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起发生在海南省东方市的土地腐败大案，牵出包括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和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在内的25名干部，发人深省。
新华视点：千余亩土地“撂倒”25名干部
——海南省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追踪
开发商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官商结成“利益输送”联盟——这起发生在海南省东方市的土地腐败大案，牵出包括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和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在内的25名干部，发人深省。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谭灯耀的《刑事判决书》。
谭灯耀案一审审判长伍柄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近日，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被判刑18年。揭开这起土地腐败窝案，记者发现，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地价一涨再涨，土地交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如何加强和完善土地审批和监管制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集体土地“被私有”市长审批变“国有”
这起“偷天换日”的土地腐败案被查处，得益于当地群众实名举报。2009年11月，东方市检察院收到八所镇皇宁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东方市沐龙湾农业观光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延安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1000余亩，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干部受贿。
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后，海南省反贪局成立专案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在这起土地腐败案中，最终立案侦查32人，其中竟有25名东方市干部，不仅包括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原副市长等市政府领导，市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也参与“分肥”，同时还涉及12名村干部。
开发商和干部是怎样“分工协作”的呢？
原来，张延安买通村干部，通过非法转让方式，从皇宁村拿到一块集体土地。2009年初，开发商柳某得知东方市计划征用约1000亩土地作为“储备用地”时，便与张延安密谋约定，他“托关系”让政府“高价征用”，张延安以每亩4.2万元收取地价款，超出部分归柳某所有。
之后，柳某“托关系”向时任东方市市长的谭灯耀推荐了张延安等人非法占有的地块，希望谭灯耀“帮助”将其列为政府“储备用地”。几个月之后，市政府果然以每亩6.8万元的价格“收储”了皇宁村和小岭村合计1046亩的集体用地。
开发商“控制”干部构筑“利益输送网”
海南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刘亚铭说，通过调查发现，东方市土地管理较混乱，很多土地特别是集体土地都控制在私企老板手中，老板为了让所占土地“合法化”，便千方百计“控制”官员，最终借官员之手“合法谋利”。
要“控制”官员，开发商首先是“攀交情”。据柳某介绍，2008年三四月份，为促使市政府尽快完成高坡岭风景区规划，他通过关系找到谭灯耀请求帮助。之后，在谭灯耀的推荐下，该规划很快完成，并报省里审批……两人的“交情”由此开始。之后柳某送钱谭灯耀就收。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的官员们之所以如此“默契”地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除了“利益同盟”外，还因为当地政风较差。
2009年，时任副市长的李显民为了与谭灯耀搞好关系，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将10万元现金送到谭灯耀的办公室。不久以后，李显民顺利兼任市城投公司董事长。谭灯耀承认，在市长任上，他收受下属的钱有12笔，送钱的人包括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以及交通、财政、环卫等部门负责人。
在东方市，一些干部“跑官卖官”后，一定要寻求“回报”，“回报”的重要出处仍然要靠土地。土地拴紧了腐败官员的利益链。
私占土地问题突出“土地腐败”急需整治
调查发现，目前东方市私企老板乱占土地问题比较突出。多年来，市政府通过招标挂牌方式出让的土地很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也有限。因为许多城镇土地被少数个体老板控制，当地一些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不得不从老板手中高价买地。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锡仁说，从一些案例看，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征地方式简单粗暴。许多用地单位未经批准却先行征用，甚至无视国家土地管理法规，直接与农村基层组织自行确定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等事项，无形中加大了因为土地问题而产生腐败的可能性。
