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暖实力；软实力；国际传播；共情传播；跨文化传播；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下称“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报告围绕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格局、传播体系四个维度指明了未来国际传播工作的前进方向。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纵深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之下，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剧，致使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风险传播比例递增以及信任与共情传播机制匮乏，加之复杂的全球传播格局和价值多元的现实境况，形塑了文化形态多样、价值矛盾冲突凸显的“全球风险社会”。为应对全球传播生态的非理性嬗变，推动国家话语从“软实力”转向以共情传播为特征的“暖实力”逐渐成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方向。
一、理论回眸：中国国际传播的现实境遇
对于贯穿利益、边界、秩序的国际传播而言，中国国际传播在全民抗疫、经济复苏、民生稳定、人权维护等议题上尚未与世界形成建设性对话，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媒体加以扭曲与打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向确定了集成性、组织性、系统性的战略布局与行动框架。
（一）全球“西强我弱”的传播逆差依旧存在
从世界范围而言，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极右翼话语霸权复兴，中美冲突的加剧以及“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报道框架的潜在影响，部分国家民众长期浸润于本国各类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福特纳（Fortner）所定义的“国际传播”指出了其超越国界、政治宣传属性且被少数大国所主导的特点。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中，报告指出，美国将中国及俄罗斯界定为其主要“对手”，并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战略。由于西方话语霸权对我国外宣媒体以及涉外文化机构长期持有零和博弈的刻板框架，中国的部分媒体和企业在涉外业务上连遭不公待遇，华为、TikTok等跨国企业的频繁受挫皆反映了当前全球国家间话语权力的失衡。少数西方国家在赋予其自身传播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亦助长了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不断削弱和模糊其他国家的所属角色，束缚了国际传播原本所持有的理论想象力。如何持续、有效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及中国形象的善意，推动海外受众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从宏观层面回应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是当前国际传播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逻辑困境
默多克曾坦言：那些掌握传播入口的人，最终也将掌控世界的闸门。近年来，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迭代升级，助推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持续深入。从理论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一国一策”“精准传播”等依托于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31”讲话的理念对策，成为了重要的传播战略指引。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则依托上述理念，全面拓宽渠道传播中国声音，并与西方政客、智库争夺国际话语权。衡量一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国家话语的叙事设计。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体系的话语模式迥异，缺乏有效的策略性叙事（StrategicNarratives），抑制了国际传播亲和力和实效性的外显。因此，尽管我国不乏中国故事的叙事文本，但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囿于叙事思维相对薄弱、国家话语形态较为单一等结构性因素，加之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导致话语误读、对抗性解码等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产生，从而难以提高国际传播的说服力和话语感召力。
以实践层面观之，在主流媒体话语外部影响力受限的现实背景下，以李子柒、办公室小野为代表的素人网红，为立体化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新路径提供积极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传播的对象、形式与路径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国际传播实践如果不加以研判则容易陷入“以一概全”的逻辑陷阱，其具体体现在：以个案的传播效果界定何为“中国故事”整体的话语表征，并以此代表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谱系的典型案例。上述实践方面的误区导致国际传播实践很难形成系统的范式指引，并引发部分随机性或现象级案例的模仿与复制，难以通过归纳的方式建构系统、全面的国际传播议题框架。
（三）“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
二、概念廓清：软实力到“暖实力”的考量
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往，软实力成为国家实力以及国家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之一。时至今日，中国需要深入挖掘软实力主体作用的外延潜能，将其原本“展形象”的传播逻辑转化为增强国际传播共情效能的“暖实力”。通过基于“暖实力”为核心的跨文化共情，赋能全球传播链路中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一）作为软实力的再深化
随着软实力概念的逐步深化，对于共情等情感元素的考量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视点。达雅·屠苏认为，软实力的升维是国家话语权力的进一步延展，而中国正凭借自身的战略与优势逐步拉进与美国的差距；程曼丽指出，文化软实力归根到底是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彭凯平则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暖实力”定义为软实力的升维，他认为：“暖实力”是让人感动、感染、感到召唤的升华力和暖心的能力，也是后疫情时代新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议题。
