护。因此，到19世纪末叶，在历史学历经了近百年的繁花盛开之后，密涅瓦的猫头鹰终于在黄昏时刻向着历史学的领地起飞了。在这一时期为历史学奠基的工作中，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我们知道，同情地“理解”历史个体的独特性，是历史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要完成为历史主义历史学奠基的任务，就必须对“理解”赖以成立的先决条件进行批判性考察，也就是解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狄尔泰想到了两个哲学先驱。首先是前面所提到的维柯。根据其“真理即创造”的原理，人类精神的确能够理解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化精神”。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精神何以能够理解精神的创造物时，维柯的认识论原则却缄默不语了。于是，狄尔泰想到了另一个哲学家，这便是在批判哲学领域毋庸置疑的权威康德。当然，在康德所处的启蒙时代，与如日中天的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仍然是暗淡无光的。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经验论和唯理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回答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论洞见，为后人解答历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铺平了道路。狄尔泰便接过了康德的认识论武器，完成了一次对历史意识之性质和条件的批判亦即历史理性批判，试图对历史“理解”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进行充分的哲学论证。
然而，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得出了一个令他失望的结论：历史意识的先决条件是历史的。先决条件的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另外，从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齐美尔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以及布拉德雷、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在反驳孔德和巴克尔等老一辈实证主义者的过程中，也都对“历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答，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批判性探索。不过，由于归根结底的历史主义观点，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滑向了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怀疑主义，这颇具讽刺意味。主观上是想为历史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而最终的相对主义结论却在客观上动摇了历史学的根基。
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历史主义、本土实用主义和“新史学”的影响下，贝克尔和比尔德等美国历史学家，强调在重构过往中无法克服的社会制约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历史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他们将历史判断降低到趣味、意见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上，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高贵梦想”。面对当时本土相对主义者以及之前欧洲历史主义者的质疑，曼德尔鲍姆和莫顿·怀特等美国历史哲学家，试图在哲学层面上论证和升级历史客观性概念。在这些客观主义者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曼德尔鲍姆所阐发的历史客观性观念，一种批判的历史实在论。与兰克等人的融合经验论和观念论的历史实在论不同，曼德尔鲍姆的实在论兼具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
本书是一部史学理论或史学哲学著作，无论其中的历史怀疑主义还是历史客观主义，都是哲学家对历史知识基础的反思和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支撑历史学的基石，是历史学科合法性的根据，是历史学家职业信心的保证。但是，历史知识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却很难在纯粹的历史学内部找到，而是需要向外诉诸哲学。即便是本书所说的“史学共识”或“学科客观性”，也并非是完全历史学家群体内自发协商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分析派历史哲学家哲学怀疑论和哲学客观论的协调，所采用的协调方案的理论根据则是实用主义，其背后是皮尔士、杜威、蒯因、罗蒂等美国新老实用主义哲学家。另外，哲学怀疑论对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哲学层面上对历史知识看似消极的怀疑，并不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相反，如果予以正确的面对和积极的回应，它可以激发史家重新反思和论证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使历史知识客观性奠基在更周延的理论之上，也使历史学家的学科信心建立在更理性的前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