曹锡仁建议，当前急需加大对地方政府土地监管权的监督，严格操作程序，明确土地交易主体的权属。“应吸收失地农户代表参与征地监督，公布收支账目，让土地买卖完全在阳光下运行。”
海南省纪委执法办公室主任陈东柏表示，在征地监管方式相对滞后的情况下，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对土地开发领域的干部监督，特别要看审批环节是否依法依规，有效防止官员插手土地问题滋生腐败。
“被逼”索贿、造假骗官、分散“理财”、以腐养赌……
十大“个性贪官”内心独白
《环球人物》周刊
新年伊始，反腐依然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决反对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据中纪委、监察部透露，2010年共有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其中不乏中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的大案要案。
由检察日报社发起编制的《法治影响生活——2010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对2010年的大案要案进行了梳理，将李荫奎、邱伙胜、陈小涛、王亚丽、皮黔生、乔志东、李九成、王思飞、郝鹏俊、李启红等10人列为“个性贪官”。这些人用新的手段贪腐，出现了“被逼”索贿、造假骗官、分散“理财”、以腐养赌等新形式的腐败案例。
研究和分析这些“个性贪官”的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反腐斗争。
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
“我被‘二奶’所逼，含泪索贿”
2010年1月27日，坐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8法庭被告席上的邱伙胜，曾是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即将年满60岁的他，与增城市人大信息网上公布的照片相差甚远，没有了往日的满面红光，一头浓密的黑发已变得稀疏发白，满脸皱纹和充满血丝的眼睛让他显得更加苍老和虚弱。
在庭审的一个里，邱伙胜一直扭头向旁听席张望，渴望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当公诉人就他先后7次收受贿赂105万元的事实进行询问时，他自觉无颜面对亲人，停止了张望，垂下头辩解道，他受贿全因被“二奶”勒索，不得不“含泪”索贿。此言一出，旁听席上一片哗然，嘲笑声四起。
“二奶”挺大肚到办公室要钱
最终，双方以25万元人民币“成交”，解除包养关系，自此两人再不联系。
在法庭上哭红眼睛
邱伙胜前前后后给了韩冲98万元。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9年底，邱伙胜急急忙忙找到增城市经贸委主任钟某，满眼泪水地说“有急事，需要用钱”，问钟某有没有15万元。钟某心中盘算，几年前自己竞争市外经贸委主任的职位时，多亏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邱伙胜“点了他的名”。于是，钟某凑足15万给了邱伙胜。
2000年5月，邱伙胜又神情凄凉地找到增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主任列某，称“家里有事”，索要20万元。列某在许多商业项目上受过邱伙胜关照，当即答应了。
与此同时，邱伙胜还找了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李某，几乎下跪哀求：“如果没钱，我和老婆都要被逼跳楼！”李某的官位也是邱伙胜“照顾”来的，他便火速将15万元奉上。随后，邱伙胜又通过李某，两次向商人何某“借钱”，何某每次都给了10万元……
这些行贿人供认，他们愿意给邱伙胜钱，一是因为邱伙胜头顶上的官帽，“曾经给过自己不少恩惠”；二是因为邱伙胜的眼泪，“让人担心他家里真出事了”。他们哪里料到，这些钱都转手进了邱伙胜“二奶”的腰包。
对于累累罪状，邱伙胜供认不讳。然而他的自我辩解，却成了法庭上最“精彩”的一幕。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二奶”的威胁。“我当时（听到韩冲要钱）很生气，说要将韩冲抓起来，但她并非等闲之辈，听我这么说，竟扬言‘今天你抓我，明天就有人来抓你’……”说着说着，邱伙胜的眼泪又下来了。他的辩护律师接着说道：“涉案人员均供述邱伙胜请求凑钱，甚至是流着眼泪求帮忙……一个上级竟然是求下级，并不是勒索、施压，或利用职权逼迫，并不具备索贿的情节。”听到这里，旁听席上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难以认同。
当法庭最终判处邱伙胜7年有期徒刑时，邱伙胜没有提出异议，他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用哭红了的眼睛目送家属离开。
走出法庭后，记者耳边仿佛还在回荡着公诉人庄严的声音：“邱伙胜在分管公检法期间，主动索取贿赂没打算归还，其中涉案人员中的4人均为他曾经亲自提拔或点名同意升迁的官员。而他与韩冲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是最终导致其索贿发生的原因，可以说是‘因色用权’。”这4个字，道破了“含泪”索贿这一荒唐的“个性化腐败”的根源。
乔志东，情妇充当腐败“中介”