（二）作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外宣观”的主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暖实力”的提出呼应了上述号召，例如：陈先红认为“暖实力”是蕴含同胞情谊、集体行动、道德伦理的共同体叙事，也是基于事实的“巧传播”手段；左军占认为国家叙事的“暖实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和平崛起的新话语表征。通过“暖实力”的立体化传播，有利于赢得民心和国际话语权；王善平认为，“暖实力”是继软实力之后，中国应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新思维，亦是中国应对美国“巧实力”的策略之一。从国际传播领域来看，于运全提出应将中国故事里的暖心叙事作为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的探索方向，并将文化共情与交流友好性作为信息传播的“善意核心”，试图为中国故事文本资源提供有温度、有高度、有深度的人性化视角；高金萍在此基础上，将以“暖实力”为代表的共情修辞提升国家叙事的理论渊源与发生机制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创新中国故事语态、塑造多样性的场景链条等维度进行了探讨。
综上，在我国外宣体系遭到部分西方国家空前打压的影响下，“暖实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融化隔阂、扩大交流、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的共通话语/符码，也是国家间尊重、理解、支持、合作的“巧策略”，带有暖人心、易共鸣、促理解的共情体验，亦是能使认知对象国受众理解中国价值观和核心主张的“巧传播”方式。
（三）作为国际传播的新元素
本研究以国际信息传播中“暖元素”的挖掘为契机，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一套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主体性的新探索。
其二，“暖实力”注重信息传播过程中共情元素的提炼与升华。在信息传播、交换过程中，引发情感共鸣是快速拉近传播主体与受众/用户心理距离的“捷径”。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传播学对共情概念的扩展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国际传播的共情效果是由信息传播的“在地化”表达与输出话语/修辞的“同感、共感、共鸣”二者合力，来实现情绪、情感有机渗入的跨文化信息接收与认同的动态过程。进而言之，“暖实力”在国际传播中的共情机制则是在海外受众接收他国信息时，主体自身因信息中的文字、符号、声音、影像等多模态元素而产生的情绪及情感的共鸣效应，继而调动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生活经验、认知基模（Schema）等综合感知，在情感、态度、行动层面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或情绪共振，最终形成认同圈层与情感共同体。
其三，“暖实力”是中国话语以及中国形象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新视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的守正创新，积极配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与舆论斗争工作。“暖实力”以建立双向平衡的传播体系，实现国际传播的民心相通为归宿。中国国际传播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应改变只重“讲述”而不重“讲好”的软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其中，讲情感就是“暖实力”所要发挥的效能所在，亦是消除个体差异、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情感支撑。“暖实力”作为传播符码，激发认知对象国受众的“同理心”“认同感”以及“共同意义空间”，以“暖”为情感机理的国家话语填补过去因文化高低语境差而产生的认知沟壑，形塑国际传播的共享价值认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彰显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三、超越秩序：中国国际传播的“暖实力”转向
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功能逻辑为内核，秉持系统思维与传播效果导向相结合的实用主义范式，其传播逻辑演绎的链条是闭合的。以“暖实力”为代表的共情因子融入，有利于改善过去“板着脸”“不放松”的形象以及“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传播窘境，进而为跨国信息传播实现意义共创与情感共鸣搭建媒介情境。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的时代要求
（二）以复杂国际关系格局为背景的现实需求
当今国际社会中，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规则成为全球治理的观念引领，其强调争权扩张的政治思维与强调共利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相悖，致使
原本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协作依旧难以实现，全球治理赤字的缺口难以填补。在全球治理体系尝试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话语创新性相对匮乏的现实，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下更应转变过去传统的说服性修辞。
（三）以提升国家形象为旨归的内在诉求
“暖实力”并非一种替代性、挑战性、否定性的理论主张，而是对中国形象的正向度传播具有建设性、对话性、启发性的作用。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是关键所在。习总书记的“5·31”讲话中明确强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目标，为新时代中国形象塑造指明了方向。“共同体”本身是依据情感和记忆等自然意志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这其中，情感成为主体间得以维系的核心要素，国家形象的全球能见度本身包含着跨越国界的情感成分。“暖实力”同时影响了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并与国家形象建构相互勾连、互相影响。一方面，“暖实力”拓宽了国家形象研究的情感路径，缓解个体认知与行为差异，为打破东方主义掣肘和西方中心主义排斥提供多层面支持；在另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建构为“暖实力”的行动逻辑提供思想参照，也为海外受众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可感范式与形象资源。
