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emo了，他们的情绪出口在哪里？《湃客Talk》年终特别策划，联合优质创作者和资深学者，探求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学历、住房与婚恋难题。
对于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而言，租住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疫情之下，我们更加感受到空间的限制。爆改出租屋的节目让老破小焕发生机，鹤岗的房价也撬动许多打工人的心。但仔细斟酌，“张同学”的老屋窗户不时漏风，李子柒的乡村“大别野”只是滤镜，异地买的“白菜价”房子十年没涨，要放弃的东西或许太多。
上海的弄堂。据租房app显示，上海市中心的老式公房租金在4000-7000元不等。/unsplash
家装爆改节目呈现出改造前后的强烈反差，最终会传达一种观念：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我自己也是家装爆改节目的忠实爱好者。爆改界同样非常内卷，40平米的出租屋，从花几万元改造变成花四五千、甚至800元改造，成本越来越低。一是因为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太多钱，二是因为疫情之后，很多人缺乏安全感，有反消费主义的情绪。数据显示，90后的存钱比例相对疫情前更高，锻炼的人也比疫情前多。豆瓣上的“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抠门联合会”都在传达反消费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低成本的出租屋改造更加有市场。
“低成本改造出租屋”是不少社交软件上的爆款话题。/小红书@爱家居的喵喵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出租屋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分区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客厅、卧室、餐厅的分区。一些自媒体喜欢打造“1平米概念”，教你如何用一平米搭建吧台，打造衣橱间。
我小时候住在平房，不但有各个空间的分区，还有很大的院子，有养鸡和种花的地方。年轻人来到一线城市，不可能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空间，但在自己的小家里面，也能利用“一平米”提升幸福感。
爆改出租屋并不一定奢华，反而需要一些巧思。它不是消费主义的，而是创造性的。
现在年轻人的居住消费并不是均匀的。可能这个房子的房租并没有很贵，但是它里面摆着一件特别贵的手办，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创意，用这个有审美价值的手办去确定：这个空间属于我。并且这个物件是可以带走的，让租户有一种自我认同感，也会消解一定要先买房，才能改造“家”的沉重感。
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整租自由”。年轻人更在乎群己权界，很多研究和数据表明，刚进入求职市场的90后最喜欢“一室户”，因为它提供了整租的最小成本。
以往村落和大院里的熟人社会只存在于记忆里，大城市里年轻租户及有能力买房子的业主基本是“反邻里属性”，对于邻里关系的态度是消极的，希望用物业解决所有问题。
不管在个体居住还是社区层面，都不能过度地浪漫化年轻人的社交，私密性空间里的社交都是迫不得已的。
如何形成群体关联呢？以后的社交不是基于串门，而是通过第三空间。比如《老友记》里咖啡厅的沙发，它的触发点就是兴趣。读书会、做美食、夜跑，都可以让年轻人自主社交，再和小区里其他人形成关联。
城市行走（CityWalk）在年轻人中特别流行，上海很多组织都在做这方面的公益或者商业实验。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在各个社区建设艺术展。骑行也是探索城市的一种方式，我调研的一个公租房社区就通过骑行探索西岸滨江的公共空间，形成一种“趣缘联结”，让年轻人不断走出来，是非常有创新精神的有益体验。
上海西岸滨江的油罐艺术中心，提供多元艺术生态的独特空间。
我们在一个常用的卖房App上调查，发现确实有很多10万元的房子，但其中一些是地下室，一些是单间和仓库，一些是真的毛坯房，但都集中在很偏僻的地方。
按照中介的说法，去鹤岗买房的人大部分从事线上工作，比如主播、游戏代练和网络写手。房价低的城市大部分集中在人口外流的地方，在鹤岗买房，靠当网红主播实现了财务自由，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新闻的。年轻人过去后会丧失现实交流的空间，但生活不可能永远集中在网上。
乳山是我们长期的观察样本。有些人会投资乳山的房产，2012年乳山的房价是3248元/㎡，到2021年，乳山的房价变成3607元/㎡，没有太大变化。现在再去投资低价的房子，很大概率也会遇到乳山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你的房子很难交易，也很难升值和出租。所以综合来看，逃离大城市、去鹤岗买房不是一个好的出路，它更多寄托了大家对拥有房产的愿望。
鹤岗市存在人口流失问题，图为鹤岗的敬老院，它曾是一所幼儿园。
房子有很多的属性，比如作为居住空间的属性和投资品的属性。就算你有很多房产证，住在鹤岗之类的地方依然不会给你好的体验。
房产崇拜面对的一个更大的情景是“收缩城市”，就是城市人口流失的现象，它会形成结构性的外迁，这个时候你再去投资这些地方的房产，在实用性上会差很多。不是所有地方都会再进行城市化，更不是所有地方的房价都会涨。
我们不要低估年轻人的高速流动。即使是一个一天到晚不出门的宅男，他也要在大城市里宅着才能吃到外卖。年轻人的“宅”和“独居”，都需要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支持，只有人口高密度的城市才能提供。最近抖音上很火的张同学，连去城里买菜都要在家门口等半天汽车。
现在大家好像觉得高密度是不好的，其实高密度才能产生规模效益，也能带来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外卖配送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年轻人不愿意回老家的原因。