2010年9月29日，杭州市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乔志东因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52岁的乔志东原是一名医生，后走上仕途。从2005年1月起，乔志东出任江干区城建办主任，同时兼任10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工程的法定代表人。城建办主任一职，看上去官不大，权力却不小，经手的项目动辄就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这些钱怎么花，给谁花，乔志东一个人就可拍板。他成了建筑商的重点公关对象。
在收受财物的过程中，乔志东尽显“创新才能”。在与杭州一家彩印公司老板高某打交道时，乔志东先是打借条向高某“借”39万元，此后一直未还。当高某再次送给他45万元时，他不直接收钱，而是将这笔钱冲抵他之前的“借条”。
为了避免直接索贿的罪名，乔志东还充分调动身边人去开口要钱。母亲过节日、妻子买轿车、妹妹买保险、侄女读高中……这些人在乔志东的指使和暗示下，争先恐后地向有求于他的老板们开口。
乔志东有3个情妇，他创造了把索贿和“管理”情妇相结合的一套办法。情妇们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不需要来找他，直接找老板们。他既能耳根清净，避开争风吃醋，又能以情妇做“中介”，自己坐收渔利。
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
“‘当官在于活动’害了我”
据办案人员介绍，1993年至2008年，陈小涛非法收受贿赂共计1056万元人民币、20万港币（约合17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约合53万元人民币）。
跟上级“交流”腐败经验
陈小涛的“个性”之处在于，他从不掩盖自己的受贿行为，甚至还跟上级“切磋交流”腐败经验。“对于社会上流传的‘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的说法，自己觉得挺有道理，没想到现在害了我。”陈小涛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1998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他来到上级——海南省地税局原副局长兼海口市地税局局长陈谟林的办公室。在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分局的工作情况后，陈小涛说：“分局各项工作及我个人成长进步，全靠陈局长关心支持，这些我都心中有数。我这个人不会讲客套话，中秋节快到了，给您留下5000元，买些东西吧。”假意推辞后，陈谟林收下了这笔钱。
有了次，接下来就方便多了。1998年和1999年的春节、中秋节，陈小涛每次都会给陈谟林送去5000元，陈谟林都欣然收下。而从2000年至2008年的9年间，这笔钱从5000元“涨”到了5万元，而且是给陈谟林和他妻子各送一份。算下来，陈小涛共向陈谟林送去“过节费”92万元。除此之外，陈谟林曾先后7次到丹麦、瑞典、日本等国考察。陈小涛每次都会在陈谟林出国前，到他的办公室送上5000美元（约合3.3万元人民币），7次共送3.5万美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
金钱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腐败也成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出自《汉书》的名言，却成了陈小涛和陈谟林大肆受贿的借口。“我说趁着局里管理混乱，我们边收税边发财。那位副局长（陈谟林）则说，应是边发财边收税。”
“这些年来，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误区，错误地认为我被提拔为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局长，我手中的权力是上级个别领导给的、是自己奋斗来的。”陈小涛笔下的“个别领导”，自然指的是陈谟林。多年的权钱交易，让陈谟林成了陈小涛的“靠山”。因此，尽管15年间纪检部门不断接到对陈小涛行贿受贿的举报，他却从未受到深究。
曾有5年腐败“间歇期”
“大学毕业生——税务官员——阶下囚，我走出了这简单却又令人费解的人生‘三部曲’。这其中包含了自己的青春激情、志向抱负和贪欲及堕落的脚步声，也夹杂着思想矛盾斗争的复杂情感。到如今，那昔日的自由、辉煌和家庭的温馨已成为过眼云烟。”陈小涛的这段话几乎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陈小涛出生于1963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小涛从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原海口市税务局振东分局工作，很快博得了单位领导的器重。1993年，30岁的他被任命为振东分局第二税务所所长。
这个职位让陈小涛次拥有了权力，他很快尝到了甜头。1993年下半年，陈小涛将该所辖区内的企业介绍给澄迈县税务局马村税务所进行异地征税。马村税务所领导送给陈小涛20万元，作为“感谢费”。那时，陈小涛的年薪不过1万元，这相当于他20年的工资。这笔巨额横财让陈小涛内心的害怕多于喜悦。“当时我告诫自己：‘将自己辖区的税源组织给了别人，自己从中受贿，这是违法犯罪。今后不能再干了，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了。’”
此后的5年间，陈小涛的确做到了廉洁守法、克己奉公。由于工作出色，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因而，我错误地认为，那次受贿行为，其实是自己吓自己，没有必要担心东窗事发，也许只有天知地知。”1998年9月，陈小涛在陈谟林的帮助下，被提拔为海口市地税局四分局局长。
不久，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为在纳税方面得到陈小涛的关照，将3万元现金送进了他的办公室。陈小涛收下了这笔钱，再次开始了敛财生涯。最疯狂的时候，陈小涛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里受贿。“记得有一次，我派下属蔡某办理某公司股权变更业务。事成之后，蔡某拿着该公司给的35万元贿赂款请示我怎么分，我随口便说：‘我是老大多拿点，你具体办事也辛苦，给你15万元。’”