但需指出的是，中国形象的“暖实力”传播首先是一个动态生成过程而非静态化表述。由于国家间关系是由广泛的、相互联系的、多层次的异质话语构成，且国际受众受制于差异化的观念、信仰与知识体系，拥有迥异的群体边际。因此，动态化的、富有成效的持续对话逻辑是赋予“暖实力”话语意义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其次，“暖实力”在建构全球同心、情感共鸣的愿景下须统筹基于事实的历史叙事和基于身份建构的“复调”叙事。一方面，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理性客观的讲述，从主流媒体、跨国企业、个体视角等以更为生动的情感传递阐释清楚中国特色和中国主张；另一方面，鼓励具有“复调共识”的话语体系重建。以“暖实力”打通对外话语链条的同时，构建包容差异的对话性共识，从与他国动态、持续、平等的对话中总结具有“可传播性”的话语框架，摒弃以“主客分明”的消极陈述。最后，将“暖实力”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黏合剂与价值诉求点。通过“暖实力”情感传播的多样性经验，改善空心化的国家形象与对外话语程式，促使异质文化间的二元传播向基于共通情感的互惠行动转向。
四、价值升维：“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多维建构
作为软实力的再深化，“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抗疫实践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三重背景和现实要求。本研究主张从中华传统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历史经验出发，对“软实力”国际传播进行价值升维，不仅形成“暖实力”对外话语的联动机制，同时也意味着国际传播本身的知识体系创新。“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同样会遭遇全球传播生态、种族认同、观念差异、话语解构等跨文化阻碍。通过结合中国实际国情阐述的本质主义路径以及以“展形象”为旨归的建构主义理念，本研究通过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元素”编码/解码、国家形象建构、国际传播理念重塑的宏观技术路线，建构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图1所示），以期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图1.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作者自绘）
（一）“暖人心、聚民意、汇人气、促和平”的政治暖实力
相较于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硬实力较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主张不崇尚权力控制和强弱划分，而是秉承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理想相结合，形构了“暖人心、聚民意、汇人气、促和平”的政治暖实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二）“缩小经济差距、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暖实力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风险，呈现出围绕经济效率与政治合法性间关系的治理“目标”之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主导国与新兴国家的治理“主体”之争；以及围绕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区域主义相对地位的治理“形式”之争，加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建基于全球经济“稳行至远”、各国“互利共赢”的目标，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促成包容普惠、开放互鉴的全球经济态势。
（三）“包容互鉴、和合共生、引领共情”的文化暖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霍斯金斯（ColinHoskins）和米卢斯（RolfMirus）认为，植根于一种特定民族文化中的媒介内容仅在本国或本民族内具有吸引力，如果置于在其他国家，影响力和吸引力则会大幅减退，这种“文化折扣”现象植根于文化结构的差异。长期以来，“文化比较”多是在互看“异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并非以自身文化为中心、也并非如西方文化在普世标准的比较中区分文化的高低，而是具有一种自古以来包容互鉴、破除边界、共同繁荣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文化暖实力国际传播的现实基源所在。
（四）“世界共享、全球同心”的社会暖实力
在全球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中国“社会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升维体现在中国如何彰显“大国智慧”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并将“中国方案”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联结，通过“中国方案，世界共享”，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其二，以“人类共有价值观”为核心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社会暖实力。当今世界，西方世界以人权（humanrights）、民主（democracy）和良治（goodgovernance）的普世价值观强加为世界通用的普遍真理，并以此衡量以中国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不过，人权、民主和良治并非西方独有，其同样是可以在中国寻得丰厚理论和文化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如今，西方学者、媒体、政府通过合力构筑“人权”话语霸权对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以舆论攻击，中国则始终保持开放对对话姿态，积极同世界对话、宣介中国人权建设经验，通过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将人权问题与超越民族、种族、文化、信仰的人类共有价值观联结。
一方面，中国的人权事业以人的发展权为核心，注重对人之“主体性”的保护。中国的“人权”观念，是在对西方“人权”思想扬弃基础上形成的，且与西方人权概念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哲学逻辑之分；现实关联的“共同体”与抽象孤立的“个体”指涉对象之分；和以“义”而非“利”为旨归的价值观念之分。在2017年之前，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累计发表了41份有关人权的白皮书，人权白皮书表达的形式逐渐多元化，话语侧重点也由生存权向发展权、社会保障权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人权观念的国际传播以“全人类发展”为旨归，反对以人权为由干预别国内政，反对国际人权的双重标准。安纳伊姆认为，人权的遍化不仅需要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个体达成共识，还需要一定物质条件。这也意味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个体由于精神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很难通过“国际人权法”保障自身的人权。自1990年起，中国与近40个国家举行过近200次双边人权对话与磋商，201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合国主导的反海盗和维和行动中，中国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权事业成为推动国际人权保障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体现了通过人类共有价值观桥接全人类命运、促进平等对话、保障世界公民共享“美好生活”的社会暖实力。
