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迎来迅猛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亦快速推进：资本市场建立、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制度转变和系列房改政策为优化资源配置、净化市场环境、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增进人民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资本逐利性特征逐渐凸显，大量资金开始涌入房地产、股票和外汇市场，具有典型的投机属性；而资本的生产要素职能渐趋弱化，金融系统运行呈现出“脱实向虚”趋向。由此可见，如何处理好“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下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理论难题和现实挑战。而若想处理好“宏观经济稳增长”与“金融系统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核心要务主要有二：一是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进行准确的度量，即客观描述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变化规律；二是要深入理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传导关系和交互影响。这是认知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的变化规律、传导关系以及交互影响的前提和根本，亦是本文研究的逻辑初衷。
第一，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周期错配现象。具体体现在：经济周期稳定地以6-7年为一个周期，而前两轮金融周期持续期极短，仅持续2-3年。周期错配的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稳定。即使金融周期波动领先于经济周期波动的观点成立，但也一定存在着非完全传导抑或是传导受阻的时段。因此，若想准确地判断二者之间的传导关系，还是应该基于实时因果推断。
DY动态溢出指数法主要是利用滚动时窗分析对不同周期之间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强度进行动态测度，它的本质是一种广义动态方差分解，这一方法存在两方面优势：(1)能够有效规避传统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解时，结果存在变量顺序依赖的问题；(2)能够依照滚动分解进行实时溢出效应分析。为进一步厘清中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实时交互影响，本文将利用DY动态溢出指数对二者之间的实时溢出效应进行测度。两变量的DY动态溢出指数构建如下：
首先，建立一个协方差平稳的双变量$VAR\left(p\right)$系统：
其中，$\sum$是扰动向量$\varepsilon$的协方差矩阵；${\sigma_{jj}}$是第$j$个方程误差项的标准差；${e_i}$代表第$i$个元素为1，其余元素均为0的选择向量。考虑到在广义$VAR$系统下进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时很难满足$\sum\nolimits_{j=1}^2{{d_{ij}}\left(H\right)}=1$，因此本文按式(5)对方差分解矩阵进行标准化。
对方差分解矩阵进行标准化后，$\sum\nolimits_{j=1}^2{{{\tilded}_{ij}}\left(H\right)}=1$，$\sum\nolimits_{i,j=1}^2{{{\tilded}_{ij}}\left(H\right)}=2$。
据此，变量${Y_j}$向变量${Y_i}$的定向溢出指数(DirectionalSpilloverIndex,DSI)可写为：
变量${Y_i}$接受所有其它变量的定向溢出效应可由标准化后的方差分解矩阵中第$i$行上除对角线元素外的其他所有元素之和表示，即：
特别地，由于本文的广义方差分解中只存在两个变量，因此$DS{I_{i\leftarrow}}=DS{I_{i\leftarrowj}}\left({j\nei}\right)$，并且有$DS{I_{i\leftarrow}}=1-DS{I_{i\leftarrowi}}$$1-{DSI}_{{i}\leftarrow{i}}$。同理，变量${Y_i}$对所有其他变量的定向溢出效应则可由标准化后的方差分解矩阵中第$i$列上除主对角线元素外的其他所有元素之和表示，即：
系统的总体溢出效应(TotalSpilloverIndex,TSI)，即所有变量的波动溢出对系统总体预测误差方差的平均贡献，可由标准化后的方差分解矩阵中除主对角线元素外的其他所有元素之和占所有元素之和的比例表示，也可由$DS{I_{i\leftarrow}}$或$DS{I_{\toi}}$的所有元素的平均值表示，即：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传导关系和交互影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它不仅关系到“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协调治理，也是把握和认识资本的基本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前提，同时更是在长期内引导经济摆脱“脱实向虚”困境的核心和本质。为此，本文基于精准计量思想，在构建中国经济周期指数与金融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对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事实形态、传导关系和交互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事实形态而言，2003—2021年间，中国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和4轮完整的金融周期。这说明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间存在着典型的周期错配现象，期间既有典型的耦合区间又有显著的背离时段。
第二，就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传导关系而言，使用传统的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机制识别会产生严重的经验误判，这是因为二者之间无论是在传导关系还是传导方向上都会发生反转。而根据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测算，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长期内的稳定传导，只有在罕见灾难危机和周期大幅度背离期间才会产生强牵拉和传导信号。其中，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强传导主要体现在2016年间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强背离阶段，它有效地纠正了资金的“脱实向虚”；而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强传导主要体现在疫情时段，期间资本市场的变化有效地预测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转弱。总体来看，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不仅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传导关系，并且对传导时滞的判断也较为精准，可以为完善现代宏观治理体系的危机管理职能提供精准的实时预报。
第三，从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交互影响来看，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更强，而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较弱，这与经验判断相符。但需要注意的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交互影响明显增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间的关联性已有了实质性提高，形成了彼此增进、交互渗透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的“脱实向虚”现象已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高效性、协同性和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