直到2008年底，海口市地税系统一批人员的腐败案件陆续被查出，陈小涛发现形势不对，便畏罪潜逃了，两个月后被抓获。
权力姓“公”不姓“私”
陈小涛坦陈，海口地税系统执法环境不良，是他堕落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由开始的不想收不敢收，到敢收也敢送。整个地税系统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坏风气，如要不跟着感觉走，就难有立足之地。整个系统形成了‘不给钱办不了事、办不快事’和‘小事小送，大事多送’的潜规则。另外，就是制度没有落实，权力监督缺位，造成了上级监督无力、同级难以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
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也告诉记者，陈小涛之所以能够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15年，的原因是监督缺位。他认为，目前反腐工作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完善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的规章制度，使之更好地对“一把手”进行有效制约。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小涛本人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扭曲。“扪心自问，自己坠入受贿犯罪的深渊，主要原因是将公权变为了私权。……现在，我才认清了权力姓‘公’不姓‘私’。权力一旦姓‘私’，那个‘兽’就会向你张开口。什么时候来‘咬’你，那就要看情况了。”
郝鹏俊，“煤官跌倒，蒲县吃饱”
2010年8月30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有期徒刑20年。
蒲县人合计了一下，专案组查获郝鹏俊及其亲属存款1.27亿元，再加上35套房产变现价值1.7亿元，他的财产比蒲县一年的财政预算还多3000万元。因此人们编了一首民谣，“煤官跌倒，蒲县吃饱”。这首民谣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60岁的郝鹏俊出生在贫苦农家，由水利员、镇长、县地矿局局长一路奋斗上来，把钱看得很重。2000年，他利用地矿局局长职务之便，借款2万元非法购买了一张采矿许可证，开始经营蒲县城南岭煤矿，踏上“官煤”之路。此后8年里，经过非法开采、挪用公款、贪污、逃税等多种手段，城南岭煤矿成为当地一个大煤矿。在2005年展开政府官员入股煤矿大清退行动期间，郝鹏俊名义上把煤矿转让给妻弟和堂弟，实际上他仍是幕后老板。
有了钱，郝鹏俊迷上了买房。他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朝外SOHO、南三里屯这些之地买下了35套房产。
2008年9月8日，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发生后，蒲县纪委书记在突击检查城南岭煤矿时发现了非法开采等问题，从而牵出“山西煤焦反腐案”。
河南省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
“不恨天地人间事，只恨自己贪无穷”
在河南省洛阳市的省第四监狱里，有个50多岁的无期徒刑犯人。他中等身材，微微发福，神情安详。他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就是喜欢在休息的时候，独自捧着一本中国古典诗词细细研究。眼前的他让人很难想到，当年河南省所有财大气粗的煤老板都得向他赔着笑脸。他就是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和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
2008年2月20日，李九成主持了一年一度的河南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台下一片掌声。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第二天，也就是那一年的元宵节，李九成被纪检部门带走了。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8年间，李九成利用职务之便和影响，共收受、索取现金和干股（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53次，共计1889.87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约合6.6万元人民币）、3万英镑（约合32万元人民币）及价值23万元人民币的轿车一部。
2010年5月1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九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用了30多种贪污手段
国家安监总局的内部人士说，李九成案是一起典型“官煤勾结”重案，是国家安监系统近年来的大案之一。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人员曾向记者透露，李九成属于“多项全能型”贪官：“他的贪污案非常典型，司法机关认定的30多种贪污受贿手段，他全部使用过。”
李九成犯罪的具体手段有哪些，检察机关没有披露。但值得注意的是，李九成是一个索贿“高手”。在他的53次腐败记录中，索贿多达22次。在全部的涉案金额中，只有约200万元来自受贿，其余1750万余元，全靠索贿获得。