五、行动愿景：“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能路径
随着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重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暖实力”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对现有国际传播战略进行再审思，在诉诸善意的中国话语中客观评估、塑造与传播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实践创新。
（一）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
近年，我国国际传播为适应不同媒介环境与制度背景而不断调适与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5·31”讲话中即指出了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时代性与紧迫性。“战略传播”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决策依据。
（二）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
传播技术介质的更新迭代推动传播理念变革，直接影响全球传播格局上中下游的样态延伸及其受众接收习惯的变迁，从而导致国际话语权的得失。因此，中国提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简称：四全媒体）的方针以加强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全球传播“向东看、向南看”的变革凸显媒介资本与传播思想的演进，亦是传播基础结构向智能化纵深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以平台媒体为代表的算法逻辑重塑了国际信息流的把关标准，逐渐弥合了不同媒体间的渠道差异。
面对全球传播格局的细分化重组，以往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逐渐下沉，平台媒体成为各国涉外事务部门所重视的新高地，过去“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地缘政治底色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逐渐走向杂糅化（Hybridization）。美国近年将联合与塑造全球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作为其推广国际议题与战略思维的规划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则利用Vlog等短视频、数字大使馆、跨界KOL等制造媒介事件，推广欧洲的世界主义理念。社交媒体消弭了跨国信息传播的传播区隔，部分智库学者、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素人网红等“非传统外交”元素的多元行动主体，在跨境信息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暖实力”在上述格局下应改变以宣传为导向的职能型设定，将传播信息个性化、人格化，以适应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平等化互动”，以此打造情感共通话语。
与西方国家知识话语的扩张性不同，中国话语更符合当前传播生态以及中华文化本身的和谐属性。“暖实力”亦在当前情境下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张力，通过短视频、Vlog、慢直播等社交媒体同“屏”共振的新路径，在共情传播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精准把握目标用户/受众的认知取向。例如，通过诸如“健康中国”等议题，将“暖元素”与中国健康话题、全球健康治理等进行有机衔接。对于“健康”话语的情感建构，可在各类国际社交平台以事实陈述为主线，以第一人称“露脸”而非基于官方立场对中国在对外医疗援助、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实际行动等进行共情话语的传输，在与受众多层次话语圈的“互文”叙事中，围绕疾病、恐惧、创伤等意涵塑造共情话语表征与文化符码，对部分国家针对我国的污名化表征加以柔性话语反击。
（三）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
（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
当前的全球传播场景仍处于中国观照的视域之外，我们更应以理性的“对话”视角。“暖实力”国际传播不仅是需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带动海外受众“异调和声”的话语重建过程。然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应认识到全球信息传播本质上就是信息域之间的对话，缺乏话语甄别思维，并一味地将他国的质疑或顾虑认定为阻碍传播的“阴谋者”，抑或是将国际传播效果甚微一律归纳为意识形态差异、政治排他性、文化休克等的原因，而没有探析其深层的真实根源，不利于对外话语体系的良性建构。换句话说，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应以“对话”取代“对骂”，对话的本质就是“复调”传播，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境中，以辩论的形式促使对话更具意义与分量，使得中国形象的多维建构更为充实。
结语
情感是长期依附于人的隐性要素，但在国际交往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跨文化认同大多源于情感触动与情感共鸣，其中，情感认同往往是开启认知认同的关键所在。同样，讲述充满情感与善意的中国故事，往往更易跨越政治、阶级、文化、种族等跨文化壁垒，从而挖掘从情感到理性、从理念到实践、从部分到整体的国家话语建构。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范畴创新，本质上是使目标受众在特定语境下接受新的认知空间与意义结构。“暖实力”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对软实力认知范畴的创新挪用而形塑的传播框架与愿景，在国际传播的实际应用中有望减少“认知落差”，重新界定特定议题的真相、性质与本质，并借助一定的情感元素强化“暖实力”的隐在力量。总体而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并不存在一成不变或者一应俱全的普世战略，而是应回归到国际政治、公共关系、新闻传播、话语研究等综合场域内再凝练、再升华，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话语自信与情感张力。
（本文作者：沈悦1，2，金圣钧3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