如果选择合租，会遇到与舍友卫生和生活习惯不合的麻烦。我特别认同孙老师说的“租房过程中很难交到朋友”。
《老友记》里的室友相处场景是非常理想化的。/《老友记》剧照
年轻人租房的“坑”大概分为几个大类，就是房源、合同和房东，都是孙老师说的“住房规范性”的问题。
房源上看，有人因为网上的“照骗”很快租了房，却发现室内配置非常差，自己不得不承受损失。签合同的时候，有些人没看清楚租房的条件及违约责任，忽略了不利于租客的霸王条款。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遇到的不是真正的房东，而是“二房东”，因此在租房的时候要确认房东的身份，需要房东拿出有效的产权证，并在水费、物业费的结算上面给出书面的保障。
房源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房东个人的需求会影响你能不能继续租这个房子。
从大环境来讲，这是租房界的乱象，但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它是租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痛点。住长租公寓的核心问题也是不稳定，比如之前的租金贷爆雷，房产中介资金链断裂、没办法运营。租客当时既没有房住，还一直要还贷款。
租金贷爆雷事件特别值得大家警惕。对于年轻人来说，莫名其妙签了租金贷，就是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租房协议，一份是和银行的贷款协议。这时候中介拿了钱跑路，租客要承担房租贷款。
我们国家非常快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毕竟它涉及的金额还没有那么大。目前租金贷已经被严格地限制了。金融不只是用来赚钱的，它应该带来社会福祉。我们现在也非常谨慎地在研究如何利用金融化的方式正向赋能租客。
比如小额贷款在很多时候能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正向功能。租房市场上也有很多贷款类的支持和金融化的措施，但一般都给到了企业端。如果从供给端得到贷款优惠，租客能得到更现实的好处，比如居住支持、相对优惠的房租以及相对长的租房周期。
因为信用机制，我们现在住酒店是不需要付押金的，那在租房当中，或许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使年轻人降低“付三押一”的成本。
我印象里的公租房是很偏远、很简陋的，北京百子湾公租房改变了我的印象，它充分考虑了人的活动空间，有很大的社区空间，还有很好的绿化，甚至具有住房上的家居美学。
公租房的居住权是规范的，它提供了稳定性，不存在房东临时把房子要回去，或者租金贷爆雷导致你无家可归。如果大家都能租到这样稳定的房子，很多人可能不会掏空六个钱包，把买房当成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公租房的申请门槛有一点矛盾，比如北京要求家庭的年收入要在10万以下，但公租房的租金大概在70元/㎡，40㎡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在2800元。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也不是很低，而且要以家庭为单元，会天然地把我们今天讨论的年轻人群体排除在外。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公司给刚入职的人提供五环外的出租屋，1500元租一个卧室，有班车接送，非常方便。互联网大厂或其他大公司，也可以给年轻人一些租住的可能性。
我对公租房的看法非常积极，今年国家出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这是全国层面上的推进。原来的保障性住房都是用来卖的，而公租房是用来租住的。很多有孩子的家庭依然要租房生活，这在超大城市中是正常的事情。
马岩松在设计百子湾社区的时候，很在乎“有尊严的居住”，包括阳光权以及公共活动的权利，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北京百子湾公租房小区内有很多公共空间，图为可以当作社区小剧场的下沉式空间。/图源网络
北京公租房的居住优先家庭单元，是因为家庭的居住是持久性的，而单身的青年群体可能是临时性的。公租房在建设初期的限制都会比较多，尤其是先保证低收入群体。杨老师提到2800元左右的租金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还是有点高，但我们想想，如果这房子用来卖的话，门槛就更高了。
上海的公租房覆盖面很广。《文汇报》2020年报道过上海公租房累计供应房源达15.2万套，正在保障家庭21.1万户，累计保障家庭72万户。累计保障的户数是正在保障的三到四倍，是因为上海公租房有腾退机制，三年是一个租期，一般可以租两个租期。
在上海的实践当中，公租房的优势从来不只是价格，它最主要的一点是合规的居住。它不限户籍，对于收入的限制也非常少。你可以去办居住证，集体户口可以落到公租房里，轮候规则也非常透明。社会的公共福利在不断增加，我们要有搜索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识。
大城市里，我们为什么觉得房产很重要？因为在《物权法》的规定下面，房产作为一种居住证明，有权利的供给者和监督者，而租户在权利上的保障性和认知性都比较低。虽然产权跟租赁权都是权利，但这两个权利还没有被平等地保护和认知。
我国的法律中至少有两条保障租户权利的条例，一是“优先购买权”，二是“买卖不破租赁”。“优先购买权”由《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如果业主要去卖房，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买卖不破租赁”由《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房子的产权关系发生改变，不意味租赁关系需要改变。
上海人把租房叫做“借房子”，其实鲁迅、郁达夫等文豪们都有租房子的情况，不能说租房就是不成功。/unsplash
当下大城市里的租户和创客是高度耦合的两个身份，一个人要去大城市创业，注定不可能很早买房。租户可以通过创业的方式实现上升流动，而不是“漂着”，只要不断在信息上、认识上加以改进，我们自然会接驳更加包容性的公共福利，也自然会感受到更积极向上的文化。