2006年4月26日，河南省原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郏县大刘山煤业分公司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之初，矿方的通报伤亡情况为5死7伤。后续查处发现，此次事故至少造成10人死亡，18人受伤。矿方对该事故存在着重大瞒报嫌疑。在事故处理中，该公司总经理马光跃受到李九成的“帮助”，在追责时得以从轻发落。事后，李九成以其孩子在英国上学需要学费为由，向马光跃索要了2万英镑（约合21万元人民币）。
2007年11月，郑州煤炭工业集团芦沟煤矿二五西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建民，为顺利办理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给李九成送上现金10万元。李九成收下并允诺在办理许可证时给以方便。随后，李九成签发了同意杨的煤矿报请国家煤矿安监局批准的文件。
在李九成案中，袁占国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河南安监系统内，李九成与袁占国私交甚笃是公开的秘密。两人的交情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9年，在时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的李九成帮助下，袁占国以400万元的价格从河南省某实业公司购得卓业煤矿，后更名为金阳煤矿。为感谢李九成，袁占国送上金阳煤矿价值20万元的干股股份。从2001年至2007年，李九成获取红利27万元。
也曾是政界“明星”
李九成生于1956年，1981年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采煤系地下采煤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煤炭工业厅安监局工作。1995年，39岁的他出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厅、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安全监察局局长（副厅级），成为河南省引人注目的年轻官员之一。2000年，安全监督被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隶属于河南煤炭厅的安监局单列出来，成立煤矿安全监察局，李九成出任局长。
2002年，李九成兼任河南省安监局局长。在安监的体制创新方面，李九成主管的河南省安监局一直是各地方局中的榜样，在率先推广了“三委派”制、“安全工资”制、“六级安全网络”等安全管理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颇为国家安监总局看重。可以说，当年的李九成是安监系统里的“明星”级人物。
“他属于开拓型干部，敢想敢干，是个大老粗，说话做派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讲义气。但是工作作风有些简单粗暴，不利于团结其他干部。”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这样形容。作为一位厅级干部，他常因在酒桌上话不投机就大打出手。在一次会议上，他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向一位副局长拍桌子呵斥，场面十分尴尬。
管理安监系统，最常碰到的就是矿难。狱中的李九成对此颇为感叹：“以前在任的时候最怕听到矿难事故的事情，胆战心惊呀。有一次，为了救援被困在井下的76名矿工，我三天四夜都没合眼，人命关天，揪心呀。”李九成曾历经“大平矿难”、“新安矿难”和陕县“七二九”等诸多矿难。一位亲历过矿难指挥现场的安监人士描述称：“李九成的性格挺适合灾难营救的。”在灾难混乱的现场，他说话严厉、敢拍板。
然而，这位敢说敢干、颇具能力的“明星”干部，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可惜：五十知天命之年，今后都付于困闲。可叹：心机在九天之外，身陷于苍山之北。可悲：妻离子散隔天涯，泪洗愁肠抛雪发。可恨：不恨天地人间事，只恨自己贪无穷。”李九成用他的亲身经历，和在狱中练就的诗词本领，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这样的注解。
李荫奎，有张复杂的“藏宝图”
2010年5月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李荫奎案发于当地老百姓的900个“红手印”。2008年，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三级环保、信访部门都收到一封由900多名居民代表联名按下红手印的举报信，反映封丘县城居民区内有一家非法生产甲醇的“毒工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造成环境污染，诱发居民疾病。公司老板与县委书记李荫奎关系密切。
有关部门组成了专案组展开调查。2009年2月，50岁的李荫奎被“双规”。他不仅不紧张，还很镇定地对专案组人员说：“你们随便查，面对金钱的诱惑，我抵抗住了。我确实也收过一些钱，但都上缴‘廉政账户’了。”
果然，李荫奎及妻子、孩子名下确实没有大额财产，家中也仅发现5万余元现金，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后来，因受贿而落马的封丘县前任县委书记赵建军交代了昔日同僚李荫奎的腐败证据。经查，李荫奎先后1575次非法收受142人给予的1276万元人民币、8000欧元（约合7.1万元人民币）、8000美元（约合5.3万元人民币），创下了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原来，李荫奎独创了一套“理财”绝招，他一边上缴廉政账户资金，一边让妻子四处找亲戚朋友借来身份证，用其他人的名义开存折，藏匿赃款，画出一幅复杂的“藏宝图”。
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
“幸福市长”害了全家
56岁的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的政治生涯止于2010年5月30日下午。广东省纪委一位副书记找李启红谈话，并告诉她中纪委工作人员已到广东。随即，她被中纪委直接带走。
这是无数贪官都会经历的一幕。而李启红的与众不同在于，和她同时被带走接受调查的10人中，有4人来自她的家族，包括其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及其妻子、李启红的另一个妹妹。很快，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出：李启红家族资产高达20亿元，远远超出一家人正常收入所得，且来历不明，这被当地人讥讽为“全家腐”。
第二天，中山市紧急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通报李启红落马的原因。利用股市内幕交易达到“一人当官，全家受益”之目的，是李启红腐败的“个性”所在。
“中山公用”的内幕交易之谜
李启红被“双规”后，记者来到中山市兴中道。这是中山最重要的一条马路，两边巍峨地排列着中山市的党政机关。财兴大厦与中山市中级法院，涉案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用”）就位于这座大厦的三层，其董事长谭庆中已“被控制”。
谭庆中原是银河基金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该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虹口区与中山市互为友好城市。2006年，在两地官员互访交流时，时任中山市委副书记的李启红认识了谭庆中，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到中山担任一家国有上市公司——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中山公用”）的董事长。中山官场对这一任命颇有非议，“这种人事变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官员式’任命，也难称正常的市场化聘任”。但李启红决心坚定，她交给谭庆中的任务是：重组这家国企。当时，这家公司管理着中山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李启红的如意算盘是，“中山公用”收购全市5家供水公司，组建中山市的公用事业集团，然后整体上市。在重组过程中，通过人为影响股票价格，为家族牟取暴利。
谭庆中开始了“大手笔的操作”。
2006年6月，证券市场上传出“中山公用”即将整体上市的风声。谭庆中故意让消息传了两个月，才发布“澄清”公告，否认这一说法。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价迅速下跌，每股只有4元多。随后，谭庆中安排其亲信张来明出面，注册成立国有独资公司“振业投资”，趁低价悄然吸纳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2006年底，“振业投资”不声不响地成为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流通股东，持股678.72万股。
中山知情人士透露，“中山公用”案有两大疑点。其一，利好消息和不利消息出现的时机太巧了。在中山，谁最有可能成为一家国有企业重组案中最权威的内幕消息源？女市长李启红。其二，“中山公用”重组的实质是对5家区镇供水资产的收购。中山虽是“小地方”，公用事业领域的利益协调却不简单，仅靠上市公司很难完成，谁才有能力说服各方？还是女市长李启红。所以，李启红是端、最权威的内幕消息源，其家族成员根据她的消息买卖股票，张来明和“振业投资”只是李家推到前台的幌子，8600万元巨款应该流入了李家的腰包。
家族成员热衷房地产
李启红是土生土长的中山人。1968年，14岁的她还是小镇上一个编织草帽的工人，随后当上居委会主任、镇党委副书记、市妇联主任、市委组织部部长，一步步登上市长之位。2009年她获得“中国十大品牌市长”称号时，主办方为她撰写的颁奖理由是，“（李启红）在交通、金融产业集群、城建环保等各个环节，为打造中山城市品牌，持续不断地挥洒着热情”。
这几大领域，恰恰极易发生腐败。以房地产为例，2009年1月金融危机肆虐期间，中山市提出多项优惠措施“救楼市”，引来一片质疑。李启红回应道：“楼市低迷对政府的整个税收都会有影响。”此后，中山的房地产热造成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带来了不少社会矛盾。北京律师王令在前往中山办案时，发现中山市坦洲镇数万亩的耕地被非法转为国有，又被低价出让给开发商。正当王令想调查这个开发商时，中山的公安干警如影相随。他晚上入住宾馆，凌晨竟有20多名警察查房，包括派出所民警、治安警、刑警等。个个直奔主题，希望他不要办案了。“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处事风格，市长会没有问题？”义愤之下，王令首次做了中纪委的访民，实名举报中山市长的滥用职权及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
李启红不惜调动警力来保护的开发商，到底是谁？
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李启红的弟弟李启明是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五建”）的法人代表。“中山五建”原为集体企业，1999年改制，成为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除了李启明是法人代表外，还有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小叔子林永灿、林家亲戚林元明等股东。后来，“中山五建”又注资成为中山市丽景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打出了“只为中山高管建房子”的嚣张口号。
李启红曾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幸福城市的幸福市长”，炫耀道：“我经常加班，等我回家时，我丈夫已经炒了一桌我喜欢吃的菜。我真是很幸福。”当地人看到节目后说：“她倒很幸福，中山都快成她家的天下了，可怜我们小老百姓，被房子套牢一辈子。”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正是李启红案的特点：一个官员常年在当地经营，为其家族势力的形成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权力保护。
皮黔生，“创业元老”栽在开发区
2010年8月1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死刑，缓期2年执行。
在某些公众场合，皮黔生喜欢自诩为“老开发”。他1951年生于河南宁陵，早年当过工人，后从军6年。1978年，皮黔生考入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委办公厅。1984年，天津市决定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皮黔生担任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皮黔生的落马，源于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霍津义一案。霍津义收受贿赂、批准贷款的事情背后，都有皮黔生的最终支持。法院审理查明，皮黔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755万余元人民币，造成国有资产2．2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江苏省海门市教育局原副局长王思飞
“用别人的钱过自己的安逸日子”
“再过10天，儿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不知他现在的情绪如何？我的事不知对他有多大影响？我80高龄的老母亲，疾病缠身，一个人孤零零在乡下可否安好？我爱人是不是心乱如麻？我好想他们，都是因为自己一错再错，让他们受累了！我的所作所为，愧对组织培养，愧对父母，愧对家庭，愧对儿子！”这是一份长达11页的忏悔书中的一段，它的作者是江苏省海门市教育局原副局长王思飞。
2010年5月27日，王思飞被海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6日，海门市法院对王思飞案开庭审理。王思飞被控于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贿赂共计22.5万元人民币、2万元港币（约合1.7万元人民币）。11月初，海门市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思飞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没收财产12万元。
“输了钱，只有受贿一条路”
为了方便随时赌博，王思飞经常随身带着几万元现金。这些钱从哪里来？他在忏悔书中坦白交待：“赌博必须以金钱来支撑，而我缺少这方面的实力，输了钱怎么办？那就只有受贿一条路。我追求起与自己收入极不相称的人生生活，这也是我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一大原因。”
在赌局面前，廉政教育完全被王思飞抛在了脑后。据办案人员介绍，海门市教育局平时关于法制教育、廉洁教育的活动并不少，这几年海门市教育系统也有一些人因违法被捕，但这些对王思飞的触动都不大。“机关单位组织大家去监狱等地参观，接受廉政教育，王思飞就是去看个热闹。参观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开始受贿，但看着那些被关押的腐败分子，他根本没和自己联系到一起。他只关心几个犯人一间房、平时吃什么这些琐事。”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体现廉政教育的成效，王思飞也曾象征性地向当地廉政账户退过钱。据他自己交待，2005年上半年，在收取25000元贿赂款后，他将其中的5000元上缴到了廉政账户。但在后来的庭审中，由于证据不足，法院并没有采信。直到2010年5月，一位同事被纪委带走调查，王思飞这才慌了神，陆续向行贿者退还赃款。但为时已晚，这些行为仅仅是为了掩饰受贿事实，改变不了其犯罪性质。
高材生的心理蜕变
生于1963年的王思飞，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年少时家里也十分贫困。1981年，他从海门中学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在南大获近现代史硕士学位。那时的硕士数量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王思飞回到老家海门后，作为少有的高级人才，进入海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97年，刚满34岁的他，就被提拔为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前途一片光明。
被领导寄予厚望的王思飞，最初也曾有自己的原则。当上副局长的头几年，他一直提醒自己要拒绝诱惑。王思飞分管的是教育装备和勤工俭学，可以说是个“肥差”。一些人也曾想着向他“进贡”，但当时的王思飞，对送来的钱物一律拒绝和退还。
王思飞的思想刚有变化，机会就来了。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上午，某校办企业厂长约王思飞出来，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装有1万元现金的贺年卡信封塞给了他，作为春节的“拜年钱”。王思飞只是推辞了一下，就把钱收了起来。这1万元，正是他腐败的开始。
“我是80年代的研究生，跟那些低学历但又腰缠万贯的人相比，自己觉得太不值了。没那个条件怎么办？就只有用别人的钱过自己的安逸日子。”这样的想法支撑着他继续受贿。此后，王思飞不管是平时还是过节、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不管是人民币还是港币，也不管是在局里还是在家中，只要别人送，他几乎都照单全收。
张家港一针织厂负责人为了拿到海门学生校服面料的生意，先后3次送给王思飞1万元；一企业老板为了给海门学校统一提供某指定用品，送给王思飞1.5万元；上海一家公司为了在教育现代化装备采购环节中标，4次送给王思飞5.3万元；南京一家公司为了承接软件业务，5次送给王思飞4.8万元……
针对王思飞案发现的问题，海门市人民检察院向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在更高层次上提高教育系统人员防腐拒变的能力；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对关键环节如物资采购、基建工程等方面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对关键岗位实行轮岗交流，加强规范化管理，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加强监督，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有效防止个人独断和暗箱操作。
王亚丽，副书记“一身”是假
2010年3月14日，河北省纪委通报了石家庄市原团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常委王亚丽“骗官”案的调查进展。通报说，王亚丽因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已被依法逮捕。
王亚丽本名丁增欣，1969年出生，石家庄市无极县张段固镇西验村人。1989年，她认后来成为石家庄金华停车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兼董事长的王破盘作干爹，并改名为“王亚丽”入了城镇户口。1996年，王亚丽在王破盘和时任石家庄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的帮助下，调入交通局。
与此同时，王亚丽不断伪造履历，称自己12岁进了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做药剂师，还是正定县武装部干部。
1997年底，王亚丽与王破盘关系破裂。王亚丽找到了新的“贵人”——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张振江。在张振江“力荐”下，王亚丽当上石家庄市团市委副书记。
2008年8月8日，王破盘去世，留下了一座价值4.5亿的在建大厦。贪心的王亚丽自称是王破盘的亲生女儿，要求继承遗产。王破盘的女儿王翠棉请律师展开调查，掌握了王亚丽伪造档案、履历及非法侵吞王破盘公司的证据，并实名向石家庄市、河北省及中央各级纪检和组织部门举报。最后通过调查，王亚丽被依法逮捕。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本刊
贪官有“个性”，反腐有共性
到底什么叫“个性贪官”？在深入调查了上述贪官的“个性化”贪污行为后，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
环球人物杂志：《法治影响生活——2010年中国法治蓝皮书》提出“个性贪官”概念，您怎么界定“个性贪官”？
林喆：我理解的“个性”二字，就是官员贪腐的特殊性，包含了两层含义。，是腐败形式的特殊性。这些贪官的“个性”手段，本质上属于腐败分子的创新方式，是他们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贪腐形式，用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这些手段有别于以往，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在监督时，往往会忽略这些手段。第二，他们也具备其他贪官的共性，又在共性下发展出“个性”。比如利用情妇腐败，以前常见的是贪官让情妇的公司包揽工程，而“个性贪官”杭州市江干区城建办原主任乔志东不是这样，他让情妇直接出面，向老板、包工头索贿。万一事发，他可以以“不知情”的名义辩解。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点评一下您印象较深的“个性贪官”？
环球人物杂志：贪官有“个性”，是否意味着反腐难度在加大？
林喆:“个性贪官”的出现，是向反腐败提出的挑战。贪官的贪腐手段不断变化，其危害性在增加。比如，2010年出现了“坐牢补偿费”这种新的腐败形式。贪官入狱后，一些行贿者觉得他出狱后还有可用之处，继续送财物。但此时，贪官的官员身份已经被剥夺，只是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公民，通俗地讲是个“受限制的普通人”，这种身份还算不算受贿呢？这要求纪检部门对这些新问题进行研究，反腐败的手段也应随之变化，掌握腐败分子新的手法，对其给予坚决的打击。
环球人物杂志：针对“个性化腐败”的趋势，我们有哪些措施？
林喆：无论贪官有怎样的“个性”，我们的防范措施应该是共性化的，就是坚持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这些方针对任何个性化腐败都是行之有效的。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看过这些“个性贪官”的资料后，我感到非常恶心。这些官员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根本不知道“廉耻”为何物，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我们要自问：这些干部是怎么被提拔的？有的在位在岗10多年，要不是落马的话，都不知道他（她）竟然做过这么多可耻的事。这对我们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提出了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